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越史略》成书于陈朝昌符（1377-1388）年间，是越南古代学者仿照曾先之《十八史略》删削黎文休《大越史记》而成的史书，是流传至今越南古代编撰时间最早的两部史书之一。此书在越南长期失传，约在明初传入中国，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在近代回流越南。《十八史略》在中国、日本、韩国均有重大影响，翻刻、补注、续作众多，堪称“史略”体史书。越南虽仅有《大越史略》一部仿作，但时间较早，因其体例特殊，故而也是最接近已经亡佚的《大越史记》原貌的史书。“史略”体史书在越南的传播，是中国古代史学为东亚史学发展所作的又一巨大贡献。

     《大越史略》在现存的越南古代典籍及书目中从未被著录引用。在中国首次著录于正统六年（1441）编成的《文渊阁书目》，卷六“史附”中有“大越史略 一部二册阙”。《＜文渊阁书目＞题本》曰：

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臣杨士奇等谨题：为书籍事，查照本朝御制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自永乐十九年，南京取回来，一向于左顺门北廊收贮，未有完整书目。近奉圣旨，移贮于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写完一本，总名曰《文渊阁书目》。合请用广运之宝钤识，仍藏于文渊阁，永远备照，庶无遗失，未敢擅便，谨题请旨。正统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臣杨士奇、行在翰林院侍讲学士臣马愉、翰林院侍讲臣曹鼐，当日早，于奉天门钦奉圣旨，是钦此。次日于左颐门用宝讫，右文渊阁书目壹册，用广运之宝钤缝壹百三拾陆颗外，盖总数壹颗，通壹百三拾柒颗。

     这是《文渊阁书目》编撰的始末以及请旨钤印的过程，用“广运之宝”显系皇家藏书。《文渊阁书目》按照“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晨宿列张，寒来暑往”分类编号，一类1厨至数厨不等，共47厨，于每种书籍均注明保存状态“部”、“册”、“阙”、“完全”等。书目分类很细，有的类下又分“附”、“杂”，此非学养醇厚、认真负责的人不能完成。

     成化二十二年（1486）钱溥（1408～1488）在《秘阁书目》中收入“大越史略二”。钱溥自序曰：

溥自正统乙未（正统四年，1439）进士，明年诏选入东阁为史官，日阅中秘书。书凡五十余大橱，森然如检武库兵而目不暇接也，浩然如望洋海而芒无际涯也。虽欲尽之，恐皓首不能，于是仅录其目，藏以待考。

      王舆为钱溥撰写的行状记载，钱溥中进士后观政吏部，“庚申（1440），英宗皇帝御文华殿，召试蔷薇露诗，称旨，即日授行在翰林院检讨，命教内书馆”；《明实录》记载正统五年夏四月，“命行在吏部考功司主事宋琰、进士钱溥于内府授小内使书”。正统六年六月《文渊阁书目》编成。钱溥行状记载：“辛酉（1441）上少师杨文贞，长揖谢曰：‘某不知人，某不知人，古称韩欧亦颇涉功名，而此书纯是学问中来，无一点功名气’”。

     文贞即杨士奇（1366～1444），时居首辅要职，正统五年74岁，钱溥32岁。杨士奇当为编订书目的负责人，具体工作则由年富力强的钱溥完成。钱溥“日阅中秘书”一年有余，在正统六年编成一书，得到杨士奇的高度评价。杨士奇本人亦是学者，应该在书目编成之后总其成，并进行审定。

     钱溥仍隶属翰林院，《＜文渊阁书目＞题本》由杨士奇和行在翰林院侍讲学士马愉、翰林院侍讲曹鼐共同上奏，实际进行编制工作的钱溥没有得到上奏署名的机会。钱溥晚年因子钱山带回新的内阁书目，故取自己所藏的书目删除重复者，合而为一。钱溥本人认为书目“固能博矣，而如其约何使”，并告诫钱山：“汝当知书以一中为帝王禅位一之本，传以一贯见圣贤授道之要，是岂徒务乎博哉？先博而后约可也。”钱溥借此指出读书的博约之道。就《文渊阁书目》的情况而言，钱溥做了大量的实际编写工作，杨士奇总其成，当是两人合作完成的目录著作。

