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世紀的物理學是建立在相對論和量子理論之上的。相對論雖有優美流暢的公式，但在應用上局限頗多；量子理論雖顯含混，卻在科學上成就輝煌。過去，兩者互相批駁，不相協調，使科學處於災難性的矛盾之中。而超弦理論卻能將上述的經典理論統一起來，化干戈為玉帛，成錦上添花之舉，從而改變了人們對物理學的根本理解。令人驚奇的是，超弦理論的包羅萬象性，竟與《易經》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後者比前者更加博大精深得多。卡普拉在其撰著的《物理學之道》一書中說：「《易經》作為一本聖書實際上要比用於占卜有更大的意義。它激勵了中國各個時期的主要思想家，其中也包括老子。他從這個源泉汲取了一些最深刻的格言。孔子對它潛心研究並作了註解……所有的事物和情況都在無休止的變遷，這就是《易經》的宗旨所在。」黑格爾則在其《哲學史講演錄》中說：「《易經》包含著中國人的智慧。」與萊布尼茨交往的西方耶穌會傳教士白晉，在給萊氏的信中說，《易經》代表著古代形而上體系的原則，但在孔夫子時代（公元前551年），它們在中國失傳了……白晉認為，《易經》的卦圖代表著古代一種失傳已久的知識，那時人們對宇宙的秘密已知道得的更多（見美國加勒特·湯姆森著述的《萊布尼茨》一書）。與萊布尼茨、玻爾一樣，惠勒等西方科學家也從古老的《易經》中獲得啟迪，故而他在《複雜性，熵和信息物理學》一書中寫道：「我相信，有朝一日我們肯定會以一種如此簡單、如此完美、如此令人信服的方式，把握住萬事萬物的中心思想，以致於我們將會奔走相告：『噢，世界原來就是這樣的！我們居然在這麼長的時間內一直被蒙在鼓裡』。」老子在《道德經》里忠告人們，宇宙與人之本體，本來就是如此簡單，又何必弄得那麼複雜呢？所以，自以為聰明的人，還是復歸於嬰兒，復歸於朴吧！在「為道日損」的修鍊中，拋棄沉重的思想包袱與身上的病痛，使靈與肉都得以升華，變得輕鬆瀟洒，如嬰兒赤子。西方著名心理學家榮格曾說：「幾年以前，英國人類學會當時的主席問我，為什麼中國這樣一個有高度智慧的民族卻沒有科學上的成就。我回答說，這一定是一種視覺錯誤，因為中國人確有一種科學，它的標準經

載入中...內容載入失敗，點擊此處重試載入全文 典就是《易經》。只不過這種科學的原理，也如同中國許多別的東西一樣，完全不同於我們科學的原理罷了。」「幾千年來，中國最傑出的知識分子一直在這部著作上攜手合作、貢獻努力」（見《心理學與文學》，三聯書店1987年版）。請看，有見地的西方人士意識到，不要用自己的解釋原則去衡量整個人類；而我們民族中有不少人，卻恰恰喜歡用別人的偏見來無情地貶低自己。有人說得好，大約凡是古代的都是樸素的吧，而在西方，古代的不一定就是樸素的。難道中國人就這麼愚蠢，難道中國的學者就這麼不開竅，折騰了幾千年，一直到現在還在繼續折騰《易經》；而這本《易經》又竟是「樸素」的東西，是「小兒科」！如果《易經》是樸素的，那麼康德、黑格爾、弗洛伊德和榮格也再樸素不過！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信息經濟學家查理·威爾海姆曾高度評價《易經》說：「知識經濟正在改變著我們的時代，但是許多人並不知道：帶給我們巨大衝擊的這次革命，實在受惠於中國古代的偉大經典《易經》。《易經》中包含的資訊理論思想，不僅啟發我們的科學家創造了計算機，而且正在成為越來越多普通西方人日常生活的決策指南。」（見凌志軒撰著的《易經解讀》，2002年10月新疆人民出版社）英國學者克·巴克特在1989年指出：「我們發現傳統西方關於現實的模式在很多方面不符合科學事實。而同時，我們的幾位科學巨匠認識到，古老的《易經》令人驚異地接近真理。」人們不會忘記，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以中國的八卦圖為起點，以場論為終點的。而丹麥科學院院長、量子力學的代表者尼爾斯·玻爾，由於在文化和科學上的偉大成就而被丹麥政府封為爵士時，毫不猶豫地選中了中國的陰陽太極圖來作盾形紋章。他認為，在古代東方智慧與現代西方科學之間有著深刻的聯繫，《易經》的陰陽思維方式很好地反映了「對立即互補」的思想。歐洲哲學權威捷恩在英文版《易經》的序言中寫道：「談到世界上人類唯一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在科學中我們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後來的事實所推翻，唯獨中國的《易經》，亘古常新，相距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價值，而且與最新的原子物理學頗多相同的地方」。有人曾作過認真統計，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聞名世界的14項重大科學發現中，就有12項直接源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易經》之理論。