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海之聲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大海之聲的博客，本文因一些不可抗力因素有所刪改，但不影響閱讀。

「自由，平等，博愛」，人們通常將其當成所謂「資產階級民主」三位一體的核心價值，或者當成資產階級政治革命公開打出的旗號。而我以為，可以將其中「資產階級」這個概念抽去，將其當成現代政治文明或現代民主憲政三位一體的核心價值。因為這三位一體的核心價值所昭示的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儘管只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以後的歷史條件中才能夠基本實現，但關於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對於全人類的現代文明而言，具有超越一切階級侷限或階級利益的普世意義，因此可以將「資產階級」這一具有階級侷限的定語去掉。

既然「自由、平等、博愛」是三位一體，那麼就說明這「三位」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即彼此相互依存，相輔相成，不可或缺。在我看來，「自由、平等」，是構成人的基本權利的兩種核心無素，而「博愛」，則是人的基本權利應該惠及於人類每一個成員的具體價值指向。兩種核心元素加一個價值指向，就構成了現代政治文明和現代民主憲政的價值基礎。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不將「民主」和自由、平等並列呢？它不同樣也屬於「權利」範疇嗎？我以為，「民主」是一個政治組合概念，它的主體內涵實質上是一種權力和權利之間的關係，政治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社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關係，再具象一些，就是一種政治制度，或政治體制。而「自由」和「平等」，這兩個概念如果進入政治範疇，則其主體內涵都可以單項地指向人的基本權利。

問題是，關於「自由、平等、博愛」這三位一體的表述，至今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分歧，至少在人類現代政治文明數百年的歷史進程中，即便那些推動現代民主運動的知識精英和大眾羣體中，對於「自由」、「平等」、「博愛」的內在價值在現代民主政治理念中是否可以聯為一體，至今也沒有達成共識，相反，分歧越趨嚴重。不僅有人將民主和自由、民主和平等割裂開來，而且人們更傾向於將現代民主原則的兩個核心元素——「自由」和「平等」割裂開來，甚而將社會或大眾的「平等」訴求看成導致暴民政治或民粹主義暴力革命的禍水。筆者最近看了周濂先生《給平等最後一次機會》一文和方倚戈先生的反駁文章——《周濂的困境：平等是中國最後的機會嗎?》，對兩位先生關於平等的一些看法，均不敢苟同，下文想與兩位先生進一步商榷。

在周濂先生和方倚戈先生的文章裏，都提到了法國1848年大革命中一個經典的場景，不過，後者僅是複述：「1848年法國六月起義當晚，巴黎街頭的槍聲不絕於耳，一牆之隔內，某位貴族的家宴仍在按部就班地準備，只是人心早已亂了，年輕的男傭邊做晚飯邊說：『這個星期天，喫童子雞雞翅的該是我們了。』年輕的女傭則滿懷憧憬地應和：『穿美麗的絲綢連衣裙的，也該是我們了。』這段對話如此不加掩飾，讓一旁的貴族老爺不寒而慄。騷亂平息的次日，這兩位傭人——記錄者托克維爾稱之為『那個野心勃勃的男孩和那個虛榮心旺盛的女孩』——就被忙不迭地遣送回家了。」

對於這一經典場景的評價，周、方二人有一致之處，也有分歧之處。兩人都把這一幕的出現歸於「平等」的「魔力」，但對於男女傭人平等訴求的評價，兩人卻有嚴重分歧。請看周濂先生的評價：「野心勃勃和虛榮心旺盛當然都不是好詞，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是誰規定只有貴族有資格喫童子雞雞翅和穿絲綢連衣裙？又是誰規定了窮人的貧困是天意使然，而不是制度造成的道德上任意的後果？」可見，周先生認同男女傭人的平等訴求有一定的合理性，因而認為托克維爾如此反感這種平等訴求「帶有太強的貴族偏見和個人情緒」，但他認為「托克維爾的確揭示出了一個歷史的真相——平等的夢想從來都是發動革命的原動力。」然而方先生則否認周教授關於托克維爾帶有太強的貴族偏見和個人情緒的說法，認為「作為一個思想家，如果做不到冷靜客觀地觀察與思考，而是帶著偏見情緒化地觀察分析社會現象，他顯然不會是一個合格的思想家，更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因而他托克維爾是正確的：「事實上，絕大部分普通民眾所要求的平等是一種直覺主義的平等，而這一平等夢想其實正是嫉妒與貪婪的代名詞，而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的重大差別正在於對人性的理解，托克維爾在充分理解人性的基礎上，深刻地洞察到，所謂平等，正是『最大程度地發展人心中的嫉妒情感』。『以貪婪而嫉妒的精神向民眾滲透，在民眾中間撒播未來革命的種子』。盧梭的啟蒙思想給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正是這樣的平等基因。」

