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看起來頗得聖寵，地位顯赫，但實際上可能也只是乾隆皇帝的一件小擺設而已。對此，乾隆皇帝並不隱瞞。據說，有一次，紀曉嵐為他的一位犯了罪的朋友尹壯圖求情，乾隆皇帝聞聽之下立即勃然大怒：「朕以你文學優長，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爾何妄談國事！」真是一句話驚醒懵懂人，這樣的一句「夫子自道」不可能不在紀曉嵐的心裡留下難以揮去的陰影。

正是在這樣的一個極端殘酷的政治環境下，我們看到以紀曉嵐為代表的漢族最優秀的腦袋，通過編纂《四庫全書》這項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極力對古人的著作進行全面的「閹割」；另一方面，在「閹割」古人的過程中，自己也被有意無意地實施了「精神自宮」手術。一些漢族的知識精英從此只能夠像紀曉嵐一樣，把超人的才情施之於說點笑話、弄個楹聯和挖苦同僚的範疇，斷然是不會再像其不遠的前輩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一樣，胸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雄心壯志，潛心於獨立思考的著述事業了。

文字匠而已。

袁枚在清朝也算是不可多得的一個大才子，乾隆四年進士，入翰林院選庶吉士，後外放江南地區，在江蘇四地任縣令，頗得民心。可十年後辭官隱居，在江寧小倉山修建隨園，他的詩和隨筆都在這裡完成。六十五歲後開始去各地遊山玩水。袁枚一生洒脫自然，是清朝性靈詩派的倡導者和發起者，與趙翼，張問陶合稱性靈派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