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托魯奇《末代皇帝》VS.謝晉《鴉片戰爭》，誰強誰弱恐非你所料！
星期五言：貝托魯奇的去世一時引起了中國影迷對其電影作品的熱捧，首當其衝就是他那部上世紀八十年代來中國拍的一舉摘下數項奧斯卡大獎的《末代皇帝》。然而，論技術和排場，《末代皇帝》沒的說，光斯托拉羅的攝影就夠我們學幾十年了！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就不一定了，我認為那部謝晉的《鴉片戰爭》比它站得更高，刻畫的更真！我們今天就從另一些不同的角度來聊聊這兩部電影。
▼開篇我們先來看《末代皇帝》里關於庄士敦的一組圖片：
大家注意：不管這個英國人庄士敦是來還是去，伴隨他的永遠是上帝般的光芒+天堂般的色調+公正人般的構圖+紳士般的腰板兒…
▼再來看關於溥儀的一組圖片：
這些圖片為我們提供了三個信息：一是電影里的「溥儀」很帥；二是溥儀是個完完全全的「受害者」；三是溥儀崇拜庄士敦（或者說嚮往西方文明）。
因此，當我們在欣賞斯托拉羅那牛逼的「戲劇光」的時候別忘了一點：所有這些拍攝手法是服務於某種主觀意識與意識形態傾向的。而這種傾向便是隱藏在導演的鏡頭與畫面之中，從而潛意識強加給觀眾。別忘了，沒有哪個國家的導演比義大利乃至歐洲導演更擅長使用這種手法了。
▲ 注:在《末代皇帝》里，庄士敦是唯一能救皇帝的那個人（或者說庄士敦所象徵的西方）
帶著這個觀點，我們來細看兩部電影。
一、兩部電影內容與形式的異同
相同點上——
首先兩者都是關於中國近代史的電影（近兩百年）；
其次兩部電影的主人公都被夾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權統治下（用我們的話叫內憂外患）；
再次兩部電影的故事框架都是以歷史事件為節點設置的（其中《末代皇帝》以溥儀繼位、辛亥革命、日本侵華、文革等為節點。而《鴉片戰爭》則是以林則徐虎門銷煙、中英海戰、清廷割讓香港等為坐標）。
以上相同點決定了兩部電影在人物設置、類型上的接近。接下來重點說說兩部電影在形式上的不同點——
其一，在敘述上，《末代皇帝》採用的是時間平行交錯的方式，而《鴉片戰爭》則是純粹的時間正敘；
其二，在故事線結構上，《末代皇帝》採用了主觀陳述加閃回，《鴉片戰爭》則是兩條線並進（一條中國政府線，一條洋人線）。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大家都知道，拍攝這兩部電影的導演一個是義大利人，一個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
我們當然不能說誰離中國近誰就更了解「中國歷史」，但至少兩個人的視角是天差地別的，這就好像一個人在說自己的家事，另一個在說別人的家事一樣。要知道，沒有哪個導演的電影是絕對客觀的，視角的不同決定了拍攝者對電影給予的情感上的不同，或者說兩個人的目的不同。
這種情感上的不同會進而體現在電影人物的刻畫以及其它細節上。
說實話，在細節的觀察上，貝托魯奇也好，謝晉也罷，我覺得兩個人都挺強的（看看前者對《戲夢人生》中文藝青年的刻畫，再看看謝晉對《舞台姐妹》里戲子的描摹便知兩位導演的天賦）。
可問題是：在對「中國人的刻畫」這點上，貝托魯奇就被動多了，他大概也只能藉助類似於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黃昏》、溥儀的《我的前半生》這類資料了，這就難免讓導演想像中的人物落於一種「臉譜化」的層次中，好在《末代皇帝》的「華麗」彌補了這一缺陷。
相對於此，謝晉《鴉片戰爭》中的中國人顯得更像「中國人」，準確的說更像我們身邊的那些人，從底層百姓到當官的再到執政的...
