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04 08:56 閱讀(?)評論(1) 內容提要：西方的理性主義源於古希臘的自然哲學流派，並衍生出兩種理性主義傳統：一種是批判性的，一種是肯定性的；其中，批判性理性傳統後來逐漸轉化為演化理性主義，而從肯定性理性傳統中則衍生出了建構理性主義。顯然，古希臘開出的兩種理性傳統分別為歐洲大陸和英倫羣島上所承襲；而且，正是基於這兩種理性主義的繼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學流派。但總體上說，由於受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影響，建構理性成為西方社會的根本思維；特別是，經過啟蒙運動的洗禮，古希臘理性中的演化傳統卻逐漸被湮沒了，而建構性的唯理主義傳統卻獲得了偏盛，以致現代主流經濟學具有強烈的建構特性。

西方社會的理性主義：起源及其二元化發展

--我的政治、法律觀（二十九）

一、前言

眾所周知，西方社會的認知源於自然哲學，原初的求知動機是出於好奇心而對自然世界展開的探索，從自然規律中發現了普遍主義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並把從自然世界中所得出的觀念應用到對城邦和人類秩序的思考之中，從而形成了一種由外而內、由物而人、由自然而社會的思維路徑；同時，他們將從對自然秩序的探究中獲得的知性逐漸反思到人類社會中，由物性思考人性，由自然秩序思考社會秩序，從而產生了自然法、行為主義、社會進化論、社會有機體等理論。而且，這種自然主義一元觀又與一神教特質的基督教宗教觀相結合，把自然規律上升為上帝意志的體現；因此，在研究社會關係時，也就想當然地把從自然界中觀察到的特徵運用到人類社會中，並以上帝的旨意進行解釋，從而產生了先驗的人性觀。事實上，正是出於對自然規律的探索以及對人類社會生活的思考，衍生出了人類最初的理性思維；也就是說，在西方，理性主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當然，隨著對自然和社會認知的加深以及在特定時代對自然規律的理解不同，對理性的內涵及其來源也逐漸產生了存在不同的理解；有學者說，一部西方哲學史也就是理性主義佔主導地位而不斷演變發展的歷史。[1]是以本文就此作一梳理。

二、西方社會的理性主義之起源

縱觀理性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理性主義首先源於古希臘的自然哲學流派，例如，愛奧尼亞學派的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愛利亞學派的塞諾芬尼和巴門尼德、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畢達哥拉斯和希帕索斯以及赫拉克利特、德謨克利特等。在此之前，儘管荷馬神話中把歷史看成是神的意志的產物，但荷馬的諸神不制定歷史發展的普遍法則；而正是基於對自然規律的研究，自然哲學派把世界看成是一座以物質性的東西為建築材料的巨型大廈，從而奠定了古希臘人最初的科學和理性，並使得西方社會的理性帶有強烈的自然主義特質。並且，隨著希臘城邦生活的穩定和城邦制度的健全，自然哲學流派的思想被逐漸地運用於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上；譬如，當時的智者學派就從一個整全的宇宙秩序中劃分出一個人類自身活動創造的社會秩序的領域，並根據自然哲學的思維又在人類社會中劃出一個高於人為法的自然法的領域，認為自然法是本源而人為法是派生的，自然法具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性而高於人為的法律。當然，儘管早期的古希臘哲學家強調人能夠發現有關自然科學的知識，但是，他們並不認為人的理性是全能的；特別是，道德和政治問題更加難以像宇宙問題那樣進行鑒別的，因而往往專註於研究知識的性質、推理的方法（論理學）和推理的工具（演說術）。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用推理方法潛心檢驗一切的事物，並形成了自由研究和自由討論的學術精神，思想的競爭和交流得到推崇，從而形成了波普爾所稱的「批判理性主義」，伯裏將公元前五世紀的後半期稱為啟蒙時代。[2]

