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11日，马仲英以36师师长的名义给国民党中央发电报，表明拥护中央的宣慰，并声称派人去南疆参与宣慰团的安抚工作，在电报的结尾，有如下一段文字：「喀什方面等部，因受英（国）人诱惑，有独立倾向，自职部赵参谋回后，近复派委员审慎调查，如有证据确情，再电呈报，但蛛丝马迹不可不早为防范，以免东北之继。」

新疆分裂势力就发源于南疆，1909年，英国驻喀什总领事乔治·马卡特尼爵士就提醒新疆当局，要注意新疆突厥语系的穆斯林正在觉醒的泛伊斯兰势力。

如果我们追其根源，这与当时清朝遗留问题有著密切关系。

清朝将新疆民族称为回部，而南疆回部民族成分主要是维吾尔、乌孜别克和克尔克孜，大清建国后，由于满人在文化、人口、经济等诸多因素上都无法与人口众多的汉人相比，为了加强其统治，大清王朝即要依靠汉人文化统治汉人，又要防止汉人官僚联合其它民族作强作大。所以对民族地区的统治采取的方法就是排汉，以免在民族地域形成汉族官僚势力。特别是对新疆回部的统治区域更是作为满人的自留地，禁止中原汉人向这里移居，目的是将新疆回部势力作为牵制中原汉人的力量而形成军府制。对新疆回部采用与蒙古地区相同的方式分封亲王、郡王等，强化民族自治。回部亲王势力和满清军府制成为了大清王朝统治新疆的基础。由于自古以来中原文化、贸易就与新疆各部族联系紧密，此举割裂了新疆回部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大清中、后期的皇帝通过各种政策暗示当地民族，他们与大清皇帝为代表的满人是利益共同体，是满人皇帝的臣民。这种愚民排汉政策，致使新疆回部倒向了宗教势力，妨碍了新疆回部各民族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意识。

而这种以伊斯兰政教合一的「乌玛」式民族自治随著时间的推移其弊端越来越多的突显出来，爆发点集中体现在清朝中、后期相继发生的「大小和卓」叛乱及浩罕人阿古柏入侵。

从当时的世界格局看，欧美等国随著工业革命的成功，完成了政治的统一，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国家意志。洋枪洋炮迫使清王朝成为半殖民和半封建国家。当沙俄扩张势力与英殖民势力侵入新疆。以哈密王为代表的忠于满清政权的当地回部告急文书上呈大清统治者时，大清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国民国家意志，而皇权意志还仅限于领土优劣选择，为一个王朝的自保而争论海防与塞防那个重要。

左宗棠收复新疆全境后多次奏请在新疆取消军府制度，实行与内地一样的行政管理体系，设立新疆省。1884年11月，在距左宗棠首次奏请朝庭提出建省意见7年后，清政府终于采纳其意见设立新疆省，对南疆回部进行「改土归流」。将新疆从满族皇权的领地性质变成国家领土。大批汉人官员被派往新疆各地设立道、府、县，新疆省政府开始积极推动内地移民进疆和当地居民在新疆各地迁居，设立官办免费学校，推行汉文化教育。然而面对欧洲工业文明的扩张，中原文明已不再具有吸引力，而此前，二百余年大清王朝培植的新疆回部属于满人皇帝臣民，与中原汉民族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意识，随著清王朝的覆灭，已被孵化成民族独立思想的病灶，潜伏在南疆回部社会的肌体里。

乔治·马卡特尼爵士关于泛伊斯兰思潮的判断是基于他对阿图什的富商胡赛音·穆莎巴约夫家族的了解。穆莎巴约夫家族的两兄弟胡赛音和巴吾东因经商而通晓多种语言，遍游欧洲和中东，是南疆维吾尔人最早接受了近代科学和「两泛」思想的重要人物，由于当时新疆的社会状态还处于中世纪的农耕阶层，与境外差距过大，兄弟俩决定出资办学，开始了「民族文化启蒙运动」。采用新式教育教授数学、化学、地理等课程，同时将伊斯兰教育作为思想基础。

