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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不公、貧富差距過大已成當前社會公平問題的一個主要矛盾，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偏低、稅負偏高，又是這組矛盾的主要方面，亟待著手糾偏，從而緩和、化解矛盾。

　　昨天，溫總理在同網友在線交流時透露，個稅起徵點調整問題已列入國務院議事日程，本週三將進行討論，「我們將提高個人所得稅薪酬的起徵點」，並表示這是實現收入公平最直接也是最簡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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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理的這一明確表態，讓不久前「個稅起徵點保持2000元不變」的傳言不攻自破。在物價輪番上漲、錢包變相縮水的眼下，個稅起徵點多年按兵不動，早已久受詬病，不僅與現實經濟形勢不協調，更背離了個稅「公平調節器」的初衷。因此，總理昨天的一番話，讓網友頗覺振奮。

　　溫總理回答網友這一問題時較為概略，但其表述中傳遞了不少相關信息，值得我們仔細咂摸和回味。

　　首先，是對收入公平的重視。我們說了三十年的「先富帶動後富」，但在這一過程裏，一些人卻漸漸忘了「先富」只是手段，「帶動後富」和「實現共富」纔是終極目標，這種理念上的偏差無疑助長了貧富差距的擴大。面對這種現狀，政府有必要充分發揮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器作用，讓財富在不同收入階層中分佈更趨合理。

　　其次，是讓利於民理念的彰顯。一個淺顯的道理是，一個國家，唯有老百姓普遍富裕了，才能形成旺盛的消費力，從而為國家稅收與財政收入提供源頭活水。而減負即為增收，富民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減稅，如西漢初年的「三十稅一」；同樣，每當內需不振之時，為公民減稅、退稅便成為各國通行做法。回顧近些年，我國稅收增幅（超過20%）、個稅增幅（去年達到22.5%）、個人收入增幅（約7%）及GDP增幅（9%左右），不難發現個稅增幅過快。其後果是相對降低居民收入，抑制了內需，加劇了內外貿易失衡。因此，下一步如何在「國富」與「民富」之間找準一個黃金分割點，重拾二者之間的均衡發展，理應有所突破。

　　勞動收入是我們這個社會絕大多數人的衣食來源（甚至唯一來源），因此附著其上的個人所得稅的公平與否，直接關係到勞動者的尊嚴、內需的強弱、社會的穩定，其意義不言自明。因此，理想而公平的收入格局無疑是：高收入者繼續創造和積累財富，但承擔更多的稅負與社會責任；中低收入者的勞動所得（包括部分財產性收入）得到增進，同時稅負不斷降低。如是，方能逐步打造一個橄欖形、而非啞鈴形社會。在美國，佔比近50%的工薪階層只承擔了聯邦所得稅的5%，10%的高收入者承擔了個稅的60%，1%的最高收入者承擔了30%；而在我國，工薪階層個稅佔到個稅總收入的65%，相反，相當數量的富人或者遊離於稅收的有效監管之外，或者藉助心照不宣的「人脈」逃避稅收義務。用辯證法的眼光看，收入不公、貧富差距過大已成當前社會公平問題的一個主要矛盾，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偏低、稅負偏高，又是這組矛盾的主要方面，亟待著手糾偏，從而緩和、化解矛盾。對此，必須在稅收宗旨上、結構設計上予以撥亂反正。

　　春節前，有消息稱「個稅改革方案已上報國務院」，根據相關披露，新方案可能會對稅率有所調整，但對「以戶為單位徵收」、是否採取綜合稅制等問題並未實質性觸及。很顯然，個稅改革不能僅僅被CPI趕著跑，而應爭取主動，從結構上提高科學性、預見性與公平性。

　　三十而立，中國個稅開徵至今正好30個年頭了，是時候好好總結得失、謀劃圖變以順應時代發展與公眾呼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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