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第二次雅典同盟，人们总会不禁想起一个世纪之前的提洛同盟以及后来在其基础上形成的雅典帝国，并对二者进行比较。雅典帝国的伟大与辉煌，无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给后人留下无与伦比的财富。

　　帝国力量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而毁于劲敌斯巴达之手，战败的雅典不仅失去帝国权势，而且还丧失了赖以自保的海事力量。雅典人此后的对外政策唯斯巴达马首是瞻，亦步亦趋。但是，经历过伯里克利治下的雅典帝国黄金时代的那一代人却不甘心失败，他们对昔日帝国依然充满着幻想和期待，由衷地渴望雅典能够重新振作，强势复兴，乃至再次称霸。

　　公元前4世纪，逐渐恢复实力和信心的雅典人不断进行重建帝国的尝试，而第二次雅典同盟便是最成功的一次。然而，第二次雅典同盟在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统治方式和控制范围等方面都无法与以前的雅典帝国相提并论，难以称作“第二雅典帝国”。

　　一、波斯人的入侵，是古典时期所有希腊城邦所共同面对的一场危机

　　公元前5世纪初波斯人的入侵，是古典时期所有希腊城邦所共同面对的一场危机，其严重程度足以上升至决定希腊历史去向的高度，关涉希腊人的生死存亡。

　　临危之际，斯巴达和雅典挺身而出，一个是陆地霸主，一个是海上强国，带领希腊诸邦合力抗击东方的波斯人。虽然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但希腊人在存亡时刻爆发出来的不屈斗志和团结力量，使得他们抗击外族侵略者的战争取得节节胜利。

　　最终在公元前479年，希腊联军取得普拉提亚战役的胜利，几乎全歼入侵的波斯陆军。与此同时，希腊水军又在穆卡勒战役彻底击馈波斯水军，宣告获得抗击波斯人入侵的全线胜利。此役过后，希波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希腊联军开始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二、雅典趁机夺取希腊联军的领导权，建立了一个新的希腊城邦联盟

　　在抗击波斯入侵者的战争中，斯巴达人一直是希腊联军的指挥官，尽管雅典人构成希腊水军的主力。取得胜利后，联军指挥官保桑尼阿斯的个人行为招致埋怨，逐渐疏远了盟友，不久即被召回斯巴达。

　　此时，雅典趁机夺取希腊联军的领导权，建立了一个新的希腊城邦联盟。关于联盟的领导权问题，修昔底德认为是因为盟友们反感保桑尼阿斯的粗暴举动，为了制约斯巴达人而请求雅典人做他们的领导者。虽然斯巴达后来又派出多尔基斯顶替保桑尼阿斯的职位，但却发现盟友们已经推举雅典作为领袖，于是也就未再坚持，原因是他们担心在外履职的斯巴达人生活变得堕落腐朽。此外，他们也不想再承担对波斯的战事了，于是默许了雅典人的领导。

　　公元前478/7年，雅典人和其他希腊人结成多边同盟，发誓“拥有共同的朋友和共同的敌人”，并把铁块沉入海底，证明他们的誓言永恒不变。

　　三、同盟成立初期，是一个自由独立、平等公正的联盟组织

　　同盟成立之初，同盟对于雅典的领导是普遍欢迎的，盟友们“宣称要践踏波斯大王的领土，以报复他们所遭受的灾难”，这是提洛同盟成立的主要目的。然而，修昔底德在这里使用了“宣称”—词，如此用词值得玩味。他似乎在暗示，除了表面宣称的目的之外，雅典人建立提洛同盟的真实目的不是复仇打击波斯人，而是巩固和扩张他们自己的力量，建立雅典帝国。

　　“报复他们所遭受的灾难”，固然可以理解，而希腊人的恐惧心理也是他们“要蹂躏波斯大王领土”的重要原因，因为希腊人有理由担心，如不穷追猛打，得到喘息之机的波斯人定会卷土重来。早在十年前，希腊人就曾击退过波斯人的入侵，结果十年后波斯人又组织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进犯希腊。