如果没有「两泛」思想的导入，「文化启蒙运动」对南疆社会向近代文明发展确实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民族文化启蒙运动」中两个突出的表现却将原本以改善维吾尔教育为目标「启蒙运动」引向了歧途。

一是出资留学，出国留学并非去当时以美、英、德、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而只是两个地方，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俄国的喀山，因为这两个地方是穆莎巴约夫家族重要贸易地。而这两个地方正是泛伊斯兰和泛突厥主义的发源地。可以准确的说，相对近代科学而言，「两泛」思想对留学生回国办学宣扬种族意识比普及科学文化表现更为突出。在这些留学生中有一个叫麦斯武德的青年，此人后来当过国民党新疆省主席，也是新疆传播「两泛」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二是外聘教师授课，南疆创办的新式学校教师主要是土耳其人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这些外教在传述科学知识的同时，在思想领域教育学生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是突厥人的领袖，希望通过政治洗脑唤醒南疆回部的「突厥」种族意识，让他们感知「突厥同胞」的共同责任，支持「伊斯兰世界盟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大一统的突厥种族国家。

二十世纪初的启蒙运动是为抵制大国殖民扩张开始的，当时西方国家已完成由王权到民权，由王土到国土的转变，而相对封建国家，启蒙运动的内容很多，民主、科学、人文、共和、信仰，各种思潮也纷至沓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而当时新疆的主政者杨增新沿用晚清的治疆体系，闭关锁国，简单的说就是「堵」，限制宗教人士外出朝觐，驱逐土耳其人，取缔非法教学点，控制境内外印刷品进入新疆，建立严格的「邮检」制度，打压极端宗教分子，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由于杨增新的智谋才使「两泛」思潮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

那么乔治·马卡特尼爵士为什么要提醒新疆当局关注南疆的泛伊斯兰主义的觉醒，这当然不是出于中国国家统一的考虑，而是为了英国在新疆的利益。乔治·马卡特尼爵士有个中文名字叫马继业，此人出生在中国，并有一半的汉人血通，其父中文名叫马格里，1860年作为军医随英法联军入侵中国，1861年前往上海，与李鸿章合作加入绞杀太平天国的洋枪队，并协助大清在南京建立中国第一个兵工厂。马格里后来娶太平天国降将纳王郜永宽的女儿为妻，生下乔治·马卡特尼，李鸿章给这个孩子取名叫马继业，在中国长到9岁后，马继业随父返回伦敦，所以他接受了中国官场文化和英国贵族文化，汉语是他的母语。由于英、俄在新疆帕米尔地区的利益之争，1890年23岁的马继业作为翻译再度回到中国，此人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深谙中国官场之道，以「游历官」的身份在喀什历经18年的努力才于1908年成立英国领事馆，并任首任领事。因为马继业有一半中国血通，平凡更换的中国官员错误的认为在对俄的贸易纷争上马继业会偏向中国，在这18年里，马继业经过游说尽然把自古属于中国的「葱岭」地区的八个帕米尔瓜分了，而中国只分得了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瓦罕帕米尔归了英国，其它的六个帕米尔归了俄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横跨亚、欧、非鼓吹大突厥主义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土崩瓦解，被协约国划分成了数个阿拉伯国家。毕竟土耳其本土与新疆并不接壤，传播土耳其文化是有限的。在此之后，「两泛」思想的传播则是通过瓦罕走廊与新疆接壤的阿富汗。阿富汗人不是请来的，而是自已跑来的。阿富汗这个国家十九世纪初就是英、俄势力的矛盾的交点，英国人目的是通过阿富汗达到控制北非到印度的势力范围，而俄国人则想通过阿富汗南下印度洋，夺取出海口，英阿从1839到1919年的70年的时间里，打了三次，最终英国放弃阿富汗，承认英属阿富汗独立。独立后的阿富汗自信心大涨。