一方面，就自然哲學流派而言，在古希臘時期，就存在著愛奧尼亞學派、埃利亞學派、畢達哥拉斯學派以及赫拉克利特學派等多種流派的競爭；在爭論中它們也相互吸收，譬如，塞諾芬尼就將愛奧尼亞傳統帶入了埃利亞學派之中。而且，除了畢達哥拉斯學派強調尊重權威和長者以外其他學派內部也存在不同的爭論，即使對其宗師的學說也要進行變更、修正，以及提出新觀點和直率的批判；譬如，泰勒斯就對他的學說說，「這就是我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我相信那是何物的方式，而你們要試圖改進我的教義」，[3]而他的學生阿那克西曼德則在自己的導師泰勒斯活著的時候就公然開始對他的思想展開了批判。[4]另一方面，就智者學派而言，他們主要是以在各地講學為生，為了吸引聽眾當然也就會相互辯論，正因如此，這些智者不但發展了「辯論術」的知識，而且還進一步發展出了以人自身存在為基礎的思辯傳統；譬如，赫拉克里特就說，「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克拉底魯則進一步認為「人連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條河流」。而且，由於後來智者學派的興起，整個古希臘開始掀起了求知的慾望，承認知識的相對性和自身的不足也成為當時的基本風氣；譬如，第一位把自己稱為「智者派」的思想家——普羅泰戈拉進一步以「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名句表達了認知的相對性，它把人在自然中的存在提高到從來沒有的高度，從而強調了認知的主體性意識。

而且，作為古希臘思想的中心人物，蘇格拉底在教授時往往就採取討論的形式，並一般都不會形成某種定言的結論，而只是說明某種固定的意見是不可靠的而真理是很難決定的；為此，他還把「認識你自己」規定為哲學家的基本使命，並一再強調自己的「無知」，認為「承認無知乃是智慧之源」。實際上，蘇格拉底的知識大多是在大街上、市場裏以及運動場裏通過與不同情況的人談話和討論中獲得的，特別是通過反駁智者學派的論點而逐漸成熟的；而且，不同於智者學派強調只有相互對立的意見而沒有真理的觀點，蘇格拉底強調，誠然思想有差異，但學者的任務就是要在對立的意見中找到一致的地方，從而形成大家所依據的共同基礎和所同意的共同原則。也正是基於這種寬鬆和思辯的學術氛圍，儘管色諾芬和柏拉圖雖同學於蘇格拉底，並逐漸演繹出了普遍的思維體系，但他們的觀點卻大相異趣；在許多學者的眼裡，色諾芬繼承了蘇格拉底的反思傳統，而柏拉圖的思想則進一步強化了蘇格拉底的演繹思維，開創了一種新的先驗的「宗教」（理想國）。同樣，亞裏士多德學於柏拉圖，並且是柏拉圖最得意的門生，但兩人的觀點又存在很大的不同；實際上，蘇格拉底、色諾芬、柏拉圖以及亞裏士多德都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正因為如此，海德格爾主張回到希臘去，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就把自己研究的主要精力轉向了希臘最早的思想家們，以期重新找到存在的非形而上學的、本真的思想的輪廓；事實上，正是在前蘇格拉底思想家身上，海德格爾首先發現了一種把存在作為生長的而非形而上學的經驗，這也就是演化理性主義的傳統。

然而，自古希臘自然哲學流派開始，西方社會在強調世界由物質構成的同時又強調社會的變動性；例如，赫拉克利特就把世界設想為一切事件或變化或事實的總和，一切物質實體無論是固體、液體還是氣體，與其說是物體，不如說是過程，它們都是火的變形，而火本身則依據一個明確的法則而發展，從而出現了自然主義發展觀的萌芽。同時，隨著智者們對人類理性的強調，人們逐漸不再把法律看成是恆定不變的，相反越來越傾向於認為，法律完全是一種人為創造的東西，不但為權宜和便利而制定，而且可以根據人的意志而更改；特別是，一旦立法之權或者司法之權為某一利益集團控制，那麼，就沒有其他手段來阻止這些掌權者藉以打擊其對手而維護自身的權力。在這種情形下，古希臘智者卡里克利斯（Callicles）等開始把「強者之權利」視為與「約定」法相對應的「自然」法的基本原理，認為，動物生活和人類生活的本質是在建立強者對弱者持有先天優勢的基礎之上的，而人之法例規定則是由弱者和多數人制定的；因為弱者總是佔多數，因而法律總是試圖使人平等。再如，斯拉雪麥格（Thrasymachus）就極力鼓吹「強權即公理」，他強調，法律乃是握權在手的人們和羣體為了最近他們自身的利益而制定的；不過，這種強權顯然已經不再是多數的弱者，而是少數的帝王及其他統治者。這種強調人之理性的做法後來被柏拉圖發揮到了極至，以致在柏拉圖之後的很長一段時期，這種批判的理性主義逐漸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越來越強烈的先驗色彩的絕對理性。

