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了些漢娜·阿倫特的材料，除了「平庸的惡」「極權主義」之類的大詞，她的生活也非常有趣。在傳記《愛這個世界》當中，每到阿倫特與海德格爾幽會的關鍵時刻，作者就馬上優雅地停筆，開始琢磨更重要的事情。當然，對於一本嚴肅的傳記，給讀者留出遐想空間是個雙贏的做法。作者普林茨（Alois Prinz）是德國記者、作家，似乎就是以寫傳記見長，傳主包括黑塞、卡夫卡、聖徒保羅、耶穌以及戈培爾等人，可謂形形色色。這本傳記的的德文書名是「Beruf Philosophin oder Die Liebe zur Welt」（谷歌君翻譯成「職業哲學家和對世界的愛」 [131028註：朝菌同學提示，更準確的翻譯為「職業女哲學家或者對世界的愛」]）再版時索性簡化成「Hannah Arendt oder Die Liebe zur Welt」了。書名跟阿倫特學生伊麗莎白·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2011年因為肺栓塞去世，才65歲）的For Love of the World相近，漢譯名則完全一樣（這一本的簡體中文版2012年1月才出版）。 「愛這個世界」是阿倫特一開始給《人的境況》取的名字，也是她在戰後（1955年8月6日）給雅斯貝爾斯的信中表達的。她說，她已經開始「真正愛上了這個世界」。不消說，作為一個熱情兼冷靜又往往格格不入的思想者，阿倫特是個非常值為之作傳的人。書裡面挺多有趣的細節，抄了一些她到美國之前的故事，並補充了部分其他來源的內容。阿倫特的父母瑪莎和保羅（Martha and Paul Arendt）都出身於殷實的猶太人家庭，1902年結婚。父親一邊世居上普魯士的柯尼斯堡，母親則隨外祖父遷到此處。不過，老爸早年得了梅毒——據說當時普魯士幾乎20%的男人都有這種病。在埃利希發明灑爾佛散（Salvarsan）前，治療梅毒要靠水銀，或者使患者處於瘧疾熱狀態，大致是種殺敵一萬，自損三千的招術。不過，好在保羅在結婚時恢復得還不錯，但漢娜出生後不久又開始複發。他沒法繼續在漢諾威一家電力公司擔任工程師養家，回柯尼斯堡，住進動物園大街的高檔公寓，生活全靠家裡資助。1911年，他進入精神病院。漢娜在1906年10月14日晚上9點15分出生，生育過程22小時，順產，3696克，七斤嫂的水平。瑪莎建立了一個叫「我的孩子」的檔案（直到1917年），要詳細記錄女兒的成長。有趣的是，普林茨徵引的這個檔案/日記中的內容，都來自於布魯爾的阿倫特傳記。那時是茨威格口中的「安全的黃金時期」，挾普法戰爭勝利之餘威，德國的工業、科學與文化都迅速發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開始使用美國人發明的吉列剃鬚刀；柏林已經開始用電燈取代煤氣燈，1905年開始出現公共汽車。三歲開始，漢娜就可以清楚地說話，識字很快，記憶力和好奇心驚人。但是，唱歌非常糟糕。父親養病期間，她與祖父的關係非常好，他有時會帶她去猶太教堂。1913年，祖父和父親相繼去世，七歲的阿倫特表現得非常冷靜，她的想法是事情之後突然表達的：「一個人應該儘可能少地思考悲傷的事……因此而情緒低落毫無意義。」有這麼早熟的女兒，瑪莎一定嚇壞了。

