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電影《尋訪千利休》當中，虛構了一段日本歷史上的「茶聖」千利休少年時與被擄掠到日本的朝鮮貴族女子的邂逅。追兵四起，正在逃難的朝鮮少女偶遇千利休，二人語言不通，只能在紙上以漢字問答。千利休問：「汝欲成蠻王奴婢乎？」少女看罷搖頭；千利休又問：「難以歸國，汝欲生乎？欲死乎？」少女沉吟片刻，寫下了這句白居易的詩——「槿花一日自為榮」。

槿花，韓國人稱之為「無窮花」，是韓國的國花。韓國人相信，花期漫長的木槿花象徵著他們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日本吞併韓國前後，有無數愛國志士流亡中國，他們或著書立說，或組織抗戰，在隔海相望的中國書寫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傳奇。被後人譽為「韓國屈原」的文學家金澤榮，就在中國度過了他人生中的最後22年。

金澤榮，本貫花開金氏，1850年生於開城。少工詩文，清人俞樾評價他「格律嚴整似唐人，句調清新似宋人」。1891年，年過四旬的金澤榮中進士，前後任內閣記錄局史籍課長、中樞院參書官兼內閣參書官、史禮所輔佐員、弘文館纂輯所委員等職務，始終從事史學撰述。20世紀初，日本對韓國步步緊逼；1905年迫使韓國簽署《日韓保護條約》，金澤榮於是離開韓國，前來中國投奔知名的實業家張謇。張謇曾經在1883年作為淮軍將領吳長慶的幕僚隨住朝鮮，期間因觀覽朝鮮詩文結識了金澤榮。金澤榮後來在文章中回憶說，當時的張謇「神宇英爽，意氣磊落，筆談如流」；張謇也不吝讚美之詞，稱金澤榮詩文為朝鮮「翹楚」。一別二十載，兩人居然又在南通相見，不可不謂傳奇。

但是當時的金澤榮，還遠沒有以反日救國為己任的想法，他的最初動機其實是意圖歸隱。在他寫給朋友的詩中可見一斑：

貞婦寧能竊美名，愧君詩寫鐵崖情。

只需認我滄江畔，捉蟹叉魚一老氓。

鐵崖，即「元末三高士」之一的楊維楨，明朝建立後，朱元璋遣有司「請」至南京，留百日而去，時人贊之「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金澤榮表示自己不能和楊維楨相比，不過是在江畔捕魚的老翁罷了。這固然是他自謙之詞，但也表明了日後那個以筆為刀的金澤榮，此刻還沒有痕迹。

但是，時移世易。隨著時局的不斷變動，身在中國的金澤榮也不免被祖國情勢所牽掛。祖國日削月割之下，金澤榮的愛國之心終於被點燃了。1909年，朝鮮愛國志士安重根在哈爾濱刺殺了逼迫韓國簽署《日韓保護條約》的元兇、前朝鮮統監（日本設立的統監奪走了韓國政府的大部分權力，儼然韓國的實際控制者）伊藤博文。金澤榮聽聞此消息，為安重根賦詩，詩中雲「平安壯士目雙張，快殺邦仇似殺羊」，又為其作傳記，廣為流傳。1910年，韓國亡國，金澤榮身著素服，為祖國掛孝三日，並給自己的兒子取名「光祖」，即光復祖國之意。1911年辛亥革命後，金澤榮為之賦詩「武昌城裡一聲雷，倏忽層陰盪八垓。三百年間天帝醉，可憐今日始醒來」，甚至想過加入中國國籍（因為韓國已亡，金澤榮自視為無國之人，又不願入異族之清朝國籍）。韓國臨時政府成立後，金澤榮還曾為之代寫《陳情書》，以兩國古今「為瓜為葛，為唇為齒」的緊密關係，懇求民國政府支援韓國獨立運動。金澤榮終於從一位避世之人變成了「沐共和新化」而願為祖國獨立而奔走的戰士。

金澤榮來到南通以後，被張謇安排在南通翰墨林印書局，任編校之職。翰墨林印書局，是張謇在1903年創辦的，至1951年與韜奮印刷廠合併。在當時這裡成為了引進西方書籍的一個重要渠道，先後出版了《日本統計學五百例》、《英國國史》、《物理學計算解釋》、《初等水產學》等書籍，影響遍及全國，書籍甚至遠銷海外。

有大富豪張謇照拂，衣食無憂的金澤榮發憤著書，以傳播韓國歷史文化。1906年，他選擇韓國古代的著名詩文，輯錄為《麗韓文選》《麗韓九家詩選》等書出版。後來他還搜集整理了他的好友、自殺殉國的韓國文人黃玹（號梅泉）遺作《梅泉集》；協助因日本當局鉗制而無法在韓國出版的《明美堂集》（韓國文人李建昌著）在中國出版。

