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傅国涌《武侠情结与皇权情结——解读金庸的文化密码》编写）

金庸在中国大陆的名气因为他的武侠小说。但海外华人看来，金庸的主要成就并不是他的武侠小说，而是他在香港创办了《明报》。从1959年《明报》创刊，到他1993年出售《明报》。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金庸的《明报》曾经在香港、在整个华人世界，甚至在西方主流社会都有广泛的影响。鼎盛时期是70年代，据说美国的国务院、总统，东南亚许多政要，每天都要叫自己的助手把《明报》社评剪下来，作为参考。

金庸有一个过人的本事——预测天下大事，而且十有七八都被他料准了：没有发生的事，他有未卜先知的本事。比如说美国70年代跟越南打过一场持久战，金庸经常把战争的进程预先在他的社评里分析出来。他有几个最著名的准确预测：早在1982年，他就预料到了香港要收回，收回前15年就公布，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个预测。还有比如说林彪最红的时候，也就是写进党章、成为铁定接班人时，他就预测林彪没有好下场，肯定死无葬身之地。比如江青刚登上政治舞台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社论《不知往哪儿躲》，别看江青今天要得势了，但是毛泽东一死，她躲都没地方躲，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预测非常地准确。由此，他在国际评论界享有非常高的声誉。两岸三地都把他当作座上嘉宾，邓小平、蒋经国和他见过面，彭定康之前的香港历任港督和他都有良好的关系，都把他看作高人。

金庸在60年代之前的香港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微不足道。1959年《明报》创办的前三年苦不堪言，几次撑不下去，面临关门的危机。读者始终徘徊在一万人以下。一万人的读者要维持一家报纸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广告。它的转机出现在1962年，大陆发生了历史上说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至于是不是自然灾害，那是另一说。金庸就借了这个大陆的灾难，一下子摇身一变成功了。怎么成功的呢？大陆的灾民特别是广东人，发了疯一样的要逃生，要逃到香港去。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当时的人口是380多万，如果再挤进来，人那么多的话，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所以港督的政策是堵住，在深圳和香港交界的梧桐山上把这些人都堵住。金庸最初的方针是绝不报道，因为报道的话要得罪大陆政府，但是在他手下的记者、编辑们再三的恳求下，他最终决定，孤注一掷，全力去报道这一次难民潮，或者叫「五月人潮」。同时呼吁香港市民捐款捐物，送到边界去。这样一来，在短短几天时间，他的小小的《明报》就成了香港一个人道主义的救援中心。很快，《明报》发行量翻跟斗一样翻了几番，树立起了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导向的报纸形象，很快就有了一点大报的风范。

经过这一事件，他尝到了甜头，介入政治的好处，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短短五年时间，在香港发展出了一个明报王国，除了《明报》这一家报纸之外，还有《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刊》等，还有一些武侠小说的刊物，还有旅游公司，甚至把他的手伸到了海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其他商人合资创办了《新明日报》。这样一来，整个明报集团就在香港站稳了脚跟，金庸也成为一个国际级的报人，然后就有很多机会参加国际新闻界的活动，那时他的社评也声誉鹊起，港督把他作为座上客，他就有机会参加了香港的廉政委员会，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带有公益性质、荣誉性质的政治活动。

　　金庸出生在一个世代文宦世家，他的祖上从元朝末年到浙江海宁定居以来，五百多年中，曾经出了20个以上的进士，60个以上的举人，有100多人被载入了史册，成为官员、各行各业的专家。这样一个世代科甲门第出身，一直到他的少年时代，之后家道中落，爷爷死了——他爷爷是他家最后一个进士、光绪时代的进士。他家里面康熙皇帝赐的两块匾还在，匾都是用九条金龙装饰的。金庸在晚年谈起这九条金龙、康熙御笔的时候，还是眉飞色舞的。可见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皇上的恩赐、御笔，是多么的深刻。

一个家世的辉煌，血缘的东西也不能说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对权力的判断上，他主要还是一种古代士大夫的忠君情怀。忠奸观念根深蒂固。金没有其他更高的价值判断。当文革结束，1981年大陆邀请他访问北京，邓小平亲自接见他，给予他最高的国宾级的礼遇，回到香港以后，他就欣喜万分，写下了两篇长文，说大陆好了，这下是肯定好了。邓小平在我看来简直是郭靖那样的英雄人物。（郭靖在他心中还是看得很高的，侠之大者，是为国为民的。那么他把小平比作郭靖，可见他对邓小平的看好。）从那以后，他基本上已经不再批评大陆的事，负面的新闻基本不再报道。当年他也并不是反对大陆的所有东西，而是针对当时掌握了「文革」主要发言权的那帮人。对另一批受难的人他是给予了巨大的同情。他曾经多次写文章为邓小平呼吁，那是在邓小平落难的时期。这些文章，据说邓小平都是看到的，所以为什么81年会叫他来，会亲自接见他，那都是有原因的。还有，他和当年掌握港澳及华侨事务的第一号人物廖仲恺的公子廖承志也有这样的交情，廖承志遭迫害的时候，他也是最早预感到这件事，在自己报纸上为廖承志鸣不平。廖承志81年见到他的时候，当面向他表示感谢，请他在以后、在用得著的时候，他的《明报》和他本人多为北京说说话。这也难怪后面在香港回归的事务上，他是非常坚定地站在北京一边，坚决地与香港人民拉开距离，所以香港人是坚决地反对金大侠，要火烧《明报》，不断地抨击他。金庸自我自解释：他没有变，变的是下面的盘子。他只不过一根直的筷子，盘子变了。

