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眾所周知，中國近代史系由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對於鴉片這個詞，國人可謂恨之入骨。但弔詭的是，近百年來對待鴉片的政策卻多有反覆。

據《劍橋中國晚清史》的統計，在鴉片戰爭前，鴉片貿易佔到中英貿易的一半以上，而在整個十九世紀，鴉片是世界貿易中交易金額最大的單宗商品。

其中，最高峰出現在1879年，鴉片輸入量高達94835箱，合1312萬英鎊（約5200萬銀元），當時聞名上海灘的怡和洋行和沙遜洋行都是著名的鴉片販子。

「洋葯」（進口鴉片）潮水般湧入的同時，作為貨幣使用的白銀不斷外流，這對於一個「銀本位」國家來說並不是什麼好消息。

為此，清廷想出了一個「進口替代」的高招，那就是准許本國種植罌粟，這樣的話，「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

在此思維啟發下，就連林則徐也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改變了之前的強硬主張，其認為：

「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若內地果有一種芙蓉勝於洋販，則孰不願買賤食？」

這幾乎就是後來經濟學說的「進口替代」策略了。

背離了保護國民身體素質的基本宗旨，清廷的「禁煙」政策也就變成了防止白銀外流乃至於「與洋爭利」的經濟手段。

「煙禁」放開後，一些適合種植鴉片的地區為追逐豐厚利潤而改種罌粟，很多肥沃的「生谷之土」被擠占，而在大量土煙湧入市場後，鴉片價格隨之下降，這又導致吸食者成倍的增加。

對此，湘軍大佬、曾任多省督撫的曾國荃曾極為痛心的表示：

「以前力耕之農夫，決無吸食洋煙之事。今則業已種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鄉村反多於城市。昔之上農夫，浸假變而為惰農矣；又浸假而為乞丐、為盜賊矣。」

從鴉片戰爭結束到清末禁煙，鴉片在中國已弛禁半個多世紀，國內鴉片種植十分普遍。

據1906年的統計，全國共播種罌粟近1800萬畝，占當時全國總耕地的1.5%，而在部分地區，如四川、雲南、貴州三省，罌粟種植面積佔到全部可耕地面積的8%以上。

以四川為例，當時「川東無處不種罌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賣鴉片者，十室中不嚳六七」；川土「行銷湘、鄂、陝黔等省，道途數千餘里」，而在清廷宣布禁煙的前夕，四川「有四十餘州縣，除邊廳者，向資罌粟為生計。」

光緒年間，雲、貴、川三省的土煙產量最高，其原因有二，一是當地罌粟種植的收益遠高於糧食種植，二是與西南地區多山地而少良田的自然條件有關。

鴉片經濟的繁榮與眾多的吸食者互為因果，據統計，1906年全國鴉片產量約5800萬斤，鴉片吸食者超過2000萬人。

而在部分罌粟種植區，由於鴉片十分便宜，以至於吸食者眾多，如四川、甘肅等地，近半甚至超過四分之三的男人都吸食鴉片，而女性也為數不少。

有一些地方，人們討論婚嫁時，最需要了解的細節竟然是這個家庭中擁有幾桿煙槍！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一項「善政」，清末禁煙卻引發了另一個「惡果」，那就是大大加劇了清廷財政上的危機。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從林則徐禁煙到清末禁煙，晚清史以禁煙始，亦以禁煙終，歷史在這裡划了個並不完美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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