     钱溥在东阁编制书目时读到了《大越史略》，并将之编进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中记《大越史略》的来源为“山东巡抚采进本”，该书原名《大越史略》，因其僭越称帝，《四库全书》收入时更名《越史略》，并对其中称帝的内容作了大幅更改。后世诸本皆来源于《四库全书》，《越史略》成为通名。钱熙祚又据此收入《守山阁丛书》，《皇朝藩属舆地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均收入，皆称《越史略》。1904年，法国学者卡迪哀尔（Léopold Cadière）与伯希和（Paul Pelliot）在 “Première étude sur lessources annamites de l'histoire d'Annam”，即根据《守山阁丛书》本介绍了《越史略》。[1]1909年，任职于河内远东博古学院的迷芃（CharlesMaybon，1872-1926）和茹西埃尔（Henry Ruissior）编成越南通史著作《Notion d`Histoire d`Annam》以法语和越南语对照的形式在该院出版，同年译为汉语文言文，名《安南初学史略》，汉文参考书目第九种即《越史略》。越南当代著名学者陈文玾据《守山阁丛书》和《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收入的《越史略》做了详细的解题，陈国旺根据《守山阁丛书》本做了越文注释、翻译，诸本皆名《越史略》。1987年陈荆和教授结合诸本，恢复原名，出版了校合本《大越史略》。2017年，成思佳发现北京师范大学藏抄本《大越史略》与四库本《越史略》及其衍生诸本差异很大，原为曹寅藏书，题为《大越史略》，四库馆臣所改历代王朝帝号等皆未变更，考证此抄本是未经四库馆臣修改过的版本。笔者考察此抄本，发现其中有大量越南陈朝官方讳字，与现存越南碑刻讳字使用情况相同，此本为越南传来的原本抑或依据原本重抄尚无法确定，但确为未经四库馆臣删改的早期抄本，应无疑问。

      宋末元初人曾先之根据历代史书编撰了一部自上古至宋亡之间历史的《十八史略》两卷，最早刊行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元代刊本有两卷本和十卷本。现存的元刻两卷本有《增修宋际古今通要十八史略》、《古今历代十八史略》、《新增音义释文古今历代十八史略》、《新增音义释文古今历代十八史略》等多种不同版本，尚有不少佚失的版本，官私学塾皆用为教本。《十八史略》在元代即以其简约风靡，明朝重刻续作亦多，并传入朝鲜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

    《十八史略》内容极为简约，将上古至宋亡的数千年史事简明扼要叙述清楚，舍去历代史家的评论，只以编年叙述史事，一代结束，则记其传几世凡多少年。《大越史略》为编年体，叙述安南自黄帝时期、郡县时期以及吴权至李朝的历史，以干支和帝王年号纪年，逐年纪事，极其简略，没有序言和凡例，无作者评论，也不引用其他史家的论述，一代结束则言传几世凡多少年。《大越史略》共三卷，卷上有“国初沿革”“赵纪”“历代守任”“吴纪”“丁纪”“黎纪”；卷中为“阮纪”，记李太祖至李仁宗时期史事；卷下亦为“阮纪”，记李神宗至李惠宗时史事，终于李昭皇逊位陈日煚。《大越史略》虽分为三卷，但就其内容而言，分为两部分，即李朝以前为一部分，李朝史事为一部分。就名称和编撰方式来看，《大越史略》很可能是模仿《十八史略》的作品。

      《大越史略》在越南长期失传，越南古代典籍从未对《十八史略》是否传入越南做过记述，现在越南也没有发现《十八史略》的版本，但确实有宋代史书传入陈朝，并影响了当时的历史撰述。庆元六年（1200）朱熹卒，寿七十一，所编著《资治通鉴纲目》生前未刊印，嘉定十一年（1218）方刻于泉州，版藏于南宋国子监。第二次刻印已在至正二十一年（1291）。明初曾颁国子监印本于北方学校，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资治通鉴纲目》宋刻明印本。1479年吴士连叙述越史著作，曾提及：“胡宗𬸦《越史纲目》有作，书事慎重而有法，评事切当而不冗，殆亦庶几。然而兵火之后，其书不传，盖成之至难”，《越史纲目》在吴士连的时代就已亡佚，从题目可知是根据《大越史记》编撰的“纲目体”著作。胡宗𬸦为陈朝末期人，经历陈艺宗（1370-1372）和陈废帝（1377-1388），胡朝（1400-1407）时卒于家，寿八十。可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在陈朝传入安南，并为学者所借鉴。

