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無疑又是消費的一年，「雙11」一天的銷售額達到250億美元，幾乎是美國「黑色星期五」銷售額的兩倍，「中國的消費者如今已經統治了世界」。不開心時要買買買，開心時更要買買買；發獎金了要買買買，工作不順更要買買買來鼓勵自己。消費已經成為大部分人自我認同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尤其是成長在90年代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年輕人。

然而，中國年輕人的消費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一個消費的常識規律：消費選擇會根據收入差異而不同。因為你會發現，各個收入水平的年輕人都對奢侈品或輕奢品趨之若鶩，許多月薪6000左右的北京女孩兒都至少擁有一個LV的包或整套Dior的化妝品，即使這份收入在北京租房加日常生活已經十分力不從心。

每一件商品本身都有著雙重的性質：物質價值和象徵意義 (Herrmann, 2002)。在物質條件十分充足的今天，為什麼「買買買」仍會讓人感覺能夠變成一個「更好」的自己？很多學者都已經明確指出，在一個消費主義時代，消費者購買的不僅僅是商品本身，而是身份地位和自我認同 (consumers shop not just for goods but also for identities)。

中國的消費主義與社會變革

消費之所以能從曾經的「資產階級腐朽文化」變成如今全民追求的「買買買」，真正成為了中國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人類學家閻雲翔在《中國社會的個體化》中認為，消費主義在中國比在其他自由市場社會具有更多的社會政治意義。

對於政府和市場關係，自1992年黨十四大以來，政府一直在進行調整。從黨的十五大「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消費也多次被提及。消費已連續三年成為經濟的首要動力，要進一步「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

因此，消費主義已經成為黨維持社會發展及其政權合法性和穩定性的重要方法之一（Yan，2010）。對於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這一轉變，中央《將改革進行到底》系列紀錄片中明確指出，有利於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於政府和市場關係的正確觀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政府職能，和抑制消極腐敗現象（紀錄片《將改革進行到底》，2017）。

在中國社會，消費主義體現最明顯的便是對之前社會階層的顛覆。在1949-1976時期，中國社會處於高度集中的計劃和分配製度之中，生產資料及其流通嚴格掌握在國家手中，各行各業物質生活差異都很小，政治符號（比如階級成分和黨員）纔是人社會地位的體現。而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隨著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消費和財產逐步取代政治符號，成為確定個人社會地位和階層的新方法。在以市場對資源分配起決定性的今天，消費方式就因此成為了區分人與人之間階層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對資源配置起著主要作用。

中國人的消費，尤其是對於種高端消費品，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反映，也是社會變革和社會階層流動性的體現。因為只有在一個社會的轉型期和改革階段，商品隱含的符號價值才會被社會新中產和新貴階級發揮到極致，以此來彰顯、鞏固、甚至改變自己的社會階層和身份地位。

然而，省喫儉用買下一件奢侈品後，真的就能讓你變成「高端人口」嗎？為什麼一定要有高低端階層之分？

早於1899年，經濟學家凡勃倫就對消費主義進行了批判。在其著作《有閑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 by Thorstein

Veblen, 1899）中，他就社會的本質和人作為經濟主體提出了兩個基本觀點。

一是社會分層的本質。「有閑階級論」認為，現代經濟社會的社會分層並不是由每個人對社會創造的價值多少決定，其本質仍然是封建社會秩序的延續。二是對人作為經濟主體的定義。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支持自由市場經濟，主張人是理性的個體，追求在經濟活動中獲得最大利益和快感）相反，凡勃倫認為人是非理性的經濟主體，人更在意的是追求社會既定的經濟地位和社會權威，而非自己的快感。

「低階層的人」即使對社會有著巨大實實在在看得見的貢獻，比如建築農民工和清潔工人，但如果想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威望，只能通過模仿「高端人口」的消費和生活方式，辛苦地購買高於自己正常消費能力的商品和服務。而以消費和生活方式劃分階層，而非「看得見」的社會貢獻，則是上層人士為了鞏固自己身份地位的思想陷阱，以葛蘭西的觀點來說，是一種「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

消費主義之所以有利於維護社會的穩定，因為它把大多數人的心思都轉移到了對物質的追求，而非對其他社會矛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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