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發展，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來。社會的安定，又爲學者們提供了良好的治學環境。加之宋、元以來，已有人掀起過考訂古書的學風，所以，清初以來，即有人注意過考證之學。顧炎武、黃宗羲等人治學就非常謹嚴紮實，成爲清代學術的開山祖；稍晚一點的閻若璩（1636-1704）和胡渭（1635-1714），更發揚了疑古、考證的精神。閻若璩寫的《古文尚書疏證》，考證出古文尚書是一部僞書；胡渭所著《禹貢錐指》和《易圖明辨》，在辨別古書真僞和提倡疑古精神上也有一定的貢獻。有人曾經記錄閻若璩的治學情形，說他辨核一事，至檢數書相證，反覆研究，“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解”。說他的愛讀書，有如酷暑之慕清涼；細推敲，有如縫紉之於絲履；嚴區別，有如老農之於黍稷。至於其用力的程度，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比不上他的勤苦；至於他的持論，即使老吏斷獄，具兩造、當五刑，也不足喻其嚴。然而，清朝的封建專制主義統治和文字獄的摧殘，卻使他們的治學目的，開始從“經世”轉入“避世”，從要求改革轉入“爲考據而考據”了。而到了乾隆以後，這種認真整理、考訂、搜輯古籍的學風，進一步發展起來，形成了一大學派——“乾嘉學派”。

這個學派對於每一問題，都要弄清原委，很推崇漢儒（尤其是東漢的許慎、鄭玄）的治學作風，所以，又稱“漢學”。他們的學風，崇尚樸實，反對虛浮，因此，也被稱爲“樸學”。又因爲這個學派盛於乾隆、嘉慶時期，於是，人們就常稱之爲“乾嘉學派”。

乾嘉學派創始於惠棟，發展於戴震，知名的學者共有60多人。它以經學爲根底，及於小學（文字學）、音韻學、天算學、地理學、金石（考古）學、樂律學、典章制度、目錄、版本、校勘和輯佚之學，粗分之，可分爲經學、史學和文學三大方面。

乾嘉學派的學者，大抵是一些不很熱衷於官場生意的考據學家。他們紮紮實實整理了《易》、《書》、《詩》、《禮》、《春秋》等經書389種、2700多卷，還鑑別了一些古書的真僞，疏證與校勘了古籍的字、句。他們把文字學、音韻學的研究，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南宋末年的王應麟（作過《詞學指南》）、明末和尚陳第（作過《毛詩古音考》）跟他們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他們不僅校勘了秦、漢以前的諸子著作，而且校勘了西漢以後的許多要籍。他們還蒐集了很多散失佚亡的書，僅被《四庫館》輯出的經、史、子、集，就有375種，4926卷；而黃奭收集在《漢學叢書》中的，也有216種；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竟收集了29家、630種！

他們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用科學歸納的方法，對我國的古籍，可說是進行了一次大清理，爲後人提供了研究的更有利的條件。他們考證的方法，梁啓超曾打過比方：“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噴甘蔗，愈噴而愈有味。”

但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這樣。乾嘉學派中有吳派和皖派的區分。江蘇吳縣有個叫惠棟的人，是吳派的頭頭，雖然好博尊聞，但卻一味好古、一味崇古。章學誠把這一派比作喫桑葉不吐絲的蠶，梁啓超也說他們是“必古皆真，凡漢皆好”。他們確是頗有點非古不足爲訓的味道。

惠棟（1697-1757），蘇州元和人，家學底子很深，曾祖有聲、祖父周惕、父親士奇，都是知名於時的學者。祖號“老紅豆先生”，父號“紅豆先生”，惠棟本人也號“小紅豆先生”。父親對許多古書都能背誦得不差一字，這當然給惠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他自幼很愛古書、愛買古書，還常借了古書來讀。他在門上寫了副對聯：“六經宗服（虔）、鄭（玄)，百行法程、朱”。他考證《易》、考證《古文尚書》，推崇漢儒，開了漢學尊古的頭。他的《古文尚書考》《九經古義》、《周易述》等書，都極力恢復漢人講經的說法。他的學生江聲，甚至不寫楷字，書信往來也統統用篆字，寫得天書符篆一般，又作了《尚書集註音疏》等，博引旁徵，說明漢儒的正確。他的另一個學生餘肖客，對漢學也孜孜不倦，讀書讀得左眼都瞎了，人稱“盲先生”，可還是五年奮筆，杜絕交遊，博注校刊，寫出了有名的《古經解鉤沉》（30卷）等。王鳴盛也聽過惠棟的課，24歲到58歲這30多年，廢寢忘食，也寫了《尚書後案》30捲來發揮鄭玄的學說，後來，眼睛也曾一度累瞎。

