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

　　關鍵詞：微博　微信　新聞客戶端　網路謠言　大V　兩高司法解釋　意見領袖　

　　2013年，網路輿論板塊發生重要變化。政府加大了對互聯網的管理力度，微博大V遭遇沉重打擊，加上微信的分流，微博熱度大幅度下降。微信用戶增長迅速，新聞客戶端也在發展中，移動互聯網開始成為社會輿論的新信源。

　　在突發事件中，政務微博發聲成為政府新聞發布的「標配」，中央級媒體和各級黨報紛紛開設法人微博，經常成為事態演變的重要變數。

　　2013年度傳統媒體的話語霸權在媒企之爭中被削弱。與此同時，「自媒體」話語權也在打擊網路謠言中暴露出先天缺陷。主流媒體如何恪守新聞專業精神，為網路信息把好關，矯正引導網民情緒，關係到國民心態的和諧與社會的穩定發展。

　　一、2013年網路輿情熱點

　　（一）網路謠言治理初見成效

　　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鬥爭的主戰場。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基本不看主流媒體，大部分信息都從網上獲取。要把網上輿論工作作為宣傳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8月以來政府驟然加大互聯網管理力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

　　隨著網路傳播的日趨碎片化和網路生態的複雜化，在保障公眾表達和社會監督的積極功能之外，網路輿論潛在的負面效應也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網民的媒介素養不夠，經常見風就是雨。某些網路「大V」粉絲數量眾多，不經核實轉發一些謠言，擴大了謠言的負面影響。此外，某些網路公關公司為了商業利益，編織和傳播謠言。網路誹謗，敲詐勒索，非法經營，網路虛假信息擾亂資本市場，讓不少公民、官員和上市公司深受其害。

　　公安部部署專項行動，集中打擊網路有組織製造、傳播謠言等違法犯罪，8月20日開始見諸媒體報道。在互聯網蓄意製造傳播謠言、惡意侵害他人名譽、非法攫取經濟利益的秦志暉（網名「秦火火」）、楊秀宇（網名「立二拆四」）等人被抓獲。此後，陸續有多名大V（加V認證的微博「意見領袖」）被拘，包括：擁有超過1200萬微博粉絲的超級大V薛必群（網名「薛蠻子」，嫖娼）；活躍於雲南的地方「意見領袖」董如彬（網名「邊民」，「惡意編造謠言牟利」）。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利用信息網路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出台。

　　經過幾個月的清理，網上爆料社會負面現象特別是批評政府的聲音明顯減少，帖文情感詞力度下降，積極正面的聲音日漸增多。本文抽取100位活躍「意見領袖」的微博，發現以2013年8月10日國信辦主任魯煒提出互聯網「七條底線」　為拐點，此前兩個月累計發博　72481條，此後兩個月累計發博65126條，下滑10.2％。

　　而8月10日以後，體制內媒體微博和政務微博的發博量超過了「意見領袖」，提示微博輿論場上這兩支「國家隊」趁勢崛起。

　　然而，打擊謠言和網路犯罪也出現了一些引發質疑的案件。如河北清河縣女網友發帖詢問命案「真相」被行政拘留5日，甘肅張家川一名16歲的初中生髮帖質疑一起死亡事件有內情被刑拘，甚至在政法系統內部對有些案件也有不同看法。互聯網是否構成刑事入罪的「公共場所」，如何界定網上「尋釁滋事罪」，是各方討論的焦點。

　　（二）司法案件引發的輿論熱點猛增

　　在2013年20個熱點輿情事件中，司法案件佔半數以上。9月份繼舉世矚目的薄熙來案一審宣判之後，陝西「房姐」龔愛愛案、「高鐵一姐」丁書苗案陸續開審，北京大興摔童案、李某某強姦案、河北王書金強姦案等相繼宣判，瀋陽攤販殺死城管案主犯夏俊峰被執行死刑，更使得司法公正成為空前集中的網路議題。

　　不過，各類司法案件折射出的民眾心態卻各不相同。薄熙來案公審、劉志軍貪腐案審理和多起高官被查處案件，使民眾對新一屆政府「既打蒼蠅，又打老虎」的期望大增；李某某強姦案與夏俊峰案中，網民對罪犯的態度形成強烈對比，折射出民眾對當下社會階層分化、強弱群體生活反差的不滿和憂慮；湖南特大非法集資案主犯曾成傑被執行死刑，則成為繼「吳英案」後又一起引發中產階級震動的案件。