      《大越史略》三卷之后附“皇朝纪年”，最后为“今上皇帝　昌符元年（1377）丁巳”，即洪武十二年，此时已在明初，《十八史略》的刻本远较《资治通鉴纲目》为多，且易于携带，故而陈朝学者有可能按照《十八史略》的撰述方式简述本国史，以国号“大越”为名，以“史略”为题，撰成《大越史略》三卷。《大越史略》内容实际分成两个部分，可能作者见到的是《十八史略》两卷本。

     《大越史略》撰者不详。《四库全书总目》经过考证，结合《安南志略》的记载：“陈普，太王用为左藏，迁翰长，尝作《越志》”，“黎休，才行俱备，为昭明王傅，迁检法官，修《越志》”， 认为“此书或即出普、休二人之手，未可知也”。陈普即陈周普，黎休即黎文休。但黎崱所记陈周普之书名《越志》，黎文休书亦名《越志》，根据《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黎文休《越志》即《大越史记》。《四库全书总目》最早对《大越史略》的作者进行考证，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

       1950年，日本学者山本达郎提出黎文休《大越史记》继承了了陈周普的《越志》，《越史略》是黎文休《大越史记》的节略本，《越史略》即胡宗𬸦《越史纲目》；1970年，陈文玾提出《大越史略》的作者可能为陈周普；1980年，陈荆和发表「『大越史略』－その内容と编者」，不同意山本达郎的观点，根据《安南志略》的记载认定《大越史略》的作者是陈周普，亦称《越志》，黎文休在此基础上修成《大越史记》。1983年，潘辉黎认为山本达郎和陈荆和的观点并没有确切的文献证据，其结论亦只是假设而已。

      陈国旺肯定《大越史略》的编撰晚于黎文休，没有表明作者是谁。张笑梅、郭振铎则认为《越史略》和黎文休《大越史记》是完全不同的两本书。2009年，吴秋燕在台湾完成硕士论文，认定《大越史略》的作者为陈周普，即《安南志略》中的《越志》，是陈荆和观点的延续。

      陈太宗建中八年（1232），“二月，试太学生。中第一甲张亨、刘琰，第二甲邓演、郑缶，第三甲陈周普。”《大越史记全书》又记载天应政平二十年（1251）：

帝赐宴内殿，群臣皆预，及醉，坐者皆起，拦手而歌。御史中相陈周普随人拦手，然不他歌，但云：“史官歌云尔，史官歌云尔。”厥后宴席有负箨槌行酒令，则愈麄矣。

     陈周普自称“史官”，因此《越志》很可能是官修史籍。1272年《大越史记》完成。吴士连记述越南古代修史情况：“至陈太宗，始命学士黎文休重修，自赵武帝以下，至李昭皇初年”，吴士连言“黎文休重修”，即在《大越史记》之前尚有史书，根据黎崱的记载，当为陈周普《越志》。但黎崱所记陈周普之书名《越志》，黎文休书亦名《越志》，黎文休《越志》即《大越史记》。黎崱北居元朝，根据中国史学思想修史，对越史的真实情形有很大的改动，如将越史称“纪”的南越国、丁、黎、李、陈降为“世家”，故称陈太宗为“陈太王”。因此陈周普的《越志》原名很可能是《越记》。

     陈周普《越志》与黎文休《大越史记》是不同时期完成的两部史书，黎崱郑重其事将之分别记载，显然绝非一书。《大越史略》是《大越史记》的节略本，成书时间更晚，与陈周普及《越志》的关系更加遥远。

      陈荆和教授根据四库本《大越史略》最后所附“陈朝纪年”的“今王昌符元年（1377）丁巳”，提出“陈朝纪年”未必就是《大越史略》原文所附，亦可能是“陈朝纪年”的写者抄写陈周普的《大越史略》后附上。《大越史略》的编撰体例明显而突出，与《十八史略》几乎相同，必然是先有《大越史记》，再删削为《大越史略》，不可能是先有陈周普撰《大越史略》，黎文休再增补为《大越史记》。

