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示景觀設計實踐與現代科研的錯位與解決途徑
圖示景觀設計實踐與現代科研的錯位與解決途徑
原文刊發時間：2018年10月
王志芳
北京大學建築與景觀設計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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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代景觀設計實踐與研究的悖論
現代景觀設計實踐與研究存在一系列悖論，主要體現為：
1）雖然景觀規劃設計一直被認為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體，但在實踐操作中，科學性成分常常被無限壓縮；
2）即便現代科研手段越來越發達、議題越來越深刻，但應用程度卻不高。景觀規劃設計對於很多問題（如生態或可持續性）的理解依然以理論構建和理念倡導為主，並未對現有科研成果進行有效利用[1]；
3）「生態城市」「低碳城市」「海綿城市」等一輪又一輪的口號式運動並未明顯改善現實中的城市化問題；
4）雖然相關從業人員，特別是學校教職人員一直在努力做科研，但往往一著手就會發現自己進入到一個陌生的領域，且研究成果大都因為方法以及數據的欠缺無法被相關領域認可。
景觀規劃設計從業人員似乎並不會利用其他領域的知識與科研成果，也沒有學會像其他領域的人員一樣去做研究。造成這一現象的核心原因是設計實踐與現代科研之間的錯位，本文將以圖示的方式加以說明。
2 錯位原因剖析
「整體與解構」錯位的根本在於，現代科研的「解構性」源於現代科學對於還原主義的強化，認為複雜系統以及複雜事物可以被化解為一系列小的組成部分來加以理解和描述。僅以生態學科研為例，其在現代的發展已細分為眾多學科。比如，按照所研究的生物系統結構分類就有個體生態學、種群生態學、群落生態學、生態系統生態學等；而按照應用領域分類又可被分為農業生態學、環境生態學、生態信息學、城市生態學、景觀生態學等。生態實踐卻完全不同，在城市設計和景觀規劃設計層面，政府管理部門和設計師面對的問題永遠是如何制定場地整體決策，而這種基於場地的設計需要以多種思路綜合考慮各類問題[2]，但上述學科分類方式無法為場地設計提供支持。
「要素與功能」以及「圖示與文字」的錯位在於實際操作層面。景觀規劃設計實踐通過調整景觀要素將設計意圖展現在圖紙上；而現代科研則主要關注功能層面，且主要是以文字和數據的形式表達。一類景觀或土地利用要素可以承載多種功能，一種功能也可能需要多種景觀要素來支撐。要素與功能密不可分，只是設計的著眼點是要素，而科研的出發點多是功能。同時，設計師需要用淺顯易懂的圖紙、PPT、視頻等可視化形式來傳達思路以及問題的解決方法。但科研成果往往會充滿設計師看不懂且無法轉化的圖表，研究問題也可能並不針對實踐需求，或者根本沒有提出具體的實踐指導建議[3][4]。
景觀規劃設計實踐與現代科研的錯位在於「整體與解構」「要素與功能」 以及「 圖示與文字」的差異。
? 王志芳
3 解決方法與途徑
顯而易見，單一問題的現代科研以及多種問題（且多要素）混合的規劃設計實踐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與銜接。我們亟需創新的教學與研究方法以糾正科研與實踐之間的錯位，這其中兩個核心創新將會是：
3.1 發現與分析問題的途徑與方法
該過程是由整體向解構、由要素向功能轉化的一部分。設計師需要通過一定的方法與途徑詳細分解場地層次、了解場地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並提煉出核心問題。這一過程的意義在於：1）避免簡單套用設計概念（如「低碳」「海綿」等）與圖形，深刻理解場地設計的重點以及待解決問題；2）使設計師知道，如希望進行科學循證，應以何種思路、往哪個方向、尋找哪些具體科研結果。
3.2 歸納與圖示化科研成果的途徑與方法
該過程是由解構向整體、由功能向要素、由文字向圖示的整合。也許現代科研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確實有許多發現與成果散落在林林總總的期刊和科研報告中。要將現代科學轉化為可實踐知識，需解決現今科研成果晦澀、解構、缺乏場地針對性的問題，即需要對散點知識進行重組和白話闡釋，實現從「四散結論」到「歸集發現」、從「生澀發現」到「直白的問題解決途徑」、從「字面解決途徑」到「空間圖面策略」的轉化過程[5]。這種將各種零散的專業知識與科研發現（涉及水文、氣候、景觀生態等領域）轉化成設計導則或空間模式的過程，就是歸類知識的形成過程。例如愛娜·T·克拉森（Aina T. Classen）在其文章中所歸納總結的區域設計導則[6]、美國農業部整理的生態過渡帶設計導則等[7]。
解決這些錯位的兩個重要手段即是發現與分析問題以及歸納與圖示化科研成果。
? 王志芳
4 結語
概括而言，景觀規劃設計實踐與現代科研的錯位在於「整體與解構」「要素與功能」以及「圖示與文字」的差異。而解決這些錯位的兩個重要手段即是發現與分析問題以及歸納與圖示化科研成果。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文提出的錯位是基於景觀或城市維度的，因為在諸多生態維度及視角下，城市及景觀規劃設計是最常見的改變物質環境的過程之一，且這一過程需要整合多種思維和視角。其他維度的生態問題，特別是小尺度生態問題及其修復，可能並不存在科研與實踐的錯位，因為單純的生態問題完全可以依賴生態科研或自然本身的自我修復能力解決。城市及景觀規劃設計涉及的物質環境改變由於社會因素的介入而變得更加多維且複雜，生態科研與生態實踐的矛盾才愈發突出[8]。
REFERENCES
[1] Wang, Z. F., Tan, P. Y., Zhang, T., & Nassauer, J. I. (2014). Perspectives on narrowing the action gap between landscape science and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Practice in the US and China.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25 (SI), 329-334.
[2] Wang, Z. F. (2017). Ecophronesis and Actionable Ecological Knowledge.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32(4),16-21.
[3] Wyborn, C., Jellinek, S., & Cooke, B. (2012). Negotiating multiple motivations in the science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cological Management & Restoration, 13(3), 249-253.
[4] Cortner, H. J. (2000). Making science relevant to environmental policy.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3(1), 21-30.
[5] Wang, Z. F., & Li, M. (2016). . How to Frame Design Research Paradigm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32(4), 10-15
[6] Klaasen, I. T. (2007). A scientific approach to urban and regional design: research by design. Journal of Design Research, 5(4), 470-489.
[7] Bentrup, G. (2008). Conservation buffers: design guidelines for buffers, corridors and greenways. General Technical Report SRS-109. Asheville, NC: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Southern Research Station.
[8] Opdam, P, Nassauer, J. I., & Wang, Z. F. (2013). Science for action at the local landscape scale. Landscape ecology, 28(8), 1439-1445.
原文出處：王志芳. (2018). 圖示景觀設計實踐與現代科研的錯位與解決途徑. 景觀設計學, 6(5), 66-71. doi: https://doi.org/10.15302/J-LAF-20180506
Source: Wang, Z. F. (2018). Bridging the Gaps between Landscape Design Practic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 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6(5), 66-71. doi: https://doi.org/10.15302/J-LAF-2018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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