结合他的武侠小说，从否定权力到肯定权力。无论从小说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他都完成了对权力的回归，最终没有能摆脱几千中国知识分子依附皇权，站在强者一边的特性。

香港的历任港督，一直到末任彭定康之前，跟金庸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整个六七十年代，金庸在香港是以反大陆、反文革出名的，但从80年代后，他却是以支持香港回归大陆出名，他这个人从来就不是后来人们所想像的，他当时是在追求现代的民主、自由理想。他批评大陆文革时期的江青、林彪这些人的同时，他一贯的在他报纸上支持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所代表的另一条路线。

　　　金庸也是是一个坚定的反美主义者，可能在今天高校里很有市场，因为反对美国是很多青年人的一个非常狂热的梦。1949年，他预言美国50年后肯定要衰落。很遗憾50多年过去了，美国不但没有衰落，反而越来越强大了，这个预测失败了。

1960年，台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案——雷震案，《自由中国》被封。按理说一般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去骂雷震，因为是国民党蒋介石独裁嘛，错不在雷震。结果他的《明报》却是骂雷震。为什么骂雷震呢？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美国人是非常支持雷震这个人的，既然如此那就要骂雷震。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从1949年到2003年，一如既往的坚定的反对美国。他不喜欢美国，为什么不喜欢美国，他主要说是不喜欢美国的霸道，但骨子里，我看他是不喜欢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念、美国的民主制度，这是他的美国观。

1999年10月，在浙大西溪校区召开全国新闻业体制改革的研讨会，金庸长篇书面发言，非常强烈的反对美国，他认为美国是一个被军火商所控制的国家，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假想敌，过去是苏联，现在的假想敌一定是中国。既然中国是它的假想敌，它就要不惜一切的寻找打击中国的时机，比如轰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就是其中一个证据。那他讲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一定要忍让。不忍让不行啊，现在打不过人家，人家比你强啊，你去打，不就是鸡蛋往石头上碰，不就完蛋了。所以小平同志讲了要韬光养晦，这四个字是传统中国的精华。这么做就没错，等到哪一天，我们兵强马壮，打得过人家，我们就把它干掉。所以用他的话说，203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就有可能达到美国一样了，如果不行，2050年一定是差不多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来收拾他。（大意如此）

9-11后，他大骂美国出兵阿富汗的不合法，讲「三个代表」好，然后说《南风窗》正好体现了「三个代表」的精神。你美国不是讲人权吗？那你怎么可以去打阿富汗呢？本·拉登也是有人权的，不管是不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他也是有人权的，你不能去抓。

有位新闻界的朋友，笔名胡一刀。2001年5月28日的《南方都市报》，把金庸批得狗血喷头，他说金庸，金是金钱上的，庸是政治上的平庸。说他既不是郭靖郭大侠，也不是乔峰乔大侠，而是韦小宝。他所说的侠义精神是要等到你力量强大打得过人家时才去主持公道，那个时候需要被你拯救的人都死光了。侠义不是要在危难时出手吗？你要等到你强大才去讲侠义，所以你这个侠义是滑头的韦小宝式的。（大意）即便这样批评金庸，他也没有回应，可能没法回

1999年，那时他已经售出《明报》了，他到浙大召开新闻业研讨会上，他的长篇讲话，就有一条最核心的内容：什么是新闻，新闻和人民解放军一样就是保卫祖国，跟军队一样的功能。这个观点一出，在大陆当然是不会有任何的反响。但是在海外，在香港批评他的人很多，其中有两个，一个是董桥，是金庸的故交，曾经在明报集团工作了15年，前7年担任《明报周刊》的总编辑，后8年担任《明报》的总编辑，跟他有非常好的交情。董桥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他看过这样的讲稿后，也坐不住了，在他主持的专栏里面，写了一篇文章《金庸在杭州讲话》，题目非常轻描淡写，里面的批评也非常委婉，只是说查先生办报47年，关于新闻的事情，随便讲句话，那都是很大的事情啊。今天他这么讲，说新闻跟解放军一样也是保卫祖国，我读了却有了咫尺天涯之感。他说得很委婉。但是另一位不是搞新闻，跟金庸本来也是关系很亲密的，应该说他也是金庸小说的读者，张五常，搞经济学的，他也坐不住了。他也写了一篇，这篇文章已经收入《老人与海》，在大陆也是公开出版。他一条一条地把金庸的新闻观进行了清理，把他批评了一通。所以紧接著金庸到台湾去访问的时候，记者穷追不舍，问新闻为什么跟人民解放军的功能是一样的？他一开始不回答，但人家追问不舍，他只好说了，台湾也一样，新闻跟国军一样。有人认为，他这个话是一种应付，一种表面上的看法。其实不一定是这样，2000年他在湖南岳麓书院开坛讲学，在那样一个庄严的场合，当记者问他对新闻什么看法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在浙大的时候，新闻系同学问我现在搞新闻怎么搞，他的回答是「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我们如果把这些话连起来看，他的新闻观从最早保持公正客观，尊重事实到后来报纸是老板的私器，到最后报纸是跟解放军一样，那么它的新闻观也是一步一步演变过来，有这么一个几十年的漫长过程。到他晚年达到了新闻跟解放军一样这么一个深刻的认识，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

