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越的出身、勢利眼、自我推銷，精英知識分子的造神路線

美國學者約瑟夫·艾本斯坦說：「勢利眼只有一個標準，就是比較。」所以，無論是豪門貴胄還是販夫走卒，無論是社會名流還是凡夫俗子，人人都擺脫不了骨子裡的勢利心理。
在以知識為業，或者以知識分子自居的人中，知識素養自然成為攀比的核心。遺憾的是，美國知識分子們對自己國家的文化底蘊很不自信，不過這也給了勢利心態一個機會。艾本斯坦分析了美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勢利心，比如蘇珊·桑塔格，用一個嚴肅、精緻、法國化的知識分子包裝，在美國獲得遠超過她成就的聲名；又比如美國學術界和文化圈的「貴族」《紐約書評》，建立了一個品位高雅，智力優越的烏托邦，把為它撰稿的作家們打造成了神聖的人物......

知識分子勢利眼，與少數幸運兒

約瑟夫·艾本斯坦

懂得知識並不是為了互相攀比誰更廣博，何況無論我多麼博聞強識，總有人知道得比我更多。雖然我對自己的文化素養頗有幾分自信，但我仍然時不時犯錯，即使是晚年。幾年前我還鬧了個大笑話，把現代希臘詩人康斯坦丁諾斯·卡瓦菲斯姓的重音讀錯了，最後承蒙一位懂多國語言的朋友私下向我糾正了這個錯誤，我還記得他那毫無嘲弄之意的甜美笑容。另一次有位朋友（同樣不是勢利眼）告訴我，我們都認識的一位熟人最近接手了一家出售油畫、印刷品和石版畫的畫廊。畫廊倒是開在富麗堂皇的酒店裡，但他既不會讀「Genre」（從法語借鑒的外來詞，意為「流派」）一詞，也不會讀畫家修拉的名字。後來，我在恭賀這位朋友事業發達的時候,感到十分難為情。

在智性生活當中人人都是初學者。生於書香世家一般會有那麼一點點優勢，不過在美國，出於某些特殊的原因，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卻是白丁之家的後代，也許是因為知識匱乏的幼年生活讓他們對知識倍加渴望。想成為一名知識分子，你必須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識，從識字辨音開始，慢慢積累豐厚的文化素養，最後擁有一種辨別出色的思想、人物與有價值的問題的能力——這些能力在學校里學不到，也不來自於書本，它是你勤懇的思考、對心靈生活的熱愛，還有錙銖累積各類文化知識而最終取得的結果。

《紐約書評：爭鳴五十年》紀錄片導演馬丁斯科塞斯。

這些聽起來都很令人神往，但勢利心態是如何侵入的呢？這是因為務實而有野心的美國知識分子總感覺腳下的土地不夠堅實，讓人心悸不安。這種心態具有歷史淵源。在芝大讀書的時候，我像填鴨一般往腦子裡塞入各種各樣的大師名姓和各種形式的新知識（至少是我從未接觸過的），不過我始終清楚地認識到一點：若論知識與文化的積澱，歐洲遠勝於美國。歐洲人腳下是一片歷史悠久的土地，曾經孕育了無數思想大師與藝術巨擘。過去一百年中，歐洲諸國遭受了極權主義和納粹主義帶來的深重災難，卻誕生了奧威爾、加繆、薩特、波伏娃、西羅內、凱斯特勒、漢娜·阿倫特、雅思貝爾斯等一大批優秀知識分子。而他們的美國同行相比之下分量全無，好像一群剛進城的鄉巴佬。

哲學家西德尼·胡克有一次告訴我,他不覺得漢娜·阿倫特多有智慧，只是美國知識分子被她的德式教育背景（她懂好幾國語言，還懂古希臘語）和歐式洞見給嚇倒了。也許胡克說得對，一提到阿倫特，人們就會想到她的德國知識分子的身份。假如她生在美國，那麼她的光輝立刻會黯淡不少。

美國教育界一度無比推崇所謂的布魯姆伯利文化圈——主要包括弗吉尼亞·伍爾夫、雷頓·斯特拉奇、瓦內薩·貝爾、E.M. 福斯特、羅傑·弗雷等人。這群知識分子孱弱怯懦、眼高於頂、世界觀勢利得令人髮指。美國學者對他們研究得越細，越會發現他們學術成果的含金量越稀薄。不過總有那麼一類知識分子永遠對他們樂此不疲。當時美國知識分子的很多勢利行為都源自在歐洲同行面前產生的文化自卑感。