1922年以默罕默德·谢里甫汗为首的阿富汗代表团来到莎车，并自称是阿富汗驻新疆总领事，要求阿富汗人与英国人同样拥有在新疆的治外法权及贸易优惠政策，并拒不离开新疆，他们滞留莎车，宣扬「双泛」思想，成为了南疆回部穆斯林分裂思想的根源，在莎车暗地里形成了「阿富汗热」，很多人公开学习普什图语。

1927年2月，南疆有几个人越境到达喀布尔，为策划暴动寻求阿富汗政府的支持，阿富汗这个地方穷乡僻壤连著僻壤穷乡，打败英国人是俄国人在支持，当时，阿富汗政府本身内乱不断，只是口头上答应在精神上支持暴动。

如果我们站在大一统的中华民族的角度，而不是站在某一个民族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前后的南疆地域，不可绕开的一件事就是南疆在民族压迫的现实下，「两泛」思想，如同鬼火般在特定的条件下伺机阴燃成烈焰。

民族压迫、经济压榨、政治不平等来源于北洋政府任命的新疆官员和当地伯克和乡约，其中1914年上任的喀什提台马福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

马福兴，云南回族穆斯林，早年中过武举，任提台后自恃功高，骄奢淫逸。最大的爱好就是剁人手脚，夺人妻女。他基本杀了所有怀疑对他不敬的人，喀什人经常会看到被铡刀剁下的手脚成捆的钉在城门边上。他的后宫抢掠了四十多名当地漂亮的姑娘，而他的衙役走遍乡村，按他的说法不断的为他寻找「新的奶牛」。强取豪夺，贪赃枉法满足不了他的对金钱的获取之后，马提台开始用原始的方式开采矿产，包括油井、玉石矿、煤矿、铜矿等资源，凭借武力垄断地毯、纺织等加工业，只要能挣钱的产业都属于他个人。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马福兴安排他的「杭州夫人」在京活动，买下了「建威将军」的上将军衔。自称喀什王，企图替代杨增新，但他与杭州夫人的信件被杨增新的「邮检」发现。加之马福兴在当地皮革商人和作坊中强制销售假石蜡，打死拒绝购买的皮匠商会会长，造成喀什工商界的集体对抗，诉状送到了省政府，杨增新意识到马福兴「刮地皮」的手段太过恶劣，会将喀什穆斯林推向暴动。由是便利用回教新教与老教的矛盾，面授计议，安排新教首领乌什县长马绍武带兵悄悄潜入喀什，突然袭击老教首领马福兴的行宫，活捉独裁南疆八年十恶不赦的马提台。

1924年6月1日，作威作福的马福兴被绑在喀什汉城南门外的一个十字木桩上枪决，尸体任由当地愤怒的穆斯林群众分割。

马绍武为什么敢抱《古兰经》向杨增新盟誓：「不杀马福兴，提头见督军」。除教派对立外，还因为对马福兴的积怨。马绍武任疏附知事时与喀什道尹朱瑞墀不合，与马福兴矛盾重重，为了达到独统喀什的目的，马福兴不经杨增新同意，将两人一起驱逐出喀什，按当时的官制，道尹是政府官员而提台是军事官员，道尹的排名在提台之前。杀马福兴后，杨增新裁撤提台官职。马绍武升任和田道尹，三年后，调任喀什道尹。

新疆建省后，大量内地移民和军队进入南疆地区，逐步形成汉城而群居，这些汉人无视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的教义，大量修建佛教寺院、孔庙、关帝庙等引起当地民族的反感。而这些移居的汉人由于很少有人主动学习当地民族语言，缺乏与当地民族的交流，而汉人官僚沿用内地官制，除了剥削而获取财富之外，基本没有对当地发展起到作用，汉人的民族歧视和贫富差距让当地民族将汉人百姓等同汉人官僚一样仇视。