还有些事情，可以透视他的金钱观。

杭州高级中学，也算是金庸的母校，把金庸的画像放在校史陈列室。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前两年得了很大的病，要50万治疗费，社会纷纷捐资，甚至听说杨振宁也都捐了钱。他的同班同学都是武侠爱好者，想到一个办法，我们不是还有一个贵人校友，一个有钱大侠吗？那给他写信求援吧，全班同学联名给大侠写了一封信。大侠很慷慨，大笔一挥，送了他们一套武侠小说作品集。拿去卖吧，很值钱的。杭州非典，要搞一个雕塑，社会各界都慷慨解囊。金大侠远在台湾，听到这个消息，送了一套香大字本的《书剑恩仇录》，拿去拍卖吧，据说卖了一千多。这样的事啊，太多了。

2003年7月26号大夏天40度高温，他来杭州为他的《金庸茶馆》做宣传、推销。有一个记者马上问了：「金大侠，我以前很崇拜你，是你多年的读者。我觉得你80岁了，还飞来飞去，挺辛苦的，到处奔波，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是缺钱花呢还是名气不够大？」这个问题也是属于比较尖锐的问题，但大侠自有妙手空空的本事，他沉思了一会就说了八个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大搞「金庸」产业，金庸茶馆，金庸小说做成动画片，并做成游戏软体，卡通人物等金庸产业，金庸不仅是顾问，而是是占了很大股份的。

最后再简要说下金庸的武侠小说。他在《笑傲江湖》后记里写了一句话：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坏人当道。无论东方不败也好，任我行也好，谁掌握了黑木崖至高无上的权力，谁就必然地腐败。

他的另一作品《倚天屠龙记》，中的主角张无忌，人品不错，但是他说这样的人在永远不可能当权，所以他只能是退隐江湖，把权力让给朱元璋这样有阴谋的人。几个女主角，赵敏也好，周芷若也好，虽然都很美丽，有武功，也有心计，但本质来说，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她们都不可爱。

看到金庸早期武侠作品，或许还有一点点现代社会的认识水平。不幸的是他的最后一部封山之作《鹿鼎记》把他前面十几部作品的认知砍断了。《鹿鼎记》表面上主角是韦小宝这么个丑角，但实际上，它的主角是康熙皇帝。他力图说明，再好的武功的侠客也拯救不了黎民苍生，只能靠开明君主来救国。这个观点在现实中也是有对应的。

大陆作家二月河把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皇帝写得是多么英明，康乾盛世这么光辉灿烂，简直时光倒转五百年，活到那个世界去，我们就幸福死了。金庸和二月河一样，认为靠开明君主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在武侠小说这一层面，可以说他已经完成了从最初的否定权力到最后肯定权力、从否定皇权到肯定皇权这样一个轮回。

　金庸自己讲过一句话：要我舍弃钱我做不到，要我舍弃儿女我做不到，要我舍弃名利我也做不到。好了，这三句大实话一讲，金庸还是一个有几分真诚的人，说了实话，「做不到」本来是常事。现实中的金庸他同时代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相比，是缺少侠义精神的。金庸1948年3月离开大陆，没有经历后来发生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灾难。他生活在有自由的殖民地香港，在思想上没有什么东西对他构成制约、干扰。他拥有亿万财产，拥有几亿读者，拥有广泛的金迷，他要成就现代人格，傲然独立，做一个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条件是最成熟、最具备，他完全可以对一切说不，可以保持它的独立思考、独立批判，也可以退出江湖，真正的退出江湖，住在一个别人不太知道的地方，不做公众人物，颐养天年，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些东西。

他的母亲死于抗日战争，他的父亲1950年被当作大地主枪毙了。他有这样一个家世背景，对那些事情他内心都是很有看法的。但是归根结底，他最终还是变成了这样一个人，到了晚年还是要到处忙碌，飞来飞去，一会华山论剑，一会西湖论剑，哪儿都少不了，哪儿都不拉下。所以从这些方方面面来看，他显然没有达到一个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高度。　

　　金庸最终为真正有良知的、有独立思想的人所小看，那是他自找的。因为他要什么都有了，他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你赐给他什么，他要钱有钱，要名有名，但是他最终还是要这么走。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其中包括个人内心深处的一些文化因子在起作用。他的文化密码里面还带有传统中国读书人往往无法超越的皇权情结，而清官情结、武侠情结无非只是它的补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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