　　为了集中盟友们的资源，共同承担抗击波斯人的负担，雅典人要求盟友有钱出钱，有船出船（连带着船上的水手），但具体哪些城邦交钱，哪些城邦提供船只，都由雅典人决定。盟友缴纳的金钱被称作“贡金”。雅典人还设置了“希腊人司库”，负责同盟贡金的收取和使用，最初估定的贡金为460塔兰特。同盟金库设在提洛岛，同盟大会在那里的神庙中召开会议。雅典人是这个同盟的领导者，而盟友们起初是独立自治，他们在同盟大会上共同议决。

　　由于同盟金库和盟友集会都在阿波罗神的圣地提洛岛，所以这个同盟又被叫做“提洛同盟”。同盟大会似乎是提洛同盟的最高权力机构，由雅典人与盟友们组成。同盟大会每年定期在提洛岛上举行，共同投票议决同盟事宜。从同盟成立初期的情况来看，提洛同盟无疑是一个自由独立、平等公正的联盟组织。

　　四、同盟目标达成后，雅典非但没有解散提洛同盟，反而加紧对盟友们的控制

　　在雅典人的领导下，提洛同盟针对波斯战事取得接连的胜利，同盟规模不断扩大。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己经基本将波斯势力清除出爱琴海海域，波斯陆海两方面皆遭遇重创，无力再战。公元前449年，提洛同盟与波斯签订“卡里阿斯和约”，该和约结束了长约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小亚希腊城邦获得自治，波斯和雅典彼此承诺不再干涉各自在爱琴海一带的既得利益。

　　如此看来，提洛同盟所宣扬的目标已经达到，波斯己经不再成为希腊城邦的重要威胁。不过，雅典非但没有解散提洛同盟，反而加紧对盟友们的控制。

　　公元前466年，纳克索斯企图脱离同盟，于是雅典人出兵围困并且攻占了该岛。这是雅典违背同盟原则奴役盟邦的首例，此后其他盟邦也遭受了类似的奴役。接着，雅典又强力镇压了萨索斯的起义，“雅典人与盟友们的关系不再和谐，他们的统治残暴而傲慢。因此，大多数盟友无法忍受雅典人统治的严酷，商讨共同起义，其中某些盟友不再听从同盟大会的决定，独自行事。”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库由提洛岛迀至雅典，这方便了雅典人利用同盟的经济资源，同盟的贡金实际上变成了雅典人的公裕。雅典开始重新规定缴纳贡金的城邦以及贡金数量。

　　同一时期，提洛同盟的扩张几乎达到顶峰。据估算，公元前449年向雅典缴纳贡金的城邦达175个，明显高于往年。

　　五、雅典同盟己经完成向雅典帝国的过渡

　　与此同时，雅典人对待盟友的态度变得傲慢起来，手段强暴，控制严密，提洛同盟然变成了雅典帝国。

　　可以说，这种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越来越多的城邦失去了行动自由，逐渐屈从于雅典的意志。直到公元前446/5年，雅典同盟己经完成向雅典帝国的过渡，帝国主义控制手段发展完备，并且得到实践的检验，雅典对待盟友的方式以及处理与帝国以外的国家关系（尤其波斯和斯巴达）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此之后，雅典人的帝国事业蓬勃发展，帝国资源集于雅典之手，雅典城邦受益甚巨:经济繁荣，军事强盛，城市建筑别具一格，尤其是在伯里克利统治时期。

　　六、雅典人对盟邦的剥削和压迫逐渐增强

　　1、在经济方面，贡金的收取，无疑是后来受到盟友强烈排斥的最重要的帝国主义政策之一，尽管同盟成立之初它被视作反波斯战争的正当经济手段。

　　同盟金库迁至雅典卫城后，雅典人对同盟贡金的使用更加便利和肆无忌惮。关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同盟贡金的缴纳情况，铭文证据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雅典贡金表》详细记录了缴纳贡金的城邦名字以及相应的贡金金额，它是研宄雅典帝国时期贡金情况的主要证据。

　　反波斯战争的结束为雅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机，雅典人开始利用贡金大兴土木，修建雅典卫城，著名的帕提农神庙即是在雅典帝国时期建造的。有人曾就此对伯里克利提出质疑，说他没有将提洛岛的贡金用在打击波斯人的战争中。伯里克利的答复显得理直气壮:雅典为交钱的盟友提供安全保障，使其不受波斯人的侵扰。卫城建筑的建造，不仅留下了永久的荣耀，而且还为无法打仗的公民提供生计。