八歲的漢娜和媽媽。

這一年8月，她開始上學。那一年柯尼斯堡沒有一所國立女子學校，只有一所市屬女校，男校則有十所。柯尼斯堡當時約25萬人口，猶太人不足4500人，市內存在反猶情緒。猶太人內部差異很大，阿倫特家較為世俗，她認為自己是德國人，但是會反擊反猶言論。一戰中，共有820名猶太居民應徵入伍，但是大多數未入籍的俄國猶太人被驅逐。戰爭期間，母親發現漢娜顯得非常神經質，被拖欠的作業嚇得渾身發抖。她一要離開，漢娜就會生病：流感、麻疹、百日咳、中耳炎、白喉等。13歲時，漢娜就在啃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雅斯貝爾斯的《世界觀的心理學》。未來，後者成了她一生的師友。漢娜的脾氣似乎很糟糕，「對她周圍的人來說的確是個不好相與的角色。她毫無顧忌地發脾氣，尤其在早上，那時她情緒最不好的時候」。（P26）她跟繼父的兩個女兒（分別大她5歲和6歲，前者30歲自殺）相處得很不好，在學校也是個叛逆者形象。「柯尼斯堡這個小世界對她來說顯得越來越狹小和市儈氣。漢娜想擺脫這個世界，此外她想通過激怒周圍的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她參加了大學生恩斯特·格魯馬赫組織的「格魯馬赫小組」，讀書之餘，他們「之間超過了哲學話題的交往，絲毫不擔心這件事在柯尼斯堡會成為一個小小的醜聞」（P27）。她那時15歲左右。在此前後，因為鼓動同學抵制一位令她感覺受侮辱的年輕老師，她被逐出文科中學。母親拉關係讓她在未畢業時，先進柏林大學學習幾個學期。時值上普魯士成為德國的飛地。神學家羅馬諾·瓜蒂尼給她留下深刻印象，此君知識廣博，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里爾克等人情有獨鍾。1924年，漢娜提前一年參加畢業考試，成績優異，得到一枚金幣為獎勵。從格魯馬赫那裡，她聽說了海德格爾。在這一年秋天，她到達馬堡。當年的海德格爾，「總是穿著緊腰褲和夾克，冬天裡熱衷於滑雪，在馬堡成了一個受到狂熱崇拜的人物」。他的學生卡爾·略維特說。受到海德格爾吸引的人當中「肯定也會有心理變態」（P35）。她的一個女學生自殺，也被人們當做例證。他與漢娜互相吸引，極短的時間內（可能只有兩周）就相當親密了。此時，他已經結婚並有兩個兒子了。安排幽會，他們有如地下黨，用打開的窗戶或者開著的燈做信號。她與他的關係，好像很多文藝作品講的那種情況，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初涉世事的少女，對怪蜀黍產生了一種分不清是崇拜還是愛情還是別的什麼東西的感情，並在這種令人揪心的過程中尋找自我。由於她是個太不平凡的人，故事比「傷痕纍纍」上升了好幾個檔次。總之，「漢娜知道他們之間的愛情缺少某種更重要的東西」（P42）。1925年夏天，漢娜離開馬堡，（為了去胡塞爾那裡學一個學期而）前往弗賴堡大學，後來是海德堡（經海德格爾介紹投入雅斯貝爾斯門下）。她再也沒回過馬堡，根本原因實際上是為了擺脫海德格爾。毫不意外，他們的高級肥皂劇還是持續了許多年。在海德堡，她與大學生埃爾溫·略文松和雅斯貝爾斯的學生、未來的文藝理論家本諾·馮·維澤都產生了戀情。她在智識上的強勢與怪蜀黍的幽靈，都促使這些戀情終結。另外，在海德堡結識的德國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庫爾特·布魯門菲爾德（Kurt Blumenfeld），使她對「猶太人問題」有了最初的認識。在42歲的布魯門菲爾德眼中，20歲左右的漢娜有種「天性的嫵媚」。他的組織，意在為非猶太環境中的猶太人尋求族群上的自覺，「坦然而又自豪地面對自己的猶太人命運的道路」（P53）。但是，漢娜並不認同這種道路。1928年年底，22歲的漢娜在雅斯貝爾斯門下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奧古斯丁的愛的觀念》。對漢娜的學業，雅斯貝爾斯並不十分信服，認為論文內容太過混亂，最後給了她三分。那時，海德格爾已經出版了《存在與時間》，聲名日隆，「很顯然，在他看來中斷與漢娜的關係的時機已經來到」。漢娜的回應是：「倘若我失去了對你的愛，我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權利。……你給我指引的道路漫長而艱辛，超過了我的想像。它將佔據我漫長的一生……」（P56）接下來，海德格爾提供了一封推薦信，幫助漢娜得到了一筆獎學金，保證了她幾年的寬鬆生活。