對此，我首先要向周先生髮問，為什麼將兩位男女傭人的訴求，統統歸結於「平等」呢？難道這種訴求，不同時又是「自由」的訴求嗎？難道男傭，就沒有喫童子雞雞翅的自由嗎？難道女傭，就沒有穿絲綢連衣裙的自由嗎？我們知道，喫童子雞雞翅和穿絲綢連衣裙的自由，是人人都可以也都應該享受的自由，也是人人都可以也都應該享受的平等，在這個問題上，自由和平等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割。如果說，「所有傭人不得喫喫童子雞雞翅，不得穿絲綢連衣裙」是一種基於貴族的尊嚴、權威、體面的等級規定，那麼，這種等級規定無疑侵犯了傭人這個社會羣體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因而遲早要被人類文明進程所廢除。因此，關於傭人這個社會羣體要求喫童子雞雞翅和穿連衣裙的訴求，你說它是平等的訴求也好，說它是自由的訴求也好，說它是「貪婪而嫉妒」的代名詞也好，它都是人的基本權利的訴求，都是社會正義的訴求。因為這種訴求所爭得的僅僅是自己的「喫」、「穿」自由，它並不妨礙其他人擁有同樣「喫童子雞雞翅和穿絲綢連衣裙的自由」；而貴族就不同了，它為了維繫自己的特權，從而剝奪了傭人這一整個社會底層羣體喫某樣食品、穿某樣衣裳的自由，就像中國當年的皇上剝奪了所有老百姓穿黃色衣裳的自由一樣。

因此，如果男女傭人對革命的憧憬只限於對貴族特權的廢除，從而獲得自己起碼的「喫」、「穿」自由，那麼，無論是傭人的憧憬還是革命的目標，都是正當的，都符合人類現代政治文明的方向。然而，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即這兩位男女傭人並非因為貴族的特權和社會的等級而不得喫雞穿裙，或者根本就沒有這樣的特權和等級規定，而是他們微薄的收入就喫不起雞和穿不起裙。於是，他們所憧憬的革命就是剝奪有錢人的財產，然後在所有的人中平分，他們因革命「沾光」，從而喫得起雞和穿得起裙了。如果這樣的憧憬和這樣的革命都具有這樣的性質，那就另當別論了。但即便這樣的憧憬和革命，情況也是非常複雜的，不能一概而論。這個問題下文再詳細討論。

其次，我也要向方先生髮問：難道所有關於平等的夢想都是「嫉妒與貪婪的代名詞」嗎？難道平等的夢想，不可以同時是自由的夢想嗎？我們就拿中國皇權時代強迫女人纏足這件事情說起。女人纏足，是為滿足男人對異性審美觀的一種對女性的強求。無論形成這種強求的是法律規定也好，是社會倫理道德規定也好，抑或是家族、家庭的族規、家規也好，它都是對婦女人身自由的侵犯，都是違背婦女意願而對其身體的戕害。而強迫婦女纏足的無論是「規定」也好，是「陋習」也好，它都來自於某種政治強權或社會強權，即不是來自於皇權對社會倫理道德的壟斷，就是來自於家族或宗法家庭家長制中的夫權或父權。因此，廣大婦女反抗這種強權的訴求，同時包含著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按照自己的意願處置自己身體的自由；另一個層面：和男子一樣擁有自願地處置自己身體的自由。毫無疑問，第一個層面是爭取「自由」的訴求；第二個層面是爭取「平等」的訴求。這兩個訴求同時構成婦女人身自由的基本權利，試問，兩者怎麼可以割裂開來呢？再問：婦女爭取這樣的兩性平等，又如何是「嫉妒與貪婪的代名詞」呢？我向方先生提出的第二個發問是：難道任何一個合格的思想家或者偉大的思想家，都不會帶著情緒和偏見嗎？我可以肯定地說，人類迄今以來任何合格的思想家，哪怕任何一個再偉大的思想家，他在探討真理中的「情緒」和「偏見」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是否帶有「情緒」和「偏見」，根本不能作為衡量一個思想家是否「合格」和「偉大」的標準，更不能成為檢驗一個思想家的思考中是否有「深刻、具有洞見的不朽思想」的尺度。人類的認知邏輯告訴我們，在思想探索之中，任何思想家，包括任何自信的普通思考者，包括我自己這樣的普通網民，在思考中都會本能地認為自己的認知結果接近百分之百的真理，否則，他就無法獲得思考的自信。而實質上，任何偉大傑出的思想家，他的認知成果中能夠包含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五的「深刻、具有洞見的不朽」真理，那就非常非常不錯了，而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九或百分之九十五，統統是「情緒」、「偏見」、「謬誤」之類的思想碎片甚至思想垃圾。如果不是這樣，真理恐怕早就被人類數千年以來出現的成千上萬名思想家們窮盡了。問題在於，無論是最權威、最傑出、最偉大的思想家還是普通的思考者，如何做到既有自己的思想探索接近百分之百真理的自信，又有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思想成果再偉大也不過是人類認知真理的長河中的一滴水、一朵浪花的自知之明。而我本人的態度是，我有自己的思考的自信，但我也清楚我思考中的情緒、偏見、謬誤可能是百分之百，或能有百分之零點零一的「真理」，也就是天大的榮幸了。但即便是這些絕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情緒、偏見、謬誤」，如果你不能用令我信服的道理將其駁倒推翻，則我仍不放棄堅守。這就是幾乎所有思想家包括普通的思考者，在思想探索中最後都會如同飛蛾撲火般撞死在自己「自信」上的原因。

