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眾不同的教室里——8位美國當代名師（8）

[前言]梅耶爾先後在紐約和波士頓進行了多年的小規模辦學實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將培養民主社會的明智公民視為公立學校的職責，「學校的任務就是培養人的理性行為能力」。為此，她設計了五大思維習慣，它們對公民就複雜問題作出判斷至關重要，是教育的核心。她拒絕標準化考試，認為「良好教育」以及教育的「高標準」不能用考試來衡量。偏重考試只能使教育評估簡單化。梅耶爾讓我們看到，對「智育」——更不用說「良好教育」——的理解可以有更深遠的視角，可以負載更重的社會責任。

梅耶爾的成功不是建立在考試分數上，而是建立在學生進入大學後和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的大量事實證據之上。在她創辦的學校，學生像博士生那樣上課、答辯。她認為當今教育的問題出在兒童與成人的疏離，促進學生學習的最佳方式是改進教與學的關係。梅耶爾堅信，縮小學校規模，在教師、家長和學生中營造相互信任的氛圍，給予教師更大的自主權，再加上對學生的嚴格要求，就一定能取得成效。

梅耶爾：美國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幟

怎樣才算是一個有教養的人？知識、創造力、進取心、合作能力、適應能力以及學習能力，究竟如何才能讓學生獲得？對於這些問題，年過古稀的黛博拉·梅耶爾已經在美國的公立學校系統探索了40多年。作為一名教師、校長、作家和公眾人物，梅耶爾被譽為美國最具獨創精神的學校改革領導者和最有領導力的教育家。梅耶爾一生都致力於把貧困社區的兒童培養成為積極的公民和富有創造力、生產力的工作者，並幫助他們過上有意義，有貢獻的生活。對於梅耶爾來說，民主社會中的學校，核心使命是培養有思想、有批判精神和有趣味的公民和勞動者。作為美國小規模辦學運動的先鋒和最重要的倡導者之一，梅耶爾倡導給予教師和家長更大的管理權，在學校營造家一般的互信氛圍，對學生實施「民主的教育」，她創辦的所有學校都成為美國城市教育改革的典範。

從紐約到波士頓身為猶太人後裔，且有著良好教育背景的梅耶爾，先做母親後做教師。她從上世紀５０年代開始在芝加哥公立學校做兼職教師，那時她的工作重心是照看自己的小孩。在這期間，她以母親特有的敏銳發現，學校「與孩子的現實生活格格不入，難以培養有靈性的頭腦。對於教師來說也同樣，教學環境單調而枯燥」。她甚至感到「他們每天都來學校簡直不可思議」。在60年代早期，梅耶爾在紐約市哈萊姆區教幼兒園，並開始與紐約城市大學的莉蓮·韋伯教授合作。韋伯教授提出了「開放走廊」的概念。根據「開放走廊」理念，三四名教師一道相互合作，將教室走廊變成孩子們的一個共享空間，營造出一個積極、活躍的學習共同體。在1974年，梅耶爾受聘將這些進步主義的理念運用於創辦東哈萊姆區的中央公園小學。東哈萊姆區是紐約市最貧困的社區之一，學生的考試分數位居全市最低。作為這所學校的校長，梅耶爾堅信，縮小學校規模，在教師、家長和學生中營造相互信任的氛圍，給予教師更大的自主權，再加之對學生的嚴格要求，就一定能取得成效。中央公園小學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成為美國小規模辦學的典範，並帶動了紐約數百所學校的改革，梅耶爾從此成為紐約以至全美國學校改革的一位領袖。1985年，梅耶爾又創辦了中央公園東部中學，把90%的學生送進了大學，創造了美國城市貧民學校教育改革的奇蹟。1997年，梅耶爾把她的公立學校改革實驗帶到了波士頓，創辦了米申山學校，並出任校長至2005年，在一個愈加重視標準化考試的年代執著地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