　　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贡金的收取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于是，雅典人开始派船外出，强制“征钱”，这可能是雅典人应对战争的一项战时措施。

　　2、雅典向诸盟友强征贡金，无疑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保证的，而对于一个庞大的海上帝国，雅典水军尤为重要。

　　希波战争期间，雅典仅有180条三层桨船船，而到了公元前431年，雅典的船舰己经超过300条。雅典强迫盟邦士兵服役，为雅典人充当水兵和步兵。军队职业化程度因此而提高，雇佣兵比例不断增大。在盟邦领土上设置驻军和军事指挥官，是雅典帝国对盟邦进行干涉的主要手段。

　　大约50年代，雅典在埃吕斯拉伊设置了驻军和驻军指挥官，这是我们己知的首例证据。伊索克拉底曾经说过“我们在其他城邦的卫城中设置驻军”。阿里斯托芬剧作中的主角曾在拜占庭执行过驻军任务。而据修昔底德记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邻近或者爆发时，雅典人在卡尔基斯半岛上的许多城邦都设置了雅典驻军。

　　伯里克利主政时期，为了加强帝国的控制力，雅典在海外建立了多处拓殖地，尤其是在赫勒斯凑海峡一带。密提林暴动（公元前428年）后，雅典人在莱斯沃斯岛（迈苏姆纳除外）划出3000块份地，他们把其中的300块划归女神所有，其他分给派往岛均的雅典拓殖者。伯里克利还向凯尔索斯半岛、纳克索斯、安德罗斯、色雷斯等地建立拓殖地。众所周知，雅典派出的拓殖者仍是雅典公民，须向城邦服役和缴税。他们还可以充当驻军，保护雅典及其盟友的海外利益。

　　3、在政治方面，雅典通过设置在盟邦的官员（主要是主政官）干涉同盟成员的内政，颠覆盟邦的政体，建立亲雅典的民主政体。

　　修昔底德曾经提到雅典人在萨摩斯设置过主政官和驻军。雅典城邦的铭文法令也对雅典主政官有所涉及。有证据称，雅典人分别在“新城”和斯基亚索斯设置过主政官。此外，雅典人还经常插手盟邦事务，剥夺盟邦的经济资源，而且干涉盟邦内部的司法权力也是常有之事。雅典甚至规定，凡是涉及雅典与盟邦之间的司法案件均需送至雅典审理，而这一时期陪审法庭与陪审员制度的改革与实践，便可为证。

　　简而言之，贡金、驻军和主政官已经成为雅典帝国控制盟邦的三大手段，是雅典帝国主义的重要体现，而它们也是第二次雅典同盟建立时所尽力避免的，至少如他们所宣扬的那样。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自由平等的提洛同盟已经完全晚变为一个剥削和压迫盟邦的专制帝国，这几乎是古代史料和现代学者所公认的观点;而失去自由的盟邦对雅典帝国的痛恨与抱怨，无疑成为帝国观点的立论基础和有力依据。

　　不过，盟友们的怨言之声大都来自修昔底德的历史著述，这位著名的雅典史家既是这一时期希腊历史的目击者，又是主要的历史编撰者。他借笔下人物之口，对雅典帝国进行了无情的控诉与指责。密提林人曾经提醒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如果他们被雅典人征服，他们的资源将为雅典人所用，而雅典人对他们的奴役会更加严重。

　　底比斯人也曾公开控诉雅典人正在奴役希腊，科林斯人甚至将雅典称作“僭主之邦”。就连雅典人自己都承认，他们的统治已为多数盟友乃至全体希腊人所憎恶。当然，关于雅典帝国的专制统治有多严酷，雅典盟友的憎恶与反抗有多强烈，都是雅典帝国之唱衰者修昔底德一人为我们描绘的，史家的客观态度与权威地位几乎让现代学者无一不对雅典帝国报以批判的态度。但是，如果不去考虑修昔底德的著述，而是仅仅依据铭文证据，并且相信铭文内容可以得到大致复原和准确定期的话，雅典帝国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受欢迎。

　　参考文献：

　　阴元涛《第二次雅典同盟研究》

　　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

　　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莱斯莉阿德金斯、罗伊阿德金斯著，张强译《探寻古希腊文明》

　　徐跃勤《雅典海上帝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