中國航天工業部總工程師張協和先生指出：近代學者由於易理之啟示，獲得諾貝爾獎金者已有6人，他們是比利時的普利高津、日本的湯川秀樹，德國之漢森堡，其論文是《測不準定律》；丹麥之玻爾，其論文為《相生相剋原理》；中國之楊振寧、李政道，其論文為《不對等定律》，他們自稱得之於《易經》的啟示。西方著名心理學家榮格在1950年為《易經》英譯本寫的序言中向青年人呼籲，號召他們尋找自己的生活道路，使古老中國的智慧與德國的「帕西發爾」（指德國著名音樂家瓦格納的最後一部歌劇《帕西發爾》的主人公）的理想接近起來。法國數學家托姆的突變論，分支點理論，就與《易經》思維極其一致。日本學者梅原勇，通過自己廣泛而長期地研究歐洲哲學之後，頗為感慨地認為：「儘管西方科技與文化發展到相當高的階段，但卻潛伏著嚴重的危機，因為西方大多數人，自我賞識他們的科技成就，因前所未有地超過前代的享受而驕傲自滿，以為只要如此發展下去，可以通過『萬能』的科學去謀取人類所需求的一切，自然會走進人間天堂。但是事實並非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而是恰恰相反。擺在他們面前的竟是人類文化和生存皆受到嚴重的威脅，像原子、核子武器對人類生存的威脅，人口的失業，大氣層和地球的污染等，越來越逼近人類。要擺脫這些困境，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到東方文化寶庫中，特別是到《易經》中去找尋智慧」。（見《〈易經〉應用大觀》，江西高校出版社1997年版）近年來，物質豐富，科技發達的西方有識者在思考：西方文明究竟該何去何從？因為科技和文明對「進步」的傳統理解，並不能回答他們應該怎樣生活的問題，因為他們對物質財富的無窮追求最終無異於自殺，因為外面世界的污染也是他們內心世界的污染，因為西方文明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發揮它的作用了……湯因比曾告誡道：「在所謂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中，貪慾是作為美德受到讚美的，但是我認為，在允許貪婪肆虐的社會裡，前途是沒有希望的。沒有自製的貪婪將導致自滅。」（見湯因比、池田大作合著的《展望二十一世紀》一書，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我以為，在近代科學技術的競爭中，西方文明是走在了前面，不可否認，科技的偉大力量已經一一展現在人們的驚奇目光之中，火車賓士，飛機上天，飛船登月，衛星顯能，電腦運算，網際網路站，克隆牛羊等等，人們在為這些層出不窮的科技成果沾沾自喜的同時，也不無憂慮地看到，科技的惡果亦伴隨而來，諸如：生態失衡，環境污染，人口失業，怪病叢生，核戰危險，霸權盛行，道德淪喪，精神空虛等等。總之，現代西方文明的弊病都集中表現在：人類不再尊重這個世界的存在，甚至於也不尊重人類自己的存在……人們時時刻刻都在圍繞財富與享樂這一魔棒旋轉，耳邊響起的是「我死之後，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迷魂咒語……這些問題的出現，給現代科技帶來了抹不去的陰影，也使西方科學家們比過去的任何時候都注重於對「科學」的反思。也許，正是由於西方人對科學的過於迷信，才導致了科技的濫用，才造成了西方文化的空前危機。中國的古老文化的基本特徵，是民本與人文主義；而西方的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徵，是神本與物本主義。東西方兩個主義的不同，決定了兩種截然相反的世界觀。對西方人而言，他們不是把自己的命運交給萬能的上帝，就是將人生交給賴以生存的物質；前者是依賴，後者是追求。而對東方的中國人而言，「我命在我不在天」，一個人只有在道德學問上下工夫，從修身養性上獲得心靈的升華，才能實現生命的價值。西方文化講究天人對立，故而要征服自然，改變自然。中國文化則講究天人合一，順應自然，圓融和諧。2002年1月，來華講學的美國營銷大師唐·舒爾茲也深刻地意識到：「東方文化更注重整體化，萬事萬物都相關係、相配合。」對於西方文化，頗具眼光的西方大學者盧梭，曾於1794年在《論科學和藝術的復興是否促進了風俗的淳厚》一文中寫道：隨著我們的科學和藝術的漸於完善，我們的靈魂敗壞了……美國哈佛大學的理論物理學家、哲學家約翰·李於1999年11月在北京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如果人類的理性、道德、生存秩序不能跟上科技的發展，人類社會在不遠的將來會把自己毀滅……科學的發展離開道德，僅僅為了實用，那麼科學最終會成為魔鬼的幫凶」。