1933年7月11日，馬仲英以36師師長的名義給國民黨中央發電報，表明擁護中央的宣慰，並聲稱派人去南疆參與宣慰團的安撫工作，在電報的結尾，有如下一段文字：「喀什方面等部，因受英（國）人誘惑，有獨立傾向，自職部趙參謀回後，近復派委員審慎調查，如有證據確情，再電呈報，但蛛絲馬跡不可不早為防範，以免東北之繼。」

新疆分裂勢力就發源於南疆，1909年，英國駐喀什總領事喬治·馬卡特尼爵士就提醒新疆當局，要注意新疆突厥語系的穆斯林正在覺醒的泛伊斯蘭勢力。

如果我們追其根源，這與當時清朝遺留問題有著密切關係。

清朝將新疆民族稱為回部，而南疆回部民族成分主要是維吾爾、烏孜別克和克爾克孜，大清建國後，由於滿人在文化、人口、經濟等諸多因素上都無法與人口眾多的漢人相比，為了加強其統治，大清王朝即要依靠漢人文化統治漢人，又要防止漢人官僚聯合其它民族作強作大。所以對民族地區的統治採取的方法就是排漢，以免在民族地域形成漢族官僚勢力。特別是對新疆回部的統治區域更是作為滿人的自留地，禁止中原漢人向這裡移居，目的是將新疆回部勢力作為牽制中原漢人的力量而形成軍府制。對新疆回部採用與蒙古地區相同的方式分封親王、郡王等，強化民族自治。回部親王勢力和滿清軍府製成為了大清王朝統治新疆的基礎。由於自古以來中原文化、貿易就與新疆各部族聯繫緊密，此舉割裂了新疆回部各民族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融，大清中、後期的皇帝通過各種政策暗示當地民族，他們與大清皇帝為代表的滿人是利益共同體，是滿人皇帝的臣民。這種愚民排漢政策，致使新疆回部倒向了宗教勢力，妨礙了新疆回部各民族形成中國人和中國國家意識。

而這種以伊斯蘭政教合一的「烏瑪」式民族自治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弊端越來越多的突顯出來，爆發點集中體現在清朝中、後期相繼發生的「大小和卓」叛亂及浩罕人阿古柏入侵。

從當時的世界格局看，歐美等國隨著工業革命的成功，完成了政治的統一，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國民國家意志。洋槍洋炮迫使清王朝成為半殖民和半封建國家。當沙俄擴張勢力與英殖民勢力侵入新疆。以哈密王為代表的忠於滿清政權的當地回部告急文書上呈大清統治者時，大清還沒有形成真正的國民國家意志，而皇權意志還僅限於領土優劣選擇，為一個王朝的自保而爭論海防與塞防那個重要。

左宗棠收復新疆全境後多次奏請在新疆取消軍府制度，實行與內地一樣的行政管理體系，設立新疆省。1884年11月，在距左宗棠首次奏請朝庭提出建省意見7年後，清政府終於採納其意見設立新疆省，對南疆回部進行「改土歸流」。將新疆從滿族皇權的領地性質變成國家領土。大批漢人官員被派往新疆各地設立道、府、縣，新疆省政府開始積極推動內地移民進疆和當地居民在新疆各地遷居，設立官辦免費學校，推行漢文化教育。然而面對歐洲工業文明的擴張，中原文明已不再具有吸引力，而此前，二百餘年大清王朝培植的新疆回部屬於滿人皇帝臣民，與中原漢民族不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的意識，隨著清王朝的覆滅，已被孵化成民族獨立思想的病竈，潛伏在南疆回部社會的肌體裏。

喬治·馬卡特尼爵士關於泛伊斯蘭思潮的判斷是基於他對阿圖什的富商胡賽音·穆莎巴約夫家族的瞭解。穆莎巴約夫家族的兩兄弟胡賽音和巴吾東因經商而通曉多種語言，遍遊歐洲和中東，是南疆維吾爾人最早接受了近代科學和「兩泛」思想的重要人物，由於當時新疆的社會狀態還處於中世紀的農耕階層，與境外差距過大，兄弟倆決定出資辦學，開始了「民族文化啟蒙運動」。採用新式教育教授數學、化學、地理等課程，同時將伊斯蘭教育作為思想基礎。

