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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劉陳傑 李曉磊

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需要正確理解中央在2019年一季度政治局經濟形勢會議上提出的“宏觀政策要立足於推動高質量發展，更加註重質的提升，更加註重激發市場活力，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這句話。也就是說，供給側改革、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是主要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應該作爲主攻方向。需求側起着爲解決主要矛盾營造環境的作用，投資擴張只能適度，不能過度。那麼，探尋未來一個階段的合意增長速度，安排好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面的協調，關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推進和國家下個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

本文主要從人口紅利、資本存量和全要素增長率等方面入手，基於新古典增長方程，對中國經濟在下一階段（2021年－2025年）時期的合理增速目標進行了測算。結閤中國實際，本文綜合考慮了：（1）新型城鎮化進程，即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潛力；（2）面臨的各種約束，即中國目前面臨的資源環境和債務壓力等，探尋下一階段中國經濟的合意增長速度。精確認識合意增長速度，有助於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營造穩定環境的“度”，防範短期經濟出現過“冷”或過“熱”的風險。

在基本經濟和社會制度較爲平穩的時期，一個階段的經濟潛在增速主要受到人口、資本存量、技術進步等要素影響。2012年以來，中國勞動力結構變化，勞動人口頂點出現，資本回報率降低，近五年中國的潛在增速中樞系統性地從2000年－2010年的10％左右降低至目前的6.5％左右。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們主要運用新古典的增長方程，從人口紅利、資本產出效率、技術進步等方面，試圖測算下一階段中國的合意增長速度。

一般而言，用生產函數法估算潛在產出和潛在經濟增速通常選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產函數，該函數能夠較好地估算出各投入要素（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其具體的函數形式爲：

Y=AKαLβ

其中，Y代表總產出，K代表資本存量，L代表勞動人口，α和β分別代表資本和勞動對總產出的彈性，A代表全要素生產率。

兩邊取對數，可以得到：

ln(Y)=ln(A)+αln(K)+βln(L)

通常假設生產函數爲常規模彈性，即α+β=1，那麼生產函數可以變形爲：

ln(Y/L)=ln(A)+αln(K/L)

關於資本存量K，本文采用永續盤存法估算，其公式爲：

Kt=Kt-1(1-dt)+It

其中，Kt代表t時期的資本存量，Kt-1代表t-1時期的資本存量，即上一期的資本存量。dt代表t時期的折舊率，It代表t時期的淨投資。本文按照歷史文獻的研究成果，根據不同時期選取不同的折舊率，其中1978年－1990年爲5％，1991年－2000年爲6％，2001年－2010年爲6.5％，2011年－2020年爲7％，2020年－2025年爲7.5％。關於未來的新增投資增速，我們採用中國資本回報率（ROC）的估計結果倒推。我們主要按照白重恩等（2007）對資本回報率的測算方法擴展至2018年，被解釋變量爲新增投資增速（I），對1982年－2018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估計，可以得到如下基本方程：It=-6.67+0.96×ROC。其中t值分別爲19.85和2.38。

我們按照2008年－2018年的年均下降速度（0.73％）外推未來10年的資本回報率情況，代入新增投資增速方程，可以得到2019年－2025年期間的新增投資增速在6.7％左右。根據當期固定資本存量、折舊率和新增投資數據，我們可以測算得到2019年－2025年中國的資本存量數據。

關於勞動力（L）的數據，主要參考蔡昉（2012）的分析，即15歲－59歲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根據其人口方程的測算，2019年－2025年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增長率爲-0.84％)。

關於全要素生產率。我們利用高路易（Louis，2009）的數據，通過對趨勢全要素生產率的HP濾波分解，我們得到了中國2011年－2020年的趨勢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可以看出，2011年－2015年中國平均每年的TFP增長率約爲3.20％；2016年－2020年平均每年TFP增長率可能下降爲2.70％，2021年－2025年平均每年TFP增長率可能下降爲2.30％。α和β分別表示資本和勞動對總產出的彈性，且我們假設生產函數爲常規模彈性，因此α+β=1。我們假設資本總產出的彈性α保持不變，即運用歷史數據測算值作爲未來的預測值。