2006年5月18日的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英國前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與作家理查德·科克合寫的文章——《西方文明面臨嚴酷的選擇》，文章說：「西方文明已經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沿著一條路走下去是憤世嫉俗、侵略、冷漠、新保守主義和極端自由主義。另一條路是……建設一個個人通過自我完善、孜孜以求、樂觀向上、理性、同情心、平等和相互認同而凝聚在一起的社會」。而「另一條路」其實就是「和諧」之路，故而曾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德國大科學家、哲學家萊布尼茨與德國大文豪歌德，均分別提出了「先期穩定的和諧」與「教育人民建立一個和諧和自由人類」的概念和理想。20世紀英國著名哲學家、數學家羅素在《中國問題》中指出：「中國人發現了如能被全世界人採用就會使整個世界幸福的人類生活方式，並為此進行了長達幾個世紀的實踐。我們歐洲人卻不是這樣，我們的生活方式是爭奪、剝削、不穩定的變化，不滿及強烈地尋求破壞。導致破壞的效率主義最終只能使人類滅亡。如果西方依舊蔑視東方而不能從那裡學到哪怕是很少的一點智慧，那麼西方文明的行為趨向就只能是促使人類的徹底滅亡」（見《羅素與中國》三聯書店）。2000年3月19日的英國《觀察家報》在一篇文章中說：長期以來，一些社會批評家和不那麼出名的科學家一直在就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危險提出警告，然而他們無一例外地被貼上「阻礙技術進步」的標籤。而這次，美國太陽微系統公司的首席科學家比爾·喬伊，也開始表達了他的憂慮，他在《為什麼未來不需要我們》的文章中認為，數字技術、生物技術和材料科學等21世紀的新技術將給我們帶來危險，其可怕程度至少不亞於核子、化學和生物武器的危險。他指出，不斷加速的技術變革可能會在兩代人的時間內帶來「某種類似於人類滅絕」的後果（儘管他在文章中仍然讓人們抱有一些希望，說是人類為控制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威脅所做的努力，就證明了人類為防止滅絕進行自我保護的力量）。如果這番話是出自瘋人院的一個瘋子之口，人們可以一笑了之；然而講這番話的，卻是一個為今天的技術基礎設施創造了重要組成部分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大人物時，人們就不得不予以關注並認真對待了。於是乎，比爾·喬伊的預言在西方引起了軒然大波，連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的辦公室也要了一份刊有他文章的雜誌……正是因為這樣，中國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才在演講和接受採訪中一再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21世紀將是東西文化融合而以東方為主的世紀。他認為，西方形而上學的分析已快走到盡頭，而東方尋求整體的綜合必將取而代之。阿爾溫·托夫勒在《科學和變化》的前言中說：「當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發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局部分解成儘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們非常擅長此技，以致我們竟然忘記把這一些細部重新組裝到一起。」不錯，西方這種解剖、分析的方法，已使物理學的基本粒子學和西醫學取得了許多輝煌的成就。然而什麼是基本粒子，至今仍未找到。有趣的是，基本粒子均有正反粒子，也就是說，轉了一圈又回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陰陽結構。東方文化的八卦之理是從複雜的自然現象（如天文、地理、人事）中，抽象出陰、陽兩個範疇，揭示事物內部對立統一的規律，反映了中國古代陰陽學說的核心內容。對此，中國著名學者鄧拓先生在《誰最早研究科學理論》一文中曾指出：「我國最早的純粹抽象的科學理論著作應以《周易》為代表。直到現在，人們對於《易經》的研究顯然還是不夠的，但是可以斷定，它是人類最早的關於宇宙觀和一切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性研究的知識總匯。」1986年第24期的《自然辯證法報》發表署名文章，建議中國開展一些有關《易經》與自然科學聯繫的研究工作，理由有三：第一，《易經》是一部科學和哲學相結合的著作，具體表現為數理和義理。第二，《易經》中涉及到樸素的自然觀、潛科學觀和方法論以及信息學等有關問題。美國、日本都在研究《易經》和《孫子兵法》。由於美國總統卡特的重視，提出了《易經》和《孫子》的核戰略。