事實上，柏拉圖在承襲赫拉克利特有關「宇宙是世界過程中各種事件的預定秩序」的歷史主義思想之基礎上，始作俑地把理性意識分化出來而使之成為人類的一種獨立的精神功能，並且取得了至上的地位；柏拉圖認為，在人類理性力量的支持下，人的道德意志可以違背歷史命運的衰敗法則，特別是立法者有努力以其推理能力和道德意志結束政治腐敗時期而重新回歸黃金時代。而且，在柏拉圖看來，形式或本質或始基是離開感性事物而先天存在的；正是在這種先驗理性的支配下，柏拉圖試圖詳盡地闡明瞭隱藏在人們感知的雜亂無章和混亂不堪的日常世界背後的一種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秩序，在這個秩序下，社會沒有邪惡，因為它不衰敗，也不變化，這就是他的理想國。按照柏拉圖提出的理想國的組織計劃，理想國中一切經濟的和非經濟的活動都是嚴格規定的，它由三個自由民階層或等級組成：一是執政者，二是戰士，三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在柏拉圖看來，執政者和戰士是統治階級，尤其是執政者必須是有思想、有理智的哲學家，他制定法律、管理國家和教育後代，這顯然與蘇格拉底的觀點正相反，因為蘇格拉底強調執政者必須認識到自己知識的淺陋。而且，柏拉圖主張在國家治理方面實行人治而非法治，認為哲學家所掌握的知識是一種真理，比國家機關所制定的法律要高明得多，因而一個城市國家如果實行法治的話，就會限制和妨礙哲學家的統治。顯然，柏拉圖設想的最優化國家是一種剛性、靜態和理想的形態，他反對任何對這種理想國的偏離，從而形成了為波普爾所著重批判的封閉社會；正因如此，熊彼特認為，柏拉圖的目的完全不是分析，而是一種理想城邦的超經驗的想像，是一種作為藝術創造的城邦。[5]

可見，自古希臘起，西方社會就開始出現了兩種理性主義傳統，一種是批判性的，一種是肯定性的；其中，批判性理性傳統後來逐漸轉化為演化理性主義，而從肯定性理性傳統中則衍生出了建構理性主義。當然，基於自然主義的基本特質，源於古希臘的理性主義一般來說都包含這樣四個核心原則：（1）人們只接受經過徹底地、批判地考察的證據和正當的推理之上的真理，反對信仰、偏見、習慣和任何被認為是非理性的信念的根源；（2）現實是可知的，因為它具有一種理性的因而從理智上可理解的結構；（3）作為第一個原則的擴充，強調自我認識的重要性；（4）強調人類在選擇手段和目的方面合理地指導自身行為的能力。[6]因此，正是由於古希臘思想首先起源於自然界，試圖依據自然秩序來構建社會秩序，從而古希臘人一開始就把大部分政治精力放在法律的建立和施行上；例如，梭倫、伯里克利等都是偉大的立法者，即使在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看來，具有道德和理智的哲學王的領導若要完善也必須體現於法律的理念。而且，古希臘自然哲學的思維根本上認為，自然和社會是可以被人的理性所認知的；因此，肯定性的理性主義日後為西方社會的思維奠定了基本特質，並逐漸偏離了蘇格拉底的批判性傳統。特別是，儘管柏拉圖倡導人治，但這種人治也是以人的高度理性為基礎的，是高度的建構理性主義的直接應用；因此，後來柏拉圖開創的建構理性主義傳統得到了不斷充實和發展。