漢娜和君特，1929年。

1929年，漢娜與溫柔的君特·施特恩（Günther Siegmund Stern）結婚（1937年離婚）。君特是傾向認同德國人身份的猶太人，父母在兒童心理學圈子很有名，瑪莎對女婿很滿意。此外，他還是瓦爾特·本雅明的表弟，也算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學生。1931年，一番折騰之後，施特恩為大學教職而提交的論文未被接受，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先生的意見起了決定性作用，遂無法繼續學術生涯。「漢娜後來再也沒有原諒阿多諾的這一行為」（P60）。在布萊希特的介紹下，他開始為柏林「交易所信使報」副刊寫稿，什麼都寫。有一天，一半的文章都署名「施特恩」，所以副刊的主管編輯赫伯特·耶棱建議他取一個筆名，並直接提供了「Anders」這個名字，意即「另外」。今後，施特恩便以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聞名於世。1920年代與1930年代之交，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使德國社會生產凋敝，通貨膨脹嚴重，失業率極高，希特勒與納粹黨勢力愈發膨脹，但是城市文化卻非常繁榮。在柏林時，漢娜幾乎煙不離口，施特恩對此頗為不滿。各種各樣的分歧，使兩人關係瀕於破裂。1933年2月，施特恩離開柏林，前往巴黎，納粹已經從布萊希特的通訊錄里發現了他的名字。但是，漢娜留下，照顧母親。月底，「國會縱火案」發生。

漢娜·阿倫特，1933年。

在這種危急時刻，因為布魯門菲爾德的建議，漢娜開始收集反猶言論，以告訴外國人德國發生了什麼。不出意料，有一天，漢娜和母親被捕。瑪莎表現得什麼也不知道。漢娜則遇上了正直的官員，非常幸運，八天後即被釋放。很快，母女兩人決定逃亡。除了這次意外事件以及不斷惡化的政局，朋友們令人捉摸不透的變化也促使漢娜做出這個決定。最重要的一個，大概就是海德格爾了，這個了不起的男人熱情地讚頌著希特勒的執政。1933年8月，母女兩人非法越境，在一個捷克逃亡者救助組織的幫助下經布拉格、熱那亞和日內瓦到達巴黎。截止這一年年底，超過50萬人離開德國，其中約25000人逃亡到法國。但是，許多法國人尤其是極端右翼組織，不歡迎這些流亡者。漢娜很喜歡巴黎，並與施特恩重新住在一起，不過兩人已經幾乎不講話了。漢娜注意到，逃亡到法國的猶太人，大多數都希望成為受到法國承認的公民。這令她非常反感。沒有工作許可證的漢娜，在「農業和手工業組織」和「猶太人以色列移民組織」兩個與猶太人相關的機構就職，（1935年）在後者工作期間第一次前往巴勒斯坦。後來，她擔任了熱曼·德·羅斯柴爾德男爵夫人的私人秘書。在這一段時間，他結識了貧困潦倒的非法滯留者，德共黨員（1928年因反對斯大林主義而脫黨），「拉絲工人」海因里希·布呂歇爾（Heinrich Blücher）——她未來的丈夫。

漢娜和海因里希，1950年。

海因里希1899年出生於柏林，「也成長與一個沒有父親的家庭」（P75），無產階級出身，母親是洗衣工人，參加過德國斯巴達克同盟，自學成才，1933年時逃離國外。認識漢娜時，他的第二段婚姻尚未結束。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後，情況變得更加糟糕。雅斯貝爾斯的太太格特魯德是猶太人，但他拒絕與她離婚。夫婦兩人做好了一同自殺的準備。海德格爾則春風得意，1933年當選弗賴堡大學校長，並加入納粹黨。1936年夏天，他與雅斯貝爾斯斷絕關係。

在巴黎的漢娜。

1939年9月1日，「二戰」爆發。3日，法國對德國宣戰。在法的德國流亡者的處境更差。9月7日，巴黎的報紙刊登通告，要求所有年齡在17歲和50歲之間的男性流亡者去集中營報到，海因里希就居於此列。兩個集中營都設在體育場，一個是羅蘭加洛斯/羅朗·加羅（Roland Garros，對，就是每年法網的舉辦地點，這項用途一直延續到轉年6月；德國佔領後也曾被用於集中安置猶太人，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就曾經被關在這裡，他說： 「Indeed, compared to our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Roland Garros was almost an amusement park.」）；另一個是伊韋·德·馬努瓦爾（Yves-du-Manoir，為1924年巴黎奧運會建設的），在巴黎城邊的白鴿城（Colombes）。法國的集中營遠不如日後的德國集中營嚴酷，家人可以探望，並捎來生活用品和衣物。在白鴿城的集中營，海因里希遇見了本雅明。11月時，他被疏散去布盧瓦市附近的營地。經漢娜的努力，他於年底回到巴黎。瑪莎也來到巴黎，與他們一起居住。繼父不願意離開柯尼斯堡，幸運的是熬過了納粹的種族迫害，後來死於心臟病。「1939年到1940年冬天，由於害怕空襲，本雅明離開了巴黎，然而巴黎並沒有發生空襲。接著他以一種夢遊症患者式的準確逃跑到了一個叫莫的地方，此地由於靠近一個靶場而異常危險」（P81）。