此外，他還先後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滄江稿》《韶護堂集》續、補和《韶護堂三集》等。關於出版自己著作的動機，金澤榮在序言中談到了古代的渤海國，他認為渤海國雖然一度非常強大，但是不論文人墨客還是將軍大臣的事迹，大多都沒有流傳下來，導致空有二百年的歷史而亡國之後少有人知。他覺得今天的韓國就像曾經的渤海國一樣，人們需要通過書籍保存自己國家的文化——即使這些書籍里的部分內容沒有什麼實際用處。

此外，金澤榮還撰寫韓國歷史相關的書籍。在他離開韓國之前，曾經在1901年撰寫了《東史輯略》一書，該書因為記述精確，思想上忠君尊儒、排斥日本而受到了時人的高度評價，並被韓國學部（即主管教育的部門）作為歷史教科書刊印。在中國，他更加發憤著史，先是將其《東史輯略》增補為《韓國歷代小史》（張謇為之作序），還出版了《校正三國史記》、《新高麗史》、《高麗季世忠臣逸事傳》等書籍。在南通期間，他還和在南通國文專修館任職的史學家屠寄（《蒙兀兒史記》的作者）、呂思勉（《白話本國史》的作者）廣泛交流，二者在撰述中引證的韓國歷史資料，多有賴於金澤榮之協助。

使金澤榮譽滿天下、也謗滿天下的，是他的著作《韓史綮》。1918年出版的該書，可以看作是金澤榮看過韓國山河破碎、中國舊邦新命以後，對朝鮮王朝五百年歷史的反思與評述。

該書直書太祖李成桂「易姓革命」是篡權弒君，世祖李瑈的「癸酉靖難」是殘殺骨肉以竊位，並且毫不留情地評價說，「自古國家之事有成敗而無順逆。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對燕山君發動史禍，金澤榮指責其殘酷手段導致朝鮮文人不敢書史，朝鮮「遂為無史之國矣」。他還批評肅宗因「懷尼是非」（宋時烈和門人尹拯等人之間的黨爭）而禁止弟子非議師長（即所謂「師門亂賊之禁」）是摧殘人才的發展。

由於他身處在實業發達的南通，所以對於工商業發展頗有耳聞目睹，也就反映在書中對儒學流於空談而不關注經世致用、國家一味重農而不鼓勵工商發展的批判。在他看來，「高談大言，虛偽成風」的黨人們不過是「假國家之一大案以為一身祿位之媒介」，將儒學當作批判政治對手的武器和自己進身的敲門磚。此外，他還以清末「勸商業以取其稅」的做法為例子，批判朝鮮王朝末期對工商的忽視態度。他表示中國的稅收除了田賦和鹽稅之外還有關稅、印花稅、厘金、礦稅等，因此才能廣開財源；而朝鮮除了魚、鹽、紅參之外，對商業完全不關注，是「坐棄其財於地」。

金澤榮還批評了朝鮮王朝末期，統治者不自立自強，反而意圖在大國之間朝秦暮楚，以求苟安的態度：「使太上皇（朝鮮高宗李熙）乘此十年之暇，卧薪嘗膽，兢兢自治，則日本將如之何哉!無如賣官鬻爵，禳神觀劇之外無一所知，萬幾萬事日就亂亡之途，而惟欲仰俄羅斯之鼻息以為一縷之命！噫！……故曰韓之亡，非俄羅斯之敗之故，惟吾自伐自亡而已！」

此書一出，引來韓國國內無數批評之聲，上千人聯名聲討該書，甚至撰寫了兩本《韓史綮辨》與之爭鋒。他們稱金澤榮為「史賊」、「儒門之叛卒」、「妖怪孽芽」，列舉其七大罪狀：「肆然加誣衊於我列朝」（即金澤榮認為檀君朝鮮之事存疑）、「辱說我先後」（即直書明成皇后親日專權諸事）、「惡罵我先帝」（即指責高宗李熙誤國）、「大惡我英祖」（即直書英祖殺其嫡子思悼世子事）、「夷狄我太宗」、「篡逆我太祖」（即直書李氏先祖仕元、李成桂篡高麗與弒君之事）、「侮毀我先賢」（即對朝鮮歷史上儒學空嘆誤國的批判）。

為其辯護的，只有曹兢燮等寥寥幾人。曹在給友人許塽的書信《答許可亨書》中如是說：「所可惜者，士大夫為勢利所眩，法律所縛，習見所錮，不知有公正之論者數百年矣。今則大防已決，洪流將返，而天下至大，萬世至遠，非一家一時之私，所宜明目張胆以究是非之真，洗滌腸胃以盪私陋之痼。而乃尚溺於舊而膠於偏，寧終身自甘於迷惑，而不肯一醒其醉夢。」對當時的風氣做出了直接的批評。

金澤榮雖然自知 「以吾邦風氣之狹隘，肯容此書之行哉」，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在此過程中，金澤榮的「平生知舊，不知發一語」，有些甚至因此與其決裂。緊接著，1926年8月金澤榮在中國的唯一摯友張謇去世，給金澤榮精神上的打擊愈發嚴重。1927年4月，金澤榮在南通自殺，享年7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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