　　（三）民生仍是輿情焦點，個人暴力表達有所增強

　　2013年，新一屆黨中央、國務院改善民生的決心和努力被網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中國仍處於社會轉型期，民生問題和個人權益保護依然是網路輿情的熱點領域。年初的香港奶粉限購令，黃浦江上游的死豬，下半年的延遲退休之爭，基層政府和百姓之間、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各種摩擦事件，都涉及民眾的安全感和尊嚴，掀起情感波瀾。

　　從延安城管暴力執法，到湖南臨武瓜農與城管衝突中意外死亡，再到唐山城管面對下跪商販面帶微笑，截至2013年11月初，新浪微博有關「城管」的詞語已經高達6000萬條，不少網民傾向於認為「城管是社會戾氣的製造者和激化者」。而對城管亦為平民階層的事實，以及攤販的暴力抗法行為，網路輿論則傾向於選擇性忽略。

　　醫患糾紛由來已久，隨著2013年10月下旬發生的浙江溫嶺患者殺醫案變得格外尖銳，出現了醫護人員集體抗議，全國上百家醫院聲援的現象。據中國醫院協會統計，2012年每所醫院平均發生的糾紛事件由2008年的20.6起增至27.3起。與2012年哈爾濱殺醫案中不少網友的幸災樂禍相比，這次網民對被殺的醫生普遍表達了同情，保持不變的是對當下醫療環境和醫療體制改革的牢騷與不滿。

　　這一年中值得深思的，是某些弱勢群體在處境艱難的煎熬下，失去對社會的信心和耐心，選擇以個人暴力的方式宣洩不滿。6月7日，廈門中年男人陳水總在快速公交上縱火導致47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些高考生。7月20日，山東農民冀中星因上訪無門在首都國際機場引爆了自製炸彈。冀中星在進京前最後一篇博客寫道：「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無聲。」有網民對此做出點評：領導多融入群眾，就不會產生冀中星、陳水總。

　　（四）吏治反腐話題依然火爆，年輕幹部遭遇「扒糞」　

　　2013年，涉及年輕幹部選拔任用的網路熱點案例漸多，僅5月至6月出現的相關案例就達30多起。廣東揭陽揭東區副區長江中詠「父子接棒」，安徽安慶驚現22歲團縣委書記，湖南衡陽雁峰區副區長參加工作10個月後被提拔正科、4年後被提拔副處，湖南某地市官員外甥女28歲任副縣長，參加選美後獲重用等話題，在網上引起議論紛紛。一時間，圍繞年輕幹部出身經歷的「扒糞」風起雲湧。幹部年輕化本身是好事，網民擔憂的是缺乏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選拔程序。

　　網路反腐從2012年歲末開始也變得更加集中而尖銳，網民反腐的類型多樣化、起因複雜化、爆料實名化，黨政機關查處快速化。位高權重的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被網路實名舉報拉下馬，被曝光多塊名表的「表哥」、陝西省安監局局長楊達才獲刑14年，上海法官集體嫖娼被曝光……網路反腐與新一屆黨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堅強決心是吻合的，但領導幹部一旦被舉報就面對幾億網民一邊倒的指控，被污名化。此外，網路反腐易被商業敲詐和官場惡鬥所利用，需要加以必要的規範。國信辦2013年再次查處了若干借反腐之名行網路敲詐之實的輿論監督網站。4月以來，人民網、新華網等中央重點新聞網站及新浪、騰訊等商業網站均在顯要位置推出「歡迎監督，如實舉報」的網路舉報監督專區。9月2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正式開通，日均收到網路舉報800件。這都有利於引導網民利用正規渠道和平台進行合法舉報，實現網路反腐與制度反腐的無縫對接。

　　在2013年的反腐案例中，央企的腐敗問題也備受關注。中央巡視組進駐中儲糧，在此之前中儲糧黑龍江大火，使得這家企業受到廣泛關注，問題不斷曝光。而8月以來中石油發生一系列「人事地震」，先後有包括國務院國資委主任、中石油原董事長蔣潔敏在內的多名高管涉嚴重違紀被調查，此事更是被網民冠以「窩案」、「勝利（油田）系」等標籤而大力炒作。很多央企、國企脫胎於政府機關，沒有完全實現去行政化，也就承擔了社會輿論對整個公權力不滿的情緒。