開創嶄新的辦學模式梅耶爾創辦的所有學校都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徵。這些學校都相對較小，如米申山學校，只有大約180名學生，是當地同類學校學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學校以合作的方式來管理，董事會由教師、家長、校外人士以及學生組成。董事會的大多數會議對所有人公開，包括學生，並鼓勵學生向董事會提建議。學校的教室看上去就像美術室、科學實驗室和圖書館的集成。教學按照主題來安排，且高度重視「思維習慣」的培養。在梅耶爾看來，「思維習慣」對於公民就複雜問題做出判斷至關重要，培養學生的「思維習慣」是教育過程的核心。這些「思維習慣」包括： 1，根據。我們怎樣知道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哪些證據起作用？我們能有多少確信？是什麼讓我們感到它可靠？ 2，觀點。如果我們站在其他人的立場，會產生什麼不同的看法？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呢？如果我們有一個不同的經歷或期望呢？ 3，關係（因與果）。有因果模式嗎？我們以前見過類似的事嗎？可能的結果是什麼？ 4，推斷。可能會出現別的情況嗎？假如情況有變？又會怎樣？ 5，相關性。這有什麼關係？誰在乎它？除了這些「思維習慣」，梅耶爾還重視對學生行為習慣的培養，如守時、按時完成任務、持之以恆、有耐心、不輕易受挫、善於傾聽他人等。學生在由教師、家長和校外人士共同組成的學習共同體中耳濡目染地學習。學校還將課堂搬到更廣闊的社區，把更廣闊的社區搬進課堂。比如，米申山學校高年級的學生每周要花一上午的時間在一家企業或非營利機構工作，持續１２周。學校與當地博物館、農場和體育組織等也有緊密的聯繫。

比考試更可靠的評估方法梅耶爾認為，「受良好教育」以及教育的「高標準」不能用考試來衡量。考試因顧及廣度而犧牲深度，只能降低標準。最不易被考試檢測出來的品質，如獨創精神、責任感、批判思維能力等，恰恰是學校教育應該重視的。在梅耶爾的學校，教師對學生學習進步情況的掌握有一套比標準化考試更加可靠的辦法。如為了解學生的閱讀能力，從他們進入幼兒園開始，每年都會有好幾次對他們大聲朗讀的錄音。學生從一開始不會完整地讀完一句話，到五年級時能流利地朗讀原著，都有完整的記錄。再如，要畢業的初中生必須向一個由5人組成的評估委員會展示他們在各學科的作品。這5人包括兩名校外人士，兩名教師和一名學生家庭成員。還有一位低年級學生旁聽，以此作為他的一個學習機會。學生每一科的作品都是一個有相當深度和廣度的完整的心血之作。評估委員會要對學生進行提問，對學生的理解深度和廣度進行評級，不及格的學生需要重新考核。

保衛美國的獨創精神「如果說美國人在世界上具有某種優勢，那大概是他們更加具有敢為人先的精神和獨創能力。」梅耶爾說，「美國特有的民族品質就在於獨創精神。但這樣的獨創精神在我們的中小學卻沒有得到鼓勵。」梅耶爾認為，改革美國的教育，「我們首先需要知道什麼對我們是重要的，以及我們是否在實現我們的目標。」其次，要創造讓家長和教師相互了解的途徑，如保持較小的班級規模，讓學生由同一位教師帶數年，為家長和教師安排更多見面時間，等等。她呼籲政府為之制定相關的公共政策，要求企業給予員工訪問子女學校的時間。「這應該成為一個公民義務，就像陪審團義務一樣。」梅耶爾說。在標準化考試的時代，美國各州都在建立統考制度和畢業考試製度，聯邦政府更是依據考分來進行教育決策。但隨著越來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家長和政界人士開始對考試的負面作用發出警告，梅耶爾希望人們開始覺醒，認識到考試「不是我們的本意，與我們的夢想無關，更不是美國的未來所在」。以考試為核心的教育評估制度，「無法使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的競爭中拔得頭籌」。梅耶爾堅信，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選擇，將最終關係到美國培養積極、明智的公民和有創造力的勞動者的能力。