我總在想一個問題，像托克維爾這樣的「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知識精英，以及今天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在現代民主問題上為什麼總是將自由和平等割裂開來？併力挺自由，貶斥平等？特別是每每將人們的「平等」訴求和「貪婪嫉妒」等同起來，又將「貪婪嫉妒」視為民粹主義、暴民政治、暴力革命的原因？我以為，正如周濂先生所指出，這和他們的出身有關。毫無疑問，至少這些人的大部分，都出身於中上等階層。而中上等階層無論就其物質生活條件而言還是就其受教育程度而言，他們的成長生活環境都有如下幾個特點：其一，物質生活寬裕、無憂；其二，有足夠的個人社會交際空間和精神生活空間，也就是說，他們生活中的自由度或自由空間比底層百姓要大得多，而其中的諸多「自由」，是他們享有的不同程度的政治特權或文化優勢所帶來的，因而他們特別珍視自已個人的自由和自由空間；其三，對於比他們社會地位更高的當權者的權威和壓制，他們用以抗爭的武器往往不是平等，而是自由，因為在社會地位或享受的種種社會政治特權方面，他們和最高統治者的差距往往並不很大，「不公平感」很弱，「不自由感」卻很強；其四，身處中上層社會的精英們，面對更大社會羣體的底層百姓，根本不可能產生任何「平等」之訴求，人類社會中，「平等」訴求永遠是最底層社會羣體對於壓在他們身上的中上層羣體的一種「不公平」的體驗、憤慨和情感衝動。而這種「不公平」的感受，怎麼可能出現在養尊處優、高高在上的社會羣體心中呢？其五，實質上，對於以體力或機械勞動為手段謀生的底層百姓而言，因生存的壓力和經濟收入的限制，加上上層階層的種種特權對他們基本權利的剝奪，他們生活的自由空間實際上往往被壓縮在一個十分狹窄的空間，也就是說，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失去的恰恰是大量的自由空間。比如，一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一般而言，怎麼可能為沒有精神活動的自由、比如著書立說、自由表達思想而痛苦呢？但他卻會為著爭取自己起碼的生存自由而努力或者憧憬。比如，在自已田裡種植何種植物的自由，將自己的勞動成果送到市場出售的自由等等。但是，他們往往不將自己爭取的生存自由叫做「自由」，而是叫做「公平」，或「公道」，而在那些中上等的精英眼中，底層百姓對於生存自由的訴求不叫爭取「自由」，而叫要求「平等」，以免自己崇尚的珍貴的精神「自由」被這些低等的生存自由所褻瀆。就像上文提到的那兩位男女傭人一樣，在托克維爾看來，他們不是在爭取「喫雞翅、穿連衣裙」的自由，而是在要求和主人一樣「喫雞翅、穿連衣裙」的平等。