　　（五）微信等移動通信工具分流微博用戶

　　微信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流行，目前用戶已達5億，海外用戶超過1億。加上米聊、來往和新近出現的易信，移動通信工具對微博用戶的分流作用明顯。從微博上陌生人的集體「吐槽」，轉向微信熟人間的相互取暖，提示社會參與的無力感增強。

　　2013年微信公眾賬號大量湧現。今年4月1日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推出認證公眾賬號，僅第一天訂戶增長22萬，收到用戶回複信息12萬多條。在央視《新聞聯播》結束前，新聞主播都會提醒大家關注其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在廬山地震中，＠人民日報、＠央視新聞都通過微信為災區祈福，發布一些倡議和號召，如請私家車為救援車輛讓路等，有很強的號召力。

　　新聞客戶端是一種基於手機的信息供給，囊括熱點新聞、體育、軍事、娛樂、購物、八卦、圖片，以及網友評論等。用戶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訂閱內容，開啟了社交閱讀新時代。目前新聞客戶端不僅有《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南方周末》等傳統媒體入駐，還吸納了不少自媒體。搜狐網宣布，搜狐新聞客戶端入駐媒體超過1000家，其中包括近400家自媒體，用戶總訂閱量超過了6億個。

　　（六）斯諾登事件促中國網民同步參與世界熱點

　　中國的國際地位在不斷上升的同時，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領土和貿易摩擦也逐年增多。2013年的輿情熱點中，涉及國際和地區事務的議題仍佔有相當比重。除釣魚島、南海問題等持續發酵外，2013年6月，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僱員愛德華·斯諾登在曝光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絕密電子監聽計劃「稜鏡」項目後逃亡香港，引發了中國網民的廣泛關注。「稜鏡門」讓美國人從2012年希拉里有關互聯網自由的兩次談話所標榜的道德高地跌落，也使得中國網民有了一次近距離同步參與世界熱點的機會。網友沿用「如果斯諾登是某國人」造句，表達了對美式自由雙重標準的諷刺：「如果斯諾登是中國人，奧巴馬總統肯定已邀請他前往白宮共進晚餐，還會提名他為下一屆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美國政府只在恰當時機捍衛自由與人權。」

　　表1：2013年20件熱點網路輿情列表

　　單位：條

　　註：時間跨度2012年1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

　　二、意見領袖在輿論場的作用

　　（一）300名「意見領袖」影響互聯網議程設置

　　在這次互聯網整治中，一些「大V」被清理，但網路「意見領袖」仍將是一個客觀存在。根據「二級傳播」理論　

　　，大眾傳媒往往是通過民間「意見領袖」的中介作用，才能影響公眾。這種現象在互聯網平台上更為突出。

　　據統計，全國103家微博客網站的用戶賬號總數已達12億個，其中新浪微博用戶賬號5.36億個，騰訊微博用戶賬號5.4億個。隨著微博客用戶群體的迅速擴大，產生了一批粉絲數超過10萬人的「大V」賬號。新浪微博、騰訊微博中，擁有10萬以上粉絲（聽眾）的超過1.9萬個，100萬以上的超過3300個，1000萬以上的超過200個。　

　　在一些突發事件和公共議題上，網路「意見領袖」的影響力常常超過媒體和政府在微博中的傳播力。據統計研究顯示，平時有大約300名全國性的「意見領袖」影響著互聯網的議程設置。

　　（二）意見領袖的人口學、社會學特徵

　　我們抽取了活躍度較高的300名網路「意見領袖」作為樣本，進行了人口學與社會學特徵分析。

　　1、性別特徵：男性「意見領袖」更積極地參與網路公共話題。

　　300名「意見領袖」資料顯示，男性佔據絕大多數，男性、女性人數分別為271人、29人，所佔比率約為9：1。

　　2、年齡段分布：以40～60歲年齡段的中年人居多。

　　300名「意見領袖」中，出生於20世紀20年代的為3人，占樣本總數的1％；30年代的為6人，佔2％；40年代為23人，約佔7.7％　；50年代80人，佔26.7％　；60年代101人，約佔33.6％；　70年代69人，佔23％；80年代17人，約佔5.7％；90年代僅為1人，佔0.3％（見圖1）。