如果沒有「兩泛」思想的導入，「文化啟蒙運動」對南疆社會向近代文明發展確實會起到積極的作用。但是，「民族文化啟蒙運動」中兩個突出的表現卻將原本以改善維吾爾教育為目標「啟蒙運動」引向了歧途。

一是出資留學，出國留學並非去當時以美、英、德、日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而只是兩個地方，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和俄國的喀山，因為這兩個地方是穆莎巴約夫家族重要貿易地。而這兩個地方正是泛伊斯蘭和泛突厥主義的發源地。可以準確的說，相對近代科學而言，「兩泛」思想對留學生回國辦學宣揚種族意識比普及科學文化表現更為突出。在這些留學生中有一個叫麥斯武德的青年，此人後來當過國民黨新疆省主席，也是新疆傳播「兩泛」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二是外聘教師授課，南疆創辦的新式學校教師主要是土耳其人和俄國喀山的「韃靼人」。這些外教在傳述科學知識的同時，在思想領域教育學生奧斯曼土耳其的蘇丹是突厥人的領袖，希望通過政治洗腦喚醒南疆回部的「突厥」種族意識，讓他們感知「突厥同胞」的共同責任，支持「伊斯蘭世界盟主」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建立大一統的突厥種族國家。

二十世紀初的啟蒙運動是為抵制大國殖民擴張開始的，當時西方國家已完成由王權到民權，由王土到國土的轉變，而相對封建國家，啟蒙運動的內容很多，民主、科學、人文、共和、信仰，各種思潮也紛至沓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無政府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等。而當時新疆的主政者楊增新沿用晚清的治疆體系，閉關鎖國，簡單的說就是「堵」，限制宗教人士外出朝覲，驅逐土耳其人，取締非法教學點，控制境內外印刷品進入新疆，建立嚴格的「郵檢」制度，打壓極端宗教分子，分化瓦解敵對勢力，由於楊增新的智謀才使「兩泛」思潮控制在極小的範圍內。

那麼喬治·馬卡特尼爵士為什麼要提醒新疆當局關注南疆的泛伊斯蘭主義的覺醒，這當然不是出於中國國家統一的考慮，而是為了英國在新疆的利益。喬治·馬卡特尼爵士有個中文名字叫馬繼業，此人出生在中國，並有一半的漢人血通，其父中文名叫馬格里，1860年作為軍醫隨英法聯軍入侵中國，1861年前往上海，與李鴻章合作加入絞殺太平天國的洋槍隊，並協助大清在南京建立中國第一個兵工廠。馬格里後來娶太平天國降將納王郜永寬的女兒為妻，生下喬治·馬卡特尼，李鴻章給這個孩子取名叫馬繼業，在中國長到9歲後，馬繼業隨父返回倫敦，所以他接受了中國官場文化和英國貴族文化，漢語是他的母語。由於英、俄在新疆帕米爾地區的利益之爭，1890年23歲的馬繼業作為翻譯再度回到中國，此人與中國官員關係密切，深諳中國官場之道，以「遊歷官」的身份在喀什歷經18年的努力才於1908年成立英國領事館，並任首任領事。因為馬繼業有一半中國血通，平凡更換的中國官員錯誤的認為在對俄的貿易紛爭上馬繼業會偏向中國，在這18年裏，馬繼業經過遊說盡然把自古屬於中國的「蔥嶺」地區的八個帕米爾瓜分了，而中國只分得了塔克敦巴什帕米爾，瓦罕帕米爾歸了英國，其它的六個帕米爾歸了俄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橫跨亞、歐、非鼓吹大突厥主義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土崩瓦解，被協約國劃分成了數個阿拉伯國家。畢竟土耳其本土與新疆並不接壤，傳播土耳其文化是有限的。在此之後，「兩泛」思想的傳播則是通過瓦罕走廊與新疆接壤的阿富汗。阿富汗人不是請來的，而是自已跑來的。阿富汗這個國家十九世紀初就是英、俄勢力的矛盾的交點，英國人目的是通過阿富汗達到控制北非到印度的勢力範圍，而俄國人則想通過阿富汗南下印度洋，奪取出海口，英阿從1839到1919年的70年的時間裡，打了三次，最終英國放棄阿富汗，承認英屬阿富汗獨立。獨立後的阿富汗自信心大漲。

