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莫里斯?迪韋爾熱與政治社會學

法國學者莫里斯?迪韋爾熱（Maurice Duverger）的《政治社會學——政治學要素》要再版了，出版社叮囑我們再校訂一次譯文，並對原譯者的話做些修改補充。

法文原著出版於1973年，迄今已30多年。中譯本出版也近20年了。20年來，國際和國內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政治社會學作為政治學與社會學交叉的一個新興學科，在國際學術界和我國學術界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隨著時間的推移，莫里斯?迪韋爾熱的這本政治社會學專著歷久彌堅，我們對作者及其著述的了解也更加深入和全面。因此，有必要在本書再版時對作者和政治社會學的發展變化做一些補充介紹和說明。

一

莫里斯?迪韋爾熱1917年生於波爾多附近的昂古萊姆鎮（Angoulême），早年畢業於波爾多大學的法律系，先後在普瓦捷、波爾多和巴黎大學執教。在巴黎大學法律與經濟學院主要是講授法學（公法）、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並創建和領導了政治制度比較研究中心。他也經常去外國著名大學講學。

他是二戰以後法國最富盛名的法學家、政治學家和著作家之一，也是戰後一代「進步份子」的代表人物。他一生勤於著述，先後撰寫了21本專著和15本教科書，其中最著名的有《政黨論》（1951）、《論專政》（1961）、《失去民眾的民主》（1967）等。他的著作被翻譯成16種外國語言，在法國和外國不斷再版，可謂著作等身。他是法國左派報紙《世界報》的專攔作家，在該報上發表過83篇論文和近千篇時評。他也經常為法國《新觀察家》周刊、西班牙《國家報》以及義大利《晚郵報》撰寫政論文章。

他在法國和歐洲學術界中有一定影響力。作為左派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帶頭在《世界報》上接連撰文，批判雷蒙?阿隆《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的論點，與右派知識分子進行論戰。（參見拙譯《雷蒙?阿隆回憶錄》第283-285頁。新星出版社，2006年再版）。他先後擔任一些外國政府的法律顧問和選舉問題顧問，提供法律諮詢。1989年，列入義大利共產黨人牽頭的候選人名單，被義大利人民選舉為歐洲議會議員。

莫里斯?迪韋爾熱在學術領域裡富於獨創精神，積極倡導和推動法學、史學、哲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等學科相互合作，建立一門「交叉科學」（science-carrefour）。在政治學方面更是頗多建樹。他創建了一種「中間政治學」（meso-politique）。「中間政治學」的特點是，一方面對西方政治制度（包括議會制、總統制和半總統制等）進行比較研究；另一方面，又把對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研究結合起來。他對國家法律架構、社會力量與政治體制之間的相互制約關係看的比較清楚，分析的比較透徹。

莫里斯?迪韋爾熱在政治學領域中最著名的著作是他的《政黨論》。這本書幾乎已經成為世界政治學界的一部經典。無論在法國和外國，人們在研究政黨和政黨制度時，都會引用他的論點，或專辟章節加以介紹。雖然已經出版了半個多世紀，迄今仍是了解政黨制度的最好工具。他在書中對政黨制度做了大量的定義和解析工作,提出了一種新的政黨分類法，把西方政黨分作「群眾型」、「幹部型」、「信徒型」三大類。這個政黨分類法構成了政治制度分類的基礎之一。他對選舉制度與兩黨制體制關係的分析和結論，即「多數選舉制導致兩黨制，比例代表制導致多黨制」，在西方政治學界中幾乎成為一條公認的「迪韋爾熱定律」（la Duverger』s law）。

莫里斯?迪韋爾熱在政治制度比較研究中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制度類型——「半總統制」。在傳統政治學和憲法學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分類一般僅劃分為以英國為典型的議會制和以美國為典型的總統制，再加上獨此一家的瑞士委員會制。迪韋爾熱則從中分析和確立了一種半總統制。這種半總統制不是總統制和議會制的簡單混合體，而是具有自己的鮮明特徵和獨特運作機制。如政府對議會負責，總統由直接選舉產生並擁有一定的實權，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選舉制度和權力制衡機制等。（參見拙著《西方政治制度比較》，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他非常重視跨國比較研究和將其理論國際化。經過他的研究，除法國實行半總統制外，被列入半總統制類型的還有魏瑪德國、冰島、芬蘭、葡萄牙、奧地利、愛爾蘭等六個國家。

