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八月底，是我一年中離「白富美」的社會期待最遠的時候。本來一年到頭我雖也算不上「富」或「美」，但大部分的時間裡至少還算「白」。這個白是天生的，但一年中有幾次會被人為的打上折扣。冬天去熱帶的陽光海灘渡假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假期總是短暫的，再曝晒也不至於曬到黑白顛倒的地步。

但每年夏天三個月的時間裡，我幾乎每天都會在公寓樓頂的露天泳池游泳，到夏天快結束時，光憑膚色就已經無法斷定是亞裔。這樣的膚色，在美國常常受到讚揚，我也為此沾沾自喜，但今年近八月底，當一個朋友對我說「你這顏色曬得真漂亮」時，我的心裡咯噔一下。

那時候我正要踏上飛往亞洲的飛機，經行幾個東南亞國家，最後一站是中國。中國人一向講究「一白遮百丑」，我對此印象深刻。初中時我仔細端詳了一個膚色較黑又塗了厚厚增白粉蜜的女生的臉，然後在她面前背誦了一首《靜夜思》，背到「疑是地上霜」時，她哭了。這件事我至今想起來仍然深感愧疚。

後來我在美國很多年，「低頭思故鄉」時才發現自己對很多中國的規矩已經記不清了，但中國人對白皮膚的偏好卻不容你忘掉。幾年前青島海邊的一群泳裝大媽曬出獨門兵器臉基尼，被好事的外國記者看到上了《紐約時報》，震驚世界。照片中的大媽們身材雖說已經走樣，可還是冒著酷暑高溫和被誤作銀行劫匪的危險，在頭上套上這件類似不透明絲襪挖了幾個洞的行頭，執著的愛美之心令人肅然起敬。

這些記憶讓我對這次夏末的中國之行惴惴不安，那裡有我日思夜想的父老鄉親，我在乎他們的感受，一個走的時候白白凈凈的人，回來的時候黑頭土臉，這明擺著是衣錦還鄉活生生的反義詞啊，大家肯定難以接受。但沒想到的是，還沒走到中國，我這膚色就已經招來了一場赤裸裸的羞辱。

那是在越南那站，帶我們逛河內的導遊是個剛剛大學畢業的小男生，朝氣陽光，一見面就問「你從哪兒來啊？」我告訴他：「從根兒上說我是從中國來，但最近十幾年我都住在紐約。」他笑笑說：「能看出來。」這讓我很吃驚，對移民來說，思維或行為上或多或少的美國化是不可避免的，但這絕非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初次謀面就能一眼看出來的。看到我詫異的表情，導遊充滿善意的解釋說：「中國女人沒你這麼黑的。」

我被噎得翻了個白眼，接著問：「那你覺得別人會把我當成越南女人嗎？」「也不會，」他說。「越南女人也很白，而且她們都是大眼睛雙眼皮，你們中國女人都是單眼皮。」這讓我惶恐起來，意識到自己給中國女人丟了臉，巴不得馬上結束這個話題，但導遊顯然尚未盡興，又看了看我先生——他恰巧是個西方人——說：「別人看到你跟他在一塊兒，更知道你不是越南人了。」「為什麼，越南女人也有嫁老外的吧？」我問。「有，不過她們都是皮膚超級白，眼睛超級大那種，那才是老外喜歡的類型。」我先生大概被這段對話雷到了，一時語塞，半晌才弱弱的回了句：「不是你說的那樣的。」

其實，東西方在審美觀念上的差異這些年常常成為話題，去年一個叫全安琪的北京出生的韓裔女孩在選美比賽中獲得了密歇根州的冠軍，卻因為長得不符合亞洲人的審美標準而引起中國網友的口誅筆伐，罪證之一就是她「皮膚黝黑」。

全安琪

但這樣的觀念衝突一來二去，卻也起到了啟迪思維的作用，以致現在中國也有一些時尚男女，開始漸漸對小麥色的膚色高看起來。在這樣的趨勢下，我也大可對越南導遊進行一下現代美學標準教育，以國際化時尚精英的姿態讓他明白這種曬出來的黝黑膚色才是發達國家健康美的最高標準，以在這場顏值自衛反擊戰中扳回一局。但這種話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理直氣壯的說出口，因為尚且清醒的自我意識讓我明確的知道，無論是喜歡白還是喜歡黑，人類的審美標準從古至今都是強權作祟，這真是一件細思極恐的事。