我們來具體看看兩部電影對那些歷史人物的刻畫
二、在對「中國人」的刻畫上，「貝托魯奇」跟「謝晉」到底差在哪？
我們來細想一下，《末代皇帝》里的那些人物從皇帝溥儀，嬪妃婉容、文秀到審訊溥儀的共產黨、教導溥儀的庄士敦，再到伺候溥儀的一個太監、一個奶媽……所有這些人物其性格特徵無疑都是單一的，他們的政治身份乃至命運似乎都是環境下的必然產物，這也就是我們先前說的「臉譜化」。
再來看《鴉片戰爭》，同樣都是典型的歷史人物，但其人卻都有著與《末代皇帝》截然不同的「多面性」——
林則徐是個忠肝義膽的大臣沒錯，而電影一上來卻演出了他在皇帝召見後的那種消極、不自信甚至耍小聰明推脫重任的姿態；
道光皇帝一邊面對掃除鴉片表現出了堅定、講人情、大義滅親的風範，一邊對英國人的堅船利炮以及大臣的左右挑唆又表現出了膽小怕事、優柔寡斷的一面；
那個內外勾結，靠從鴉片生意里撈錢的商人卻在入獄後表現出了非常人般的理性與人情味；
就連那個在外敵面前主和的一臉奴相的大宦官，在面對國破家亡之時趴在地上哭泣的場面，都能讓人撕心裂肺...
這種多面性不僅讓人物的心理矛盾乃至電影的戲劇張力更加突出了，還散發出了一種難以形容的讓人共鳴的真實感。
這便是謝晉刻畫出的歷史人物，他們離你如此遙遠卻又近在你眼前，哪怕人物的一個吃東西的動作，一個跟人談話的表情手語都能讓你產生相似性共鳴。這當然跟導演善於觀察周圍人與環境，善於將這些真實的東西加以利用是分不開的。
說到這大概有人會質疑了：西方人看中國當然不能達到身臨其境了，謝晉在拍到那些英國人的時候不也如此，從女王到教士再到水手，哪個不是臉譜化！
這話沒錯，你讓謝晉去拍「Woodstock」當然沒譜，但謝晉很聰明也很知趣，他成功地在《鴉片戰爭》中避重就輕，只取了英國人國會辯論、討論是否對華戰爭之類的硬性事件，這與國內那些歷史硬性事件形成了對稱。除此再無別處針對人性、家庭、文化背景的自作聰明式的描寫了。
我認為也正是這種人物的表現手法襯托出了兩部電影其背後意識形態上的差距，至少在這個層面上式樣的！
三、《末代皇帝》的一邊倒與《鴉片戰爭》的兩邊平衡足以說明其意識形態差距
如此看來，《末代皇帝》是一部停留在技術、規模與形態基礎上的史詩大片，它用那些概念、標籤以及美學的東西闡釋出了一種意識傾向。
這種傾向是及其不平衡的，彷彿庄士敦身後的那道光明之門就是現代中國該去的地方一般。至少這種概念被植入了觀眾的潛意識裡，不管觀眾能不能看的出來。如此，那個「庄士敦」似乎還帶著「巴頓」的影子。
而《鴉片戰爭》的「平衡」恰恰擯棄了意識形態上的東西。這個平衡宏觀上分中西方政治勢力間的、中國內部自上而下各個階層間的；微觀上分每個人內部與外部的多面性。顯然，《鴉片戰爭》沒演壞或演好任何一個人，更沒試圖給晚清的中國指出什麼所謂的「路」。它做的更多的只是剖析了事物矛盾的本身。
縱觀貝托魯奇與謝晉兩位導演，雖然此處舉出的兩部電影算不上兩人各自的典型風格，但不難看出，貝托魯奇的很多英語片都能透露出一些類似的意識傾向，如他的那部《戲夢巴黎》里的美國人的設置。而謝晉的電影則大多數只是在表現，而非引導。
叫我說，貝托魯奇更像個有天賦的導演，而謝晉則更像個誠實的導演。
四、《末代皇帝》與《鴉片戰爭》的價值
事到如今，謝晉導演已經去世十年多了，而貝托魯奇也去世十多天了，我們當然不能否認貝托魯奇和他那部《末代皇帝》的偉大，不管庄士敦背後的那扇光明之門是不是溥儀乃至他身後的中國該走的地方，但至少有一點我們能肯定：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政府能允許外國人來拍這樣一部電影，已經足以證明其開明性了。更別說電影給觀眾帶來的那些技法、視覺上的享受了。
可悲的是，在《末代皇帝》上映十年後，《鴉片戰爭》和謝晉導演的那些電影卻無人問津甚至無人知曉。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批抗戰片、愛國片、勵志片...
如此，不如拿兩部電影一起來懷念，至於兩者的那點差異性大可忽略不計了，畢竟對於我們現在的電影環境，只要還有人看這些片，那就值得慶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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