　　圖1：300名「意見領袖」的出生年代分布

　　從統計數據明顯可以看出，「意見領袖」中出生於50年代至70年代的人居多，合計為250人，佔據樣本總人數的83％強，300名「意見領袖」中以40～60歲年齡段的中年人居多。

　　3、出生地與現居地分析：多來自二線區域，現居一線城市。

　　分析300名「意見領袖」的出生地，可以看到，出生於一線城市（各省會大城市）有56人；境外的有8人；多數人群出生於二線區域，有236人，其中農村區域（含縣城及其以下）為163人，城市區域73人（見圖2）。

　　從近兩年所在地來看，絕大多數「意見領袖」生活在一線大城市。北京成為樣本中人數最多的城市，高達190人，約佔據樣本總人數的63％；上海次之，為25人，約佔8％；廣州＋深圳居第三位，有18人，佔6％。其他國內各省市之和則僅為42人，合計占樣本總人數的14％；　

　　多數「意見領袖」從二線區域闖入一線城市，對草根社會的觀察和體驗有切膚之痛，而其個人奮鬥的經歷對年輕人有吸引力。有少量網路「意見領袖」則生活在境外（含港澳台），人數為25人，佔8％。如我國台灣的李敖，香港的馬鼎盛，新加坡的作家六六，日本人士加藤嘉一等。

　　圖2：「意見領袖」的出生地分布

　　4、學歷與學科背景：學歷水平偏高，文科居多。

　　300名「意見領袖」中，多數人群具備較高學歷，其中擁有博士學歷的有96人，佔32％；擁有碩士學歷的有68人，約佔23％；大學及大專學歷有114人，佔38％；沒上過大學的僅22人，約佔7％。另外，在300名「意見領袖」中，有95人有過境外學習的經歷。

　　據統計，在278名上過大學的意見領袖中（占樣本總數的93％），知識背景為文科、理工科、軍事學科的人數分別為253人、22人和3人，所佔比例約為91％、8％和1％。在253名文科類「意見領袖」中，中文學科類知識背景的人數最多（達77人），新聞／傳播學科類的有65人，經濟學科類的有47人，管理學科類的有39人，法學學科類的有37人，政治學科類的有21人，教育學科類的有19人，歷史學科類的有18人（見圖3）。

　　圖3：278名上過大學的「意見領袖」學科分布

　　5、職業分布概況：媒體圈、高校人數最多。

　　從300名「意見領袖」從事行業與所屬單位性質來看，新聞媒體圈人數最多，有83人，佔28％；其次為高等院校，有61人，約佔1／5；第三是企業組織，有42人，約佔14％。自由職業者有34人，約佔11％；研究機構 30人，約佔10％；退休人員有11人；從事社會團體與公益事務的也有10人。另外，來自黨政軍系統的人數也不少，其中黨政機構26人，軍方3人（見圖4）。

　　圖4：　300名「意見領袖」職業分布

　　值得一提的是，在300名「意見領袖」中，扣除目前黨政軍系統的29人，還有120人有過體制內職業經歷。如知名網友「十年砍柴」，曾工作於國家某部委，因國務院機構精簡分流到媒體，後成為獨立專欄作家和網路名人（見圖5）。

　　圖5：　300名「意見領袖」體制內經歷情況

　　6、年收入水平：10萬～60萬元收入者的人數居多。

　　據統計顯示，300名「意見領袖」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下者僅有16人，約佔5％；年收入在10萬至60萬元之間的人數居多，共有209人，約佔70％；60萬至200萬元的有48人，約佔16％；200萬元以上的佔9％，有27人。

　　圖6：300名「意見領袖」的收入情況

　　7、多數能在傳統媒體發聲。

　　300名「意見領袖」中，絕大多數人士和傳統媒體保持著較好的互動關係。據檢索發現，在2013年，有263人（約88％）在傳統媒體上發表過署名文章或評論，或曾在電視台出鏡。「意見領袖」能在傳統媒體發聲，有助於對現實國情的理性把握、平和表達，進一步提升個人的影響力。

　　8、政治與經濟觀念

　　據觀察分析，300名「意見領袖」中，政治價值觀屬於自由派、對政府和現行體制有較多批評、偏右翼的人數較多，有162人，約佔54％；偏左翼的有53人，約佔18％；屬中性的有85人，約佔28％。而在經濟理念上，偏右翼的人數有111人，約佔37％；偏左翼的有98人，約佔33％；較為中性的91人，約佔30％，基本呈現三分格局。

