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前十年即1885年，清日關於朝鮮問題的天津談判，是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第一次會面。

　　時年62歲的李鴻章與比自己小18歲的伊藤博文坐到談判桌上，不禁有些得意，自以爲“薑還是老的辣”。那時朝鮮甲申之變清軍佔得先機，袁世凱已經贏得中日墊場賽，以2000清兵勝日本200護衛兵，平息了兵變，掌控了那裏的政局。

　　作爲袁世凱的頂頭上司、高居北洋大臣之位的李鴻章，此時也不免小看了日本。面對他的談判對手——日本全權大使、宮內卿伊藤博文，顯得比較高傲。當分歧過大，談判要崩時，李鴻章勃然變色，厲聲喝斥道：我大清並未有錯，若談判破裂，我就只好準備打仗了。

　　談得成就籤，談不成就要打。

　　這股氣勢整得伊藤博文也沒底了，不知北洋的火力有多猛，爲了知己知彼，再觀察觀察，只好悻悻然做了讓步。在伊藤的力主下，沒有做好戰備的日本明治政府採取了見好就收態度，與清廷簽訂了平分朝鮮監國權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

　　李鴻章以爲，這是自己取得的一場對外重大勝利。但同時也感到對面這位對手英氣逼人。條約簽訂後，對於伊藤，他給了這樣一番評價：

　　“該使久歷歐美各洲，極力摹仿，實有治國之才，專注意於通商、睦鄰、富民、強兵諸政，不欲輕言戰事，併吞小邦。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尚祈當軸諸公及早留意是幸。”

　　這句話是稱讚伊藤博文比較幹練成熟，善於以拿來主義治國，十年後必成中國強勁對手，對此人不可等閒視之。

　　此話聽起來是富有遠見的，且對伊藤評價甚高。但本意卻不是警醒，而是外交辭令溢美之詞。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爲十年過後，大清國和他李鴻章什麼也沒變，而日本及拜相的伊藤博文卻如日中天。

　　對於李鴻章及大清國的命運而言，這無異於一次乾坤倒轉。

　　1895年4月，昔日平起平坐的兩人。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這個叫伊藤的晚生居然以“父國”之態對一老翁發號施令了——

　　“尚希中國使臣能深切考慮現在兩國之間的形勢，即日本爲戰勝者，清國爲戰敗者的事實。因清國請和，日本應允，始有今日之議和。若不幸此次談判破裂，則我一聲令下，將有六七十艘運輸船搭載增派之大軍開赴戰地，北京的安危便難說了。清國全權大臣能否安然回北京，恐怕也不能保證。”

　　這是日本首席談判代表伊藤博文、端坐日本馬關春帆樓，對前來日本乞和的清國使團長李鴻章的最後通牒。意思爲：你要放老實，弄認清一個現實。這是勝者對敗者的交流，如果不按我們的意思辦，別說你們的國家、首都有可能被我們攻佔，就是你們個人能不能安全回國都是問題！

　　我們知道，清日談判地的馬關位於日本山口縣，其實日文又稱“下關”，而春帆樓以烹調河豚聞名，日語“豚”即豬。伊藤將談判地點選址如此，是不是寓意爲在下關烤豬，羞辱李鴻章，給大清團來個下馬威？待考。

　　總之，伊藤這話說得實在夠硬。但這個硬卻不是鴨嘴之硬。他不是用嘴炮嚇人，而是有底氣有戰績做支撐的。

　　伊藤的底氣來自甲午戰果，這也是雙方談判的背景——日軍水陸全勝，陸上平壤之戰、遼東之戰，海上黃海海戰、威海衛之戰，清軍四戰四敗。

　　有句話說得好：最大的恐懼是恐懼本身。大清代表團就應了這句話了。他們馬上認籤的近代中國恥辱之最《馬關條約》，就是被日方連打帶嚇的結果。

　　此時，兩國最高談判代表的氣質亦成強烈反差。

　　一個精神抖擻，另一個形容枯槁。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氣質差距，恐怕不僅僅來自年齡差距。按照中國人的說法，李鴻章此時已到坎兒上，73歲。而伊藤博文尚屬英年，55歲。最重要的是，是話語權與勝負關係。

　　作爲戰敗國談判代表，李鴻章等人是按照日方指令抵達日本馬關，4月1日落坐“春帆樓”開始和談的。伊藤博文提出割地賠款等六大條款，可謂中國近代“史上之最”城下之盟。所割之地竟包含清廷滿人統治者的祖地，此外，還要歡迎日軍強行進駐，同時提供軍費，堪稱奇恥大辱。

　　如此苛刻的條件，清國哪個代表敢應承？還在他們集體躊躇之時，伊藤厲聲恫嚇，說了上述那番話。

　　此時，清國首席代表李鴻章的表現比伊藤十年前還要乖張。完全處於下風，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只剩哀求一策。史料記載，李鴻章所能做的，就是在賠款數額上討價還價。爲了少賠幾兩銀子，李鴻章對伊藤博文說出了這樣一番可憐話：“譬如養子，既欲其長，又不餵乳，其子不死何待”。