關於中國人對白膚色的偏好，時尚研究界並沒有統一的解釋，但現存種種解釋大都與權力有關：有人認為從本源上說，這是進化論基礎上男性從優擇偶導致的結果，因為淺色皮膚上皺紋比較明顯，可以幫助男性更準確的判斷交配對象的年齡；有人認為在中國古代的農耕社會，淺色皮膚代表養尊處優的上層階級，令人艷羨；有人認為亞洲國家對白膚色的偏好與當年歐洲殖民者在這些國家的佔領和統治有關。

我比較傾向於膚色代表社會地位的說法，在美國，1930年代之前人們也同樣以白為美，在此之後農耕社會被工業化社會所取代，黑皮膚不再與戶外勞作的艱辛生活直接關聯，才逐漸被有錢有閑的白人當作展示自己優渥生活的標誌。而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生活在美國的亞裔，在為自己晒黑的皮膚感到驕傲時，潛意識裡其實無非是顯擺著社會底層疲於奔命的人們只能奢望的陽光海灘游泳池的中產生活。更糟的是，對這種中產生活的嚮往和膜拜，以及將其與膚色掛鉤的理念也並非一個在以白為美的社會中長大的亞洲人的本心--處於社會邊緣的人只能接受主流社會強加給他們的邏輯，無論黑白美醜，背後全是無奈。

需要說明的是，這裡說的黑皮膚僅限天生淺膚色的人曬出來的黑，可不是黑人的那種，事實上，在英文里這兩種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詞，當白人把tan當做炫耀資本時，黑人卻仍然因為他們black的膚色遭遇著種種不公。

美國心理學家克拉克夫婦（Kenneth Bancroft Clark和Mamie Phipps Clark）在40年代曾經做過一個經典實驗，找來一些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讓他們在兩個玩偶中選出自己認為漂亮，願意交朋友的玩偶。兩個洋娃娃長得一模一樣只是膚色一黑一白，孩子們的年齡都在似乎尚未形成社會偏見的三五歲之間，結果包括黑孩子在內的所有孩子們都選了白娃娃。

如果你覺得這說明了以白為美是與生俱來的純天然審美標準，那你需要接著往下讀：在此之後的幾十年里，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不斷的重複這個實驗，結果卻顯示了社會的變遷。比如2009年，ABC電視台的名記戴安索亞和同事一起再次重複這個實驗，發現願意把黑娃娃當偶像的孩子比例明顯增加。那恰巧是奧巴馬總統上任的第一年。

回望歷史，你會發現，當年克拉克夫婦的實驗揭示的道理其實是，社會偏見對人們的影響從學步和學語時就開始了，而左右社會偏見的要素正是地位和權力。

其實也不只是膚色，顏值作為一個整體的評判標準也從來沒有脫離權力體系獨立存在過。中國古代美女雖是環肥燕瘦形態各異，但無論肥瘦美女大都是帝王的口味所成就。而時過境遷，今天定規矩的換成了富可敵國的「全民老公」。

古有「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今有年輕女孩們蜂擁整成蛇精臉，中國古代後宮佳麗為討皇上歡心作出的犧牲，跟今天的女人們為了在男權社會中掙得一席之地而按照社會期待的標準去整容、化妝、穿上刑具般的細高跟鞋在本質上沒有太大區別。

在一個話語權分配仍然極不平均的世界裡，這一點也體現在國際時尚標準誰說了算的問題上，雖說「老外」對亞洲美女的品味有時讓中國人大跌眼鏡，但在呂燕和韋唯被國際舞台認可後才開始接受她們的美的中國人絕不在少數。我沒有在越南長期生活的經驗，無法判斷居住在越南的「老外」們是否真的像那個導遊所說，一改他們在自己國家的慣常審美，轉而追求大眼睛白皮膚的傳統亞洲美人。但長期在亞洲國家被奉為上賓的西方人，如果立志獲取當地普遍認為的最好資源，而且對自己和當地人相比的競爭力充滿自信，我不會覺得奇怪。

希拉里最近出版的回憶錄《發生了什麼》中對女人化妝這件事做出了如下評論：「我曾經算過競選期間我花了多少時間來化妝和做頭髮：總共600個小時，也就是整整25天。我太震驚了，又算了一遍才敢相信。我不常妒忌男性同事們，但我妒忌他們可以洗個澡，刮個鬍子，套上件西裝就出門。我自己為數不多的幾次沒化妝就出門都成了新聞。所以我只能嘆口氣，坐回化妝台前，夢想著一個女人如果不想就可以不用化妝就出現在公開場合的未來，一個你化不化妝都沒人會在意的未來。」

在尚未選出一個女總統、男權主義又正甚囂塵上的美國，我真的不知道這樣的未來什麼時候才能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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