　　耐人尋味的是，經濟理念上重視效率的「市場派」比政治理念上的「自由派」的佔比低了17個百分點，這提示在呼籲深化改革的「意見領袖」中，也有人意識到三十幾年經濟改革帶來社會分配不公、官場尋租等弊端，市場至上的主張影響下降。

　　（三）「意見領袖」的傾向性分析

　　從300名「意見領袖」名單中，進一步抽取更為活躍的100人，進行帖文語義分析。篩選出年度影響網路輿論的20個批判性詞語，統計每個「意見領袖」使用這些關鍵詞的次數，試圖歸納出其意見傾向性。

　　運用新浪微博高級搜索功能，可發現這100名「意見領袖」在微博中提及次數最多的20個辭彙，依次是：政府、改革、自由、兒童、腐敗、司法、舉報、道德、謠言、公平、城管、房價、校長、移民、上訪、強拆、民生、霧霾、轉基因、性侵。其中，提及「政府」的微博占樣本總量的27.37％，提及「改革」的微博佔12.29％，提及「自由」的微博佔11.20％，提及「兒童」和「腐敗」的微博分別佔5.31％和5.29％。這些微博都超越了對個人生活境遇的關切，多與國家的政策走向相關，顯示出「意見領袖」的家國情懷（見圖7）。

　　圖7：年度網路輿情關鍵詞分析

　　註：樣本量48148條，時間跨度為上一年互聯網輿情報告截稿的2012年11月 1日至2013年10月31日。

　　在監測時段內，這100名「意見領袖」的微博總量為46.3萬條。通過統計每個職業類別的人數與微博總數，發現作家的人均微博最多，達7667條；其次是律師、資深媒體人和公益人士，人均發博分別約為5308條、4649條和4624條；而黨政幹部、普通記者和主持人的人均微博數都在1000條以下。

　　進一步分析表明學者群體在各類輿情事件中最為活躍。如學者劉勝軍關注與「改革」「腐敗」「公平」「移民」相關的輿情事件，政策「改革」是其微博的主旋律，「腐敗」論與「公平」論常引起網友共鳴。在關鍵詞涉及的具體輿情事件中，大部分學者希望中國能夠進行深層改革，扶助民生，進而改良中國現狀。

　　數據顯示，律師群體在吏治反腐類的司法輿情，以及涉及上訪、強拆的輿情事件中尤為活躍。律師一方面維護當事人權益，要求政府給出合理解釋；而另一方面，在多起重大司法案例中也有發動「輿論審判」的嫌疑。無論是李某某案還是夏俊峰案，一些未經查證的事實和觀點都在不同程度上誤導了輿論，有悖於律師職業倫理。《檢察日報》文章《律師發動輿論審判的惡果》指出，「輿論審判對於法律的權威、對於司法的公信而言，只會產生更加嚴重的打擊和傷害，而不是拯救」。

　　媒體人群體是微博議程設置的關鍵角色。媒體人實名舉報掀起了網路反腐高潮，但在重大公共事件中某些事實和觀點的「偏差」，也加劇了社會對抗性情緒，提高了輿情處置的難度。

　　概括而言，「意見領袖」這個新的族群已經在網路虛擬空間活躍很久，同時對現實的社會進程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社會轉型期，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民意的代言人，對政府陳情，施加輿論壓力，但又經常畸形放大某些超越現實可行性的偏激訴求。在2008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中，我們把關注新聞時事、在網上直抒胸臆的網民稱為「新意見階層」，網路「意見領袖」就是這個階層最活躍、較有影響力的部分。客觀評估他們的建設性和合作精神，去團結包容他們，減少其對體制的對抗性，是意識形態工作和社會管理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

　　三、打擊謠言與網路輿論格局的新變化

　　（一）互聯網治理的四個節點

　　2013年8月以來的打擊網路謠言，警方抓捕違法「大V」，急風暴雨的運動式治理，對全社會產生震撼，似乎政府對互聯網的態度以打壓為主。其實近年來互聯網治理已經形成一整套較為完整的剛柔並濟的思路，有如下4個重要節點。

　　2011年10月13日，國信辦召開「積極運用微博客服務社會經驗交流會」，鼓勵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開設微博客、用好微博客。

　　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之夜，《人民日報》開通法人微博，現已成為第一大媒體微博，帶動一大批體制內媒體前進到微博輿論場域，積極引導輿論。