三、西方理性主義的二元化發展

上面指出，西方社會的理性主義在源頭上就具有兩重性，而這兩重性後來在不同地域得到發展，從而出現了兩類理性主義：建構的和演化的。當然，建構性是西方社會的根本思維，而這基本上可以追溯到柏拉圖：一者，柏拉圖影響了亞裏士多德；二者，亞裏士多德影響了基督教以及中世紀以降的西方思維。巴雷特就指出，柏拉圖以後西方哲學的一切論題、問題，乃至許多屬於在很大程度上都萌發於柏拉圖的作品，「所有後世的哲學家都表現了對柏拉圖後裔般的依賴，即使亞裏士多德這個在所有反柏拉圖主義者中的偉大英雄也不例外。而且，雖然存在主義哲學努力同柏拉圖傳統徹底決裂，但似乎矛盾的是，柏拉圖思想竟也有存在主義的一面」。[7]事實上，儘管柏拉圖最得意的弟子亞裏士多德在研究方法上與柏拉圖有所區別：他拋棄了柏拉圖本人好空想即憑靈感所鼓舞的思維特點，並開始了分析性的考察和研究；但是，正如波普爾指出的，亞裏士多德的思想完全被柏拉圖所支配，因為儘管亞裏士多德「學識淵博，有著驚人的視界，但卻並不是一個具有偉大的思想創造力的人。他補充到柏拉圖觀念庫之中的主要是系統化，以及對經驗問題尤其是對生物學問題的濃厚興趣」；而且，「妥協的傾向與挑剔前輩和同儕的傾向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成為亞裏士多德百科全書式著作中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它們沒有悲劇性的和刺激人的衝突的跡象，而這些恰恰是柏拉圖著作的動機。與柏拉圖的具有洞察力的思想火花不同，我們在亞裏士多德那裡發現的確實枯燥的系統化，以及為後來許多普通作傢俱有的喜好，為的是以一種『健全而平穩的判斷』解決一切問題，以便公正地對待每一個人」。[8]

我們知道，亞裏士多德試圖通過基於經驗材料的歸納分析來揭示社會秩序與自然秩序之間的背離，分析根源於普遍的、內在的必然性而存在的社會有機體或行為的特徵與法律或習俗規定的社會有機體或行為的特徵之間的差別。然而，儘管亞裏士多德認為形式或本質存在於事物之中，這與柏拉圖認為它們限於或外在於事物的觀點不同；但是，亞裏士多德依然強調，一切運動或變化都意味著內在於事物本質中的潛能的實現，包涵事物的一切潛能的本質就是某種類似於事物的變化或運動的內在源泉的東西，這也就是亞裏士多德所講的「形式因」或「目的因」，這與柏拉圖的「本性」或「靈魂」是同一的。因此，儘管亞裏士多德的唯實論看似基於對柏拉圖的唯心論的反動而展開的，但實際上，正如海德格爾指出的，亞裏士多德的思維也是形而上學的，亞裏士多德的歷史屬於柏拉圖的歷史，只不過其形而上學從多種方面來看更像是一種經過柏拉圖那兒向產生了最初的希臘思想的源始經驗的回歸；譬如，海德格爾指出，「亞裏士多德是根據希臘人的意識進一步思考的，也就是說，與柏拉圖所做的那樣相比，他更為根據存在的最初本質來思考」。[9]而且，亞裏士多德還以本體論的方式強化了柏拉圖的理性主義，把理性被看作人類品格中的最高部分，認為人的真正本質就是他的理性智慧，科學、哲學、形而上學等成了理性的代名詞；所以，巴雷特認為，「亞裏士多德實際上把柏拉圖後期學院草擬出來的理性理想推向了極至」。[10]也正因為亞裏士多德強調人類理智的作用，哈耶克甚至認為，儘管亞裏士多德生活於市場發達的希臘，但是他卻完全不理解市場秩序；他寫道，「雖然人們有時說他是第一個經濟學家，但是他當作『經濟』加以討論的事情，完全是家政管理，或至多是農莊之類的個人產業。對於從市場上獲利的努力，即他所說的『生財之道』，他只是一味加以詛咒。儘管當時雅典人的生計依靠同遠方的穀物貿易，他的理想秩序仍然是一種自給自足的制度。他雖然也被人稱為生物學家，但是他對任何複雜結構最關鍵的兩個部分，即進化和秩序的自我形成，沒有絲毫察覺。……他好像沒有注意到『自然』的意思就是要描述成長的過程，他似乎不熟悉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就已知道的自我形成秩序中的某些區別，……在亞裏士多德看來，一切人類活動都是taxis，即由某個秩序井然的頭腦對個人行為專門加以組織的結果」。[11]