      现在所知陈朝末年最活跃的历史学家即编撰《越史纲目》的胡宗𬸦，故山本达郎教授将二书有所联系，认为胡宗𬸦即《大越史略》的作者，《越史略》即胡宗𬸦《越史纲目》。但《大越史略》的编撰体例和内容并不符合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确定的“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 的宗旨。《资治通鉴纲目》在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基础上编撰，胡宗𬸦所撰应当有所本，据《越史纲目》的名称，原名很可能是《大越史记纲目》。但并不排除《大越史略》是胡宗𬸦在《越史纲目》之前的作品。

       史书记载黎文休《大越史记》共三十卷，山本达郎教授和陈荆和教授都提出“三卷”可能讹为“三十卷”。但《大越史记全书》中保留的关于黎文休的史文内容和“黎文休曰”的史论证明《大越史记》有史有论，1479年吴士连完成的《大越史记全书》亦有十五卷，1511年武琼在吴士连书基础上完成的《大越通鉴通考》则有二十六卷，自赵佗至李昭皇之间的史事恐非三卷所能容载。能够将《大越史记》三十卷内容的史书节略为三卷，非史才卓越者不能为之。《大越史略》篇幅虽小，但结构精赡，史事明晰，辞达意旨，行文扼要简约，虽不排除有其他学者编撰的可能，但胡宗𬸦编撰的可能性很大。《十八史略》现在流传诸本无曾先之所作之序，大德元年（1297）刊本前有周天骥所序：

韩文公送子读书，深以人不通古今为戒。何如斯可谓之通矣？精通固难，粗通正亦未易，史册浩瀚，初学望洋。今有一编书，使十行俱下者读之，不三二日，而数千载之本末大略已在胸次，其于训蒙便甚。好事者于是刻梓以传，所以惠后学广矣。

     周天骥是江西南昌人，曾先之是吉水人，二人均由宋入元。周天骥认为《十八史略》是教授儿童训蒙的历史书，应该比较符合曾先之的想法。《四库全书总目》亦认为其是“乡塾课蒙之本”。《十八史略》为训蒙之书当无疑问，曾先之或因其简单而不作序说明。《大越史略》亦无序，内容极为简略，很可能也是蒙学教材。若因《大越史略》与《十八史略》同是简略的课蒙之书，作者不作序的方式是可以理解的，甚或编者姓名亦为人所不知。

      就《大越史略》及“史略”体裁而言，我们可以确定《大越史略》是删削《大越史记》而来的史著，至于作者是谁已经无关紧要了。因《大越史记》亡佚，《大越史略》的价值亦因此凸显。

       陈朝昌符年间已经有陈朝初年陈周普编撰的《越志》，陈圣宗绍隆十五年（1272）黎文休编成的《大越史记》三十卷，以及胡宗𬸦《越史纲目》，另有黎崱北居元朝撰成纪传体史书《安南志略》二十卷。《越志》、《越史纲目》在吴士连的时代已经亡佚，黎文休《大越史记》在后世亦亡，内容被吸收进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中，保留了黎文休的一些历史评论，《安南志略》现存十九卷，近代回流越南。《大越史略》的体例与《十八史略》基本相同，我们有理由相信《大越史略》是在《大越史记》的基础上编撰完成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在司马光《资治通鉴》基础上完成，陈朝在胡宗𬸦之前只有黎文休《大越史记》流传，《越史纲目》应该是根据《大越史记》编撰完成，“纲目”与“史略”是两种不同的编撰方式。

     《大越史略》开篇的“国初沿革”不涉及国统问题，只是简述上古之事。若仅以国统来看，《大越史略》和《大越史记》的上下限是一致的。黎文休以赵佗南越国为安南国统之始，在论述二征起事时评论：“惜乎继赵之后，以至吴氏之前，千余年之间，男子徒自低头束手，为北人臣仆，曾不愧二征之为女子吁！可谓自弃矣！”即黎文休认定的能够接续南越国统的仅有吴权而已，作“吴纪”；但在论述吴权功绩时又说：“虽以王自居，未即帝位改元，而我越之正统，庶几乎复续矣”， 又认为吴权没有达到正统的要求。《大越史略》对各代的划分基本按照黎文休的做法，即南越国设《赵纪》，吴权设《吴纪》，赵、吴之间皆不列“纪”，设“历代守任”。《安南志略》因在元朝创作，遵守中国要求，降“帝纪”为“世家”，称帝者皆称王，故仅有赵、丁、黎、李、陈诸世家。吴权称王未得中国之封，故列入“五代时僭窃”，但可以看出《安南志略》也受到了黎文休的影响。