皖派的領袖是安徽休寧的戴震。戴震可以說代表了清朝鼎盛時期進步思想的主流。他出身於小商人家庭，青年時期還一度經過商。他十歲纔會說話，可是從小很善於思考。一天，私塾老師給他講《大學》，他問：“怎麼知道這話是孔子說的而曾子轉述的，又怎麼知道是曾子的意思而由門人記述的呢？”塾師答道：“這是先儒朱子在註釋中講的。”他又問：“朱子是什麼時代的人？”塾師答道：“南宋人。”他還問：“孔子、曾子是何時人呢?”答曰：“東周人。”他進一步追問：“周至宋，多少年呢?”答：“差不多兩千年了。”他接着更問：“那麼朱子何以知其然呢?”塾師無言以對了，但卻非常喜歡他，見他每字必求其義，還送他一本《說文》。他於是苦鑽三年，精通了經義，還學了不少天文、歷算的知識。他著有《聲韻考》、《聲類表》、《考工記圖》等書，對反切、韻書、四聲等音韻學有專門的研究。但真正能代表他的思想的，卻是《孟子字義疏證》。

戴震的哲學思想比較唯物。他認爲所謂天道，不過是客觀的“陰陽五行”而已，陰陽五行是“道”的實體，“舉其實體、實物，而道自見”，離開肉體（“血、氣”），就得不到精神（“心知”）。而陰陽五行，又在生生不息地運動和變化着，有規律、可認識。因此，反映到漢學研究土，他就比惠棟等人高明得多。他說：漢儒也有附會之處，需要甄別是非、實事求是，不能偏重一家之言，學貴精專、學貴能“化”（融會貫通）、學貴創造，不能抱殘守缺、支離破碎，學者要“去私”（除卻偏見）、“解蔽”（擴大視野）。有人比喻戴震治漢學，好像“老吏折獄”，案子斷得公平。

戴震不“爲學問而學問”，他敢於拿他的哲學思想聯繫社會實際。他公開承認人有情、欲，而且認爲“無慾則無爲”，主張“聖人”治天下，一定要體民之情、遂民之慾，他嚴厲譴責封建禮教的殺人。他說：尊者、長者、貴者無論那個理是否合理，總認爲合理；卑者、幼者、賤者據理爭辯，就是合理也被認爲不合理。因此，下面的人都成了罪人！他於是指控：“被法律殺死的罪人，還有人憐憫；被理殺死的罪人，誰曾去憐憫過？這就是宋儒讀理的禍害！”他於是高呼：“理”，應該是“人情”，多數人的人情；個人的意見，不是公理！可惜，對戴震這種在當時難得的先進思想，只有後來的焦循敢再發揮，別人都像空谷回聲，還有不少人進行了攻擊！

戴震在治學上，主張切實弄清問題。他長於小學、天算，功在校勘，他貴精不貴博。而且，他提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因此，學者既應不靠抨擊前人自我表現，也應不靠依附古人得到個人的好處。他的這種一心求真的精神，影響很大。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孫這樣做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被稱爲“千七百年來無此作”；在探求古經真意上，使人真是“如夢初覺，如醉初醒”。王念孫的《讀書雜誌》，校勘了古書18種，和他的另一著作《廣雅疏證》，都是乾嘉時期有關訓詁、校勘的代表之作。

乾嘉學派中，皖派的成就比吳派大。這個學派中，還有江永的聲韻學，王引之的訓詁學，王昶、畢沅的金石學，都很精湛；趙一清的《水經注釋》，盧文招的《羣書拾補》，也是第一流的佳作。

然而，乾嘉學派的考據之學，在盛世清朝的文禁森嚴的形勢下，卻使學術越來越脫離了現實生活，在社會上也造成了許多穿鑿性理、故爲艱深的風氣。不少士子文人，竟因此還鬧出了許多笑話。乾隆時期，進士蔣士銓講學揚州，生員汪中問他：“‘女子之嫁，母送之門’的門，是什麼門呢?”他只好說：“姑待查考吧！”汪中於是挖苦說：“查考就用不着你先生主講啦！”汪中對那些鑽牛角尖的學者還故意以惡作劇來諷辱。一天，他跑到河邊撿了一塊爛石頭，煞有介事地交給了阮元，阮元誤認爲是古董，給了他一千兩銀子，不久，他引阮元到河邊，指着河牀說：那石頭是從這裏撿到的，這裏“古石”有的是！阮元還從別人手裏高價買了一尊“鐺”，認爲是秦漢之物，在宴請客人時故意拿來盛鴨，客人也紛紛撫摸賞鑑。不料方歡未艾，這古鐺竟“砰”地一聲瓦解了，鴨湯於是也橫流倒卷在桌上：原來這古鐺也是假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侍郎錢載奉旨祭堯陵，回奏時竟考證堯陵不在濮州，應在平陽，奏摺長達27扣；四十五年（1780年）到江南主考，又三場都考古代的駢體文。於是，京城裏的人就編了一副對聯挖苦道：“三篇四六文章，欲於千百人中大變時文之體；一折二十七扣，直從五千年後上追古帝之陵。”乾嘉時還有個秦小觀，將乾裂的餅紋拓寄舅舅孫淵如，說是從一塊斷磚上拓下的。舅舅得此，立即旁徵博引地考證了一帙文章寄回求磚，小觀這才說“磚”被耗子喫了，使舅父大人頓時清醒過來。

這些說明：乾嘉學派中的信古、崇古，一字也考證千言、數千言的煩瑣學風，就連時人、親人也不稱許；而他們中的一些人，重學輕行，考證來考證去，甚至連自己也考證得糊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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