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江月

　　古巴导弹危机，是一场差点引发世界第三次大战的美苏交锋。其中，间谍和情报在这场危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古巴导弹危机秘史之一：美国不相信双面间谍情报，低估苏联会冒险

　　古巴导弹危机秘史之二：苏联格鲁乌大校叛变，提供1200页情报

　　1961年，一名美国新闻记者将一个名叫格奥尔·尼基托维·博利沙科夫的苏联人介绍给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认识，罗伯特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弟弟。

　　博利沙科夫声称自己有获得赫鲁晓夫情报的直接渠道。事实上，他表面上的身份是苏联当时在美国发行的英文杂志——《苏联生活》的信息顾问兼编辑。实际上，他却是苏联格鲁乌驻华盛顿的秘密谍报人员。有证据表明，在1961年5月至1962年12月期间，罗伯特·肯尼迪至少先后曾与博利沙科夫会面51次。

　　罗伯特·肯尼迪

　　虽然美国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曾警告过罗伯特，告诉他博利沙科夫是苏联的谍报人员，但罗伯特却忽视了这些警告，坚信两个人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友谊，同时也想利用博利沙科夫影响苏联方面。

　　罗伯特把博利沙科夫当作是赫鲁晓夫的代表，却没有认识到赫鲁晓夫是在利用博利沙科夫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方面传递虚假情报。

　　也正是通过博利沙科夫，苏联方面成功地使美国总统肯尼迪相信，如果他愿意进行一次美苏首脑峰会，那么赫鲁晓夫就愿意在核试验与老挝问题上做出让步。

　　最终，肯尼迪同意参加1961年6月3日至4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两国首脑峰会，但双方在峰会期间除就老挝停火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之外，其他方面一无所成。虽然赫鲁晓夫曾承诺不会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但却又于1961年9月初恢复了这类核试验活动，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1961年6月，维也纳美苏首脑峰会最终以失败和惨淡收场。当时，赫鲁晓夫威胁称，要与东德单独签署一份和平条约。他的这一举动很可能会让美、英、法、苏4个同国盟宣誓承担的义务化为乌有，其中包括占领权、行政管理权以及东、西柏林的通道。

　　一旦签署条约，被东德领土包围的西柏林就会变成一个“自由”城市。西柏林的内部事务或交流就不会受到干涉，但苏联与东德签署的协议会规定由东德控制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在一定条件下，西方军队在西柏林可以被接受，当然苏联军队也是一样。

　　对此，赫鲁晓夫补充说：”如果有人妨碍这些计划就势必会引发战争。”听闻此言，肯尼迪直视赫鲁晓夫，随即说到：“那么，主席先生，很快就会有一场战争的。今年将会迎来一个寒冷的冬天。”

　　峰会结束后，肯尼迪在美国驻维也纳使馆私下会见了时任《纽约时报》总编詹姆斯·赖斯顿，讨论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在谈及赫鲁晓夫发出战争的威胁时，肯尼迪告诉赖斯顿：“我想，他这么做是因为‘猪湾事件’，他认为一个这样年轻无经验、公然给自己惹下大祸的人，是可以吓得住的；任何一个陷入这类麻烦而又不能坚持到底的人，是没有胆量的。”

　　肯尼迪说，“所以，他才会狠狠地打击我。看来，我是遇到了大麻烦。如果他认定我既无经验又无勇气，那么除非我们能让他改变这种想法，我们跟他就不可能谈出结果来。因此，我们必须行动。”

　　而肯尼迪所说的这些话，直到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才被赖斯顿公诸于世。虽然很多美国高级情报人员已记不清，当时那些曾传达给美国国家评估办公室或其他任何机构的有关肯尼迪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评价，但这些评价曾被散布到美国情报界，情报界或许已经敏感地察觉到，赫鲁晓夫可能会得出“可以顺利在古巴部署导弹而不会引发美国军事行动”结论。

　　这是一个危险的思维。

　　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在“猪湾事件”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试图向肯尼迪发出警告。他问肯尼迪，当获得中情局资助的海外逃亡古巴人在向古巴海滩实施登陆时，为何没能成功向这些人提供空中掩护。