可見，研究《易經》不僅具有科學和哲學的意義，而且還具有戰略和戰術意義（《易經》也是道家和儒家共同的經典）。第三，《易經》是一部包括了文理兩科的潛科學著作，從自然辯證法的角度來研究《易經》與自然科學的聯繫，是大有前途的；它可以進一步揭示出《易經》中蘊藏著的秘密。現代由「熵」和「負熵」發展起來的耗散結構理論，就和《易經》的思想有關。總而言之，一部《易經》，恰似那核裂變的原子，在其後的千秋萬代中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巨大影響。（四）我們再來談一談佛家，不知讀者注意到沒有，有不少中外科學家竟然從佛經學說中獲得了靈感，尋找到真理的答案。科學泰斗愛因斯坦曾說過，在他看來，釋迦牟尼等宗教人物「對人類所作的貢獻遠遠超過那些聰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他還說過：「科學沒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沒有科學就像瞎子。」愛因斯坦還在《科學的宗教精神》一文中說：「你很難在造詣很深的科學家中間找到一個沒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見《體驗宇宙--愛因斯坦如是說》，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奧地利雷立柏博士在研究了宋代科學家張衡與宗教神話的關係後說：「宗教不一定是科學的『敵人』，在很多方面可能還是科學的『朋友』」（《張衡，科學與宗教》，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我相信愛氏和雷氏在講這一番話時，並沒有發高燒，說胡話；而是自己從宗教中獲得某些啟示之後才有感而發的。愛因斯坦認為，科學只能斷言「是什麼」，而不能斷言「應當是什麼」。在這個意義上，宗教使人類清醒地意識到行動的價值和目標，正如量子物理學的創始人普朗克所言：「人需要自然科學是為了認識世界，而人需要宗教則是為了行動。」所以，真正宗教的神秘基礎既不是恐懼也不是迷信，而是善，而是愛，是人自身力量的象徵。儘管普朗克說他自己「一向就是一個具有深沉宗教氣質的人，但我不相信一個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談不上相信一個基督教的上帝」（轉引自趙鑫珊著述的《科學·藝術·哲學斷想》，三聯書店出版）。可以說，世界上一些具有宗教氣質的大科學家們心目中的「上帝」，其實就是大自然，就是大宇宙，他們是宇宙的虔誠信徒……歌德曾說過，誰在從事科學和藝術活動，他也就有了宗教信仰。有人曾撰文說：宗教和科學都是人類進行生產鬥爭的工具。宗教哲學對辯證法的貢獻甚大。宗教對長壽學、醫學、建築學、體育科學的研究仍值得開發。卡普拉在其《物理學之道》一書中驚嘆：「在古老的宗教典籍《華嚴經》與現代物理學的理論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日本著名科學家松下真一在其《法華經>與核子物理學》一書中，讚歎佛學之精微與現代科學相似，他說：「元質點的世界，是一個反覆『生成』和『消滅』的世界。這不就是佛教所說『空即是色』以及『色即是空』之物質上（指物理學）的模樣本身嗎？這實在很奇怪。」1996年9月，美國一位《科學美國人》雜誌的作家約翰·霍根，撰著了一本名為《科學的終結》的書。他聲稱寫此書的目的，是「想去刺激一下這沉悶的科學領域」，他的目的已達到了。因為此書一出，立即在科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它引起了科學界從未有過的劇烈反應和批評。當然，大多數科學家們一致認為：他們各自領域還有很多難以回答的問題等待去探索，他們決不相信「科學末日」之說。我也不相信「科學的終結」之說，如果說在「真、善、美」三者中科學是「真」的話，那麼，現代科學並非是宇宙真理的最後形式；否則，該如何去解釋歷史上道家、佛家對自然科學的認識和貢獻呢？正如西方十六世紀的偉大科學家伽利略所言：「真理不是在蒙滿灰塵的權威著作中，而是在宇宙、自然界這部偉大的無字書中。」我以為，所謂的「佛」，就是醒悟之意；所謂的「佛法」，就是開發心識覺悟之法；所謂的「佛性」，就是通過修鍊去認識宇宙真理的本體。孫中山先生曾意味深長地說過：「佛教是哲學之母，可以補充其它科學的不足」（見《愛心中爆發的智慧》一書）。1983年獲聯合國和平獎的世界文化名人池田大作說：「……宗教家和科學家都要從各自的領域中跨出一步，努力向對方接近。」「我相信，將宗教置於科學的基礎上，宗教又包含科學性，科學與宗教相輔相成發揚下去，其結果會進一步擴大人類的視野。」1999年11月，西方科學家，史密森氏學會創新發明研究中心主任阿瑟·莫雷拉說：「科學與宗教並不互相排斥。」有人說，人類生來是具有宗教本性的。這就是為什麼人類在離開寺廟、教堂之後，又走向圖書館、實驗室「宗教」的原因。如果說有什麼不同，也只表現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法上。