人類平等是指什麼？人類社會真能達到人人平等嗎？最近韓家亮先生在《美獨立宣言的平等指什麼?》一文中，對美國獨立宣言中由中文翻譯出來的一句「最重要的話」：「人人生而平等」提出異議，認為美國獨立宣言此話的英文原意並非中文翻譯的那樣，而更接近其原意的中文翻譯應該是：「我們認為下述真理不證自明，所有人都被造平等，並且造物主賜予他們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據此，韓先生認為「所有人被造平等」，比「人人生而平等」：即每個人從孃胎裡帶出來的平等有著更為複雜的含義，絕不是從字面上理解後者那樣簡單。但是我根本看不出，每一個人被造物主賦予的平等和每個人從孃胎裡帶出來的平等，有什麼性質上或本質上的區別，兩種平等都是人在出生前就被「註定」、與生俱來的，而最關鍵的是後面那句話：「並且造物主賜予他們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也就是說，這些造物主「賜予」每一個人的權利，無論人類社會中每一個人之間有多少不平等，但這些權利卻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平等享受的。

實質上，獨立宣言中所宣告的「造物主賜予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就是人類社會中可以「通約」的極少數平等之一，說得再清楚一些，就是政治平等，其中包括人的基本權利的各項內容，如社會平等，人格平等，性別平等，民族平等，種族平等等等。由此看來，除此之外，人類社會還有更多的不平等現象因為不可通約，因而永遠無法消除，或者只能相對縮小，但卻永遠無法實現人人平等。一句話，這些不平等與生俱來，具有自然屬性，而不是由人類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壓迫和利益衝突帶來的不平等，因而不可通約，無法消除。筆者不才，試舉幾例：

一，人類個體素質天然差異帶來的不平等。人類社會中每一個人之間的智力差異、體力差異、能力差異、個性差異，是與生俱來，先天所賜，是永遠無法消除的。而這種差異帶來的每一個人之間的諸多不平等，如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個人財富的不平等，工作崗位的不平等，尊卑貴賤的不平等，雖然在社會條件的發展中可以相對縮小，但卻永遠無法消除，也永遠無法實現人人平等；

二，社會分工的不平等。人類生存的主體方式是生產活動。而人類整個生產活動至少到今天這個時代，是以分工協作的方式進行的。因而由人類的生產活動形成的生產中的分工，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整個社會的分工，包括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生產管理和被管理之間的分工，社會管理和被管理之間的分工，以及各個社會協作部門、上層建築、精神文化領域裡的分工等等，至少在人類關於打破分工的夢想還沒實現之前，是不可能消失的。而只要分工存在一天，則分工產生的諸多不平等，比如階級、階層之間的不平等，就存在一天。那麼分工之間的不平等或階級、階層之間的不平等是指什麼呢？有收入待遇、社會待遇的不平等，有苦樂忙閑之間的不平等，有「高、低、貴、賤」之間的不平等，有支配別人和被人支配、管理別人和被人管理的之間的不平等。曾經有過一句名言：「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別。」這似乎是一個有關人類分工上的平等夢想，但實質上至少在人類社會分工被徹底打破之前，這樣的平等是根本實現不了的，即便到了公民社會實現了社會成員的人格平等，但分工形成的社會地位的差異、職業所受社會重視程度的差異，工作忙閑苦樂的差異，也是不可能消除的。至於人類是否能夠打破分工，或許猴年馬月才能打破，或許永遠都打破不了，我們現在根本不知道。事實上，因分工造成的不平等是人類心靈中永遠的痛，因為不僅是這些分工本身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而且人類之間諸多人為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都是由自然性質的分工不平等衍生出來的政治性質的不平等。當然，由分工帶來的不平等也能相對客觀地承載著人類個體素質之間的天然差異，使各種不同資質能力的人各得其所，也算是一種相對的公平吧；

三，財產的不平等。如果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人類社會私有制出現之前還有一個原始共產主義發展階段的話，那麼從早期人類氏族制度向國家的轉變過程中，隨著私有制的出現，人類社會中財產的不平等就出現了，並一直延續至今。人類社會所有社會成員擁有的個人財產的不平等，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決非僅僅是由人類各個體之間先天的、自然性質的、且人類本身不可抗拒的差異造成的，比如人的智力差異，體力差異，能力差異等等。至少人類財產的不平等和如下幾個主要因素直接關聯：其一，人的先天素質的差異，即上述人的智力、體力、能力包括後天努力的差異；其二，人類社會分工的差異或不平等；其三，掌握政治權力和生產資料的優勢社會集團和階級、階層對被統治者和無生產資料者的經濟剝削產生的財產不平等；其四，由社會分配製度直接產生的財產分配的不平等。可見，人類社會各個社會成員擁有財產的不平等，其根源既有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又有人剝削人的人為因素；