      吴士连自述根据黎文休《大越史记》记赵武帝至李昭皇之间的史事，根据潘孚先的《大越史记》记陈朝史事。吴士连吸收了两部《大越史记》的内容，并对其中的一些史事进行考证修订，注于文后。陈太宗元丰二年（1252）：“冬十二月，获占城主妻布耶罗，及其臣妾、人民而还”，下有注释：“或云获占城主布耶罗，非也。若果然，文休作史记，何不引与擒乍斗并称哉？今从孚先为是”，能将黎文休和潘孚先放在一起评论，这显然是吴士连所为，与擒乍斗并称的即指黎文休对元嘉九年林邑求领行为所做评论：

     贲育之稚幼，则不能抗跛尫之壮年。林邑乘我越无君之时，乃寇日南、九真而求领之，岂当时我越不能支此林邑耶？特以无统率之者故也。时不终否而必泰，势不终屈而必伸。李太宗斩其主乍斗，圣宗擒其主制矩，而系其民五万人，至今为臣仆，亦足以雪数年污辱之雠耻也。

      黎文休《大越史记》的记史下限在1225年李昭皇禅位之时，完成《大越史记》在1272年。吴士连应该是因黎文休经历了元丰二年陈太宗攻打占城、擒布耶罗妻之事，却没有与擒乍斗、制矩并称，从而肯定潘孚先的观点正确，即布耶罗为占城主之妻，并引用注明。

     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经过范公著和黎僖增补，共计二十四卷，于1697年刊印，其中范公著也对吴士连的原文做了注释，因此现行的《大越史记全书》仅有部分注释可以根据内容来确定出自谁的手笔。

    《大越史略》卷中和卷下均为“阮纪”，《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陈太宗天应政平八年（1233）：“夏六月，颁国讳、庙讳。元祖讳李，因改李朝为阮朝，且绝民之望李氏也”，《大越史记》成书于1272年，如何处理避讳“李”呢？黎文休评论李禄和李子克上白鹿为祥瑞而得官职：

夫古人所谓瑞者，以得贤与丰年，外此不足为瑞也。况珍禽异兽不育于国，亦先王之遗戒也。神宗因阮禄、阮子克（注：禄、子克本姓李，文休避陈朝讳，故阮称）献白鹿以为瑞物，拜禄为大僚班，子克为明字，则赏者、受者皆非也。何则神宗以献兽拜官，是滥其赏也。禄、克以无功受赏，是欺其君也。

     《大越史记全书》正文记为李禄、李子克，但黎文休的评论中则记为阮禄、阮子克。吴士连在阮子克名后做了避讳注释，可见黎文休《大越史记》已经改“李”为“阮”。吴士连是黎朝人，无须避陈朝的讳，但仍尽量保留了黎文休评论的原貌。《大越史略》中凡“李”姓者皆改为“阮”，“李纪”亦称“阮纪”。根据《十八史略》摘抄原文的撰述方式，《大越史记》原本即作“阮纪”。

     《大越史略》模仿《十八史略》简写《大越史记》，并不以考证为主，因此将《大越史记》的错误也延续下来。《大越史略》记载丁部领“以赵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即皇帝位于华闾洞，起宫殿，制朝仪，置百官，立社稷，尊号曰大胜明皇帝”，太平二年（宋开宝四年，971）宋朝传书交州：

宋闻帝称尊号，使遗帝书，其略曰: 中夏之于蛮貊，犹人之有四肢也；茍心腹未安，四体庸能治乎？蕞尔交州，远在天末，唐季多难，未遑区处，今圣朝盖覆万国，太平之业亦既成矣，俟尔至止，康乎帝躬，尔毋向隅，为我小患，俾我为绝蹯断节之计，用屠尔国，悔其焉追。

     此事实际发生在太平兴国五年，传书乃王禹偁的《谕交址文》，并非宋太宗讨交州诏书，《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此事在太平兴国五年，但却录入《谕交址文》全文，亦误。文下有吴士连的注释：

