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與社羣”，在儒家思想中，通常不是對抗關係，因爲我們近代的文明是一種、展現“權利本位”的倫理學。傳統社會是一個“責任倫理學”。在儒家看來，每一個個體，只要實踐了你這個個體的“身分”、所相應的“職責”，那社會就已經安了。

　　《論語·爲政篇》

　　子游問孝。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在孔孟的家庭倫理裏面的“自我”，就很像那個同心圓的最核心的“圓心”，而這一個圓心，最重要的德行就是“孝”這個字。

　　比如說，孔子跟子游的對話，所謂“孝”啊，並不是說你能夠給父母喫的，就完成了孝，因爲最重要的，要有“敬”！你如果沒有“敬”，那你“養”父母，跟養一隻狗有什麼差別呢？“不敬何以別乎”。

　　那同心圓裏面的這個圓心，特別注重他的“責任倫理學”。這一種家庭倫理優先，尤其特別重視“角色倫理”。在過去兩千年來的傳統社會裏面，也有一些負面的問題；這負面的問題就是，使每一個個體的“個體性”，服從“社會性”。

　　你要“實踐”你的職責而來的、相應的“責任”嘛，於是你的個體，這個“個體性”就被“羣體性”、相對於個人來講的“家庭”，或者相對於家庭而來的“社會”，掩蓋過去了。所以有學者說，傳統中國社會的個體，其實上都是“沒有臉孔的個體”。

　　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在幾千年來的華人文化裏面，這一種在社會脈絡中的“關係的自我”之外啊，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面向，那就是“超越的自我”。這一個超越的自我與關係的自我，就是“人際關係”中的“自我”，是既有點相互緊張、但是又很難完全切割。

　　我們可以用當代的學者的話來講，儒家他們的“責任倫理學”是“後習俗”的，就是你每天食衣住行這一個生活世界的“習俗”，儒家要求我們“服從”這些“習俗的倫理”，這就是儒家的“禮學”。

　　可是在禮之外，儒家也同樣重視“仁學”，這一個“仁與禮”之間，它既不可分，而又互爲緊張。可是“仁在先，禮在後”，這一點也是我們考慮儒家的這個“自我觀”的時候，應該加以注意的。

　　剛纔我們講到，浸潤在複雜的社會關係網絡裏面，“儒家的自我”所可能導致在一些個案裏面，可能導致個人“主體性”、“個體性”是受到“壓抑”的。

　　比如說，宋朝的一些社會倫理，特別強調“失節事大，餓死事小”，這一種“壓抑“個人的主體性”，確實有這個問題；但是呢，我們如果從傳統儒家社會來看，個人的主體性之所以彰顯，實際上正是在社會的網絡裏面。

　　“個人與社羣”，在儒家思想中，通常不是對抗關係，如我們近代文明所看到的那樣，因爲我們近代的文明是一種展現“權利本位”的倫理學。就是每一個個體，要彰顯他的“權利（right）”，那麼可是傳統的社會，它不是一個“權利倫理學”彰顯的社會，它是一個“責任倫理學”彰顯的社會。

　　在儒家看來，每一個個體，只要實踐了你這個個體的“身分”所相應的“職責”，那社會就已經安了，這是可以說，是不同的這個思考典範。

　　這個就好像說，一根木材如果只是被棄置在路邊，它只是一棵沒有用的木材。可是這一個木材，一旦被重新整修過，置放於一個大廟堂的正中間，作爲棟樑，這一根木材從此以後不再是一個無用之木，而是撐起了殿堂的、廟宇的一個尊嚴與光輝。

　　所以古代的人，在他們的生死觀，常常是把他們個人“生理生命”的結束之日，當作是他的“文化生命”的重生之始，爲什麼呢？

　　上有億萬代的“祖先”，下有億萬代的“子孫”，這一個社會文化巨流裏面，一個人、一個個體，正因爲進入這一個羣體文化的巨流，他的意義才能獲得彰顯。那我所講的，在儒家文化裏面，“個人與羣體”的關係，是一方面具有互相“競爭”的關係，可是另外一方面，它又有互相“支持”的一種關係。

　　自從公元前221年，“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杜牧的阿房宮賦，當這個大一統帝國，從中國歷史的地平線升起來了以後，改變了中華文化與社會的面貌。那就是，從孔孟的時代的“多元論”昂揚的一種社會文化特質，逐漸變成了“一元論”爲主導的社會文化特質。

　　與其說是，儒家思想是帝王專制的幫兇，反而我們更應該注意到，自從大一統帝國的政治格局出現了以後，對於原始儒家精神的傷害，其實更大！

　　我們今天在21世紀，就是要撥開雲霧見青天。我們知道鮭魚產卵的時候，是在山澗，山上的溪澗，然後魚卵隨着那個河流，山澗的河流，流到了太平洋，流到了大西洋。那成長了以後，他的原鄉已經植入在他的DNA裏面，不斷的給他召喚。

　　所以這是鮭魚晚年的時候，他要拚搏、用生命最後的力量，然後逆流而上，從太平洋，然後要進入這個港口、進入西雅圖港，然後一路要游到他原生的那一個山上，這是非常動人的生命拚搏，回到精神原鄉的返鄉之旅。今天21世紀的人，也許也需要來進行這樣一個、回到原始儒家“精神故鄉“的返鄉之旅。

　　主講人簡介

　　黃俊傑，現任臺灣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學術諮詢委員、臺灣通識教育學會名譽理事長，曾任臺大講座教授兼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研究領域爲東亞思想史，近年着有《東亞儒家仁學史論》、《大學之理念》、《東亞儒家人文精神》、East Asian Confucianisms：Texts in Contexts等書，多種著作被譯爲英、日、韓、越、德、法、西、斯洛維尼雅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