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改革開放即將迎來40週年之際出現的(這一)逆轉，反映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軌跡。”前不久，在香港發佈經濟統計數據，顯示其GDP首次被深圳超過後(深圳官方隨後稱，按去年平均匯率算仍落後香港)，《日本經濟新聞》作出這樣的評論。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象徵，近40年來，這座城市一直處於快速變化的中心。它有過很多稱號，比如“世界工廠”“仿冒商品之都”等，如今更多是“中國硅谷”“創新中心”。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日本企業是重要參與者，而日本也一直有緊盯中國進行研究的傳統。《環球時報》記者發現，眼下，日本政界、經濟界、文化界正興起一股“深圳熱”。

政治家口中的“沸騰城市”

在日本人的概念裏，位於東京的“秋葉原”是世界第一電器街，並一直引以爲豪。但近來有日本媒體發現，深圳“華強北”電器街規模是秋葉原的30倍!而且，秋葉原主推“20世紀產品”，華強北銷售“21世紀產品”;光顧秋葉原的主要是普通遊客，華強北的顧客則來自中國乃至世界各地。一時間，以前連深圳的“圳”都不知怎麼讀的日本人，開始對這座中國城市產生強烈興趣。

實際上，華爲、比亞迪、大疆……當這些品牌頻繁出現在日本媒體上，走入日本社會時，很多日本人就開始好奇：它們來自哪裏?這也讓深圳這個以前在日本鮮爲人知的城市，逐漸成爲日本各界最爲熟悉的地名之一，包括日本政界。

2016年8月，日本自民黨IT戰略特命委員長、衆議院議員平井卓也和衆議院議員平將明及衆議院議員福田峯之等人，組團前往深圳考察。他們在深圳體驗創業創新環境，親自操作無人機，對深圳的發展驚歎不已。

時隔一年多，日本內閣府副大臣、衆議院議員越智隆雄訪問深圳後感嘆說：“移動支付、共享單車、高鐵、無人機，我在深圳已經深刻感受到‘中國的現在’，我對中國的看法也發生重大變化。深圳之行讓我感覺到，是應該認真考慮如何與中國打交道的時候了。”他形容深圳時說：“硅谷的3個月，是深圳的兩個星期。深圳是一座‘沸騰的城市’，是快速進化的創新生態系統的象徵。”

2018年1月，日本前經濟產業副大臣、自民黨人工智能未來社會經濟戰略總部事務局長、衆議院議員山際大志郎，在東京公開發表演講稱，日本必須與中國聯合起來。現在，中國的深圳已經以超越美國硅谷的勢頭，成爲世界首屈一指的創新根據地。日本不能老想着與中國爭，而是要想着如何與中國聯合。

企業家心中的“夢想之都”

通過深圳，日本政界人士開始從意識層面重新認識中國和中日關係。實際上，很多日本企業家更超前，已經跨越在深圳投資辦廠的階段，選擇直接在深圳融資。爲了在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推介深圳，筆者作爲《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總編輯，專門出版了一本“深圳特刊”，其中就介紹了四家日本公司到深圳融資上市的經過。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以前對外招商引資的深圳，如今已經可以扶助日本企業融資上市，拓展出一條全新的經濟發展之路。

採訪這四家赴深圳上市的日本企業負責人時，他們對於深圳有着讓人震撼的感受。被稱爲“日本自動售貨機創新之父”的株式會社V-Sync社長井部孝也說，就像“夢想都市”這個代名詞一樣，深圳的確是企業發展的夢想之地。“在深圳，我能感受到一股巨大的發展動力。深圳有着全新的商業環境，來自日本的我們，想要在中國這艘經濟大船上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並站穩腳跟，必須首先成爲深圳的‘合夥人’”。

在日本全國設置了107個太陽能發電站的Century Energy株式會社，是日本頂尖的能源企業。社長山中正談到爲何選擇在深圳融資上市時說，深圳發展得非常快、非常獨特，規劃特別好，這一點和中國其他的發達城市不一樣。比如深圳和上海都是發達城市，但上海是一個現代和過去相融合的城市，稍走幾步就能進入舊時街景，而深圳完全是一個嶄新的現代化都市，幾乎看不到農田，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從零開始建立起來的都市。如此高效率的建設和發展，是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國家無法做到的。

山中正認爲，深圳將超過世界其他城市，最終成爲全球資本集中地。如果可再生能源事業能夠吸收到這些資本，發展前景將無可限量，這也是企業選擇在深圳上市的主要原因。山中正考慮將來以同樣的發展計劃，通過深圳向東南亞推進太陽能發電事業。

