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談印度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

【基辛格在91歲高齡之際出版了新著《世界秩序》。這部宏篇鉅製以診斷美國外交政策為己任，對世界主要力量的秩序觀逐一進行由古到今的發掘，不認為「真正的全球性的世界秩序曾經存在過」，

【基辛格在91歲高齡之際出版了新著《世界秩序》。這部宏篇鉅製以診斷美國外交政策為己任，對世界主要力量的秩序觀逐一進行由古到今的發掘，不認為「真正的全球性的世界秩序曾經存在過」，指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只適用於歐洲的準則，美國遵循著毫無歷史感或地緣政治思維的「高貴外交政策」，中國、伊朗、俄羅斯、印度則各有其獨特秩序理念，暗示將諸種社會融入對於秩序的共同追求的時代還沒有到來，衝突的風險與合作的機遇一樣大。

由於這本文字艱深晦澀、知識架構極其豐厚的書剛剛在美國上架，尚來不及消化其中的內容，今天只是選出其中論述印度的章節簡化後介紹給大家。這樣做，是因為習近平主席正在印度訪問，基辛格的論述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印度並理解這次訪問的重要性。讓我們看看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書中是怎樣描述一個「聰明的印度」的。】

印度長期以來處在不同世界秩序的交叉點上，不同文化範式和傳統的譜系在印度交疊，比政治邊界更對印度產生影響。在印度的漫長歷史中，當她處於統一王朝狀態，文化影響漫及周邊；當她陷入分裂割據，便成為入侵者、貿易者、探險者的誘餌，在遭受劫掠的同時也與侵入者文化相融。中國總是能將侵入者成功同化。相比之下，印度以面對外來者野心的超級平靜來戰勝他們，而不是令他們歸順印度的文化或宗教；將外來者的成就和不同的教化融匯進印度人的日常生活，卻從不對新生事務顯露驚奇。面對印度人的超然，外來者可能獲得了暫時的優越感和自重感，而印度人的隱忍又成功確保了印度自身的核心文化免被外來影響攻破。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印度的各種基礎性宗教並非從彌塞亞的幻境中得到啟發，而是見證人類真實存在的脆弱性，幫助人們從無法擺脫的現實命運中尋找安寧和慰籍而非進行自我救贖。

在印度教的宇宙觀中，世界秩序被一種有著不可思議巨大規模的不變週期率所掌控---數百萬年光陰荏苒，王朝衰落導致宇宙崩潰，然後再生，新的王朝崛起。每一波外部入侵者的到來和離去---從波斯人、巴克特里亞希臘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阿富汗人、蒙古人、莫臥兒人到不同國度的歐洲人，都陷入這個永恆的矩陣，能夠忍耐並最終超越時間輪迴的只有印度人的真性。

古印度的政治家、哲學家，摩揭陀國孔雀王朝大臣考底利耶根據他親身參與的戰略和外交實踐寫下了《政事論》，在其中提出瞭如何以中立、聯盟、顛覆、侵佔等方式建立和保衛國家的觀點，描述了一個經世致用的世界。對考底利耶來說，實力作為最重要的現實產品是多維的，構成實力的各種因素是相互關聯的，綜合運用它們就能達到領導者的戰略目標，建立起足夠強大的帝國。

於歐洲思想家把他們在陸地上遇到的實事轉換成均勢理論之前一個千年，《政事論》就已經發展出了「曼茶羅」理念：世界就像一系列的圓圈，在各層圓圈中，一個國家最直接的鄰國總是被視為敵人，而緊鄰著的外圈，即敵人的鄰國則被視為朋友。

歐洲理論家將均勢視為外交政策的目標，設想世界秩序必須建立在國家間力量平衡的基礎上。而在《政事論》裏，戰略的目標是征服所有其他國家，均勢平衡是通向勝利道路上必須跨越的障礙。在考底利耶眼中，王朝應優先追逐利益而非榮耀，明智的統治者應當從鄰居的鄰居中尋找盟友，最終建立以征服者為中心的同盟體系。從此意義上講，考底利耶更像拿破崙、秦始皇，而不是馬基雅維利，他的思想只能為征服而非構建國際秩序提供指導。