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是在宗教式的皈依過程中獲得自身進步的。故而英國評論家衛雲頓說：「沒有宗教心的教育，將製造有知識的魔鬼。」前蘇聯最卓越的科學家、生物圈學說的創立者維爾納茨基院士，就十分重視現代科學與宗教之間的聯繫。他認為：「在宗教觀念中，我們在人類最深刻的成就--佛教和基督教中看到這種思想（註：指人類追求永生的精神）……我們還在對19世紀科學思想有強大影響的不同哲學家，如謝林、費希納、赫伯特·斯賓塞、叔本華那裡，看到這種思想的不同形式和表現」（見《當今世界之謎破解》，新世界出版社1994年版）。也就是說，生命永恆的思想過去，現在以及將來都在不斷地滲透到科學思想中來（事實證明，人類自有了生命永恆的願望以來，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對人類自身抗衰老的研究活動）；它是從古代宗教思想和「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念進入科學思想的。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馬克思在1861年收到德國的政論家、歷史學家、佛教史專家弗里德里希·科本贈送給他的《佛陀》一書時，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認為，這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恩格斯則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對佛教的思維，持肯定的態度：「辨證的思維——只有對於人，才是可能的，並且對於相對高級發展階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臘人）才是可能的。」這也就是說，佛教徒處在人類辯證思維的較高發展階段上。佛教沒有給人類提供一個獨一無二、至高無上的「神」和救世主。佛與眾生是平等的，區別只在於是否覺悟，悟則成佛（佛陀釋迦牟尼曾不止一次地教導廣大信徒說:「對我的言論經過鑒別進行取捨，不要因為敬仰我而加以盲從」。釋迦牟尼在世時不主張為自己造像，因此，從公元前五世紀到一世紀，是佛教的「無像期」；《十誦律》明確規定：「佛身像不應許。」當時的佛教徒認為，描繪佛陀的形像是對佛陀的不敬）。西方有一位哲學家說：「任何一種健全而有生命力的宗教，無不有獨具的特異之點。」美國著名心理學家，「第三思潮」的開創者馬斯洛，對中國的道家、佛家有相當的了解；因此有人認為，他所說的「自我實現」，類似佛教禪宗的「見性成佛」。趙朴初先生在《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一文中說：「我看中國傳統文化也應包括佛教文化在內……其實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已不再是純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匯合而成的文化形態了……我們日常生活中就有許多用語來源於佛教。比如世界、如實、實際、平等、現行、剎那、清規戒律、相對、絕對等等辭彙都是來自於佛教的語彙……如果我們要完全撇開佛教文化的話，恐怕連話也說不周全了」。所以，「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文化史離不開對佛教的研究。」中國著名科學家王秀同（他的英文著作《電網路計演算法》曾馳名於西方），在其《佛學與科學的比較研究》一書中認為，佛法是符合科學的。而佛教哲學最重要的就是辯證法，並且遠比西方哲學高明。佛教說「真如」，康德說「物如」，黑格爾說「理性」，這些名詞無非說那個宇宙萬有的本體。然而，「哲學家對於這個，不過是推測；佛教入『見道位』卻是親證真如。所以，佛教哲學大旨和近代西洋哲學彷彿，而精密超過西洋哲學好幾倍。」美籍華人科學家沈家禎博士曾說過：「我本人是科學家，對科學很感興趣，我對佛學同樣感興趣。我個人認為佛學與科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美籍華人科學家楊振寧博士，說自己嚮往佛法大同與寧靜無私的境界。為此，他在科學研究之餘，還堅持修定。世界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曾經問趙朴初老居士：「你們辦佛學院，修不修定呢？要注意修定，定生慧……」一般而言，宗教義理是怕定量實證的。但佛教關於宇宙年齡的定量竟接近科學。荷蘭天文學家通過科學的測定，測得宇宙年齡為120億年，據2001年英國《自然》雜誌最新一期稱，歐、美科學家推算出宇宙年齡至少有125億年。