冬季自行車運動場，1909年。*

1940年1月16日，漢娜與海因里希結婚。前夫施特恩已經在1936年流亡美國，生活比較窘迫，在餐館和工廠打工，與馬爾庫塞關係密切。5月，德軍佔領比利時後，法國開始重新拘禁外國人，這次包括女人。漢娜去的是冬季自行車運動場（Vélodrome d"hiver），這裡同樣也在德佔時期關押過猶太人，亦是著名的圍捕猶太人行動（Vel" d"Hiv Roundup）的關押點，13,152人被捕，電影《莎拉的鑰匙》（Elle s"appelait Sarah）展現了這一段被長期掩藏的歷史。1959年，運動場遭火災破壞，其餘部分被拆毀，現在一部分地皮已經歸屬法國內政部。漢娜尚屬幸運，她是坐地鐵去體育館的。在那裡，她認識了幾個朋友。兩周後，在日夜不息的空襲警報中，女人們被轉移到比利牛斯山腳下的居爾集中營（Gurs）。這裡距西班牙邊境30公里，是法國約100個集中營里最大的一個。1939年，建成初期，用於關押流亡到法國的，參加了西班牙內戰的國際縱隊戰士。1940年開始，此處專門拘禁婦女，最多容納20000人。生活條件非常差勁，每天的伙食都是鷹嘴豆湯、鷹嘴豆和一塊麵包。在這裡，即便是樂觀的漢娜，也曾動過自殺的念頭。不過，德國人於6月佔領巴黎後，集中營監管一片混亂。趁這個機會，女人們策劃逃跑。她們偷了獲准離開的登記表，假冒長官簽字。最後，包括漢娜的約200個女人順利逃離。幾天後，維希政府就開始整頓紀律，1942年開始囚禁於此的許多人，都被送去奧斯維辛了。漢娜離開了其他人，自己前往蒙托邦，成功地與海因里希重逢——他的集中營也是因為德軍逼近而解散。此外，瑪莎於10月份離開巴黎來投奔他們。三個人決定一起逃往馬賽——唯一一個未被佔領的法國港口，在那裡爭取美國簽證。漢娜在《瓦爾特·本雅明：1892—1940》一文中說，美國數量有限的移民簽證，從不發給非政治的猶太人。好在君特·施特恩施以援手，幫助他們兩人克服了一部分麻煩。最終，只有漢娜和海因里希得到簽證，瑪莎的申請未獲簽證。還有一個大問題，去美國的船要從里斯本出發，去那裡還要西、葡兩國的簽證。本雅明也獲得了所有證件，但與朋友弗里茨·弗蘭克爾化妝成水手偷渡的計劃失敗。他打算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去西班牙，隨身攜帶50片嗎啡，一半給了朋友阿爾圖爾「以防萬一」。本雅明在一位漢娜在居爾時的難友幫助下，翻越了比利牛斯山。這位麗薩·菲特考女士幫助本雅明背他裝手稿的沉重公文袋，直到離西班牙邊境不遠處才離開他。可惜，1940年9月27日，在西法邊境，加泰羅尼亞赫羅納省的波爾特沃（Portbou），他得知這個邊境不久前被關閉了，而他轉天會被送回法國。失望之下，本雅明在那天夜裡吞下了隨身帶著的藥片，自殺身亡。在那篇著名的文章里，漢娜慨嘆道：「也就是在這個地方，邊境官員在本雅明自殺事件造成的影響下，同意他的同伴們前往葡萄牙。幾個星期之後，簽證的禁令又解除了。再早一天，本雅明可以毫不困難地通過邊境；再晚一天，馬賽的人們會知道那時已不可能從西班牙過境。唯獨在那一天，災難才有可能。」如她所說，可憐的瓦爾特好比那個霉運纏身的「駝背小人」。

漢娜與雅斯貝爾斯夫婦，1952年。

漢娜夫婦則幸運得多，他們瞅准機會乘火車前往里斯本。瑪莎被臨時託付給一位女性朋友，繼續等待簽證。1941年4月，他們登上了前往紐約的輪船。幾周後，瑪莎也來了。到達紐約後，夫妻兩人手頭還有大約50美元。等著他們的，是繁重的生活壓力，渺茫的和平希望，以及——我們知道的——未來的輝煌。* 圖片引用地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bilobicles/6728325423/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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