可是即使近幾十年來美國已經在繪畫、文學、音樂和電影方面獨佔鰲頭，成為當代藝術與文化領域不折不扣的主場，但美國知識分子仍然覺得低人一等，這尤其可嘆可笑。一些到歐洲討生活的美國知識分子，但凡仿效歐式知識分子有點成就，就能贏得全世界的獎賞和奉承。

布魯姆伯利文化圈成員合影

我們不妨勢利地評價一下蘇珊·桑塔格：她的聲名遠超過她的成就，與她的散文、故事、小說和電影創作給那些願意撥冗欣賞的人們帶來的審美愉悅不成比例。桑塔格的散文缺乏個性，英國小說家約翰·韋恩說她的文章讀起來像「翻譯體——就是在青年時期從歐洲小說英譯本里學來的堆砌辭藻的風格」。埃德蒙·威爾遜批評她的文風「漫漶無際、自命不凡、艱澀無比」。

蘇珊·桑塔格的創作思想顯然以表達苦惱心緒為主，類似法國作家塞繆爾·貝克特，不過她的苦惱多是故作姿態。桑塔格的才華遜於貝克特，但生活上的鋪張程度卻高過他。她唯一鮮明的創作技巧就是缺乏幽默。然而在有文化修養的階層當中（原諒我沒在文化修養這個詞上加雙引號），桑塔格的名氣不遜於任何美國作家。

她的魅力究竟從何而來呢？我認為答案就在於她將勢利心態和自我推銷的技巧成功地結合了起來（卡爾·羅利森和麗莎·帕多克合著的《蘇珊·桑塔格：偶像的誕生》一書中對後者有極為精彩的披露）。桑塔格的出版商將她精心包裝成一個深邃、美麗、前衛、法國化的嚴肅知識分子，而桑塔格恰好也是一位激進而時髦的作家——年輕時確實給人一種融歐式知識分子與迷人的美國女性為一體的印象。

蘇珊·桑塔格

但有趣之處就在於蘇珊·桑塔格在美國之外從來沒有流行過。與她合作過的第一個英國出版商因為作品銷量太低而和她解約了。她在法國也不吃香，這沒什麼奇怪的，她那套模仿而來的法式知識分子做派，在法國遍地都是。她的左翼政治觀點樹立得太晚——直到 1982 年，她才放棄了原本的政治立場，重新以反極權主義者的姿態出現，這讓她淪為那些持異見的蘇聯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的笑柄。她在義大利也不太受重視，只有在美國這個追捧歐洲文化的勢利心態以及文化自卑感揮之不去的地方，她才能夠獲得現有的成功。以色列作家尤拉米·卡紐克對她的評價是：「蘇珊·桑塔格把美國利用到了極致。」

蘇珊·桑塔格為《紐約書評》雜誌撰稿多年。如果誰想要以一個單獨的機構作為切入點研究美國知識分子的勢利，那麼最好的辦法大概就是熟讀這份政治/文化雙周刊的目錄和撰稿人名單。這本雜誌從 1962 年創刊,就有一股很濃重的勢利色彩（其時正值紐約報界大罷工，《紐約時報》和《書評》雜誌暫時停刊，《紐約書評》藉機創刊），初期撰稿人包括 W. H. 奧登、艾德蒙·威爾遜、羅伯特·洛威爾、瑪麗·麥卡錫、以塞亞·伯林，還有作曲家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通常是他的搭檔羅伯特·克拉夫頓對他的訪談）。

這些作家不僅站在美國文化金字塔的巔峰，而且帶有優質知識分子的標籤——奉行全球主義思想、眼界寬廣, 還擁有英式文化品味和人脈背景。如果文化也能分出階級的話，那麼《紐約書評》無疑屬於文化界的上流階層。