　　肯尼迪的回答是，因为自己一直担心苏联会在柏林制造麻烦。对此，艾森豪威尔则反唇相讥到：“但事实却正好与此相反。苏联人正在执行他们自己的计划，而且一旦他们发现我们暴露任何弱点，肯定会施以最大的压力。…… 猪湾事件的失败将会让苏联大胆去做一些之前不会做的事。”

　　后来，苏联高级外交官阿尔卡季·舍甫琴柯评论称：“猪湾事件给赫鲁晓夫及其他国家领导人留下了这么一种印象——肯尼迪并非是什么强硬的决定性人物。”

　　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峰会上对肯尼迪的评价，也得了其他苏联领导人的认同。曾在维也纳峰会后听取相关报告的费奥多·伯拉特斯凯（他是赫鲁晓夫的助理之一）表示，“在赫鲁晓夫看来，肯尼迪更像是个顾问，而非政治决策者或者总统。而且，即使会在一场危机中成为顾问，但也不是最具影响力的那一个”。

　　伯拉特斯凯认为，赫鲁晓夫轻视肯尼迪，就像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人瞧不起用钱解决一切的富人那样。在1988年，伯拉特斯凯曾回忆指出：“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太过年轻、理智，尚未做好在危机状况下进行决策的准备，太聪明也太软弱。”

　　1962年9月7日，在会见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期间，赫鲁晓夫的优越心态进一步体现出来。

　　当时，位于古巴西部的瓜纳哈伊(Guanajay)市的工厂已经开始秘密组装SS-5中远程弹道导弹（IRBM）。1962年9月15-20日间，位于古巴圣克里斯多(San Cristobal）市的工厂则开始秘密建造SS-4中程弹道导弹(MRBM)。

　　会见期间，赫鲁晓夫告诉弗罗斯特说，西方民主党派“消极怠战”。“猪湾入侵”事件失败后，肯尼迪总统缺乏信心的表现使赫鲁晓夫确信，“肯尼迪是个很不果断的人……我能够确信，肯尼迪没有坚强的毅力，而且也没有应对严峻挑战的勇气。”

　　不过，赫鲁晓夫的此番评论并非只是基于肯尼迪处理“猪湾事件”的情况，还基于肯尼迪在1961年6月维也纳峰会上的举止，以及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建造之时西方盟国未能立即做出强有力反应的事实。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及西方国家所做出这些的评价，至少部分是由意识形态而形成的。他对西方国家做出的“太过自由而无法作战”的判断，源于西方资本家不但虚弱且颓废的信念。从一定程度上讲，赫鲁晓夫是一名真正的信徒，他的心态影响了自己对一些事件及其他政治领导人的评价。

　　关于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评价，肯尼迪身边的人有着相同的理解。

　　1987年，美国副国务卿乔治?波尔（George Ball）回忆称：”我们都认为，赫鲁晓夫把他看成了一个年轻又脆弱的人。”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斯威尔?泰勒将军（Maxwell Taylor）也回忆说：“与肯尼迪总统在维也纳会面的情景，给赫鲁晓夫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肯尼迪这个年轻人尚不具备领导像美国这样的强国能力，再加上自己在‘猪湾事件’中的亲自体验，这些都让赫鲁晓夫认为，只要自己愿意就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压过肯尼迪。”

　　事实上，维也纳峰会之后，肯尼迪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试图纠正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评价。但是，这些行动都未能成功改变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个人看法，以及他对美国的优越意识形态。

　　不过，1962年9月，美国情报界发布的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得出结论称，赫鲁晓夫不会冒险在古巴部署攻击性导弹，这是因为它会与“苏联至此所奉行以及将要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它预示着，与苏联至今部署导弹的行为相比，赫鲁晓夫更愿意提高美苏关系的危险水平。

　　然而，即使在1961年6月维也纳峰会上，借由自己的行为提高美苏关系的危险程度后，赫鲁晓夫的这种心态仍在持续。他威胁说要让东德接管柏林、建造柏林墙甚至还进行了核武器测试，而这些都违背了他在维也纳峰会上对肯尼迪许下的“承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