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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10月21日，周恩來舉行酒會歡迎來中國進行友 好訪問的日本自民黨顧問鬆村謙三和他的隨行人員。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從民間外交開始，致力於中日邦交關係正常化，進行了種種艱苦的巨大努力。對於日本的右翼勢力影響日本的內政外交、推動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動向，黨和國家領導人始終保持着高度的警惕。20世紀五六十年代，周恩來在外事活動中多次談到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其中兩次曾明確警告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並就中國政府對待日本侵華的歷史、日本政府的態度、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前途作了系統的表述。

　　“不讓日本重新軍國主義化和重新對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過去和現在更加深重的災難。”

　　新中國的建立，極大地改變了世界尤其是遠東地區的政治、軍事格局。隨着東西方兩大陣營對立的不斷擴大，亞洲成了冷戰的主戰場。作爲戰後非軍國主義化的結果，日本本該不應有什麼軍備，然而，美國出於爭霸世界的目的，對日本右翼勢力採取了扶持縱容的政策。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被捆在美國戰車上的日本一夜之間就成爲美國侵朝的幫兇，積極發揮前進基地的作用以換取美國的軍事保護和經濟、技術援助，走向經濟大國，美國也大力扶植日本恢復軍事工業，使日本在朝鮮戰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1951年9月8日，美國糾集部分國家(主要是非對日作戰國家)召開舊金山會議，將當時代表大陸的中國政府和代表臺灣的“國民政府”均排斥在簽約國之外，操縱會議通過並簽署了《對日和平條約》。在最大戰爭受害國未參加的情況下，簽訂瞭解決戰爭遺留問題的國際合約。同時，美國處心積慮地培養日本右翼勢力來實施“圍堵中國”的亞洲策略，企圖用日本來替代中國作爲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基石，在和約簽訂的當天，美國與日本還簽訂了《日美安全條約》。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

　　由於美國片面製造對日和約，戰後蟄伏的日本右翼勢力認爲國內外環境發生了有利於他們的變化，再次公開打出“天皇中心”“民族至上”的旗號，鼓吹“忠君、反共、修憲、強兵”，加速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美國侵略者破壞朝鮮停戰談判和在亞洲區域建立軍事基地，準備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和平和安全遭到嚴重的威脅。爲此，中國著名和平人士宋慶齡、郭沫若、彭真、劉寧一等11人代表中國人民的意志並根據世界和平理事會和國際和平保衛者的熱忱建議，於1952年3月聯名邀請亞洲和太平洋區域的和平人士共同發起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10月2日至12日亞太和會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中、蘇、朝、蒙古、印、日、澳、智利和墨西哥等及美洲太平洋沿岸的37個國家的代表。會議一致通過“告世界人民書”“致聯合國書”“關於日本問題的決議”“關於朝鮮問題的決議”“關於文化交流問題的決議”“關於建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聯絡委員會的決議”等決議。

　　1953年9月28日，日本擁護和平委員會主席大山鬱夫在出席哥本哈根世界和平理事會後經蘇聯來到中國。周恩來在會見中首次就中日關係發表談話。他指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對外侵略罪行，不僅使中國人民和遠東各國人民遭受了巨大損失，同時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災難。我相信，日本愛好和平的人民將會記取這一歷史教訓，不讓日本重新軍國主義化和重新對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過去和現在更加深重的災難。”“我們是主張恢復與世界各國的正常關係，特別是與日本的正常關係的。但是，如果日本政府仍然繼續做美國侵略中國和東方各國的工具，仍然繼續執行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的政策，並仍然繼續保持與蔣介石殘餘匪幫的所謂外交關係，那麼，日本就將日益成爲太平洋上不安的因素，從而阻礙着日本與新中國締結和約和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可能。”他還指出：“但是，不幸的很，日本現在是被美國軍隊所佔領，受美國控制，並按照美國侵略者的意圖，在進行着重整軍備，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我們應該說，強大的新中國今天已有力量保衛自己的國家，並且日益成爲保衛東方和平的重要支柱。”最後他強調說：“今天擺在日本人民面前的，是兩個不同的前途：一個是處於美國附庸國地位的軍國主義的日本，這是日本反動勢力所要求的；另一個是獨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日本，這是日本人民的奮鬥目標。……中國人民希望日本人民能夠得到他們祖國的新生和獨立，希望中日兩國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真正能夠共存共榮。”