1922年以默罕默德·謝裏甫汗為首的阿富汗代表團來到莎車，並自稱是阿富汗駐新疆總領事，要求阿富汗人與英國人同樣擁有在新疆的治外法權及貿易優惠政策，並拒不離開新疆，他們滯留莎車，宣揚「雙泛」思想，成為了南疆回部穆斯林分裂思想的根源，在莎車暗地裡形成了「阿富汗熱」，很多人公開學習普什圖語。

1927年2月，南疆有幾個人越境到達喀布爾，為策劃暴動尋求阿富汗政府的支持，阿富汗這個地方窮鄉僻壤連著僻壤窮鄉，打敗英國人是俄國人在支持，當時，阿富汗政府本身內亂不斷，只是口頭上答應在精神上支持暴動。

如果我們站在大一統的中華民族的角度，而不是站在某一個民族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前後的南疆地域，不可繞開的一件事就是南疆在民族壓迫的現實下，「兩泛」思想，如同鬼火般在特定的條件下伺機陰燃成烈焰。

民族壓迫、經濟壓榨、政治不平等來源於北洋政府任命的新疆官員和當地伯克和鄉約，其中1914年上任的喀什提臺馬福興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人物。

馬福興，雲南迴族穆斯林，早年中過武舉，任提臺後自恃功高，驕奢淫逸。最大的愛好就是剁人手腳，奪人妻女。他基本殺了所有懷疑對他不敬的人，喀什人經常會看到被鍘刀剁下的手腳成捆的釘在城門邊上。他的後宮搶掠了四十多名當地漂亮的姑娘，而他的衙役走遍鄉村，按他的說法不斷的為他尋找「新的奶牛」。強取豪奪，貪贓枉法滿足不了他的對金錢的獲取之後，馬提臺開始用原始的方式開採礦產，包括油井、玉石礦、煤礦、銅礦等資源，憑藉武力壟斷地毯、紡織等加工業，只要能掙錢的產業都屬於他個人。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後，直系軍閥控制了北京政權，馬福興安排他的「杭州夫人」在京活動，買下了「建威將軍」的上將軍銜。自稱喀什王，企圖替代楊增新，但他與杭州夫人的信件被楊增新的「郵檢」發現。加之馬福興在當地皮革商人和作坊中強制銷售假石蠟，打死拒絕購買的皮匠商會會長，造成喀什工商界的集體對抗，訴狀送到了省政府，楊增新意識到馬福興「刮地皮」的手段太過惡劣，會將喀什穆斯林推向暴動。由是便利用回教新教與老教的矛盾，面授計議，安排新教首領烏什縣長馬紹武帶兵悄悄潛入喀什，突然襲擊老教首領馬福興的行宮，活捉獨裁南疆八年十惡不赦的馬提臺。

1924年6月1日，作威作福的馬福興被綁在喀什漢城南門外的一個十字木樁上槍決，屍體任由當地憤怒的穆斯林羣眾分割。

馬紹武為什麼敢抱《古蘭經》向楊增新盟誓：「不殺馬福興，提頭見督軍」。除教派對立外，還因為對馬福興的積怨。馬紹武任疏附知事時與喀什道尹朱瑞墀不合，與馬福興矛盾重重，為了達到獨統喀什的目的，馬福興不經楊增新同意，將兩人一起驅逐出喀什，按當時的官制，道尹是政府官員而提臺是軍事官員，道尹的排名在提臺之前。殺馬福興後，楊增新裁撤提臺官職。馬紹武升任和田道尹，三年後，調任喀什道尹。

新疆建省後，大量內地移民和軍隊進入南疆地區，逐步形成漢城而羣居，這些漢人無視伊斯蘭教反對偶像崇拜的教義，大量修建佛教寺院、孔廟、關帝廟等引起當地民族的反感。而這些移居的漢人由於很少有人主動學習當地民族語言，缺乏與當地民族的交流，而漢人官僚沿用內地官制，除了剝削而獲取財富之外，基本沒有對當地發展起到作用，漢人的民族歧視和貧富差距讓當地民族將漢人百姓等同漢人官僚一樣仇視。