通過對中國資本存量、勞動力要素、全要素生產率三個方面的測算，我們可以估算出“十二五”時期（2011年－2015年）中國平均潛在GDP增長率約爲7.62％，“十三五“時期（2016年－2020年）即新常態下中國平均潛在GDP增長率將進一步下降到6.33％，“十四五“時期（2021年－2025年）即下一階段中國平均潛在GDP增長率將進一步下降到5.25％左右。

從未來一段時間的人口紅利預測、資本回報率外推、技術進步的外推預測來看，按照新古典增長方程，下一階段中國潛在增長速度約爲5.25％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增長方程對潛在增速的預測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即沒有深刻考慮未來一個階段可能進行的經濟制度上的改革成效，也沒有深刻捕捉到未來一個階段科技進步對中國經濟領域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因此，新古典增長方程預測的結果可以作爲一個經濟關鍵要素線性外推的參考來看待。

本部分主要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總體目標的政治要求、新型城鎮化發展潛力以及中國目前面臨的資源環境和債務壓力出發，詳細分析這些現實情況對中國經濟新常態時期合理增速的影響。

（一）政治層面要求：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總體目標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裏所謂的翻番，是指剔除通脹因素後的實際增長。爲了實現在2020年實際GDP翻一番的目標，2016年－2020年期間GDP的平均增速爲6.5％即可。那麼具體到2019年－2020年的經濟增速目標，按照我們的測算，只需要6.2％左右的增速就可以實現黨在十八大報告中的經濟增長目標。

（二）經濟社會發展潛力：基於新型城鎮化戰略的考察

從經濟社會發展潛力來看，中國目前正處於全面建設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關鍵時期。2014年初，中國發布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年－2020年）》。因此，我們從新型城鎮化的角度，將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綜合考慮，對經濟增長新常態下，新型城鎮化戰略要求下的GDP增速目標進行定量測算。借鑑朱孔來(2011)和簡新華(2010)的方法，我們建立省級面板數據模型分析城鎮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關係。

我們對中國31個省市進行比較分析，數據包含了所有省市資料，這裏選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根據面板數據固定效應變係數模型，從彈性角度分析，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維持6.8％的GDP增長（各省平均，按照新型城鎮化規劃的目標，2021年－2025年期間每年城鎮化率大約提高0.8百分點）。因此，從目前經濟社會發展的潛力看，建設新型城鎮化中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等各項需求將使得下一階段中國GDP增速保持在5.5％左右。

（三）中國發展中面臨的約束：債務壓力和環境壓力

當前，中國正在經歷經濟增速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階段，經濟增長面臨各項約束條件，突出的如債務壓力和環境壓力。

關於環境壓力方面的因素，中國已提出到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減少40％－45％的目標，未來一個階段，我們認爲債務和環保的壓力將至少持續同樣的壓力對經濟粗放型增長產生約束。面對這一條件約束，爲此，本文選取1960年－2018年間的數據樣本進行實證分析。爲把碳排放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分離出來, 我們建立狀態空間模型，以體現碳排放對經濟增長的動態影響。

量測方程：

ln(GDP/L)t=c0+at(k)ln(K/L)t+at(CO2)ln(CO2/L)t+att1960-2012+ut(C0)

狀態方程：

at(k)=at(k)(-1)，at(CO2)=at(CO2)(-1)，at=at(-1)

其中，ln(GDP/L)、ln(K/L)和ln(CO2/L)分別爲人均GDP、人均資本存量和人均碳排放的對數，參數at( )爲各個變量的彈性，t爲1960年－2018年的時間趨勢，相應的參數at爲長期增長中的技術進步因素；C0爲方程的截距，ut(C0)爲量測方程的殘差項。結果表明，綜合考慮到資源環境約束的影響，中國經濟增速在新常態時期可能穩步降低，2021年－2025年間的平均增速將降到5.0％附近。