　　周恩來與大山的會見通過新華社的報道很快傳到日本，引起了日本各界的極大關注，推動了日本國內對華友好運動的開展。

　　“假使日本軍國主義走這條路，如同過去它們已經失敗了一樣，將來還是註定要失敗的，對它們不會有好處。”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國面臨着國內嚴重的經濟困難和極其嚴峻的國際形勢，中蘇兩黨分歧表面化，兩國關係惡化，蘇聯單方面決定全部召回在華蘇聯專家，撕毀兩國合作協定，廢除技術合作項目，不僅使中國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也給中蘇關係造成難以彌合的創傷；印度乘機不斷製造事端，不斷蠶食我國領土；臺灣的蔣介石集團開始着手準備反攻大陸；美日加緊勾結，企圖製造“兩個中國”；在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有所擡頭，尤其是岸信介接任日本首相後，採取了一系列惡化中日關係的做法。中國一方面爲維護國家主權同美國、蘇聯進行鬥爭，另一方面爲堅持和平外交政策而努力。

　　在發展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時，中國領導人格外重視近鄰日本。爲設法打開中日關係的僵局，1958年7月，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在與佐多忠隆等日本友人的會談中，遵照周恩來的指示，代表中國政府明確闡述了中方改善中日關係的態度和前提，提出了“政治三原則”即：日本政府不再發表敵視中國的言論；不參與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不阻撓兩國民間正常關係的發展。在此前提下，中日關係可以改善，貿易可以恢復，文化和友好往來可以發展，政府間的會談也可以進行。1960年8月，周恩來在接見鈴木一雄等日本友人時，又提出“貿易三原則”，即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政治三原則”和“貿易三原則”的提出，贏得了日本各界人民，特別是商界的歡迎和支持，爲中日關係的發展開創了一個新局面。

　　1961年6月21日，周恩來接見以江口渙爲首的日本作家訪華團、以河崎夏爲首的日中友好協會訪華婦女代表團、以指川謙三爲首的日本經濟界友好訪華代表團和岡侖古志郎、鈴木一雄、小笠原子、川瀨一貫以及日本各友好商社代表。周恩來在談話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傷痕在中國、日本，在亞洲，都還沒有恢復，印象很深。”

　　對於中國人民爲何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周恩來在談話中指出：“很簡單。中國人民曾經受日本軍國主義50年的欺侮。這雖然從中日兩國人民兩千年的友誼來說是短暫的，但對我們這一代來說卻是很長的。從1894年到1945年經歷了51年。以我來說，大半輩子就是在這期間度過的。我是1898年生的，離1894年僅差44年，因此印象很深。”同時他還說：“日本軍國主義要復活，勢必會使中國人民加強防禦，警惕日本軍國主義。這必然會妨礙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他分析了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其前途是黯淡的。他說：“在美國扶助下的日本軍國主義，今天不會同美國鬧彆扭，將來也許會。對日本軍國主義，中國是會防禦的。中國有50年的教訓，再也不能讓它們重複1894年、1931年、1937年的歷史了。我們必定有準備，諸位可以相信這一點。假使日本軍國主義走這條路，如同過去它們已經失敗了一樣，將來還是註定要失敗的，對它們不會有好處。”

　　周恩來對日本軍國主義虛僞、頑固的嘴臉看得很透徹，他談到：“主張復活軍國主義的人有一種理論。他們說，中國強大了所以要復活軍國主義。”“既然日本軍國主義沒有前途，到處碰壁，何必還要幹呢？爲什麼要向右轉？這就是如同中國的一句俗話所說那樣‘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試一試，他不死心。說得更不好聽的話，‘不見棺材不落淚’。他們在主觀上要試到底。”基於此，周恩來強調，恢復軍國主義對日本人民不利，對中國人民不利，對亞洲人民不利，會把日本人民帶到災難裏去。只要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爲和平奮鬥，就有力量制止發動侵略戰爭的危險。我們本着對日本人民反對美國控制、反對戰爭、反對恢復軍國主義、要求持久和平這樣的認識來接待日本各界客人的。

　　歷史總有驚人的相似，近年來日本上演了一系列鬧劇：出臺“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修訂“防衛大綱”、成立“國家安全保障局”、修改“和平憲法”、圖謀解禁集體自衛權、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爲“神風特攻隊”申遺、否認南京大屠殺、通過“特定祕密保護法案”、制定奪島作戰計劃並進行演習、擬製武器出口新草案、釣魚島問題上混水摸魚故伎重演……這些行動說明日本正有步驟地轉向右翼政治和軍國主義。

　　中國有句古話：“以史爲鑑，可以知興替。”幾十年過去了，如今我們重溫周恩來當年警告、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言論，其現實針對性絲毫沒有減弱。回顧歷史、反思歷史，還得總結歷史、銘記歷史，日本軍國主復活的趨勢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並且警鐘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