旧史载此书于丁纪太平二年，今按宜在此。宋王禹你所撰之文也。又按文休于此之上提起“改元称帝”四字，则十年秋为天福元年明矣。又书中云我太祖受周禅，我嗣守丕基，则为宋太平之书明矣。文休不应太误，而纪于先皇之世，盖后人抄录于残编断简之余，妄意窜入，致诬误文休之误耳。

       “天福元年”即“太平兴国五年”，“王禹你”即“王禹偁”，“文休”即黎文休，“旧史”当为黎文休《大越史记》。吴士连对黎文休记载诏书的时间，做了比较和考证，认为其记载于太平二年是错误的，而《大越史略》正记载此事于太平二年，即延续了《大越史记》的错误。

     《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黎桓卒年：“乙巳十二年（宋景德二年，1005），春三月，帝崩于长春殿，号大行皇帝，因为庙号而不改，藏长安州山陵。”下有小字注：“按旧本地志，记帝崩在丙午（1006）年，乃卧朝请命之时，言非实也。今从黎文休为是。” 《大越史略》记载黎桓卒年就在乙巳年：“王薨长春殿，谓之大行皇帝，因为庙号。在位二十七年，改元者三，葬长州德陵。”

      吴士连对于黎文休没有记载的一些史事，特意予以指出。黎文休曾评价李贲为中才之将，应当记述了李贲之事，但对李贲之后的赵光复的史事则没有记载。吴士连以李贲为“前李纪”，以赵光复为“赵越王纪”，并在标题下注释：“按旧史不载赵越王、桃郎王，今采野史及他书，始载越王位号，附桃郎王，以补之”，《大越史略》也没有记载赵光复之事。

     因《大越史记》的内容被吴士连吸收进《大越史记全书》，故而《大越史略》与《大越史记全书》的内容有很高的相似性。但凡吴士连指出的黎文休的错误和正确之处、没有记载的部分、避讳，《大越史略》均与《大越史记全书》中关于黎文休的记载保持一致。

      《大越史略》根据《大越史记》编纂，其简略的内容很难体现出史学思想。《大越史记》虽然亡佚，却被吸收进《大越史记全书》，因此仍然可以根据《大越史略》和《大越史记全书》的相关记载一窥《大越史记》的部分内容和思想。

       《大越史略》时间下限在李昭皇逊位于陈日煚，《安南志略》记载：“今李传八世，共二百二十余年，无子，国归其婿”，《大越史略》记载：“右阮朝自李祖至惠宗，凡八主，始庚戌，至乙酉，共二百一十六年而亡”，《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右李朝九帝，始太祖庚戌，终昭皇乙酉，共二百六十年”，陈荆和教授校记言：“《越史略》‘二百六十年’作‘二百一十六年”，《越纲目》作‘三百十六年’，按应以‘二百十六年’为准确年数”。《安南志略》与《大越史略》的观点一致，即李朝八主，自太祖至惠宗。《大越史记全书》则认为李朝九帝，自太祖至昭皇，但起迄年与《大越史略》相同。

     《大越史略》记载李朝之亡在于李惠宗，虽传位于女儿昭圣公主，时年仅六岁，因以“女主而幼为忧”，召冯佐周谋曰：

    朕以不德，获戻于天，绝无继嗣，传位幼女。以一阴而御群阳，众所不与，必致悔亡。以吾观之，莫若逺法唐尧，近休仁祖，择其贤者而授之。今所见太尉仲子某，年虽冲幼，相貌非常，必能济世安民。欲以为子而主神器。仍以昭皇配之。卿等为朕言于太尉。

      《大越史略》记载惠宗主动提出以陈日煚为子，配以昭皇，陈日煚年方八岁，由其父陈承谋划逊位成功。卷末又叙：“太上皇与其母谭太后出居扶列寺，号惠光禅师。以建中二年八月丙戌，崩于善教寺，庙号惠宗，在位十五年有竒。改元者一，曰建嘉，凡十五。寿三十三，殡于安华府宝光寺。 ”[3]显然《大越史略》记载李朝禅让的主持者为李惠宗，亦成李朝最后一位君主。