四，出身的不平等。每一個人的家庭出身都是無法選擇的，都是在孃胎裏命中註定的。而所謂出身的不平等，則是指每一個人所出身的家庭之間的不平等。父母的職業，所屬的階級或階層，其貧富的差別，社會地位的差別，高低貴賤的差別，都是客觀存在，無法消除的。而人的出身家庭之間的不平等，也決定了每一個社會成員在成長環境或成長條件之間有貧富優劣之分，但是，家庭出身的不平等僅僅是一個人成長的外部條件，這對於每一個人的「天然素質」的形成當然有著重要的影響，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決定性的影響，但總的來說，不是決定性的影響，決定一個人「天然素質」的主要構成因素，還有智力、資質、個性、能力、發展潛力等等，其中有些是天生的，即從孃胎裡帶出來的，有些是可以通過後天努力養成的。我們看到，出身家庭之間的不平等，實質上是社會分工之間的差異形成的階級、階層之間的不平等的自然延續；

五，性別上的不平等。兩性之間的不平等，至少從史前古人類從母氏社會過渡到父氏社會以來，一直延續至今。雖然在先進的民主國家婦女解放運動已經爭取到了幾乎和男性一樣的平等權利，但兩性之間的差異或不平等，至少在傳統的意義上仍然無法消除，並且在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表現不一，程度不一。從自然特性上來看，兩性之間的不平等，起源於兩性生理構造不同所導致的兩性家庭分工和社會分工之間的差異，然而，正是這種在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兩性各自承擔的傳統角色，導致了兩性之間的不平等遠遠超出了兩性生理構造差異形成的自然特性上的不平等，即兩性之間不平等中還包含著政治上的不平等，經濟上的不平等，社會意義上的不平等。既便婦女解放運動將這些超出自然特性之外的不平等統統消除，但由兩性生理構造差異導致的傳統分工，包括兩性的家庭分工和社會分工，也會繼續承襲分工意義上的不平等，因為上文已說過，只要人類社會還不能最後打破分工，則分工之間的不平等就消除不了。

好了，實質上，人類社會成員之間的那種具有自然性質、不可通約、不可抗拒的不平等，還有很多，這裡就不再例舉了。而人類追求平等的夢想，和他們追求自由的夢想幾可等量齊觀，互為佐證。當然，人類所夢想的自由在範圍、空間、內容、想像力等方面要比平等廣闊得多，豐富得多，因為平等的夢想只是在人類組成社會之後因分工產生了階層、階級、等級等差異之處滋生出來的，也就是在「對比」之中滋生出來的，而對比的範圍又侷限在人的社會關係之中，因而人類的平等夢想具有完全社會的意義。人類自由的夢想當然很多也是在對比中產生，但這種對比往往能遠遠超出人類的社會關係，比如能夠像鳥一樣在天空自由飛翔的夢想，就是在人類的生物能力和自然界其他動物生物能力的差異對比中產生的。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人類社會成員之間舉凡具有自然屬性、且不可抗拒的不平等，都是不可通約的，因而永遠無法消除，也永遠無法實現其平等；第二，但人類有很少一部分的不平等，卻完全由人為因素造成的，而這些人為因素會隨著人類社會的文明進程而解構，因而這類的人類不平等是可以通約的，可以消除的，也可以實現其人人之間的平等；第三，那些同時具有自然屬性和人為因素的不平等，通過人類的進步只可以消除其中人為因素造成的不平等，那些由自然屬性決定的不平等，則無法消除，因而這類具有雙重屬性的不平等不可能全部消除，此類平等也不可能完全實現；第四，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政治鬥爭、社會革命中的種種動機，當然帶有相當的平等追求，這些平等追求中也不乏消除人間那些具有自然屬性的不平等的夢想，但總體而言，激起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根本原因，卻是那些現實中由人為因素製造的不平等，如《水滸》中的英雄好漢們幾乎都是被這類不平等而「逼上梁山」的。而消除那些具有自然屬性不平等的訴求在暴力革命中不是沒有，但因為根本就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人們最多稍作嘗試，就會因碰壁知難而退；第五，現代民主憲政運動中的平等訴求，已經非常理性地、明確地指向那些人為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實現的是人間可以通約的平等，即社會成員之間政治權利的平等。

現在我們來看看，人類社會為數極少的可以通約的不平等，究竟是怎樣產生的，為什麼它們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因而當人類的進步消除了這些人為因素後，這類不平等也隨之消除，平等也隨之實現。