黛博拉·梅耶爾

黛博拉·梅耶爾於1931年出生在紐約市，在安提克學院和芝加哥大學完成學業，早年在芝加哥、費城和紐約擔任小學和幼兒園教師，從1974年開始在紐約市進行了20多年的小規模辦學實驗，取得巨大成功，並領導了紐約和全國的小規模辦學運動。梅耶爾創辦的學校大多服務於非洲裔和拉美裔的低收入家庭子女，對學生沒有入學要求，學生沒有經過特殊挑選。這些學校被視為全國教育改革的典範，並且是全國性學校組織「要素學校聯盟」的成員。作為一位教育思想家，梅耶爾鼓勵人們在公立教育系統採用各種促進民主與公正的新方法。她還是《國家》、《哈佛教育通訊》、《異見》等期刊的編委，以及「教育聯盟」、「社會責任教育工作者」等多個組織的董事，「全國專業教學標準委員會」、北達科他州評估研究小組、民主與教育論壇等組織的創始人之一。梅耶爾在1987年獲得了具有極高聲望的「麥克阿瑟獎」，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布朗大學在內的多所大學授予了梅耶爾名譽學位。梅耶爾目前還擔任紐約大學斯坦哈德教育學院的高級學者和副教授，「民主與教育論壇」的董事和顧問，「要素學校聯盟」的董事。梅耶爾的著作有：《他們思想的力量——來自哈萊姆一所小規模學校的經驗》（1995年），《標準能拯救公立學校嗎》（2000年），《在我們信任的學校》（2002年），《堅守學校》（2004年，與泰德、南希·塞瑟合著），《很多孩子被落下》（2004年）。

讓學校的每個人都相互認識

——梅耶爾小規模辦學之道

薄弱學校改造只有撤併這一條路嗎？如果我們對美國的小規模辦學運動有所了解，便知回答是否定的。而要了解美國的小規模辦學運動，就不能不知道黛博拉·梅耶爾在紐約市領導的為期20年的成功實驗。從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的20年時間，梅耶爾全身心地致力於紐約市東哈萊姆區公立學校的振興，在曼哈頓最貧困的學區為美國城市教育改革打造了一個個樣板校，成為美國小規模辦學運動的先鋒。

受命於危難之際 1974年，紐約市教育局局長托尼·阿爾瓦拉多請梅耶爾在哈萊姆第四學區新建一所小學，即後來的中央公園東部小學。當時，該學區是全紐約市成績最差的學區，阿爾瓦拉多的想法是將整個學區的學校都改造成規模較小、相對獨立的學校集群，供家長們選擇。梅耶爾和她的同事從建校之初便堅持三大理念：教師應該有自主權，學生應該獲得個性化關照，學校里的所有人都必須相互尊重。相互尊重的信念源於梅耶爾在芝加哥做代課教師時的感受，師生互不尊重的氛圍讓她十分震驚。學校最初只有不足100名學生，很多孩子無論在學習上還是在行為習慣上都很難適應「正常的」學校環境。隨著入學申請逐漸增多，1980年誕生了第二所學校，4年後又有了第三所學校，每所學校的學生都是250人。在中央公園東部小學十周年慶典上，布朗大學的西奧多·賽瑟教授建議梅耶爾創辦一所中學，並通過他領導的要素學校聯盟為之提供了經費。於是，中央公園東部中學誕生了。學校最初只有70名7年級學生，後來發展到從7年級到12年級共450人。梅耶爾是這所學校的首任校長，並任職到1994年。

小規模的意義對於梅耶爾來說，學校的成敗，「最起作用的因素是學生與成人建立起來的關係」。或許是因為梅耶爾本人一直都在私立學校接受教育，她創辦的這幾所學校都具有很多私立學校的成功因子：班級規模很小，課程是傳統的人文藝術科目。尤其與眾不同的是，學校里的「成人和學生同在一個文化氛圍里」。教師教同一批學生至少兩年，並擔任學生輔導員，每個教師輔導１５名學生。他們要對學生方方面面的情況了如指掌，為學生提供一個可靠的支持網路，而這恰恰是很多規模較大的學校所不具備的。在梅耶爾的學校，學生受到尊重，他們被視為一個個有著自己的個性與心事的個體。家長和教師是合作者，不斷加強的家校關係使教師與家長相互支持，每一位學生家長至少有一名指定的全職教師作為其長期的支持者。學生和家長都感到，他們對學校有一種歸屬感，學校雖小，但卻是一個有強大吸引力，給人以價值感的社區。梅耶爾認為，學生在成長過程中需要活生生的成人給他們作榜樣。他們身邊需要有意志堅定，情感豐富，且能用思想指導行動的成人，這些品質正是學校努力教給學生的。學生接觸的成人團隊（包括教師、家長和校外人士）都有作出重大決定的權力，有共同的理念，也有很多可以公開的差異性。這是一個由忙碌的成人組成的民主共同體，因而它必須是小規模的。沒有一位教師所教學生人數超過50，而在附近的其他學校，教師每學期要給多達170人上課。由於學生總數不過500人，學校甚至可以做到讓每個人都相互認識。對畢業生的跟蹤調查顯示，學生將他們後來的成功歸因於他們在學校與那些有意思、有權力的教師的密切關係。學生能詳細回憶起每一學年發生的事情。學生們都認為，他們之所以能夠在畢業後跨過重重坎坷，是因為學校尊重並培養了他們的個人激情，為他們的人際交往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像博士生那樣上課答辯在教學上，學生在幾個重點學科要進行深入研究，而不是被動接受廣而不深的知識大雜燴。這些學科包括數學、科學、歷史、英語、社會和藝術，以及其他選修課，學校還輔以社區服務活動、就業指導、音樂、戲劇、拓展實驗研究等，為他們的全面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學生畢業不需要參加統考，而是需要通過畢業委員會的答辯。學校的畢業委員會有些像大學的博士答辯委員會。要取得畢業證書，學生必須向委員會展示一整套作品，並選擇一件作品作為自己的主論文。委員會將向學生進行質疑和提問，並決定是否讓學生通過。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成人還是學生都可以提出觀點，並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如果有學科沒有獲得通過，學生必須重新接受考查。雖然採用主觀的評價方式，但學校對畢業生的把關卻非常嚴格。大約15-20%的學生首次答辯不能通過，需要重來。首屆學生的畢業率是90%，有的學生花了5年時間畢業，有個別學生甚至花了6年。