金樹仁當政後，對新疆的財富的掠奪不亞於馬福興，同時，還靠任命官員大肆斂財。尤其南疆的庫車、阿克蘇、葉爾羌、葉城等地的縣長的職位成為了「肥缺」，而這些位置基本是由金樹仁政權的漢人官僚掌握，當地的伯克、鄉約成為了官員壓榨百姓的中間人，財富集中在了個別人手中。而當地民族的頭領壓榨收斂本民族財富後，則把責任推向不懂民族語言的漢人官僚身上。製造民族對立，新疆各地羣眾維吾爾、哈薩克、克爾克孜、漢、回等民族反壓迫的情緒一直在積累，等待暴發的時機。

這個時機就是哈密民暴，哈密民暴初起，金樹仁政權極力封鎖消息，防止東、北疆的暴動消息傳入南疆地域，但各種傳聞還是不斷的流向當時看似平靜的南疆綠洲地帶。當地居民早已被加重的稅賦和強徵軍費而發行的沒有黃金儲備作為支持的紙幣貶值而激怒，反政府情緒一煽就起。

1933年南疆的戰亂民族關係複雜，派系混亂，人物眾多很難理清頭緒。

在很多史料中記錄上世紀三十年代發生在和田的暴動是英帝國主義支持下進行的，但在英國人A.D.W.福布斯所著的《新疆軍閥與穆斯林》中並沒有提到英國政府參與或者支持了和田暴動，在《新疆文史資料選輯》中錄入的參與暴動的當事人回憶錄中，也沒有提到英國駐喀什領事館參與支持了和田暴動和之後成立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但據一位旅居土耳其，名叫買買提·牙庫甫的醫生1984年寫於土耳其安哥拉的回憶中認為「和田起義」與「哈密起義」具有同樣的性質，都是出於反抗民族壓迫，同時他也記錄在後期的暴動中有阿富汗人和英國僑民參與，並聲稱這些人行為只代表個體並不代表他們的政府。

在《新疆軍閥與穆斯林》中，作者對和田暴動起因有如下記述：「1933年2月，反對漢人的暴動擴展到塔里木盆地南緣，南疆出現了全面的動亂，英國駐喀什總領事菲茨莫里斯認為，這種局面是庫車的東幹派人到和田、于田綠洲進行宣傳鼓動而造成的。無論此說是否屬實，于田附近的素合塔牙克，和田附近墨玉金礦工人幾乎是同時開始了反抗地方當局的暴動。對於省政府在全疆範圍內限定黃金收購價，對於極其惡劣的僱傭條件，南疆各綠洲的金礦工人早已心懷不滿，由於金樹仁漫無限制地發行沒有儲備的紙幣，通貨膨脹螺旋式上升，素合塔牙克、墨玉的礦工只好用黃金換取那些越來越不值錢的紙票子，到1933年春天，他們對省政府顯然已失去了耐心。」

喀什的英國總領事館曾得到一些暴動者張貼在於田的告示，表明了與省地方當局妥協的意願，許諾說只要他們的要求得到滿足，暴動者「願做良民」。墨玉金礦工人雖然是民國時期新疆少數真正的無產階級的一部分，但從暴動領導人的用語中卻看不出蘇聯的或社會主義的影響，相反卻完全是伊斯蘭的腔調，從而更加證明1933年南疆動亂的主要特點不是親蘇，而是宗教和民族主義。

當時駐喀什的英國領事館首位領事馬繼業已退休15年，那麼英國人是否參與或者暗中支持了暴動，我們看看現在中東亂局背後的大國身影就不言而喻了。值得說明一點，當時駐喀什的英國領事館並不是英國外交部派出的，而是英國駐印度總督派出的。

南疆的暴動並不是偶發羣體性事件，也不是暴動之後的默罕默德·伊明、莎比提大毛拉等人篡奪了領導權，事件真相就是此二人策劃了這些暴動。

默罕默德·伊明，漢名毛德明，和田人，民國新疆傳播「兩泛」思想的關鍵人物之一，「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建立者之一，後加入中國國民黨，任中央監察委員。1948年12月，擔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1949年流亡印度。

沙比提大毛拉，全名沙比提·阿卜杜勒巴克，阿圖什人，民國新疆傳播「兩泛」思想的另一個關鍵人物，「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建立者之一，此人1920年畢業於新疆俄文法政學校，之後前往埃及、土耳其、印度、阿富汗等國遊學，通曉多種語言。與當時英國駐喀什領事館人員關係密切。