可以說，人類一切可以通約的不平等產生的總根源，就是圍繞政治權力這個中心而產生的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也就是說，人類的政治生活製造出來的諸多不平等，是可以通約和可以消除的不平等，也是人類所有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總根源。

下面筆者只能舉例說明，看看這些人為造成的不平等，在人類政治生活中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政治權力，是組織人類社會和進行社會公共管理及服務的公器，當人類社會的各個文明實體以國家組織形式出現時，政治權力就表現為國家公器。因社會秩序、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需要，政治權力或國家公器在實施公共管理的過程中將全體社會成員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掌握國家公器從事社會管理的社會羣體，就是統治者，政治統治者永遠由少數人組成。與此同時，由於公共管理是一個管理與被管理、支配與被支配、發號施令與服從之間的關係，因而作為統治者的管理者比之作為被統治者的被管理者，具有居高臨下的若干優勢，其中最主要的有兩大優勢，一是利用權力謀取私利；一是濫用權力奴役、支配他人，以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任何野心和慾望。可以說，人類社會中一切政治性質的不平等，都源於政治統治者的這兩大優勢。

比如，既然政治權力能夠給統治者帶來如此巨大的好處，那麼，幾乎所有的政治統治者都必然產生兩個強烈的主觀願望：一個，將所有的政治權力牢牢地集中、壟斷在自己手中；另一個，將政治權力在自己所屬的政治集團甚或自己直系後代或血親關係中，永遠地傳承下去，而絕不易他人之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做如下幾件主要的事情：其一，為這個政治集團壟斷、傳承國家政治權力找到合法的理由，而這樣的理由必然是百分之百的謊言；把自己所屬的政治集團用國家公器甚至暴力塑造成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特殊社會階層或社會團體，高居於社會金字塔頂端；其三，根據統治需要、權力在統治集團內部分配的序列和社會各階級、階層與權力核心的親疏遠近，將社會全體成員劃分成層層的政治等級，而這種劃分，一般來說，都是以社會自然分工產生的階級、階層或職業為依據和藍本，這樣，在社會自然分工性質的不平等中，又加進了政治性質的不平等；其四，這種政治等級的劃分，其本質就在於賦予一些等級以種種政治特權，並相應地剝奪另一些等級的基本權利和政治自由，就是說，一些等級獲得的特權，就是另一些等級失去的權利。可見，這就是人類政治不平等產生過程的一個側面。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古代的國家政權，只能在皇家集團內部一代一代傳下去，為什麼皇家集團擁有至高無上的社會地位，為什麼皇家集團的種種政治特權，是在剝奪老百姓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基礎上擁有的，比如上文所說的只准皇帝本人或其允許的人可以穿黃色衣服，而其餘所有的人都被剝奪了穿黃色衣服的權利和自由，這件事不過是一種象徵，其昭示的正是政治權力只能在皇家集團內部傳承、而不得易於其他任何人之手的寓意。

再比如，將國家公器據為私有的統治者，在壟斷全部政治權力的同時，也可以借用權力壟斷全部社會物質資源和社會分配，而這種壟斷是以整個社會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名義進行的。這是產生大規模經濟剝削甚至掠奪的總根源。這樣的事情稍微想一下就很清楚，在古代中國，皇家集團以國家賦稅徭役名義從老百姓頭上搜刮來的錢財資源，用於修水利的大概沒有用於造宮殿的多吧！不僅如此，由於皇家集團掌握了整個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分配大權，因而不僅他們自己肆意揮霍外，還將大量的社會財富賞賜給和皇家集團有著密切的利益鏈的王公貴戚，權貴宦官，豪門望族，並在法律上支持一整個權貴階層對廣大民眾的經濟盤剝。如此，以最高統治集團利益為核心劃分的政治等級，將社會分工的天然屬性大大異化了。儘管其等級分層和職業分工似乎大致吻合，但按能力大小而各得其所的社會公平已不復存在。一位官員，其職業當然屬於社會管理階層，也是社會分工中的一種，但其收入的性質已經超出了其才智、能力的自然屬性，被添加進政治性的盤剝甚或掠奪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說的是即便這知府是清官，僅例所應有的各項陋規收入也有十萬兩銀子的進項。而這種種陋規收入，就是統治集團賦予官僚職業進行經濟盤剝的合法性、制度性的政治特權；另外，上文說過，出身的不平等在於家庭之間的不平等，而家庭之間的不平等也具有相當的自然屬性,其貧富貴賤多少和社會分工有關，也多少和家長的才智能力以及主觀努力有關。然而，當一些權貴家庭被統治集團賦予某些政治特權並可代代世襲時，家庭出身不平等的自然屬性就極大的變形了。比如當王公貴族的政治特權世襲到他們的子孫時，出身於這些家庭的孩子們不需要任何先天的資質才智和後天的努力，就堂而皇之地躋身於權貴階層。如此，政治特權就堵塞了一般百姓通過才智、能力及後天的努力向上流動的渠道，出身的不平等就明顯帶有政治性質了。