　　這就話的意思是說，你讓我們割地賠款可以，但總得容功夫吧。就像養孩子一樣，你要讓他長大，又斷了他的奶，豈不讓他死路一條？

　　這話說得真叫可憐。國內不可一世的李中堂，面對外國首相威風掃地，其苦苦哀求之狀，猶如老鼠見貓一般。

　　此刻，看着對面身着滿洲服飾、留着長辮的李鴻章，伊藤不知做何感想。想當年，宋金和談，李鴻章的漢人祖先面對滿洲女真人祖先，也是先行露怯，最終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南宋自降身價，但也不過是以叔侄相稱。而今，李鴻章代表征服他們的主子，竟對昔日“倭寇”自稱“養子”，情何以堪？

　　然而，同情歸同情，具有務實文化傳統的日本，認的終歸是實力。結果，伊藤不爲所動。堅持要李中堂依照日本版本結城下之盟。期間，還是日本激進分子幫了倒忙，給李鴻章來了一槍，刺殺未遂。於是，看在李老翁受傷的份上，伊藤免了五千兩賠款。

　　最終，在4月17日上午，雙方簽訂《馬關條約》。

　　簽約完成時，心滿意足的伊藤博文，也給頹廢的李鴻章來了一次心理按摩，二人有了一番長談。對此，近代史學者王芸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有詳細記載——

　　伊藤對李鴻章揶揄道：想當年（指1885年《天津會議專條》談判時），中堂大人何等威風，談不成就要打，如今真的打了，結果怎樣呢？我曾經給過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貴國迅速改革內政，否則我國必定後來居上，如今十年過去，我的話應驗了吧？

　　李鴻章嘆了一口氣說：唉，改革內政，我非不欲做，但我們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不像貴國一樣上下一心。如果我們兩人易地以處，結果會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幹得比我強；如果我是你，在中國不一定幹得比你好。

　　這段對話似乎可以爲李鴻章所蒙受的馬關之恥開脫。甲午之敗，非李鴻章之罪也。馬關之恥，他也是代國受過。大清一切問題，都是“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導致的，這個問題似乎是個人解決不了的。然而，道理真的如此嗎？

　　我們不能拿敵國首腦的客套話當真言。日本人真的很敬畏李鴻章這個敗軍之將麼？

　　“內無相，外無將，不得已玉帛相將”， 這是馬關接見李鴻章時，伊藤博文口給出的下馬威一聯。意爲你大清內無可用之相，外無能打之將，所以不得不給我們示好，求和來了。

　　這恐怕纔是勝者伊藤博文的心聲。他明知李鴻章就是大清“相”首，但還是說大清“無相”，豈不就是對這個老對手的藐視嗎？

　　關於李鴻章的實情及處境，日本主戰派最有發言權。

　　1894年初，清日開戰前夕，日本創辦了《日清戰爭實記》。其中第二編中有一篇題爲《李鴻章》的文章。系統地介紹了李鴻章，從身世到就學經歷、官場履歷、政績，一一羅列，細節豐富得令人咋舌。在文章的末尾，作者對李鴻章進行了辛辣的嘲諷：“集上下非難於一身，或稱已發狂，或稱已自盡。雖其發狂自盡一詞僅爲謠傳，然今李鴻章之地位，正如此謠傳所示也。”

　　這篇文章，可謂把李鴻章剝個精光。而且一語道破了他的本質：他不是那個國家的主人，而只是一個替罪羊。無論從權力還是能力而言，他都不是一個可以力挽狂瀾、讓國家脫胎換骨的人物。

　　誠哉斯言。誰都知道晚清洋務運動不及日本明治維新的原因，是一個搞技術，另一個搞政治制度。但是爲什麼要這麼搞？從人的角度分析，恐是教育與視野的差距。

　　李鴻章面對伊藤博文，說國情不同，中國人多口雜不齊心，日本國小團結，這簡直是揣着糊塗裝明白。事實上，國情不是問題，上司也絕非不可說動，但自身教育見識卻是個大問題。

　　“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沒享受什麼教育，也並不文明。”

　　這是俄國財政大臣維特在接待來訪的李鴻章之後，對中堂大人的評價。依據是李鴻章在俄的表現。在見證“霍登慘案（死傷兩千人的踩踏事故）”時教俄國大臣撒謊，將百姓之命視如螻蟻。

　　再看李鴻章對手伊藤博文等人的見識——“西洋一令一法，皆考慮人民財產生理，以保護人民爲主旨……此乃保其富強之所在”。所以，在當今世界上，一個國家要獨立富強，必須以保障人民權利及其私有財產爲主旨。

　　甲午戰爭有兩次避免發生的機會，一是中國改革力度超過日本，那是李鴻章的任務。二是不爲日本假象所惑，令袁世凱做好情報工作，知日並及早臥薪嚐膽，監國朝鮮時推進開化，進行新軍演練和憲政改革。這是李鴻章和袁世凱的共同使命。若這二位都做到位了，那麼中日或可以和平相處一陣子，甚至聯起手來，使東洋與西洋相向而行。然而，這是二位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爲什麼號稱晚清優秀士大夫代表——李鴻章和袁世凱，不能給國家帶來真正的繁榮、而且都鬥不過日本人呢？

　　通過以上比對，不難得出答案。因爲縱觀李鴻章、袁世凱識見，其思想並未辭舊迎新，本質上還是封建官僚、僞新人二枚，當然就不是伊藤博文那些具有近代思想的日本新士人對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