綜上所述，我們從經濟潛在增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政治要求、經濟社會發展潛力以及經濟發展中的債務約束和環境約束來看，中國未來一個階段的合意經濟增速將隨着資源稟賦、環境要求、增長限制等因素的變化而變化。根據我們的測算，中國經濟增長未來五年的合意經濟增速將從2016年－2020年的6.33％逐步降至2021年－2025年的5.5％附近，且增長趨勢緩慢下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推進需要精確認識未來五年中國合意經濟增速，並據此制定需求側政策措施的配合力度。應該看到，今後五年，總需求低迷和產能過剩並存的格局難以出現根本改變，經濟增長不可能像以前那樣，一旦回升就會持續上行並接連實現幾年高增長。同時，我們也認識到中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增速不會出現急劇下跌。如何保持經濟增長活力、維持改革的積極性，我們認爲需要調動經濟體微觀參與主體和政策制定者之間的“激勵相容”制度。

保持今後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長和經濟活力，要充分發揮“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後發優勢，積極調動“誘致性制度變遷”的主觀能動。新制度經濟學從變遷發起者的角度區分制度變遷的模式。變遷者選擇制度安排的主要根據是制度變遷的成本和收益。如果兩種制度安排提供的服務數量相等，那麼交易費用低的制度安排或者能提供預期收益多的制度安排可能會被採用。這種以利益驅使爲基點的變遷被稱爲“誘致性制度變遷”。但在現實中,制度的變遷並非都是受新的獲利機會所驅使，有的制度變遷是由國家強制推行的，這種以權力推動爲基點的變遷被稱爲“強制性變遷”。在誘致性制度變遷模式下，人們可以在法制框架下自由追逐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合法利益，會爲了響應獲利機會自下而上地創設或改變制度。這種變遷花費的時間較長，但由於變遷主體對於新制度的發展路徑與效益有明確的預期與理解，所以能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應；相比較而言,強制性變遷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變遷過程，可能在較短時間內完成。變遷主體是國家（經由政府完成），國家發動制度變遷不是簡單由獲利機會促使的，而是常常受高層權力執掌者的知識積累、變遷給其帶來的“成本-收益”比較及實施能力等的影響。

縱觀中國40多年的改革開放，大局和方向性的謀劃基本屬於“強制性制度變遷”的範疇，最高領導集體審時度勢，當機立斷開啓並堅持改革。相比而言，細節和局部的制度變遷更多來自於各類微觀主體的試驗和創新，大體屬於“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範疇。

過去的改革過程中，經濟增速較高，風險整體較小，全民能較爲順暢地分享經濟發展和改革紅利，因此很多改革措施與各階層之間的利益趨於一致，改革的動力機制也是激勵相容。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可能逐步回落到中高速增長，經濟和金融風險增加，資產和金融領域泡沫化趨勢顯現，實體經濟經營困難。當經濟的“蛋糕”增速減緩，資產泡沫促進階層固化的時候，需要更加註重微觀主體的改革創新和改革機制摸索，儘量考慮各個階層的利益訴求，這樣才能使得改革的動力機制更加穩健，造成的社會影響更爲積極和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結合我們傳統的體制和後發優勢，有利於在一些關鍵領域迅速看到改革的成效。然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進一步持續發揮效用，應該積極調動廣大微觀主體的主觀能動的作用，鼓勵“誘致性制度變遷”。兩種制度變遷上下聯動，通盤考慮，守正出奇，可能成爲新時期優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動力機制的題中之義。扶貧、減稅降費、降低經濟運行的體制性成本，降低製造業發展面臨的融資成本和要素成本，將使得廣大微觀主體更多地發揮誘致性制度變遷，照顧到最具有市場經濟活力部分的積極性，給予這部分活力以改革創新的時間和空間，可能是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增長持續向上的基礎之一。

（作者劉陳傑爲望正資本全球宏觀對衝基金董事長、李曉磊爲華德資本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編輯：蘇琦）

（本文首刊於2019年5月13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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