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砍頭小史》 [英] 弗朗西斯·拉爾森 著 秦傳安 譯

人頭過去一直以科學、戰爭、宗教、藝術、正義和政治的名義被展示，在某些情況下至今依舊如此。by Frances Larson

《人類砍頭小史》的哲學色彩很濃。作者拉爾森所描繪的那段頭顱崇拜史，其實是笛卡爾哲學體系下的產物。

笛卡爾認為，人是一種二元的存在，人的身體是一部機器，而靈魂可以獨立運作，不受身體影響。文藝復興以後，笛卡爾「二元論」的長期流行，改變了人們關於靈魂與身體的關係的認知。

這一大背景下，政治的威權、宗教的膜拜、藝術的審視，以及科學的探索，頭顱皆以其「神祕的力量」攫往了人們好奇的目光。

作為力量的象徵，頭顱被賦予不同身份，貼上各種標籤，卻唯獨不再是一個人。

所以頭顱崇拜史，也是頭顱被客體化的過程。

▲弗朗西斯·拉爾森，牛津大學人類學學家。

時至今日，頭顱崇拜並未終結。突發的斬首事件依舊很容易迅速成為輿論焦點。拉爾森認為，「我們對真實災禍的癡迷遠比我們對純屬演戲的困苦磨難的興趣更加不可阻擋」。

頭顱崇拜：力量與控制

在道德與倫理之間，「頭顱崇拜」荒誕而真實。

① 「斷頭機」政治

在很多歐洲國家，比起絞刑，斬首被理解為一種可敬的、不那麼痛苦和羞辱的死亡方式。在處決現場，斬首是劊子手的傑作。

1792年以後，鍘刀式斷頭機的設計使劊子手的作用大大降低，提供了一個根本不壯觀的壯觀場面——一次既公開又看不見的處決。

看上去很血腥的斷頭機，更簡單高效。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

1793年，法國的斬首就已經進入了批量生產時期：

「在1973年6月末開始的恐怖統治時期的13個月裏，有數萬人被殺，當時，斷頭機似乎統治著法國，據說以每分鐘一顆的速度砍掉人頭。處決的速度在19世紀初依然高得令人喫驚：1825年134宗，1826年150宗，1827年109宗。 」

斬首變得越來越安靜，越來越整潔，越來越可靠。那些被砍下的頭顱，就是政府和軍隊力量的象徵。

② 戰利品與死亡恐懼

與斷頭臺上高舉叛國者頭顱的劊子手一樣，高高舉起戰利品人頭的士兵，同樣在宣告秩序的重獲新生。

這意味著他們對混亂戰鬥的完全控制。

獵獲戰利品「人頭」的現象，在20世紀的越南、朝鮮和太平洋戰爭中有所增長。「獵取紀念品」和「戰場剝奪」更是無處不在：

「有時候，美國人等不及受害人死去，便把他們的口袋和揹包掏空，拿走他們的槍、刀子、旗子、頭盔、照片、身份牌，敲下他們的牙齒，有時候甚至割下他們的耳朵，他們的手指，偶爾還有他們的頭顱。」

士兵們失去了在國內框定他們生活的所有正常的社會結構，而戰爭的單調乏味，以及強烈的種族偏見又導致他們把敵軍的骨骼用於娛樂。

▲越戰電影《野戰排》畫面，導演Oliver Stone。

他們共同擁有的只能是——每個人都在面對失去和死亡恐懼。

根據1929年的《日內瓦公約》，褻瀆敵軍的陣亡將士是公然違反國際法的行為。然而在死亡現實面前，人的骷髏是最微不足道的，他們的行為甚至並無惡意。

在拉爾森看來，那些被做成項鏈、作為裝飾品佩戴的牙齒和耳朵顯示了威望，同時也是一種對死亡現實的深刻認同，每個人都被迫面對這樣的現實。

③宗教的遺骨崇拜

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活人一直轉向死人尋求魔力。因為死人的屍體是令人興奮的東西，那些看上去似乎能夠抵抗腐爛的部件，彷彿在抵抗著死亡，堅持著生的力量。

一旦有一件人體部件被保存下來，它就可能會發展出自己的身份，往往還會抵抗它自己的埋葬。

聖徒亦是如此。

在歐洲各地的教堂裏都可以找到聖徒的人頭，它們常常保存在鑲滿寶石的聖骨匣裏。

拉爾森認為，聖骨匣把人的遺體轉變成了藝術品，並塑造了一種公然蔑視生死邊界的展示文化。換句話說，一個富麗奢華的聖壇，可以被一堆本質上醜陋難看的正在腐爛的人類遺物的大雜燴所圍繞，製造出安靜而肅穆的崇拜氛圍。