佛教認為，世界經歷一次從形成到毀滅的「成、住、壞、空」這一「大劫」，大約是128億年（1.6億年為一小劫，32億年為一中劫，128億年為一大劫）。125億年和128億年，數字何等接近，結論何等驚人。我們再來看佛教對宇宙空間的論證。佛教認為：一千個世界為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為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而「三千個大千世界」，無量無邊，如微塵，所以又稱為十方微塵世界。這比起西方科學史上的地心、日心宇宙學來說，不知要高超多少倍。另外，佛教在四維空間和多維空間的高深認識上，同樣令現代科學家感到不可思議。在微觀世界的認識上，佛教亦有驚人的表現。試問，一碗清水之中能有什麼呢？然而，釋迦牟尼佛卻說：「水中有四萬八千蟲。」所謂的蟲，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微生物」。釋迦牟尼佛還說，人身是一個「蟲窠」，人體內約有八十種蟲……現代寄生蟲學的發展，證明人體內確有數十種蟲存在。此外，佛教經義中敘述胎兒在母體中發育的經過，也與現代醫學中的胎兒學有不少吻合之處……佛說的「億萬化身」，如同現代克隆技術用動物或人體的每一個細胞，就可以獨立繁殖成一個動物或人一樣，不再是神話傳說。試想，二千多年前，在既無望遠鏡、顯微鏡、放大鏡，又無X光機及臨床解剖的情況下，佛教怎會有如此精確的科學認識？這，可謂是千古之迷吧？（五）如果說，佛、道二家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貢獻是並重的，那麼，儒家的貢獻則更多地表現在社會科學上，所謂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歷史證明，儒家之傳統文化不僅在中國，即便在亞洲許多國家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1958年《大英百科全書》用了近四頁的篇幅介紹孔子及其哲學，由此可見孔子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顯赫地位。儒家鼻祖的孔子被列為世界偉人之一就是明證。日本當代文壇巨擘井上靖，以寫中國古代文化背景的小說見長，其晚年的傳記小說《孔子》更是轟動日本文壇的力作，書中展現了中國遠古文化豐富多採的歷史長卷，通過對中國這位「聖人」曲折一生的描寫，抒發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濃郁感情和深厚的中國文化根基。1982年，日本著名文學博士、漢學家諸橋轍次（曾因其卓越的研究業績獲得日本文化勳章），撰著出版了《三聖會談--孔子·老子·釋迦牟尼》一書，此書的出版在日本和中國都具有一定的影響。1989年獲聯合國人道獎的日本著名思想家池田大作，在同前蘇聯科學家羅古諾夫談話中明確表示：「中國與日本已經有了長達兩千多年的交流，日本從中國學習到了很多東西，不論是語言還是思想都受到巨大的影響，所以令人感到中國文化好象是日本文化的祖先似的」（見池田大作、羅古諾夫的《第三條虹橋》一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池田在與世界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的一場「世紀性的對話」中，指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沒有侵略野心、酷愛和平的國家。「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國，中國是從不先發制人的。」在兩位哲人的對話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共同看法：中國可能會在將來的世界統一中起主導作用。從歷史上看，中國人在幾千年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人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團結起來，這成功經驗正是今日世界統一的需要，因而在不可避免的人類統一過程中，中國可能會發揮主導作用（見湯因比、池田大作的《展望二十一世紀》一書）。而在1988年1月24日，澳大利亞的《堪培拉時報》報道，全世界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集會時（會議的主題是「面向21世紀」），1970年物理學獎獲得者、瑞典的漢內斯·阿爾文博士，在會議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言說：「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那麼，什麼是孔子智慧的核心呢？