金树仁当政后，对新疆的财富的掠夺不亚于马福兴，同时，还靠任命官员大肆敛财。尤其南疆的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叶城等地的县长的职位成为了「肥缺」，而这些位置基本是由金树仁政权的汉人官僚掌握，当地的伯克、乡约成为了官员压榨百姓的中间人，财富集中在了个别人手中。而当地民族的头领压榨收敛本民族财富后，则把责任推向不懂民族语言的汉人官僚身上。制造民族对立，新疆各地群众维吾尔、哈萨克、克尔克孜、汉、回等民族反压迫的情绪一直在积累，等待暴发的时机。

这个时机就是哈密民暴，哈密民暴初起，金树仁政权极力封锁消息，防止东、北疆的暴动消息传入南疆地域，但各种传闻还是不断的流向当时看似平静的南疆绿洲地带。当地居民早已被加重的税赋和强征军费而发行的没有黄金储备作为支持的纸币贬值而激怒，反政府情绪一煽就起。

1933年南疆的战乱民族关系复杂，派系混乱，人物众多很难理清头绪。

在很多史料中记录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和田的暴动是英帝国主义支持下进行的，但在英国人A.D.W.福布斯所著的《新疆军阀与穆斯林》中并没有提到英国政府参与或者支持了和田暴动，在《新疆文史资料选辑》中录入的参与暴动的当事人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英国驻喀什领事馆参与支持了和田暴动和之后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但据一位旅居土耳其，名叫买买提·牙库甫的医生1984年写于土耳其安哥拉的回忆中认为「和田起义」与「哈密起义」具有同样的性质，都是出于反抗民族压迫，同时他也记录在后期的暴动中有阿富汗人和英国侨民参与，并声称这些人行为只代表个体并不代表他们的政府。

在《新疆军阀与穆斯林》中，作者对和田暴动起因有如下记述：「1933年2月，反对汉人的暴动扩展到塔里木盆地南缘，南疆出现了全面的动乱，英国驻喀什总领事菲茨莫里斯认为，这种局面是库车的东干派人到和田、于田绿洲进行宣传鼓动而造成的。无论此说是否属实，于田附近的素合塔牙克，和田附近墨玉金矿工人几乎是同时开始了反抗地方当局的暴动。对于省政府在全疆范围内限定黄金收购价，对于极其恶劣的雇佣条件，南疆各绿洲的金矿工人早已心怀不满，由于金树仁漫无限制地发行没有储备的纸币，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素合塔牙克、墨玉的矿工只好用黄金换取那些越来越不值钱的纸票子，到1933年春天，他们对省政府显然已失去了耐心。」

喀什的英国总领事馆曾得到一些暴动者张贴在于田的告示，表明了与省地方当局妥协的意愿，许诺说只要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暴动者「愿做良民」。墨玉金矿工人虽然是民国时期新疆少数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从暴动领导人的用语中却看不出苏联的或社会主义的影响，相反却完全是伊斯兰的腔调，从而更加证明1933年南疆动乱的主要特点不是亲苏，而是宗教和民族主义。

当时驻喀什的英国领事馆首位领事马继业已退休15年，那么英国人是否参与或者暗中支持了暴动，我们看看现在中东乱局背后的大国身影就不言而喻了。值得说明一点，当时驻喀什的英国领事馆并不是英国外交部派出的，而是英国驻印度总督派出的。

南疆的暴动并不是偶发群体性事件，也不是暴动之后的默罕默德·伊明、莎比提大毛拉等人篡夺了领导权，事件真相就是此二人策划了这些暴动。

默罕默德·伊明，汉名毛德明，和田人，民国新疆传播「两泛」思想的关键人物之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立者之一，后加入中国国民党，任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12月，担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1949年流亡印度。

沙比提大毛拉，全名沙比提·阿卜杜勒巴克，阿图什人，民国新疆传播「两泛」思想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立者之一，此人1920年毕业于新疆俄文法政学校，之后前往埃及、土耳其、印度、阿富汗等国游学，通晓多种语言。与当时英国驻喀什领事馆人员关系密切。