     《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陈日煚之叔陈守度威逼李惠宗自缢，后又坑杀李氏宗室，远非《大越史略》记载的这般平和。《大越史记全书》关于李昭皇禅位的记载充满了阴谋，逊位的主导者则为陈守度，逊位诏书出于昭皇而非惠宗：

     自古南越帝王，治天下者有矣。 惟我李受天眷命，奄有四海，列圣相承，二百余年，奈以上皇婴疾，承统无人，国势倾危，命朕受明诏，勉强即位，自古已来未之有也。嗟朕惟为女主，才德俱倾，辅弼无人，盗贼蜂起，安可秉持神噐之太重，朕夙兴夜寐，惟恐难堪，每念求贤良君子，同辅政治，夙夜拳拳，于斯极矣，诗曰：“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今朕反复独筭，惟得陈煚，文质彬彬，诚贤人君子之体，威仪抑抑，有圣神文武之资，虽汉高唐太，未之能过。想熟晨昏验之有素，可逊大位，以慰天心，以副朕怀，庶可同心戮力，共扶国祚，以享太平之福。布诰天下，咸使闻知。

随后，“昭皇设大会于天安殿御寳床，百官朝服，进朝拜于庭下。昭皇乃降服，劝进陈煚即皇帝位。改元建中元年，大赦，称禅皇，寻改文皇，群臣上尊号曰启天立极至仁彰孝皇帝。拜陈守度为国尙父掌理天下事”，陈守度请陈日煚之父陈承“权摄国政为上皇，后一二年，天下一统，复政二郎”。之后陈太宗屡为陈守度所压迫，1237年，因昭皇无子，陈守度夺陈日煚兄陈柳怀孕的妻子，嫁给陈太宗。《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陈初“䂓画国事，皆陈守度所为”，虽肯定其功绩，但史文所见之陈守度实为一奸雄。

     关于李朝之亡，《大越史略》与《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差别极大。《大越史略》推崇太祖陈承达成禅让之功，《大越史记全书》则记载陈守度谋划其事，前书有崇抑，而后书记述无所忌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1272年：“春，正月，翰林院学士兼国史院监修黎文休奉敕编成《大越史记》，自赵武帝至李昭皇，凡三十卷上进。诏加奖谕。”1263年陈守度已经去世，黎文休修史自当尊崇太宗之父，故将禅让之功归于太祖陈承，以美陈朝得国之事，陈守度谋划之功则被隐去，自然没有《大越史记全书》记载的政治阴谋。就此推断，《大越史记》当亦记载李朝国运传八世，亡于惠宗。

       乔治忠先生指出《十八史略》及续作《十九史略》在朝鲜具有崇高的地位，在日本更受重视，续作、仿作长盛不衰，将日本这种对“史略”的接续行为称为“‘史略’文化现象”、“‘史略’文化潮”、“‘史略’之书”。《十八史略》自诞生之后，在中国仿作、续作盛行，在朝鲜地位崇高，在日本影响持久，在越南虽仅有《大越史略》一部仿作，但价值重大。鉴于《十八史略》在中、越、日、朝史学发展中产生的长期影响，可以借鉴《资质通鉴纲目》衍生作品称为“纲目体”史书的情况，将之统称为“史略”体史书，这是中国史学播扬域外，对东亚史学发展所做的又一个重要贡献。

     “史略”体在越南古代史学发展中昙花一现，《大越史略》之后再无类似著作。《大越史略》节略《大越史记》而来，内容简约，无序无史论，仅作童蒙书籍使用。在《大越史记》流传的情况下，《大越史略》难以受到史家重视，故而1479年吴士连撰著《大越史记全书》时便没有提及。1520年邓明谦编撰完成《咏史诗集》，《大越史记》仍在，亦未提及《大越史略》。1665年范公著整理《大越史记全书》之时，《大越史记》已经亡佚。《大越史略》亦不知何时已湮没于越南历史发展进程之中。

     《大越史略》在明初被带至中国，流传后世。根据“史略”体史书的特点，《大越史略》的内容最接近越南古代第一部史籍《大越史记》，其编撰与内容对早期越南历史及史学发展有极为重大的研究意义。而北京师范大学藏《大越史略》早期抄本的发现，则为探讨该书的价值与越南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文献依据。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5卷第1期 2019年一月 第8至17页

知越第二期（越南历史研究总第七十九期)

 编辑:邓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