日本動漫界“新星”、株式會社AICRIGHTS社長大村安孝評價說，深圳對未來充滿熱情，對發展充滿期待。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曾經也有過這些東西，但如今已經看不到了。他覺得深圳的魅力就在於此。

日本新概念公寓的旗手、承包駐日美軍公寓開發的Symbolic City 株式會社，也選擇在深圳上市融資。談到原因，社長平田知良表示，深圳是一座高速發展的城市，來自世界各國的很多創業者在深圳實現了自己的夢想，它不僅僅是中國的一個經濟特區。“我們在深圳感覺到無比自由，這讓人充滿力量。”

在與日本企業家交流中，《環球時報》記者感覺到，他們對於深圳的深刻感受，源於一種全新的“深圳精神”。這種精神的核心包括創新、自由、希望、激情……而這些，是如今日本最缺乏的。

媒體人眼中的“創新之地”

長期關注深圳的日本媒體，更喜歡將深圳與美國硅谷相提並論。而最近，日本媒體甚至認爲深圳已經超越硅谷。

今年1月，日本記者中山淳史寫了一篇題爲“中美IT‘雙城記’”的文章，稱自己時隔20年去深圳，華強北的繁榮、當地獨角獸企業之多讓他喫驚。這讓他想起英國作家狄更斯的《雙城記》，“如果將美國的硅谷和中國的深圳比作法國革命爆發前夜的巴黎和倫敦，硅谷相當於結束了市民革命的倫敦，深圳則如同等待法國革命的巴黎”。

今年2月，日本《現代週刊》副主編近藤大介考察深圳後撰文稱，深圳已經擁有從“一維”到“三維”的全方位產品，這也是爲什麼人們會覺得深圳已經超越硅谷。近藤大介說的一維商品指的是可以看作“點性商品”的智能手機，如果將“點”延展爲“線”，就是“會奔跑的智能機器”，即“二維商品”——電動汽車及無人駕駛汽車。現在，深圳的公共汽車已替換成“電動巴士”，1萬多輛燃油出租車也換成了電動車。去年12月，無人巴士駕駛實驗項目正式啓動。

如果再從二維延展到三維，那麼“會奔跑的智能機器”將變成“會飛的智能機器”，即無人機。目前，在商用無人機領域，深圳的大疆創新佔有全球7成市場份額。近藤大介認爲，如果20世紀是二維的“汽車的時代”，那麼21世紀可能是三維的“無人機的時代”。而這個時代的引領者，既不是美國、歐洲，也不是日本，而是中國。

通過深圳之行，近藤大介意識到，一維的華爲智能手機、二維的比亞迪電動汽車、三維的大疆無人機有共同之處：深圳企業能夠大規模製造出技術成熟、成本低廉的成品，而日本企業只能成爲外包商製造零部件。而且，這一情況已成既定事實。

回想上世紀80年代中國開放之初，日企在中國投資設廠，日本是生產銷售的總公司，中國是提供零部件的外包公司。這種“日本在上，中國在下”的關係持續了幾十年，竟然在不知不覺間逆轉了。

日本的追趕計劃

對於深圳體現出來的“中國速度”，日本政府已經深感危機，並迅速制定應對方針。2018年2月，日本召開以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爲議長的“技術革新戰略調整會議”。日本政府將以6個月爲期，出臺包含具體行動計劃在內的“綜合技術革新戰略”，以追趕深圳的步伐。

對於日本民衆來說，瞭解深圳主要是通過各種民間交流。由日本新華僑通訊社每年承辦的“中國深圳創新創業大賽國際賽日本分站賽”，是日本民衆瞭解深圳的窗口之一。今年3月，在第二屆國際賽日本分站賽上，參賽的日本團隊已經佔20%。當他們在深圳看到，去年獲獎的團隊一年之內已經落戶深圳，並建成了廠房與生產線開始生產時，非常驚訝。“實驗室的科研項目，能在一年內轉化成實際產品並推向市場，這種事情在日本不可能發生，只有深圳做得到!”

深圳，正在通過舉世矚目的成績，將“深圳印象”潛移默化送入日本各行各業各種人羣的頭腦中。以前，《環球時報》記者向日本朋友提起深圳，他們最多的問題是“深圳在哪”“深圳的‘圳’字怎麼寫”，如今最多的問題卻是：“那裏又弄出了什麼新東西?”(蔣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