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於政治關係的回暖，中日關係終於在2018年成功擺脫籠罩在頭頂多年的陰霾，重回正軌，雙邊關係也由原先的“政冷經涼”的尷尬逐步走向“政暖經熱”的理想狀態。鑑於此，中日雙邊的有識之士普遍對2019年的中日關係持有樂觀、期待的態度，尤其是在經濟領域。

　　總體來看，中日經濟合作的抓手較多，着重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堅決與經濟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做鬥爭，共同維護並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貿易自由化發展的大趨勢。從全球經濟治理的宏觀視角出發，經濟單邊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是威脅全球自由經濟秩序的主要矛盾，而且，一旦對其處置不當，容易引發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系統性風險。在此背景下，中日兩國分別作爲全球第二、第三大經濟體，同時也是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主要得益者，理所應當攜起手、肩並肩，共同維護好全球自由經濟秩序的條理性發展。更爲重要的是，中日兩國應當加強在全球經濟治理規則上的深入探討與溝通，努力設計出一條既遵循全球經濟發展規律，也符合廣大亞洲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現實的新規則體系。簡言之就是，既不要着眼點過低，更不能好高騖遠。

　　第二，共同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構建具有強大生命力和發展動能的亞太經濟圈。儘管經過多年的共同努力，且包括中日在內的多數亞太國家均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抱有極大期待，但中日韓自貿區FTA和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多個牽涉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協定談判始終難以“一錘定音”，甚至仍存在“胎死腹中”的高風險。舉例而言，此前的中日韓FTA談判就因日本國內政治保守勢力在領土問題、歷史問題上的過激行爲，引發中韓兩國的強烈抵觸，最終導致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停擺，三邊性質的FTA磋商陷入僵局。好事多磨。就在中日韓FTA談判重啓後不久，日韓雙邊關係又因日前的慰安婦問題、雷達照射等多個矛盾焦點陷入僵局，而這很可能對未來三邊性質的中日韓FTA、乃至多邊性質的RCEP談判產生嚴重掣肘。由此，如何克服政治因素的幹擾，儘快在談判的敏感議題上達成共識，或許是2019年中日共同推動亞太經濟一體化的主要抓手之一。

　　第三，進一步夯實中日雙邊經濟的合作基礎，提升合作的質量與層級。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在過去的40年裏，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優異成績，而中日經濟合作也同步性地走過了不平凡的40年。從最早的資金援助，日本在華投資設廠進行加工貿易，到後來的水平化貿易分工，中日各自藉助自身的競爭優勢進行生產製造，並形成密集交織的雙多邊進出口合作機制，再到共同構建全球價值鏈，推動市場多元化的融合性發展等，中日經濟的合作內容在不斷擴展，合作內涵也在持續提升。當前，中日兩國的經濟發展均來到了結構轉型的歷史關鍵節點。如何進一步提增生產效率，提升發展質量成爲兩國經濟結構性改革的共通課題。對此，中日兩國的經濟界可以攜手合作，在擴大、深化研究交流的基礎上，建設性地提出各自應對數字經濟、環境經濟等新型課題的經驗與思考，爲雙邊經濟合作在更高層級、更深領域結出豐碩果實，構建起互利共贏的戰略平臺和溝通機制。

　　第四，大力推動“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中日第三方經濟合作。應該說，簽署第三方經濟合作協定是中日關係發展在2018年的最大斬獲，也爲中日經濟合作在第三方平臺“開出新花朵、結出新果實”奠定了基礎性條件。接下來，如何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挖掘、開發和落實“中日+1”的大型經濟合作項目，擴大兩國在更廣範圍內的經濟利益融通，或許是雙方共同面對的最爲緊迫，也是最具利益潛能的重大課題。而且，隨着“中日+1”合作模式的推進與深化，會逐步形成一系列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和方法，也可能創造出一些具有普適性應用價值的規則與制度。這完全可以成爲“一帶一路”建設的有機組成，也可以從一個側面佐證“一帶一路”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綜上所述，中日經濟合作可謂是看點頗豐，但客觀上也是機遇和挑戰並存，“任重而道遠”，需要兩國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

　　

　　（作者爲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編輯郵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