應該說「和田暴動」的預謀要早於「哈密民暴」，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不管是否發生「哈密民暴」，和田早晚也會發發生暴動，早在「哈密民暴」發生的前一年，伊明就開始策劃暴動。

1930年，伊明介口學習宗教知識獲得高等學業證書為名到塔城，六個月時間遊歷阿克蘇、庫車、庫爾勒、焉耆、吐魯番、迪化、伊犁等地，瞭解新疆社情，在伊犁遇到沙比提，兩人總結出三個結論：一是，除了武裝暴動，以和平的方式不可能推翻金樹仁的腐敗政府。二是，從地理優勢和羣眾基礎上和田最為合適，因為如果失敗可以逃往阿富汗。三是，必須爭取武器來武裝自己。做到上述工作需要成立一個祕密組織。兩人分工後由伊明回和田組建祕密組織，沙比提則出境爭取境外勢力的支持。

但當時和田地區並不具備暴動的民間基礎，當地的遜尼派穆斯林樂天知命、質樸善良、逆來順受，相信一切的苦和樂都是安拉最好的安排。加之「馬福興」事件後，楊增新加強了吏治，限定了地方官員、伯克、鄉約「刮地皮」的範圍，以控制不把百姓推向暴動的邊緣。所以伊明回到和田後本想建立一個祕密組織，但是口頭答應加入的多，實際願意參與的人很少。其中還有一個原因，馬紹武先後任和田、喀什道尹，是回教穆斯林教主，其影響力是遠遠大於只是經文學校教師的伊明。

但金樹仁執政，似乎重來不去考慮民生、民族、民權問題，肆意的掠奪把全疆經濟已擠到了崩潰的邊緣。民間要求反壓迫、反腐敗、要求民族平等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哈密民暴」成為了導火索。

1932年6月，伊明終於在墨玉金礦組建了一個祕密組織，這個組織通過各種渠道探聽「哈密民暴」的消息，發展成員。與此同時，伊明利用宗教身份宣揚「兩泛」思想。並派人到葉城、莎車、喀什發展成員，但他們的宣揚並未得到多少人的支持。祕密組織成員只發展了130餘人，為瞭解決武器問題，伊明在墨玉的邊遠鄉村的鐵匠鋪以製作農具為名開始打造刀具和長矛，同時發展了一些獵戶。

1932年12月，沙比提結束阿拉伯、印度的遊說，但並未取得境外勢力的支持，無功而返。回和田後立即加入祕密組織，在墨玉縣奧依巴格經文學校召開祕密會議，選定暴動的領導人員。之後，沙比提大毛拉利用齋月在鄉間宣傳伊斯蘭教關於戰爭的學說，這就是所謂的「聖戰」，而「聖戰」的口號就是：「一旦失敗，我們是殉教者，如果成功，我們是征服者」。

為了統一服裝，祕密組織成員蓄長發、著綠長袍、頭纏紅巾。暴動時間定於1933年2月29日。

但是暴動的計劃被墨玉縣長獲知，祕密上報和田行政長，和田當局立即從邊防哨卡調來60名士兵部署在縣政府，然後準備將祕密組織的頭目以開會為名召到縣政府並一舉殲滅。但縣政府的準備工作卻讓政府翻譯泄露給了伊明。

於是，1933年2月24日，計劃的策劃者們決定提前暴動，由於來不及通知，在原定的集合地點奧依巴格經文學校只集中了68人，凌晨一點，沙比提大毛拉最後的禱告後，這夥人帶著僅有的五支五響槍、二十支獵槍和大刀長矛沖向縣政府，近半個小時的戰鬥，毫無防備的縣府被攻佔，縣長及幾名官員被殺，另有12人逃跑，從邊卡調來的士兵投降，墨玉暴動成功。在此之前「兩泛」和「聖戰」思想的傳播，在民間已成乾柴之勢，陰燃的鬼火終於成烈焰燒向和田、皮山、莎車等地。

但暴動後不久，參與者發現一個問題，伊明和沙比提所推行的伊斯蘭教法，並未將他們帶進現代文明而是將他們拖回了古代。

請繼續關注《新疆往事》第三章，盛馬大戰之六：北疆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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