無可爭議的成功在紐約市高中生輟學率高達40%的背景下，中央公園東部中學實現了90%的畢業率和大學升學率。更難能可貴的是，學校的成功不是基於學生的考試分數，而是基於畢業生升入大學後的表現，以及在現實生活取得的成功，而這顯然是更加重要的。梅耶爾在紐約創辦的小學和中學都保留了畢業生的跟蹤調查數據，這是極少數學校能夠做到的。根據布魯納基金會的研究，無論是看學生的高中畢業率、大學入學率還是大學畢業率，以及其他有關生活與成功指標，中央公園東部中學的成績都非常顯著。一個由紐約州指派的評估小組對學校的畢業生進行了全方位調查，他們被畢業生在真實生活中獲得的成功所折服。研究者感到，梅耶爾的學校用少量的經費解決了大問題，有這樣的學校是納稅人的幸運。梅耶爾認為，學校跟任何組織一樣，其最終的成功取決於「人們喜歡在那裡，感到他們的工作受到了同事的尊重，並知道自己有一定的權力能對所在組織施加影響」。

推廣的挑戰梅耶爾在《他們思想的力量》一書中寫道，他們在哈萊姆東區的辦學經驗可以在全國推廣，目的是把公立學校轉變成為讓學生學會思考的「激動人心的地方」，而不是一個讓學生只會接受信息的工廠。給學生的大腦里裝進知識是無需專業教師的，教師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事實上，1994年梅耶爾曾受聘領導一個全市的學校改革計劃，打算依照其２０年的辦學經驗再創辦至少５０所學校。不巧的是，正當她準備大展宏圖的時候，紐約政局發生了變化。紐約市來了一位新的教育長官，而州教育廳廳長也換了人，而新來的二位都是標準化考試的強力推行者。隨著標準化考試逐漸成為美國教改的主角，從不相信考試的梅耶爾成為自己教育理想的堅定捍衛者，她把教育實驗帶到了波士頓市的米申山，並通過著作傳遞著她的理念。《華盛頓郵報》的資深主筆傑伊·馬修認為，梅耶爾的學校最有希望成為新教育法推行的以考試為中心的教改方式的替代。梅耶爾的學生在大學和工作中的成功證明，貧困社區的小規模學校可以為貧民子弟打開一道通向光明未來的大門。