綜觀西方思想的成長，自亞裏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動物」，把理性視為人格中最高的部分之後，理性就逐漸支配了西方人的生活；而且，亞裏士多德的建構理性主義學說更是支配了西方的哲學和宗教思想，其中還掀起了兩次聲勢宏大的亞裏士多德理性主義浪潮。

一方面，貫穿於整個中世紀時期，古希臘的建構性理性思維一直在向基督教教義進行滲透，這可分為三個階段。（1）儘管源於希伯萊信仰文化的基督教教義主要關注人們生活中的倫理、信仰和責任，關注具體的、特殊的和個體的人，而不是仰望普遍的和抽象的事物；但是，自公元4世紀奧古斯丁(S.A.Augustinus)把原始基督教義發展為一個完整的闡釋體系之初，他就用希臘形而上學概念進行思考，並吸收了後期斯多葛主義的觀點。究其原因在於，奧古斯丁關心的是如何為上帝待人的方式進行辯護，尤其是如何為上帝宇宙提供辯護，因而他從宇宙的角度而非個人的角度來思考問題；而且，與此同時，他發現柏拉圖《蒂邁歐篇》和新柏拉圖主義者普羅提諾的形而上學合乎他的目的，[12]因而他所建立的系統的道德哲學體系就接近於新柏拉圖主義。（2）到了12世紀隨著東西方的重新交流的深化，阿拉伯人重新把亞裏士多德的思想引向了西方，從而開啟了經院科學革命；當時，一些基督教徒在來往於基督教和穆斯林世界之間的許多學識淵博的猶太人的幫助下，集中在西班牙的一個城市裡重新從亞裏士多德的著作中挖掘出了理性思維。正因為如此，經院科學革命的基本要點是亞裏士多德思想的復活，自此亞裏士多德在西方社會成了宗教以外的一切知識領域的無與倫比的權威。（3）由於作為個人經驗問題的信仰之不確定性和動搖性與作為理性的確定性之間畢竟存在矛盾和衝突，並且，隨著以基督教信仰為基本教義的經院哲學日益僵化，從而使得理性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抑制，並使得理性與信仰之間的衝突日益凸顯；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調和「天啟」和「理性」之間的矛盾，阿奎那將聖經、神父的教義和亞裏士多德的註疏組合起來，使得亞裏士多德的理性思想與基督教的信仰相一致，從而把理性先驗化了，並把先驗理性推向了新的高度。例如，阿奎那就認為，以「理性真理」為本的哲學同以「啟示真理」為本的神學是不矛盾的，因為一切真理都出自同一位上帝之手，這樣就「促成了信仰和理性之間最後的中世紀契約」。[13]事實上，在整個中世紀，正是在亞裏士多德學說和神學相結合的基礎上，知識領域被分為僅僅依賴人類理智的科學（其中包括自然神學）和「超自然神學」兩部分，超自然神學不僅要利用人類的理智，還要仰仗神的啟示；經濟學和社會學是道德神學或倫理學的組成部分，而道德哲學或倫理學又是超自然神學和自然神學的組成部分，而亞裏士多德的倫理學被羅馬天主教宣佈為政體學說。顯然，阿奎那對理性是人的最高功能的強調已經遠遠地離開了《聖經》的人或早期基督徒的經驗；所以，巴雷特指出，「即使是中世紀的基督教，在吸收亞裏士多德學說時，也沒有撤換掉這條亞裏士多德原則，它只是把信仰作為人格的超自然的中心，把理性作為它的自然的中心，並在他們之間造成了一種不安穩的同盟；自然的人依然是亞裏士多德式的人，一個真正自我就是它的理性自我的存在」。[14]