二

二戰以後，隨著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相互交叉和借鑒、特別是現代社會學的迅速發展，西方一些政治學家也引進了社會學的一些理論、概念和研究方法，嘗試從社會學角度去觀察政治現象，創立了政治社會學。

1960年出版的美國學者塞繆爾?李普賽特的《政治人：政治學的社會基礎》一書分析了政治演變的社會條件，提出了政治社會學的一些研究課題，成為政治社會學的一部奠基之作。

迪韋爾熱於1973年發表的這部《政治社會學——政治學要素》則全面地闡述了政治社會學的歷史發展和基本內容。作者在書中提出，政治社會學應從社會組織、社會結構、社會文化及經濟背景來分析國家權力的性質及運作規律，從而使政治社會學系統化、理論化。這是他的一部代表作，也是標誌著政治社會學走向成熟的一個里程碑。迪韋爾熱在書中縱論古今，旁徵博引，對歷史的和現實的各種政治組織、政治制度、政治現象做了縱橫比較和精要闡釋；不僅對西方政治史上有過特殊貢獻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孟德斯鳩、韋伯、迪爾凱姆等人的學術觀點做了比較恰當的評介，而且特別注意借鑒現代和當代政治學、社會學、史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作者熔政治學和社會學於一爐，在政治學研究上獨闢蹊徑。他運用社會學中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從社會現象的總體中去考察、比較、分析各種政治現象，並對有代表性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方法做了比較研究和分析評斷。作者在不同學科之間架起橋樑，並試圖把現代數學和控制論的研究方法滲透到社會科學中去，豐富和發展了政治社會學這門新學科。作者認為，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發展緩慢，但遲早也要走上共同的發展道路，即從描述階段到推理階段，最後到公理階段。但他同時指出，社會現象和人文科學有自己的特點，它們受政治、文化、歷史和心理等因素影響，用數學模型、形態模式、控制論或博弈論等研究政治現象有很大的局限性。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政治社會學研究又有了長足的發展，研究方式和手段日益豐富和多樣化。在過去的研究基礎上，研究領域不斷擴大，出現了一些分支，如藝術政治社會學、學校政治社會學、黑非洲政治社會學以及按部門研究的文化、體育、環境政治社會學等。目前，西方政治社會學特別重視對政治體制、集體動員、社會參與方式等的實證研究。

政治社會學是系統研究國家、政權和國家與公民的關係的學科，因而可以看作政治學的一個分支。但它重點研究帶有政治性質的各種社會現象、社會關係，特別是各種政治力量（如政黨）和意識形態，也可以看作社會學的分支。實際上，政治社會學是社會學研究方法與政治學研究對象相結合的一門交叉學科。政治社會學研究的範疇很廣，包括政治行為、政治組織、政府形式和民主制度形成的客觀條件等，重心是各種傳統的政治觀念（國家、憲法、權力、制度）和廣泛的政治現象（行為人的行為、互動關係、代議制、公民社會）。政治社會學也重視國土的研究，認為生態環境與社會發展互相影響，古代埃及和近代瑞士就是明顯的例證。政治社會學尤其注重研究文化因素，認為人類互動系統也是一種價值、準則、信仰、習俗和技術的文化集合體。文化包括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有一定的規範作用。如果沒有一致的價值觀，社會就會發生分裂，出現各種「反文化現象」（如「嬉皮士」等）。

政治社會學不是政治學家的專利，社會學家、法學家、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權問題理論家都可以進行研究，任何人也不能壟斷。政治社會學採用了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但並不排斥其他學科的方法。它把政治看作一個社會活動的整體，但也不與構成社會關係的其他社會實踐和信仰等割裂開來。

目前，在一些歐美大學裡，政治社會學課程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掌握政治學和社會學的思維、概念和基本知識，尤其是：1，掌握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理論知識；2，掌握社會科學的調查技術（如設計問卷，談話，經驗觀察，數據分析等）；3，掌握職業活動和教學中的文字表達和口頭表達的方法等。