我不能容忍只要求考試分數

——梅耶爾論考試

梅耶爾創辦的學校一向以排斥標準化考試著稱，這既是梅耶爾的成功之道，也是梅耶爾不能完全被人理解的地方。其實，沒有考試並不意味著學生可以輕輕鬆鬆地矇混過關，讓我們先到梅耶爾在波士頓創辦的米申山學校看一看。在擔任米申山學校校長的那段時間，梅耶爾把家安在學校附近，為保護學生免受州統考之害而不遺餘力。儘管學校所在的馬薩諸塞州有著全美國力度最大的統考制度，但梅耶爾研究了相關法律，得出的結論是，小學和初中學生並非一定要參加考試，只有那些家長希望子女參加考試的學生才參加。因此，學校事實上沒有任何備考安排。而在這些學生此前上過的學校，教師為了應付州統考，大都按照課表按部就班地講授。而梅耶爾要做的，恰恰是與這種「自上而下的標準化」作鬥爭。學生的畢業考試是提交各學科的作品和論文，並接受一個由教師、家長和社區人士組成的評估委員會的提問，就像博士候選人一樣。喬納森·豪威爾是該校畢業班的一名學生，為了完成畢業報告，他已經熬了好多天的夜，但仍然感到學習任務太重。豪威爾在讀７年級時，由於他的口頭陳述未能給學校評估委員會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沒能在社會科的首次考試中及格，這使他教訓深刻。他知道演說時應該使用提示卡片，如果中途忘詞了，看一眼卡片就能很快回過神來。 7年級學生丹尼斯·羅莉在歷史考試中需要做一個關於埃莉諾·羅斯福的口頭陳述。考試那天，她到校後有兩個小時的準備時間。在3分鐘的陳述中，除了使用來自互聯網的信息外，她還必須使用至少兩本來自圖書館的圖書。評估委員會要確保學生本人掌握了研究的能力，而不是由教師或家長代為完成。陳述時，丹尼斯在提示卡片的幫助下，像專家一樣講述了羅斯福夫人為全國消費者聯盟所做的工作，以及她撰寫專欄，為推動工會領導人接納黑人所做的工作，等等。不難看出，這是丹尼斯自己完成的報告。在問到羅斯福女士如何取得如此多的成就時，丹尼斯說：「她有廣泛的社會聯繫，因為她的丈夫是總統。」丹尼斯還提交了她花3個月完成的關於婦女選舉權運動的研究論文，對露西·斯通、格林密克斯夫婦、伊麗莎白·斯坦頓、「自尊、自愛」的蘇珊·B·安東尼進行了討論。梅耶爾認為，這樣的評估方式對於任何學校來說都是可行的，只要給予學校充足的時間，而不是逼迫學校把精力都放在為學生備考上。事實上，雖然梅耶爾的學校沒有專門為學生備考，但這並不意味著學生不能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米申山學校每年都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八年級學生通過了精英公立高中的選拔考試。正如一位考取名校的學生說：「在我上過的其他學校，我們瘋狂地備考，我們考了就忘了。但在這裡，我們總會回頭看一看，反思我們所做的工作。我們不會將上一年學習的內容扔掉。它們會一直跟著我們。」梅耶爾認為，考試分數只能作為反映學生學習成就的一項數據，如果只看考試分數，則會偏離現實。對於考試的局限性，梅耶爾搖著頭說：「我完全不能容忍只要求這麼一點。」梅耶爾說，標準化考試確實可以檢驗學生是否達標，就像考駕照時的筆試一樣，但駕照考試中最重要，也是難度更大的是操作部分，而恰恰是這部分無法用書面的標準化考試來考查。也許有人會說，為了考查學生是否具備基本的知識與技能，考試是必不可少的。但梅耶爾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僅僅是為了對學生的基本知識與基本能力進行把關，考試分數是不會獲得如此「顯赫」的地位的。標準化考試的推動者實質上是希望用考試分數來製造一個比較的工具。梅耶爾打比方說，就像駕照考試，人們只會關心某人通沒通過駕照考試，而不會去關心考了多少分，也沒有人對各州和各地區的駕照考分進行比較。同理，沒有人去關心某位律師的律考成績是高還是低。因此，學生的考試分數原本也不應該成為焦點，之所以出現唯考分獨尊的情況，是因為考試分數被用來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對學生進行評級排序。梅耶爾還質疑，即便是為了檢驗學生是否掌握了基本的知識與技能，標準化考試真的能夠「考其所考」嗎？哪怕6年級的數學或閱讀考題，也有可能是一個人走出校園後一輩子都遇不到的。甚至所謂測試真實水平的寫作考試也是根據一個固定模式來判分的，評分者每篇文章只看一兩分鐘。這樣的考試是對「有效書面交流」的嚴重誤導，更不用說其他的交流方式，如口語表達。「當他們用標準化考試來考科學和歷史時，求上帝來幫我們吧！」梅耶爾驚呼道。梅耶爾因此還提出了一個「梅耶爾修正案」：那些定出強制性考試政策的人，首先需要親自接受考試，以確保考試能「考其所考」，最好還要公布他們的考試分數，以此來檢驗考試的合理性。也有人認為，梅耶爾致力於培養學生的高級思維能力固然好，但前提應是學生掌握了基本的常識。「如果你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知之甚少，誰想知道你對一戰的觀點呢？」對於這個問題，梅耶爾認為，由於一般的學校從來不教學生如何持有某個觀點，學校從來沒有考察過一個有教養的人是如何得出某個觀點或判斷的，學生應該到哪裡去學這些東西呢？梅耶爾認為，從嬰幼兒階段開始，人的大腦就學會了在處理現實生活的知識中進行思維。人天生就是科學家，只要給他們提供了值得努力思考的東西。沒有思想的知識是死知識，無用的知識。我們在使用知識的過程中記憶。只有那些我們認為不值得學，對任何人都沒有用的知識，我們才會以枯燥的方式去教。無論是教人學習駕駛、烹飪、打字或談判，還是培養律師、醫生，都不能缺少現實生活中的實踐。梅耶爾認為，事實上，無論是醫生、律師、機械師、工程師，還是科學家，他們的成功最終靠的是判斷力，而不是死知識。但無論是公眾還是政策專家都沒有對此有足夠的認識。考試無非是提供證據的方式之一，因此，圍繞考試與教育評價的爭論，根源在於我們還沒有對哪些證據對教育最重要達成一致，而這又是因為我們對怎樣才算一個有教養的人這個古老問題未達成共識。諸如考試這樣的技術手段，無助於討論的深入，更無助於這個問題的解決，而它卻轉移了學校的工作重心，使學校放棄了真正艱苦的教育評估工作。