實質上，人類社會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的歷史中都有如下相似的經歷：當人們普遍感受到自由被壓制時而不得不進行社會反抗時，他們感受到的那個被壓制的自由，其實都是政治上的自由，而他們在社會反抗中表露出來的自由訴求，同時也是對政治平等的訴求。比如對暴君隨心所欲地殺人的反抗，就是對每一個人生命自由的訴求，而生命自由的訴求，同時也是平等的生命權利的訴求；同樣，對統治者思想專制和精神禁錮的反抗，就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訴求，而思想言論自由的訴求，同時也是對平等的思考權、話語權、公開表達權利的訴求。因此，我們可以將現代政治文明所追求的人類可以通約、也可以人人享受的政治平等歸結為如下幾個人的基本權利：一，個體生命、生存的自由和權利；二，個體人身的自由，包括個人生活和社會羣體生活中的個體人身自由，以及個體的遷徙自由，居住自由，通信自由，進行經濟活動或選擇職業的自由等等；個人合法財產不受侵犯和剝奪的權利；個體參與社會公共活動或政治活動的權利和自由，包括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權利和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批評政府、向政府提供建議的自由和權利；選舉政治領導人的權利和被選舉的權利。

這裡加一個插曲，即在現代政治文明的語境中，應該怎樣解讀爭議頗大的個人財產的不平等問題。總的來說，在現代民主憲政制度下，財產和分配的不平等及貧富懸殊現象呈整體縮小的趨向。第一，以被統治者選擇、監督、罷免統治者方式確定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從根本上解決的權力合法性問題，也從根本上遏制了當權者對被統治者進行經濟盤剝的可能。只要制度設計得嚴密和實施得力，各級當權者進行直接的權力尋租和通過政治特權掠奪、侵吞、霸佔生產資料增值個人財富的渠道基本上能夠被堵死；第二，為解決生產資料所有者和生產管理者對無生產資料的勞動者進行經濟盤剝的問題，現代民主制度設定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公開進行利益訴求的法律平臺。對工人而言，他們有組織工會的權利，有罷工抗議的權利，有和資本家進行對等談判的權利，而各級政府有協調勞資關係、保障勞動者權益的職能和義務。如此，就能將資本家對工人的盤剝降到最低、雙方都可以接受的限度；第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趨向於消滅貧窮。因為資本的增值，越來越依賴於消費市場的拓展，依賴於產品的市場份額。而消費市場的擴大，依賴於全體社會成員的消費能力和購買力的提高，也就是說，只有當人數眾多的「窮人」的消費空間同時擴大時，資本的增值纔有可能。由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常發展的大趨勢，是逐步消滅貧窮，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消費羣體的崛起，致使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趨於縮小；第四，加強二次分配的力度，提高社會公共福利水平，並向窮人傾斜等。但是，現代民主憲政制度保護私有制，保護所有人合法的私有財產，包括生產資料，反對以消滅私有制的方式實現所謂的經濟平等。如此，它就必然承認有產（指生產資料）者和無產者這種社會分工天然的不平等，承認前者在財富收入或財富佔有上的優越地位。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一個特別的「貧富懸殊」現象，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相伴相生，難以消除。這就是生產的社會化產生的個體資本（包括股份制）的高度集中和行業、部門的壟斷化。這意味著，大規模的企業集團和跨國公司、連鎖公司相繼出現，個體資本所有者或企業集團所有者的個人財富隨著資本的膨脹而直指天文數字。壟斷行業老大、企業集團總裁、大銀行家、跨國公司董事長等等資本巨頭的私人財富可高達數億、數十億、數百億美元，而一個中產階級白領的年收入僅在幾萬、十幾萬美元之間，普通老百姓更不用說了，兩者相比，其中的「貧富懸殊」是相當驚人的。可見，資本所有者依靠資本的規模增值而獲得的滾滾財源，和一個藍領或白領依靠出賣個人的體力或腦力勞動而獲取薪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儘管前者在規劃、決策、管理、市場調研以及承擔的風險壓力等等方面要比後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心血，但其付出的和其獲得的資本增值帶來的滾滾財源仍不成比例，而資本增值過程顯然更體現為羣體努力的結果。因此為盡量縮小有產者和無產者這種社會分工帶不的不平等，政府對資本所有者採取累進稅制等措施加大對其的稅收數額，並在二次分配中向貧困階層傾斜。但是，關於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財富懸殊現象，有一個問題往往被人們所忽略，即當資本以個人財富的名義劃給有產者時，這一部分的財富性質和工薪階層的個人勞動收入是有重大區別的。有產者個人財富中的資本部分，並不是用來個人消費的，而是維繫生產和各種經營活動的，屬於整個社會生產的一部分，而資本運行的社會功能和社會貢獻則在於：其一，增加社會總財富；其二，政府的主要稅源，用於社會公共事業；其三，向整個社會提供就業崗位；其四，擴大社會成員總的消費需求，並相應提高他們的購買力。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有產者財富中用於投資、生產經營活動的資本部分實質上是以個人名義佔有的社會財富。