而今天，成千上萬的基督徒在對著聖徒的人頭祈禱。

探入「頭顱」的藝術與科學

頭顱被客體化的過程中，人們也開始以藝術和科學的方式探求「力量」與「頭顱」的關係，也就是笛卡爾「二元論」裏的「靈魂」與「身體」的關係。

① 虛構的斬首

斷頭臺肖像遵循一種傳統的格式：「在每一幅畫中，上方是劊子手的手揪住頭髮抓著腦袋，而在下面，剛剛被割斷的脖子在滴著血。」

19世紀初，恐怖可是大買賣。然而，斷頭機的速度卻拒絕提供這樣的空間，把戲劇性因素從公開處決中拿掉了，死亡瞬間不能被肉眼所見。

這誘使了一些藝術家，如法國畫家泰奧多爾·席裏柯，在想像上進入其中。

他們在執行一次虛構的斬首。

拉爾森認為，斬首為藝術家們打開了一個空間，使他們可以跟自己的惡魔搏鬥，並思考自己難逃一死的命運。

「藝術的凝視為這件標本提供了空間，讓它可以在一個大不相同的舞臺上重新開口說話。」

這是他們的藝術創作從觀察方式到認知方式的一次重大轉變。

▲油畫《美杜莎之筏》。為創作這幅5X7米的帆布油畫，席裏柯把自己的畫室變成了一間停屍房，收集來自本地醫院的人體部件，在它們腐爛的過程中加以研究。

而讓一顆被砍下的人頭「起死回生」（靈魂上的，而非身體），正是藝術家的力量之所在。

② 跑偏了的顱相學

顱骨被認為是人體「最典型的」部件，它們充滿了轉角、裂縫、洞孔和凸塊，很多方面都彼此不同。

也因此，人的頭蓋骨也被顱相學專家視為族羣差異，而非個體性格特徵的一個指示器。

這構成了顱骨學的基本假設：人的智力、文化和身體上的差異可以簡化為一組測量數據，然後置於一個線性標度上。

不過，當科學家試圖釐清種族差異的歷史時，每個人、每顆頭，都是一項大的分類應用中的一個樣本。換句話說，其他人骨和人體部件也很重要，儘管顱骨收藏的時尚在19世紀橫掃整個歐美。

▲顱相學創始人弗朗茲·約瑟夫·加爾在他數量龐大的顱骨和頭顱模型收藏當中，領著5個同事進行一場顱相學討論。

沒有合理的樣本範圍和和足夠的樣本數量，顱相學一開始就跑偏了。

更何況，這些骷髏的力量已被「去人格化」了。

「剝離他們的姓名，也就把這些死人跟他們的朋友和家人分離開了，跟可能要求歸還它們的親屬分離開了，成了要研究的物品，一個個體轉變成一個屬類標本。」

也就是說，他們的人格化特徵被剝離了。

要知道，連笛卡爾也不否認靈魂與身體是互相作用的。所以拉爾森認為，任何把某項形態學特徵作為族羣相似性的一個決定性標誌的研究都是可疑的。

③ 大腦科學依舊神祕

客體化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不是一個給定的狀態，醫科學生們必須努力練習，以確保他們能夠隔離自己的情緒反應，像對待沒有生命的物品一樣處理他們解剖的屍體。

因為，他們常常感受到探索人與物之間邊界的魅力和恐懼。

這種魅力與恐懼，正是源於「斬首之後的生命」的爭論，換句話說，一顆被砍下的人頭究竟能不能感受到痛苦。

人頭研究在20世紀衰落，有些科學家把他們的注意力對準了動物的頭顱，動物頭顱移植實驗也不斷被嘗試，但鮮有成功者。美國外科醫生羅伯特·懷特屢次試驗的「標本」（猴子和狗）也只存活6小時到3天，然後會死於失血或免疫排斥反應。

對於人體冷凍技術，拉爾森同樣悲觀。

人體冷凍專家相信，如果人體可以足夠迅速守冷卻下來並加以保存，未來的技術，比如克隆和納米技術可以被用來修復大腦和身體。

拉爾森則提醒我們，不要把所有的功勞都歸於我們的大腦，也不要低估我們的身體在我們觀唸的形成上所扮演的角色。

這是一個笛卡爾式的哲學研究課題。拉爾森認為，

「內臟裏的神經元或許並不影響有意識的思考，但它們影響我們的情緒，使得思維與身體之間的區分並不像你假想的那麼清晰。」

笛卡爾1650年去世，距今也有367年，而大腦科學依舊神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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