美國教育的真正危機

——梅耶爾論美國中小學教改

作為一個在實踐中取得輝煌業績的理想主義者，梅耶爾對當前由政府推動的教育改革持堅定的批判立場。

一個謊言美國當前基於標準的改革運動肇始於上個世紀80年代初。當時的輿論普遍認為，美國的經濟受到了日本、德國的嚴峻挑戰，而學校教育的滑坡很大程度上要為之負責。1983年的著名報告《國家處在危險中》首先發難，對美國的公共教育進行了猛烈攻擊，指責教師愚笨，對學生要求鬆懈，公立學校的信譽因此遭受嚴重損害，被視為整改的對象。在批評者看來，必須用嚴格的標準來重建美國的基礎教育。這首先需要把學校置於專家的控制之下，因為只有他們才知道經濟對教育的新要求。但梅耶爾認為，製造《國家處在危險中》的那些專家在宣布美國公共教育失敗的時候已大錯特錯。梅耶爾指出，在發現美國公共教育面臨嚴重危機２０多年後，美國依然是世界上的頭號經濟強國，技術革新和獨創能力在全球仍然獨領風騷。如果以前的觀點是正確的，即國家的經濟實力有賴於優質的學校教育，那麼美國的教師應該接受恭賀，而非受到指責。然而，「中小學教育是場災難，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必須儘快改革」的觀點卻成為了無需證明的真理，成為所有改革的借口。

一場更大的危機梅耶爾認為，認識到這個錯誤，是圍繞改革的建設性討論的第一步。但與此同時，還需要認識到一場更大的危機，學校正扮演著加重該危機的角色。這場危機的解除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反應模式，而它跟標準化教育是直接對立的。要理解這場危機，首先需要認識到，在所有現代工業化國家中，美國的公民投票率是最低的，對最弱勢公民的關照嚴重缺乏。美國在兒童福利、嬰兒看護、醫療等方面的投入低於幾乎所有競爭國；在收入公平方面也落後於其他發達國家；監禁人員的比例，以及對監獄的經費投入，在世界上沒有國家能出其右。所有這些，使窮人、年輕人和有色人種為之承擔了最重的負擔。梅耶爾指出，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指標顯示，美國在人的關係方面正經歷著一場危機。幾乎所有關於社會的討論，無論其立場，都承認社會責任感和人際關係禮節的喪失。而導致這場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年輕人與成人社會的嚴重疏離。