另一方面，是在晚近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後，源於古希臘的建構理性全面支配了西方的哲學和世界觀。事實上，隨著基督教對知識壟斷的崩潰，歐洲人在自己身上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他們起來反對延續到那時的中世紀的人生存在方式，並否認其價值；為此，西方社會試圖重新復活了古希臘的理性主義傳統，主張將亞裏士多德的學說與教會思想相分離，並進一步挖掘了亞裏士多德學說中的建構理性思想，以理性反對神性、以科學理性反對教會信仰。究其原因在於，在當時的西方人眼裡，古希臘人是自己明智地在自由理性中塑造了他們自己，塑造了整個生活，塑造了他們的法律，因而「對於更新了的柏拉圖主義來說，這意味著，不僅在人的倫理方面，而且整個人的周圍世界、人的政治的和生活的存在，都需要從自由理性出發，從一種普遍的哲學觀點出來加以新塑造」；[15]為此，啟蒙運動的先驅們認為，新的哲學理論不應該盲目地接受傳統，而是通過自己的獨立研究和批判重新產生出來，從而產生了一種影響甚遠的建構理性世界觀，並試圖以這種建構理性來反對和改造傳統社會。譬如，康德就認為，啟蒙就是人從由他自己所造成的不成熟狀態中走出來，不成熟是指一個人若無他人指導便不能運用他自己的理智；因此，啟蒙運動的精神是運用理性對過去遺留下來的一切進行批判：批判傳統的宗教，批判所有剝奪人們自由思考及自由確證其意見真理性的權力的權威，批判社會等級制和私有制，並且，此時「『自然法』漸漸理解成『自然理性』之設計而失去了它原本具有的那種抵制力量」。[16]實際上，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一個重要產物就是從自然科學中重新樹立了自然法哲學，而自然法哲學的一個「實際結果就是它掀起了一場強有力的立法運動。自然法的倡導者認為，通過運用理性的力量，人們能夠發現一個理想的法律制度。因此很自然，他們都力圖系統地規劃出自然法的各種規則和原則，並將它們全部納入一部法典之中」。[17]

特別是，在歐洲大陸，由於受基督教教會影響較深，因而滋生的反抗主義態度也更為堅決；例如，伏爾泰就寫道，「每一個有頭腦的人，每一個高尚自重的人，都必須厭惡基督教派」。但是，理性發展的結果卻是造成了社會中的新對抗，並由此產生了世俗的專制主義以及相應起來革命的激進主義：一方面，激進主義不僅批判宗教的，也批判世俗的，甚至批判舊制度中的一切；而專制主義也藉助啟蒙思想來反抗神學的制約，梅因說，「當一個君主失去了領袖與其部族之間的特殊關係，並為個人的目的急切要取得一個新的主權形式時，他所能採用的惟一先例是羅馬皇帝們的霸術」，即頒布新的法典。顯然，受到激進主義所構建的理想社會的煽動以及專制主義維護自身統治所追求的另一種法制建構，兩者都導致了建構理性主義在歐洲大陸得到極為迅速的發展和傳播；事實上，啟蒙運動也主要發生在歐洲大陸。譬如，在法國，盧梭和百科全書的伏爾泰等人儘管政見不同：盧梭更傾向於恢復柏拉圖的先驗理性，而伏爾泰則發展了亞裏士多德的經驗理性；但是，兩者「所共有的少數特徵之一，是完全輕視一切宗教上的古代事物，特別是屬於希伯萊民族的」，[18]都主張依靠理性來推動社會進步和改造社會。事實上，啟蒙運動的理性主要還是強調個體理性，理性被認為不僅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根本特性，也是作為人性區別於神性和非人性的根本特點；也正因為如此，兩種理性實質上是相通的，都從人的內在本性要求出發，運用人類所特有的思維能力去認識和評價各種社會現象、歷史事件，去構建未來的理想社會。[19]因此，正如哈耶克所說，儘管休謨等已經意識到了市場秩序的演化，但是當整個歐洲大陸，「一種依然滲透著亞裏士多德思想的觀點，一種天真幼稚的、泛靈論的世界觀，開始主宰了社會理論，成為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20]