　　2013年8月10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提出互聯網「七條底線」，體現了網民自律和網路社區自治的柔性治理思路。

　　2013年9月9日，「兩高」出台《關於辦理利用信息網路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標誌著對網路消極現象從被動應對變成主動依法治理。

　　四個節點表明，政府對互聯網既有強力管制，也要生態調節，既要善管，更要善用。

　　（二）微博「國家隊」的成長

　　政務微博到2013歲末約20萬家，已成政府新聞發布和突發事件處置的「標配」。黨政部門通過政務微博第一時間通報權威信息，成為新聞信源和事態演變重要變數。濟南中院官方微博直播薄熙來案審理，僅在人民網的賬號，就有粉絲115萬，庭審四天半所發微博總閱讀量達到5億。在陳水總製造公交車起火案後，＠廈門警方在線發布9條微博，不僅通報案件信息和救援情況，而且發出「今晚無眠，廈門之痛」「堅強廈門，愛廈門，共努力」等充滿哀思的微博，累計收穫網民轉評近2萬條。而在曾成傑被秘密執行死刑後，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官方微博稱：「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對犯人執行死刑時，犯人必須跟親人見面。」網友稱為「冰冷回復」，群起而攻之。半小時後法院刪除此條，微博道歉帖收穫超7萬次的轉評數，甚至有網友敦促院長引咎辭職。

　　體制內媒體微博以＠人民日報一馬當先，它詮釋主流立場、回應網民關切，促進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包容，有了較高的黏合度。人民日報的新浪微博，截至2013年10月底，被＠　2700萬次，這與其1100萬粉絲同樣重要。

　　體制內媒體在黨政領導人出訪、幹部人事貪腐案件、重大自然災害事故、社會安全事件、公共衛生事件等方面，介入及時，力度大，發揮了輿論主導作用。以2013年各地發生的禽流感事件為例，體制內媒體的反應速度已經逐漸趕超網民和市場化媒體。在廬山地震中，8時8分新華網官方微博＠新華網發布四川雅安5.9級地震的消息，是最早發布地震消息的媒體。9時10分，新華社官方微博＠新華視點發消息稱其報道組正在前往災區的路上。9時55分，《解放軍報》記者部官方微博＠軍報記者消息稱「成都軍區第一批抗震救災工作組已經出發，趕往災區」。而地震發生地的四川衛視形成了電視主播、微博配合、連線現場的三位一體式報道。對上午微博提供的各種求救線索和事件，現場記者都進行了後續的追蹤，微博發布者與電視台記者完美地進行了任務的交接。例如，地震寶寶的後續報道，救災途中軍車墜入懸崖的報道，寶興縣孤島的報道，災區寫生學生順利返家的報道等。

　　（三）網上體制內外的力量對比

　　目前互聯網輿論的力量構成，主要分為民間「意見領袖」、市場化媒體、體制內媒體和政務微博四支力量。

　　本文抽取2013年的熱點輿情100件，發現首發曝光的媒介中，體制內媒體所佔比例接近三成；市場化媒體首發曝光的約佔1／4；而網民和網路認證用戶通過互聯網自媒體曝光的則接近半數，但很多爆料也是因為市場化媒體或體制內媒體的介入而迅速升級擴散（見圖8）。

　　圖8：100件熱點輿情中首發曝光的媒介

　　互聯網為大眾提供了信息互動平台，不斷成長為新聞曝光、輿情發酵與傳播的主要渠道（見表2、圖9）。

　　表2：2013年網路自媒體首發的熱點輿情

　　圖9：100件熱點輿情的話語權分布

　　註：話語權數值主要參考事件發生過程中，不同類型微博在事件曝光、發酵、升級和輿情處置中的覆蓋面和活躍度，以是否成功實現議程設置或使輿情發生重要轉折，評估某一事件中哪一類型微博話語權最高，並對全部案例進行統計。

　　很多輿情事件更多是複合型的議程設置，民間「意見領袖」、傳統媒體、草根網友常常形成「默契」，共同推動話題升溫。

　　表3：政務微博、體制內媒體微博和網路意見領袖微博互動效果

　　註：三類微博各選取較為活躍的10個賬戶，統計時段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1月5日。