《紐約書評》創刊號，此為五十周年影印版。

《紐約書評》創始人之一、詩人羅伯特·洛威爾是另一個彰顯美國知識界勢利心態的典型人物。洛威爾身材高大，不修邊幅，患有精神疾病——一種周期性爆發的可怕的躁鬱症，發病時刻常有瘋狂的言論，比如認為希特勒絕非妄人。洛威爾才華橫溢，又通過苦讀獲得了深厚的文學素養，不過他的名望卻主要來自於顯赫的家世——美國知識分子大多出身寒微，相比之下洛威爾簡直可以算是皇族之後，而他也毫不猶豫地把家世當作籌碼搬上檯面來。讓他聲名大噪的一本書是《生命研究》，他在書中描寫了自己的家族和成長環境，無處不流露出濃厚的上層階級的腔調和氛圍——這自然就是他耳濡目染的世界。他還寫過一首詩，題目叫作《我和德弗羅·溫斯洛舅舅共度的最後一個下午》。各位得承認，如果詩名改成《我和薩米·夏皮羅舅舅共度的最後一個下午》，恐怕全詩的光彩都會黯淡許多。

作家諾曼·梅勒在反越戰作品《夜幕下的大軍》中，把自己卑下的社會地位與洛威爾的崇高出身做了對比：「人不想發胖卻偏偏發福，想做雄鷹或者伯爵,或別出心裁想在這些該死的民主國度里當天然貴族，結果卻成了小丑式的暴發戶。對於這些，你（洛威爾）知道些什麼？」可憐的諾曼·梅勒，永遠落伍於時代，他仍被傳統的 WASP 貴族式勢利行為所困擾。

作家群體一旦勢利起來，無人能出其右。在《紐約書評》的輝煌年代（約為 1963—1984 年），所有作家都渴望給這份雜誌撰稿。如果世上的罪惡可以「株連」，那麼榮光大概也可以「分沾」。一想到自己的文章有可能和斯特拉文斯基的訪談以及貢布里希的藝術評論出現在同一版面，美國的知識分子都會興奮到渾身顫慄。《紐約書評》的崇英傾向非常明顯，某些版塊收錄英國作家的文章甚至多過美國作家，尤其是那些受過勛的英國知識分子（如特雷弗·羅珀、諾埃爾·安南、索利·扎克曼）。當時有個流傳甚廣的笑話，說《紐約書評》的兩個主編之一去了倫敦，受到接待的規格之高堪比休假回家的駐印總督。《紐約書評》是如此成功，以至於後來英國又仿效它的模式搞出了一份《倫敦書評》。

《紐約書評：爭鳴五十年》紀錄片海報，導演:馬丁·斯科塞斯。

美國學術界再沒有第二份雜誌能像《紐約書評》一樣如此成功。每兩周一期的新刊填滿了各大高校鴿籠一般的郵筒，大學教師把刊物拿回家，迫不及待地接受文學、藝術、音樂上的指導，最重要的是了解政治方面的看法。《紐約書評》在高雅文化和激進政治之間建立了一種鮮明的聯繫，把左翼觀點變成了高雅文化的內在屬性。雜誌的撰稿人有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斯特拉文斯基、W.H. 奧登、威爾遜、洛威爾等人——另一些人也因為在雜誌上露臉而揚名不少：戈爾·維達爾、蘇珊·桑塔格、伊麗莎白·哈德維克、克里斯托弗·拉什等。著名的左翼反傳統人士、記者 I. F. 斯通也通過《紐約書評》再度回歸文壇。

如果這份雜誌不曾刊出他們的文章，這群人絕不會收穫如此文名。當然，這份雜誌也確實出版了很多有益而精彩的、甚至可以說比較高尚的內容。而且，它可能是美國唯一一份從創立開始就沒有虧損的雜誌，因為全美國的出版商都迫不及待地向它投放廣告。《紐約時報》的聲名只有一半來自它在智識上的含金量，另一半則是來自於它揮之不散的勢利氣息。

《紐約書評：爭鳴五十年》紀錄片劇照。

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和芝加哥大學紛紛向那些在《紐約書評》上發表過文章的學者伸出橄欖枝。因為在《紐約書評》上刊文就意味著作者已經得到了知識界的認可，這也就意味著他的專業能力得到了認可，也就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可。

這不是一個發掘學術新星的地方，但對那些年輕作家——比如布魯斯·查特文、朱利安·巴內斯、羅伯特·斯通等人而言，能在這份雜誌上發表文章，就意味著他們在經受了重重試煉之後終於登堂入室，進入了知識界的上流。《紐約時報》從來不會抨擊麾下那些神聖的人物，如拉什迪、戈爾·維達爾、蘇珊·桑塔格等人，不管他們的觀點多麼愚蠢，為人多麼剛愎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