當然，在遠離大陸的英倫羣島，由於受基督教教會的統治較松，而自古希臘、古羅馬以來的傳統習俗一直支配著當地人們的生活；這也意味著，古希臘中的演化理性傳統在英倫羣島保存得更為全面，因而英倫羣島的學者更為全面地理解古希臘的生活，並努力更為真實地再現古希臘的哲學和世界觀。因此，在英倫羣島，反抗傳統的思想就比較淡薄，而是冷靜的觀察歐洲大陸的動向，在當時極為劇烈的社會變革中對自身變革採取了較為溫和的方式；事實上，即使在中世紀之後，英倫羣島仍然保存著很多的中世紀時的習慣法。哈耶克認為，英國之所以能夠成為惟一一個成功守成中世紀的傳統並將現代的法律下的自由觀念建立在中世紀所獲致的諸「自由權項」之上的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英國在當時沒有全盤接受晚期羅馬的法律以及與之相伴隨的那種視法律為某個統治者之創造物的觀念；但在更大程度上則可能視因為另一個事實，即英國的普通法論者提出了一些極為重要的觀念，它們多少有些類似於自然法傳統的觀念，但又沒有用自然法學派所具有的那些極具誤導性的術語予以表達」。[21]特別是，新大陸的地理大發現極大地促進了英倫羣島經濟和貿易的發展，也有力地促進了英倫羣島市場的形成；而且，早在民族國家和世俗政權形成之後的重商主義晚期，英國就已經出現了一種為自由貿易進行辯護的聲音。

究其原因在於，儘管當時英國的特許制度使得某地區的貿易由該國一家公司壟斷，從而使得這些特許公司賺取了大量的壟斷利潤；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其他國家的公司參與，儘管沒有本國公司參與競爭，但利潤也下降很快，與此同時，這種特許公司所承擔了特許費卻沒有降下來。顯然，如果其他國家的特許費由許多公司承擔的話，那麼這獨家壟斷公司就處於競爭的劣勢；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壟斷公司本身越來越傾向於讓更多的公司加入，從而分擔特許費。例如，當時的東印度公司的實際掌管者蔡爾德在《貿易新論》就堅持主張，股份公司和受管制公司要對一切新來的人開放，從而使之只負擔少許特許費；而被歸於J.海爾斯（J.Hales）的匿名著作《關於英格蘭王國的公共財富探討》也早就提出，市場力量對資源的配置比政府法令更有效，並特彆強調了當時所頒布的圈地法規之無效和愚蠢。隨著商業的擴展，這些自由貿易的主張逐漸為英國當政者所接受，並由一些學者如洛克、諾斯、戴維南特等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並逐漸復興了古希臘早期的經驗主義傳統。其中，洛克是自由主義和現代經驗主義的奠基人，他強調，在自然狀態人們都有保護自己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每個人都恪守理性所規定的自然法；人們追求擺脫自然狀態的弊病，是用社會契約的方法建立市民社會，並且通過建立政府作為受委託人，人民要求將這些規則付諸實施的既是委託者也是受益人；財產是自然的權利，來自勞動。