　　數據顯示，僅就入選的三類微博賬戶而言：微博凈增數，體制內媒體微博第一；政務微博第二；「網路意見領袖」居末位，只有體制內媒體微博的約1／3。博文轉評總數，「意見領袖」第一；體制內媒體微博第二；政務微博居末位，不足意見領袖影響力的14％；體制內媒體微博和政務微博兩組相加，影響力仍遜於意見領袖。這組數據顯示出微博輿論場上國家隊在帖文數量上已取得優勢，下一步需要提高正面輿論的說服力、感染力（見表3）。

　　（四）媒企博弈挑戰媒體公信力

　　新聞和企業的博弈，是2013年輿論生態的一個重要側面，媒體前所未有地遭遇公信力危機。特別是《新快報》記者涉嫌收取50萬元好處費炮轟中聯重科，讓媒體人在這一年過得沉重。

　　專家指出：媒體也是一種「隱性公權」，謹防「尋租」。不能因為長沙警方執法的程序瑕疵，而原諒《新快報》記者人格和報格的失守。打鐵還要自身硬，新聞媒體的公器私用，有負於輿論監督的社會責任和公眾信賴。而企業的不正當競爭，各自供養記者和官員，掩蓋或歪曲事實真相，也侵蝕著媒體的操守。

　　《京華時報》連發70多個版面與農夫山泉的對峙，似也深陷利益糾葛。有網友發帖評《京華時報》的有關報道《四問農夫山泉，請你正面回答》：說這種意氣十足的標題，已失去了媒體監督的分寸感。「你，你，你」，中立客觀感沒有了。而農夫山泉的企業微博則發帖回擊：這個問題，你必須給公眾講清楚。《京華時報》，你跑不掉，也別想跑。

　　在這對「你和我」的矛盾衝突中，雙方都丟掉了一個更重要的第三方，即消費者和公眾。媒體在監督報道中如何擺正自己的位置，超越利益糾葛、還原事實真相？中國記協在這場有巨大爭議的媒企之爭中，如何給媒體人提供一些職業價值規範？

　　中央電視台等體制內媒體對蘋果、星巴克不惜篇幅的批評性報道，也引起了網路輿論的反彈。國家級媒體維護本國消費者的權益，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但同時需要傾注更大的心力關注和監督國內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服務，如奶粉安全，因為後者更關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2013年第一個輿情熱點，《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涉及宣傳主管部門與媒體的關係。新聞管理的底線不容挑戰，但管理的方式需要與時俱進。出現在南方報業集團門口的市民抗議人群，左右咸集，顯示公眾對輿論表達和輿論管理的極度敏感。社會轉型期居高不下的輿論壓力，顯示出現實生活中有更大的社會壓力亟待釋放。

　　四、互聯網的生態治理

　　互聯網在中國經過狂飆突進的發展，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最大變數」。本屆政府強化了互聯網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陣地」意識，要求守土有責，守土盡責。預測2014年和今後十年互聯網的發展和管理，需要處理好如下幾對矛盾。

　　（一）互聯網與體制的磨合

　　從2001年人民網突破地方政府的嚴密封鎖，率先披露廣西南丹礦難，到孫志剛事件中網路輿論沸騰，推動《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惡法廢止，互聯網十幾年來就是在與體制的摩擦和磨合中，從BBS、QQ、博客前進到微博客、微信，獲得持續發展。

　　而從王立軍事件到「十八大」召開、全國「兩會」換屆，網上對改革走向的激辯，在政治窗口期結束後，成為一種體制不能承受的雜音。而民間網路反腐的亢奮，容易激起官員的抵觸心理和體制的自保反應。2013年秋季開始的互聯網整治，不妨視為新一屆執政團隊開啟新的十年、奮發有為的雄心和自負。在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時，需要奠定一個維護體制威權的輿論環境。

　　但是，中國畢竟已不可能回到改革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大一統局面和「兩報一刊」統一思想的意識形態格局。互聯網是中國社會的出氣孔和安全閥。草根網民的呼聲，哪怕是偏激的訴求，釋放出來，也有利於上級政府和全社會發現基層的問題，及時加以解決，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自下而上的民意表達，有助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深化改革，增加體制的彈性和張力。