核心和精髓就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中和位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民為貴，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人合一；內省無疚；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苟日新、日日新等等。試想，如果人人都具有「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內省無疚」的精神理念，還會去干損人利己或損人不利己的事嗎？1993年，我國著名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1992年，費孝通教授撰寫了《孔林片思》，提出我們的時代需要孔子，主張青年人中應多一些懂得孔子的人），應邀到印度參加了主題為重釋美好社會的「第四屆英·甘地國際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是世界各國的名流，然而到會的不少人對世界的前途憂心忡忡，顯得六神無主，拿不出什麼辦法來。而其時，世界上研究中國文化的風氣正盛，美國的學術界和新聞界發表了不少文章，有不少人撰文說儒家文化又要抬頭了（早在1958年，西方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旅居美國波士頓時，曾對記者說過：以歷史的觀點看，「白種人優越」只是暫時的現象，不久之後中國將捲土重來，而且一定會成為世界強國）。在西方人看來，中國的儒家文化是傳統的基礎，是中國人的精神支柱。故而美國政府給「儒家文化在當代」的研究撥出大量資金。後來，西方學者將儒家文化認作是哲學的人學，是一種可以與現代經濟方式相結合，並給予經濟發展以內在動力的精神力量。西方學者意識到，儒家文化不僅是歷史現象，而且還是思維的方式及生命存在的形態，它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更具有生命力。由於儒家文化是人的哲學，是人的生命之哲學。所以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1883年-1969年）稱頌儒家文化，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就已發揚光大；它又是中國唯一綿延2500年之久而文化動力不斷、哲學慧根猶存的精神源泉。作為「人學」的儒家，對人的存在價值予以肯定，從「已」開始擴大到家、國、天下，同時不放棄對「已」的關心，認識到自身的價值；從自身開始上升到心、靈、神，並正確估量人類的終極價值。因而，「已」與天下是貫通的，身和心是合一的。他說：「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後，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動力。對這一開端的復歸是中國、印度和西方不斷發生的事情」（見《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美籍華人科學家楊振寧博士，應邀在東北師範大學演講時說：「我認為，儒家傳統文化中好的部分要繼承下來。儒家注重教育，注重人際關係，注重勤儉等等好的傳統，將會培養出一代又一代勤奮而努力的青年，這對中國今後的發展很重要。」1982年，在美國舊金山孔子誕辰紀念會上，美國總統里根在發表演說時講道：「孔子的學說世代相傳，揭示全世界人類豐富的為人處世的原則」。而早在19世紀，美國最著名的思想家愛默生在細心研究了「四書」譯本後，對孔子和中國文化十分仰慕，他認為：「孔子是哲學上的華盛頓」；「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並表示「對於這位東方聖人極為景仰」。他還一再引征孔子的名言：「朝聞道，夕死可矣」。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21世紀的中國」國際討論會上作主題發言時說，不了解中國五千年文化背景而企圖對中國人進行說教，不但可笑而且無益。他認為，基督徒必須努力理解儒教，對儒教表示出尊敬；當然，反過來也是一樣的。1996年9月，在參加北京的「21世紀論壇」期間，世界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博士在會見中國記者時表示：「在信仰儒教的中國與西方之間，沒有必要發生衝突……」。地道的美國學者顧立雅在其《孔子與中國之道》一書中（該書的中譯本於2003年由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明確表達了對孔子及其思想的敬仰。