三

本書中譯本能夠再版，令人十分高興，不禁又使我們聯想起中譯本頭版的種種遭遇和同作者交流的一些往事。

遙想那場歷經10年的「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之時，國內文化界一片荒漠，學術界更加凄涼。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因照搬蘇聯教育體制，早在50年代就被撤消了。原來的政治學家也被迫改行了。在百廢待興的初期，要求恢復政治學、社會學研究與教學的呼聲很高，並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但此時國內有關政治學、社會學的知識和人才十分匱乏。對政治學、社會學特別是對政治社會學這樣的新興學科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誤解。此時，我的一位年輕同事——王大東從歐洲負笈歸來，帶回了不少法文政治學原著。政治社會學是政治學與社會學交叉的新興學科，國內學界知之不多，似乎也尚未引進。於是，在時任百科全書出版社副社長的一位領導同志的鼓勵和支持下，我們選擇了迪韋爾熱的這本政治社會學的代表作，並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動手翻譯。我們希冀利用自己掌握的外語工具和有限知識，為幫助我國學界了解國際政治學、社會學的發展趨勢盡綿薄之力，為復興和繁榮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事業添磚加瓦。

當時我們雖然在涉外的中央機關工作，也不能堂而皇之地研讀和翻譯這樣一本純學術又敏感的政治學專著，否則難避「不務正業」之嫌，只能擠業餘時間翻譯。同時，書中涉及到許多新學科、新方法、新概念，能夠參考和借鑒的圖書資料少之又少，困難可想而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翻譯難，出版更難。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譯稿曾在京城兩家著名出版社之間輾轉、滯留了四五年（已經打出了紙型）。歷經周折，中間曾得到政治學界同仁和東方出版社領導的寶貴支持和協助下，最終於1987年由華夏出版社收入《二十世紀文庫》出版。

初版問世，出乎意料地受到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學子的熱烈歡迎，社會反響也不錯。作為一本學術著作，印數四萬不算少了，但旋即告罄，早已一書難求。

以翻譯這本《政治社會學》為契機，我們與作者莫里斯?迪韋爾熱建立了密切的關係。開始是神交，請他為中譯本寫篇序言。他不但立即慨允，而且很快就將其寄到我們的手裡。序言寫得言簡意賅。行文中對美國功能主義理論長期主導政治學研究不以為然，表示要建立一種普遍的理論模式，為西方社會學家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提供共同語言。

隨後十幾年來，我們又有幸與他在法國進行過多次深入的交談和交流。1985年7月，我們在巴黎召開的國際政治科學協會第13屆大會上相聚。他撇開眾多社會名流和大學者，從會場上直接邀請譯者我到他家中做客。我們出了巴黎政治學院的後門，穿過盧森堡公園，步行來到他位於市中心的古樸寓所。路上和席間交談甚歡。我曾當面問過他，他自己最欣賞的得意之作是哪一本？他認為是《政黨論》，並希望我們再接再厲，把它譯介給中國讀者。研究政黨制度倒是我們的「正業」，可惜聯想到這本政治社會學中譯本初版遭遇的種種困難，未敢應承，實為憾事。

還有一件記憶猶新的，是參加他在巴黎組織的關於「半總統制」的研討會。會議不僅邀請了許多國家的學者，還請到了法國和實行過半總統制的其他歐洲國家的幾位前總理參加。他主持的這個研討會，不僅有激烈的學術爭論，而且充滿民主、平等和詼諧的氣氛。記得有一位前總理在主席台上發言超時了，迪韋爾熱當即一語雙關地提醒他，「你是不是想當『總統』呀？（在法語中，總統與主席是同一個詞）我的位子可以讓給你。」引起參加會議的學者會心地哄堂大笑了。再有，赫赫有名的法國前總理德勃雷發言後向報告廳的門口走去（因有急事要中途退場），當他幾乎要邁出門坎時，一位青年突然從後排座位上向他發出連珠炮式的提問。這位前總理只能乖乖回到主席台上，耐心解答他的問題。

後來得知，迪韋爾熱在法國政界和學界中並非諸事順遂，與同行的關係也不太融洽。他大談多次去日本訪問，日本政治學會主席曾親自為他當翻譯，云云，流露出希望到中國講學或進行學術交流的願望。但由於多方面的原因，幾經努力，終未能成行。

如今，這本書再版了，擺在讀者面前的新書印刷質量和裝裝幀設計更加精美。相信本書的再版不僅可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法學、政治學、社會學、哲學、經濟學等多個學科教學研究的社會市場需求，也會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繁榮和發展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和有益作用。

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們願藉此機會，向曾經盡心儘力支持和幫助本書出版的學術界、出版界的領導和朋友，特別是向為本書再版立項、審讀、修改、加工付出了大量心血的人民出版社領導和責編阮紅波同志，一併表示衷心的謝意。

楊祖功

2007年1月於京城芳草地陋室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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