綜上所述，我們不妨將一些自由派力挺的「自由」和底層社會羣體為爭取更大更自由的生存空間而訴求的「平等」，在人類現代文明發展進程的坐標上定位一下，看它們的價值構成對於人類進步具有正向作用還是反向作用，它們各自的價值內涵有著什麼內在關聯。

嚮往自由是人類的天性。而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則是人類生命個體獲得更大空間的生存自由和精神自由，而精神自由，則是人類自由發展的方向，但精神自由無疑是在生存自由的基礎上獲得和拓展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上層自由主義者力挺的自由，是一種符合人類天性的多向性自由，尤其他們推崇的精神自由、思想自由，對於人類進步而言，具有恆定的、普世的價值。就是說，人類只有從謀生的窘境中解放出來，讓身心獲得更大的自由發展空間，才能獲得最大限度的解放，這一點，對於當前仍然處於謀生窘境的大部分底層民眾而言，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平等，對於占人口大多數的底層社會羣體，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尤其在專制制度的壓迫下，他們的平等訴求，不過是爭取自己起碼的生存自由和基本權利。而人類社會的進步，可以說是在底層民眾不斷的平等訴求的推動下一步一步實現的。這裡有三個層面的歷史意義：第一，由人類專制制度形成的、人為的、具有政治性質且可通約的不平等，隨著人類進步處於逐步解構之中，換一句話說，人類歷史的社會實踐已經證明，人類社會由矇昧到覺醒、由野蠻到文明、由幼稚到成熟的進步過程，正是人類社會逐漸平等化的過程。也就是說，人類社會因少數人奴役大多數人而產生的階級、等級差別以及形成的不平等的不斷縮小，是人類社會進步、文明與否的決定性因素。而人類社會「平等化」過程的主要標記，就是由等級社會或臣民社會向公民社會的過渡；第二，那些具有自然屬性的、不可通約的不平等，比如由人的智力、能力、後天努力差異形成的財富的不平等，社會分工的不平等，也在逐步縮小，只是不可消除。縮小的原因，不是民粹主義那類帶有非份「平等」訴求的暴力革命，也不是消滅私有制那類強行實現財富的徹底平等的烏託邦，而是人類生產力的發展，科學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比如，一個中產階級的崛起，促使全體社會成員的個人收入（財富）構成由金字塔型轉為棗核型，就說明瞭那些具有自然性質且不可通約的不平等在縮小；第三，對於人類社會而言，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即使再繁榮、再自由、再富裕、再強大，只要還存在著一個由大多數社會羣體組成的社會底層，只要這個社會底層還受著奴役和盤剝，還十分貧窮，還處於艱難的謀生窘境，還處於難堪的精神貧困、文化貧困和教育貧困之中，就說明這個時代、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還沒有真正從野蠻狀態、矇昧狀態中真正解放出來，就說明這個時代、國家、社會的政治黑暗、經濟窘迫、文化滯後還很嚴重，還有更多的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需要爭取和伸張。而人類社會的解放，始終是以大多數社會羣體的解放程度為歷史標記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平等，不僅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價值之一，而且永遠是人類社會正義的方向。

本文同步發布：破曉時分

微信公眾號：「曉時暮正沉」

對我們的思想和文章有興趣的人，歡迎加入qq羣741384427，我們可以一同探討關於自由主義的一切話題。

微博號：Sina Visitor System 破曉時分pxsf

推薦閱讀：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