应该说「和田暴动」的预谋要早于「哈密民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管是否发生「哈密民暴」，和田早晚也会发发生暴动，早在「哈密民暴」发生的前一年，伊明就开始策划暴动。

1930年，伊明介口学习宗教知识获得高等学业证书为名到塔城，六个月时间游历阿克苏、库车、库尔勒、焉耆、吐鲁番、迪化、伊犁等地，了解新疆社情，在伊犁遇到沙比提，两人总结出三个结论：一是，除了武装暴动，以和平的方式不可能推翻金树仁的腐败政府。二是，从地理优势和群众基础上和田最为合适，因为如果失败可以逃往阿富汗。三是，必须争取武器来武装自己。做到上述工作需要成立一个秘密组织。两人分工后由伊明回和田组建秘密组织，沙比提则出境争取境外势力的支持。

但当时和田地区并不具备暴动的民间基础，当地的逊尼派穆斯林乐天知命、质朴善良、逆来顺受，相信一切的苦和乐都是安拉最好的安排。加之「马福兴」事件后，杨增新加强了吏治，限定了地方官员、伯克、乡约「刮地皮」的范围，以控制不把百姓推向暴动的边缘。所以伊明回到和田后本想建立一个秘密组织，但是口头答应加入的多，实际愿意参与的人很少。其中还有一个原因，马绍武先后任和田、喀什道尹，是回教穆斯林教主，其影响力是远远大于只是经文学校教师的伊明。

但金树仁执政，似乎重来不去考虑民生、民族、民权问题，肆意的掠夺把全疆经济已挤到了崩溃的边缘。民间要求反压迫、反腐败、要求民族平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哈密民暴」成为了导火索。

1932年6月，伊明终于在墨玉金矿组建了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探听「哈密民暴」的消息，发展成员。与此同时，伊明利用宗教身份宣扬「两泛」思想。并派人到叶城、莎车、喀什发展成员，但他们的宣扬并未得到多少人的支持。秘密组织成员只发展了130余人，为了解决武器问题，伊明在墨玉的边远乡村的铁匠铺以制作农具为名开始打造刀具和长矛，同时发展了一些猎户。

1932年12月，沙比提结束阿拉伯、印度的游说，但并未取得境外势力的支持，无功而返。回和田后立即加入秘密组织，在墨玉县奥依巴格经文学校召开秘密会议，选定暴动的领导人员。之后，沙比提大毛拉利用斋月在乡间宣传伊斯兰教关于战争的学说，这就是所谓的「圣战」，而「圣战」的口号就是：「一旦失败，我们是殉教者，如果成功，我们是征服者」。

为了统一服装，秘密组织成员蓄长发、著绿长袍、头缠红巾。暴动时间定于1933年2月29日。

但是暴动的计划被墨玉县长获知，秘密上报和田行政长，和田当局立即从边防哨卡调来60名士兵部署在县政府，然后准备将秘密组织的头目以开会为名召到县政府并一举歼灭。但县政府的准备工作却让政府翻译泄露给了伊明。

于是，1933年2月24日，计划的策划者们决定提前暴动，由于来不及通知，在原定的集合地点奥依巴格经文学校只集中了68人，凌晨一点，沙比提大毛拉最后的祷告后，这伙人带著仅有的五支五响枪、二十支猎枪和大刀长矛冲向县政府，近半个小时的战斗，毫无防备的县府被攻占，县长及几名官员被杀，另有12人逃跑，从边卡调来的士兵投降，墨玉暴动成功。在此之前「两泛」和「圣战」思想的传播，在民间已成干柴之势，阴燃的鬼火终于成烈焰烧向和田、皮山、莎车等地。

但暴动后不久，参与者发现一个问题，伊明和沙比提所推行的伊斯兰教法，并未将他们带进现代文明而是将他们拖回了古代。

请继续关注《新疆往事》第三章，盛马大战之六：北疆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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