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裡，印度因其肥沃的土地、富足的城市和輝煌的文化技術成就而成為侵略與更迭的目標，來自中亞和西南亞的一波又一波征服者、探險家在此建立起眾多王朝和公國，次大陸因此與大中東連接到了一起，彼此在宗教、種族、戰略敏感點上的聯繫延續至今。由外來者建立的莫臥兒王朝最終統一了次大陸，這是一個印度教徒佔多數但地區認同感支離破碎的國家。

是西方將印度從一個偉大文明重塑為現代國家。歐洲人在16世紀的抵達從一開始看算不上是重大歷史事件。為了與富庶的莫臥兒王朝通商，英國、法國、荷蘭、葡萄牙的私營公司爭相在次大陸建立據點，其中英國人的勢力範圍拓展最快，商業行為最終發展為殖民主義，英國成了印度的宗主國。在決定把印度當作「單一的英制單位」加以管理之後，英國用鐵路、英語和對當地精英的技術培訓改變了印度，也使印度人意識到自己是外國統治之下的實體，重新喚醒了印度精英擊退外國影響而獨立建國的意識。

印度實現獨立並在世界上獲得位置的方式體現了其多元化的歷史遺產。通過與不同的征服者共處，印度人自身文化的堅固性和非凡的心理素質相結合，最終實現了倖存。就像兩個世紀前的美國人，印度人用在英國人創辦的學校裏學到的自由理念來反抗殖民統治者。聖雄甘地訴諸英國社會的自由主義核心價值，其所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被歷史證明是送走英國人的有效方式。

現代印度不僅將獨立視為一個國家的偉大勝利，更當作普世價值原則的勝利。就像美國的開國元勛們，印度的早期領導人將國家利益等同於道德正義，同時更注重運用威斯特伐利亞原則維護他們在國內事務上的自主性，對在國際上促進民主和人權則興味索然。尼赫魯總理強調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礎應當是印度的國家利益，而非國際友好之類的東西或者建設與國際體系相兼容的國內體系。他和他之後的歷任總理都致力於提升印度的外交政策，將印度打造成國際道德權威。他們成功促使印度這個新生國家成為二戰後國際秩序的一大重要要因素和全球均勢的一部分。

印度不結盟政策的內容與一個「平衡者」在均勢體系內採取的政策有所不同。印度對駕馭國際體系不感興趣，不願像一個平衡者那樣站到相對弱勢的一邊。她不正式加入兩大陣營的任何一邊，不被拖曳到並不影響印度利國家利益的衝突中。在冷戰的世界裡，印度機敏地評估均勢狀態和主要力量心理，巧妙地運用正義道德主義，將談判策略轉變為倫理原則，換句話講以中立超越權力政治，將國家利益與世界和平調和起來，從而在兩大陣營中同時贏得支持，進而獲得行動自由。

尼赫魯宣佈印度立志成為在兩大陣營之間把握正確航向的全球性力量。但他並沒有止步於中立，而是憑藉印度逐步建立的軍事力量和並不發達的社會經濟，會同擁有類似思維的國家發起了不結盟運動。印度不願因捲入歐洲的分裂而觸怒距她只有數百英里遠的蘇聯，使這個超級大國轉而支持巴基斯坦，也不願冒掀起國內穆斯林種族仇恨的風險涉入中東紛爭，還拒絕就北朝鮮對南朝鮮、北越南對南越南的行為作出評判。印度領導人拒絕把自己同其所認定的發展中世界的前進性趨勢隔絕開來，也拒絕承擔來自蘇聯的敵意風險。