　　體制需要認可和接納網民這種新的社會參與力量；與此同時，網民的意見表達和政治參與也要學會克制。這種克製表現為：立足於制度的修復和完善，補台而不是拆台；從具體而微的民生問題和老百姓個人權利維護問題做起，不執著於宏大的政治敘事，放棄在網路空間極易被放大和追捧的英雄主義情結，水滴石穿般推進中國社會進步；把政府和體制視為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重要幫手，乃至主導力量，自覺在體制的空白缺漏處拾遺補缺。這些都體現在近年來基於互聯網的「微公益」活動中，從「微博打拐」、「免費午餐」到「光碟行動」、「大病醫保」，「微公益」成為官民聯手改良中國的試驗田。

　　從打擊網路謠言推測中國政府企圖撲滅互聯網是沒有依據的，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不會出現大的倒退。2013年10月1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政府信息公開回應社會關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見》，規定與宏觀經濟和民生關係密切以及社會關注事項較多的政府部門原則上每季度至少舉辦一次新聞發布會，主動做好重要政策法規解讀，妥善回應公眾質疑，並積極探索利用政務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打擊造謠傳謠的治本之策、長效機制，在於推動政務公開，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提高網民的媒介素養。

　　2013年8月，國務院還印發了《關於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設想基於互聯網的新型信息消費規模年均增長30％以上。

　　互聯網是我們面臨的「最大變數」，處置不好是「心頭之患」，處置得當就是黨和政府「公共治理」和基層民主的新平台。在新十年的開端，在互聯網的發展和管理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政府在善管互聯網與善用互聯網之間斟酌損益，未來還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二）互聯網的泡沫和土層

　　目前互聯網信源豐富多彩，從微博、微信到新聞客戶端，但信息碎片化。特別是前幾年叱吒風雲的時政類「大V」，往往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發言，信口開河，有的還好勇鬥狠，卻擁有百萬、千萬量級的粉絲，屬於網路輿論的泡沫。政府大力擠掉泡沫，有利於塑造理性平和的輿論生態，但手法尚待完善。

　　在一些網路「大V」頻頻落馬之際，可以考慮包容專家型「中V」在自己熟悉的領域理性建言。例如，通過對10位在各行業具有代表性的專業「中V」的考察，我們發現以2013年8月10日提出互聯網「七條底線」為基點，後2個月發博總數比前2個月增加961條。青少年教育專家孫雲曉在8月10日前2個月里日均發帖11.57條，後2個月里日均發帖15.79條。新聞學教授陳昌鳳每條微博的平均轉評數，由6月份的29.5條上升到10月份的35.5條。

　　（三）網民的自律、自治和他律

　　政府的網上輿論工作，需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如果遇到尖銳的批評聲音，如果沒有做好取信於民的政務公開和細緻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警察就衝到前邊去抓人「滅火」，對於警方來說涉嫌越位，對於宣傳部門來說則可能是惰政行為。

　　把打擊網路謠言納入法制的軌道，需要把握好政策和法律的界限。對於網上的雜音，要分清娛樂（審美趣味）、道德和法律三個層面，分類處置；要分清文化批評和法律制裁，多用舌頭少用拳頭。

　　尊重和鼓勵網路社區的自律和自治，不僅涉及網路輿論生態的健康，而且涉及未來的社會轉型，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之外，進行社會建設，包容和鼓勵民間自組織力量的培育，也是推進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四）自媒體的勃興和專業媒體的制衡

　　近年來在網路輿論的研究中，出現了過高估計自媒體作用的傾向。其實，網友的「公民報道」和「圍觀」只是業餘隊，而新聞媒體、門戶網站才是專業隊。政府治理網路亂象，不必只盯著互聯網自媒體。「凈網」是不可能也是不科學的，互聯網本來就是在信息的自由流動和觀點的對沖碰撞中，逐漸還原事實真相、凝聚社會共識的。比網路自媒體更重要的，是傳統媒體和門戶網站發揮好紛亂網路信息的「把關人」和偏激的網民情緒「定海神針」的作用。

　　抽取2013年20件由黨報、國家電視台、重點新聞網站最先曝光和第一時間介入的輿情案例，發現體制內媒體的及時報道對市場化媒體和行業媒體更能形成強大的示範效應。從表4看，有50％黨報黨刊報道總數超過300篇的事件，上升為全國年度排名前20位的大事件。而這些年度大事件全部為都市綜合類報紙和行業報刊上排名最高的事件，最低熱度分別超過650篇和200篇。在互聯網輿論空前發達的今天，黨報台網、市場化媒體和行業媒體對輿論議程仍發揮著主導性作用。

　　表4：2013年體制內媒體最先曝光事件的新聞報道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