年輕人與成人的疏離「我們學校的問題並非主要是由課業輕鬆，對學生寬容過度造成的，相反，兒童的『無所依』才是問題之所在。在他們成長為成人的過程中，他們沒有跟成人在一起，他們接觸的成人似乎越來越不值得他們尊重。教師無權，僅僅『唯專家是從』，你能指望學生從他們身上學到什麼呢？」梅耶爾指出：「我們正在製造兩個沒有交集的文化——成年人文化與未成年人文化，因此，成年人一方對未成年人一方的行為舉止感到憤怒也就不難解釋了。他們表面上無憂無慮，天真浪漫，但事實上卻有著強烈的失落感，困惑感，難以與社會上的成功文化找到共同點，為了暫時的自我保護而抱成團，其後果是非常嚴重的，甚至是毀滅性的。」根據梅耶爾的分析，社會的很多變化造成了這樣的疏離，其中一個重要的變化根源於學校教育。學校變得太遠，太大，太標準化，太統一化，遠離社區，年輕人與長者之間的距離過於疏遠。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很難教育年輕人如何對他人負責，如何心繫社會。學徒制原本是幫助他們成長為大人的一個很好方式，如今卻逐漸消失了。公眾與學校，真實世界與校園，成年人與年輕人之間的緊密聯繫被割斷了，如果聯繫無法得以重建，任何支離破碎的知識都不會有多大的用處。

一套完全不同的理念梅耶爾認為，當前的教育政策源於對危機的錯誤診斷。為了化解真正的危機，梅耶爾提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理念。１. 目的：在一個民主社會，對於什麼是「良好教育」，應存在多元的合理定義。在一個民主、多元的社會中，公開相左的觀點會形成一種健康的張力。挑戰共識對於社會的健康是不可缺少的。應該讓年輕人接觸意見相左的觀點和爭論。 2. 權威：在教育的一些基本問題上，專家相對於公民應扮演輔助的角色。對於教育的目的、內容以及方式方法，專家和一般人都發揮著不可缺少的作用。儘管將工商界和學界的專家請進來是明智之舉，但他們提供的觀點也僅僅是一家之言。年輕人生活世界裡的成人——教師、家庭成員、社區里的其他成人——應有足夠的權力作出重大決定，這對他們的教育有重大的意義。他們有必要在現實生活中親眼目睹成人如何作出判斷，如何對目的與方法進行考量，如何負責任地解決爭議，以此獲得自身成長的參照。 3. 評估：對於有著重大利害關係的教育評估而言，標準化考試過於簡單化。有關兒童和教師的判斷與決定，應該始終建立在恰當可靠的多渠道證據的基礎上。如果政府感到不得不設定標準，如頒發高中畢業文憑或大學招生，則應該使標準具有相當的彈性，以確保學校最大限度地擁有通過其他評估形式達標的自主性。 4. 實施：教育的獎懲裁斷權應該留在當地社區手中，應該由那些對具體學生和具體情況有足夠了解的人掌握。工商界和學界的權力已經很大了，他們不僅能輕鬆獲得宣傳工具，還左右著年輕人的求職機會與上大學的機會，這已經深刻影響到了地方社區的教育。學校、家庭以及社區在為下一代的未來考慮時，能參考這些外部意見就足夠了。

５. 公平：實現教育公平的主要方式是公平分配教育經費。國家的首要責任是縮小條件最差與最好的學校的差距，保證富孩子與窮孩子在上學期間獲得同等的待遇，然後保證他們在校外的學習差距不至於越來越大。事實上，算上假期，學生全年醒著的時光六分之五是在校外。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不應該僅僅公布學校間的成績比較數據，還應該讓公眾知道教育資源的差異性。

６. 有效學習：促進學生學習的最佳方式是改進教與學的關係，這通過激發師生雙方的活力來實現。對公民所要求的學習，無法通過自上而下強制實施的標準化的學習制度來實現。為了保證學習的效果、效率及持續性，要求學習者本人自發的積极參与，並取決於教師與學校之間、學校與社區之間、以及學習者與學習內容之間建立起來的關係。

簡而言之，在梅耶爾看來，無論是21世紀對人的要求，還是民主生活對人的要求，最佳的實現方式不是專家主導的標準化，而是堅持對良好教育的多元定義，堅持教育決策權回歸當地，並尊重普通人的判斷。美國的教育面臨著選擇，「有很多鮮活的例子足以證明各種形式多樣的學校更能滿足我們的需要，我們只需要對『人民』的理智多一些耐心和信心，這即是對民主多一份託付與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