與印度對世界秩序抽象原則的理解相伴的，是印度在地區層面提出的「主義」。正如美國早期領導者著眼於美國在西半球的特殊作用提出了「門羅主義」，印度給她自己在東印度羣島與非洲之角之間的印度洋地區務實確立了特殊位置。就像英國對待18、19世紀的歐洲，印度致力於阻止在廣闊的印度洋地區出現另一支主導性力量。美國的早期領導者在提出「門羅主義」時並未徵求西半球其他國家的同意，印度在她擁有特殊戰略利益的地區也是基於其自行定義的南亞秩序推行外交政策的。儘管美國和印度在冷戰期間經常發生觀念碰撞，但蘇聯解體之後，他們在印度洋及其周圍地區基本上平行行事。

冷戰終結後，印度從對外衝突壓力和社會主義迷戀症當中得到解脫，開始進行經濟改革。印度的公司現在已在一些世界主要產業中居於領先地位。這種變化也反映到印度的外交政策中，其面向全球特別是非洲和亞洲的夥伴關係以及在多邊經濟和金融機構中的作用得到加強。除了經濟、外交影響力的增長外，印度的軍事能力也顯著增強，這包括其海軍和核武庫建設。用不了多久，印度將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印度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被與其立國進程相關的一些結構性問題複雜化了，最複雜的因素要屬其與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阿富汗、中國等鄰國的關係。他們之間關係的複雜性是上一個千年各種力量在次大陸競逐的「遺產」，沒有一個國家完全接受英國人在1947年劃下的次大陸邊界。

另一個特別複雜的問題是印度與穆斯林世界的關係，事實上印度本身就是穆斯林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度經常被視為一個東亞或者南亞國家，但她與中東有著深刻的歷史聯繫，她自身擁有的穆斯林國民數超過巴基斯坦總人口。印度依靠包括民主制度和民族主義在內的國內政治原則來彌合社會差異，避免中東的政治動蕩和宗派暴力東漸，但好的結果並非預先註定。阿拉伯世界激進主義的擴張或巴基斯坦內部衝突的外溢都可能導致印度內部壓力的加重。

今天的印度正在奉行一種外交政策，致力於劃一條從中東到新加坡再到阿富汗北部的橫跨半個世界的均勢平衡伸展弧，在此基礎之上確立地區秩序。這種政策在很多方面都與前英國統治者管理印度時執行的政策相似。印度與中國、日本、東南亞的關係則遵循一種類似於19世紀歐洲平衡的模式。像中國一樣，印度毫不猶豫地利用美國等遠方的「野蠻人」達到在自己所在地區的目標，同時用楚楚動人的語言包裝自己的政策。小布希執政時期，美國和印度時常會討論全球框架下的美印戰略協調，但這種協調事實上只侷限在南亞地區，因為印度傳統的不結盟政策擋在了形成某種全球性安排的道路上，也因為美國和印度都不希望採取同中國相衝撞的政策。

就像19世紀的英國不得不加大全球介入以保護通往印度的戰略航道一樣，21世紀的印度認為自己必須在亞洲和穆斯林世界發揮戰略作用以阻止這兩個地區被她所認為的敵視性的國家或意識形態所主導。為實現這一目標，印度將會繼續利用其與「盎格魯半球」英語國家的天然聯繫，也將繼續尊崇「尼赫魯遺產」以確保其在與亞洲和中東以及主要威權國家關係中的行動自由。印度的經濟擴張計劃要求在這些方向上保持財富和資源的准入權。隨著美國中東政策的調整，不同地區的國家開始在這裡尋找支點夥伴，謀建新的地區秩序。印度的戰略不會允許在阿富汗出現真空、在亞洲生成新的霸權。

在莫迪新政府的領導下，印度將重新致力於改革和經濟增長，從而獲得追求其傳統外交政策目標的新增活力。莫迪政府將會認為自己處在一個能以新方式處理諸如與巴基斯坦或中國關係這樣的歷史問題的位置上。當印度、日本、中國均處於強有力且富戰略思維的政府領導之下，他們相互之間加強敵意的可能和大膽解決爭議的機會便同步增大。

無論事物怎樣發展，印度都將是21世紀秩序的一大支點：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基於其地緣、資源、複雜而老謀深算的領導傳統，以及在不同地區戰略思維、意識形態和秩序觀唸的交匯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