在他的眼裡，孔子既是一個諄諄的教師，又是一個學者；既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又是一個社會改革倡導者。這位西方學者認為，博學而又快樂的孔子無疑是一個真正的人，儘管他並非完人，聖人。作者採用中西對比的手法，從孔子思想的產生到不受重視，再到漢代的全面崛起及誤讀，以及對後代，對西方世界的深刻影響。作者站在一個新的角度，剖析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令人耳目一新。中國文化將在西方文化處於危機之時，擔負起21世紀統一全人類文化的重任。持這種看法者大都是一些有著中國血統同時又在海外執教的「新儒家」學者，他們的文化背景和理論視角並不是單一的中國或西方式的，而是這二者的揉合，是從第三者的角度出發來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如當代「新儒學」代表人物杜維明就指出：「儒家所提倡的社會和諧化，似乎是對泛濫西方的個人主義的一種合理矯正。」在他看來，唯有儒家思想才能把處於危機之中的西方人文精神解脫出來。他並且總結道：「文革後的中國的內在活力很可能滋生出儒學研究的前所未有的創造力」（見杜維明《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自我認同》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版及《方法、學問和政見：儒學論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20世紀90年代考古發現的湖北郭店楚簡證明，原始儒家思想與後來作為封建正統觀念的儒家思想，存在眾多區別。後者是歷代統治階級對儒家思想的篡改和包裝；前者則可讓世人從根本上糾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偏見，還傳統文化一個本來之面目。儘管法國漢學家讓-呂克·多梅納克於2003年8月3日在法國《費加羅雜誌》周刊上發表了《中國儒家文化的沒落》一文，但作者同時也在該文中說：「我常常想，一種儒家民主是否會逐漸在中國出現，也許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望。不管怎樣，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也將是通過傳統文化的重要復興導致在中國逐漸出現儒家民主。」2004年11月出版的美國《財富》雜誌在《中國能在科技領域超過美國嗎？》一文中認為「將儒家思想束之高閣」，是成為科技大國的條件之一。為什麼呢？因為「儒家對權威的順從仍然是科學發展遇到的主要障礙」，「過分的謙卑也大大阻礙了科學交流」。我認為，現代人完全可以從儒家文化中受到很有益的深刻啟示，所謂「君子不器，允文允武」；「子入太廟，每事問」；「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等。唐代韓愈在《師說》中的「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之說，不正體現出儒家文化長江水後浪推前浪的積極因素嗎？！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說，正是推動中國科技朝前發展的指導思想！更何況，儒之不足，還有道、墨文化濟之呢！2000年5月22日，來華講學的未來學大師奈斯比特告誡說：中國在發展自己的高新技術的同時，一定不能丟掉中國的傳統文化，對全球化，對高新技術的認同，不能以犧牲中國文化為代價。日本學者池田知久則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利於治療、應對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危機」。東方文化中的佛、道、儒（其中還包括托爾斯泰特別敬佩的墨家等），鑄成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強大支柱，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如「勇猛精進」的佛家奮鬥精神，「我命在我不在天」的道家自主精神，「仁者愛人」的儒家人道精神，用「兼愛代替偏愛」的墨家互助精神等）。我相信，深具智慧與道德的東方文化，是最富旺盛的生命力和最具強勁的創造力的文化，她必將在21世紀里再造輝煌，並氣度恢弘地走向未來。在結束本文時，我想起了世界大文豪歌德曾講過的一段話，他說：「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沒有不是被人思考過的，我們所要作的只是試圖重新加以思考而已。」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