可見，在啟蒙運動時期及其以後，在歐洲大陸和英倫羣島就分別恢復和壯大了古希臘的兩種不同的理性主義傳統：英國傳統主要是由一些蘇格蘭道德哲學家（如培根、霍布斯、休謨、貝克萊、孟德維爾、斯密和福格森等）所明確闡明的，這些思想家所利用的資源主要是那種根植於普通法法理學中的思想傳統，並可追溯到蘇格拉底的哲學觀，從而復興了演進理性主義，並衍生出了功利主義倫理學。例如，休謨認為任，任何知識的真理性最後都必須依靠經驗的檢驗，他也從人的本性角度而不是從世界的本性角度出發倡導功利主義哲學，提出了「世界不可知論」，而貝克萊則進一步發展「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觀點，這也導向了以後馬赫科學實證主義以及詹姆斯等的實用主義。事實上，英國傳統不相信理性有能力創造出完全合乎理性的社會，而是認為，理性無力跳出文明之外重新設計文明，並強調，理性本身與文明的演化相互成長，一切社會進步都必須以傳統為基礎；同時，把有關行為的理論和有關人們判斷行為的理論區分開來，重點考察後者，認為人們之間必須相互合作，社會現狀是人們社會行動無意的結果，而不是人們可以設計和追求結果。相反，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傳統則充滿了笛卡爾式的思辯的唯理主義，在18世紀以百科全書派的學者和盧梭、斯賓諾莎、萊布尼茨以及重農學派等為代表，到了19世紀又為聖西門、孔德、黑格爾以及馬克思等承襲；它從人的理性出發而把新時代的理性定為道德的原則，創建和發展了先驗主義倫理學。事實上，法國人在組織中追求最高程度的政治自由，亦即在政府組織做出的最高程度的幹預中尋求政治文明，從而更凸顯建構理性的特點；顯然，這一傳統是對亞裏士多德特別是柏拉圖思想的繼承，希望藉助理性來改造社會。因此，古希臘內含的兩種不同的理性傳統分別在歐洲大陸和英倫三島得到復興，而且，這種差異性思維也深深地烙印在英、法兩國的經濟學中，從而形成兩種不同的經濟思想、理論和政策。譬如，在從重商主義向古典經濟學的過渡，英國就採取了漸進變革的方式，繼承和接受了重商主義重視商業和貿易的傳統；而法國的重農主義則是18世紀法國的資產階級在對重商主義極力批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把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因而更有效地探討財富的增加問題。再如，在邊際效用興起之時，洛桑學派主張與古典經濟學斷裂，拓展了一般均衡的分析；而以馬歇爾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則吸收和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一些成本分析，並且主要構建局部均衡。

四、簡短結語

自古希臘以來，尊崇理性、張揚理性、發展理性的理性主義一直是西方知識界的主導性和統攝性思想潮流，並且，古希臘開出的兩種理性傳統也分別為歐洲大陸和英倫羣島上所承襲；但是，經過啟蒙運動的洗禮，古希臘理性中的演化傳統卻逐漸被湮沒了，而建構性的唯理主義傳統卻獲得了偏盛。結果，正如哈耶克所說，「『理性』和『自然法』這兩個術語的含義完全改變了。『理性』的含義原先包含著這樣一種意思，即心智具有一種辨識或界分善惡的能力，也就是對何者符合業已確立的規則與何者不符合這些規則作出界分的能力；然而，它的意思後來卻變了，僅意指一種從明確的前提中進行演繹並據此建構這種規則的能力。另一方面，自然法的觀念也變成了一種『理性法』的觀念，進而成了一種與它的願意正好相反的觀念」。[22]顯然，這種理性主義傳統也影響了經濟學的發展，熊彼特曾指出，「哲學領域內幾乎沒有一種觀念不是從希臘流傳下來的，而許多這些觀念雖然與經濟分析沒有直接關係，卻和分析家的一般態度與精神有著較大關係」。[23]事實上，無論是從希臘文化中的工具理性還是希伯萊文化中的價值理性來看，最終都強調個人主義以及對自然的征服，所有這些都與經濟人假設的基本思想相通；而且，西方社會這種由物性而入人性的分析思路在經濟學中得到充分的展現，當經濟學將其研究對象從物質領域拓展到其他社會領域時，也同樣遵循原來先驗的個體理性的分析思路，從而導致了經濟人假設的泛濫。究其原因在於，自然主義的思維強調研究的客觀性，因而它也要求將人抽象為不受環境影響的原子式的行為主體；正如萊斯指出的，「數學－物理學這樣的自然科學，幾個世紀以來已經成為西方文明中精確科學的『自明』的基礎和模型。它的成就和方法論的巨大價值，和對於確定科學概念本身所帶來的影響，要求對這種科學特別地提出關於科學的人的意義問題」。[24]當然，對自然理性的理解和運用是具有分歧的，正是基於這種不同的理解，衍生出了兩種理性主義傳統；而且，正是基於這兩種理性主義的繼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學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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