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據傅國涌《武俠情結與皇權情結——解讀金庸的文化密碼》編寫）

金庸在中國大陸的名氣因為他的武俠小說。但海外華人看來，金庸的主要成就並不是他的武俠小說，而是他在香港創辦了《明報》。從1959年《明報》創刊，到他1993年出售《明報》。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裡，金庸的《明報》曾經在香港、在整個華人世界，甚至在西方主流社會都有廣泛的影響。鼎盛時期是70年代，據說美國的國務院、總統，東南亞許多政要，每天都要叫自己的助手把《明報》社評剪下來，作為參考。

金庸有一個過人的本事——預測天下大事，而且十有七八都被他料准了：沒有發生的事，他有未卜先知的本事。比如說美國70年代跟越南打過一場持久戰，金庸經常把戰爭的進程預先在他的社評里分析出來。他有幾個最著名的準確預測：早在1982年，他就預料到了香港要收回，收回前15年就公布，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個預測。還有比如說林彪最紅的時候，也就是寫進黨章、成為鐵定接班人時，他就預測林彪沒有好下場，肯定死無葬身之地。比如江青剛登上政治舞台準備大顯身手的時候，他就寫了一篇社論《不知往哪兒躲》，別看江青今天要得勢了，但是毛澤東一死，她躲都沒地方躲，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預測非常地準確。由此，他在國際評論界享有非常高的聲譽。兩岸三地都把他當作座上嘉賓，鄧小平、蔣經國和他見過面，彭定康之前的香港歷任港督和他都有良好的關係，都把他看作高人。

金庸在60年代之前的香港是一個普通的文化人。微不足道。1959年《明報》創辦的前三年苦不堪言，幾次撐不下去，面臨關門的危機。讀者始終徘徊在一萬人以下。一萬人的讀者要維持一家報紙是不可能的，也沒有什麼廣告。它的轉機出現在1962年，大陸發生了歷史上說的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至於是不是自然災害，那是另一說。金庸就借了這個大陸的災難，一下子搖身一變成功了。怎麼成功的呢？大陸的災民特別是廣東人，發了瘋一樣的要逃生，要逃到香港去。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當時的人口是380多萬，如果再擠進來，人那麼多的話，大家日子都不好過，所以港督的政策是堵住，在深圳和香港交界的梧桐山上把這些人都堵住。金庸最初的方針是絕不報道，因為報道的話要得罪大陸政府，但是在他手下的記者、編輯們再三的懇求下，他最終決定，孤注一擲，全力去報道這一次難民潮，或者叫「五月人潮」。同時呼籲香港市民捐款捐物，送到邊界去。這樣一來，在短短几天時間，他的小小的《明報》就成了香港一個人道主義的救援中心。很快，《明報》發行量翻跟斗一樣翻了幾番，樹立起了一個具有人道主義導向的報紙形象，很快就有了一點大報的風範。

經過這一事件，他嘗到了甜頭，介入政治的好處，從此一發而不可收。短短五年時間，在香港發展出了一個明報王國，除了《明報》這一家報紙之外，還有《明報月刊》、《明報周刊》、《明報晚刊》等，還有一些武俠小說的刊物，還有旅遊公司，甚至把他的手伸到了海外，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跟其他商人合資創辦了《新明日報》。這樣一來，整個明報集團就在香港站穩了腳跟，金庸也成為一個國際級的報人，然後就有很多機會參加國際新聞界的活動，那時他的社評也聲譽鵲起，港督把他作為座上客，他就有機會參加了香港的廉政委員會，一些社會知名人士參加的帶有公益性質、榮譽性質的政治活動。

　　金庸出生在一個世代文宦世家，他的祖上從元朝末年到浙江海寧定居以來，五百多年中，曾經出了20個以上的進士，60個以上的舉人，有100多人被載入了史冊，成為官員、各行各業的專家。這樣一個世代科甲門第出身，一直到他的少年時代，之後家道中落，爺爺死了——他爺爺是他家最後一個進士、光緒時代的進士。他家裡面康熙皇帝賜的兩塊匾還在，匾都是用九條金龍裝飾的。金庸在晚年談起這九條金龍、康熙御筆的時候，還是眉飛色舞的。可見在他童年的記憶里，皇上的恩賜、御筆，是多麼的深刻。

一個家世的輝煌，血緣的東西也不能說對他沒有任何的影響。對權力的判斷上，他主要還是一種古代士大夫的忠君情懷。忠奸觀念根深蒂固。金沒有其他更高的價值判斷。當文革結束，1981年大陸邀請他訪問北京，鄧小平親自接見他，給予他最高的國賓級的禮遇，回到香港以後，他就欣喜萬分，寫下了兩篇長文，說大陸好了，這下是肯定好了。鄧小平在我看來簡直是郭靖那樣的英雄人物。（郭靖在他心中還是看得很高的，俠之大者，是為國為民的。那麼他把小平比作郭靖，可見他對鄧小平的看好。）從那以後，他基本上已經不再批評大陸的事，負面的新聞基本不再報道。當年他也並不是反對大陸的所有東西，而是針對當時掌握了「文革」主要發言權的那幫人。對另一批受難的人他是給予了巨大的同情。他曾經多次寫文章為鄧小平呼籲，那是在鄧小平落難的時期。這些文章，據說鄧小平都是看到的，所以為什麼81年會叫他來，會親自接見他，那都是有原因的。還有，他和當年掌握港澳及華僑事務的第一號人物廖仲愷的公子廖承志也有這樣的交情，廖承志遭迫害的時候，他也是最早預感到這件事，在自己報紙上為廖承志鳴不平。廖承志81年見到他的時候，當面向他表示感謝，請他在以後、在用得著的時候，他的《明報》和他本人多為北京說說話。這也難怪後面在香港回歸的事務上，他是非常堅定地站在北京一邊，堅決地與香港人民拉開距離，所以香港人是堅決地反對金大俠，要火燒《明報》，不斷地抨擊他。金庸自我自解釋：他沒有變，變的是下面的盤子。他只不過一根直的筷子，盤子變了。

結合他的武俠小說，從否定權力到肯定權力。無論從小說層面還是在現實層面，他都完成了對權力的回歸，最終沒有能擺脫幾千中國知識分子依附皇權，站在強者一邊的特性。

香港的歷任港督，一直到末任彭定康之前，跟金庸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整個六七十年代，金庸在香港是以反大陸、反文革出名的，但從80年代後，他卻是以支持香港回歸大陸出名，他這個人從來就不是後來人們所想像的，他當時是在追求現代的民主、自由理想。他批評大陸文革時期的江青、林彪這些人的同時，他一貫的在他報紙上支持周恩來、彭德懷、鄧小平所代表的另一條路線。

　　　金庸也是是一個堅定的反美主義者，可能在今天高校里很有市場，因為反對美國是很多青年人的一個非常狂熱的夢。1949年，他預言美國50年後肯定要衰落。很遺憾50多年過去了，美國不但沒有衰落，反而越來越強大了，這個預測失敗了。

1960年，台灣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案——雷震案，《自由中國》被封。按理說一般的知識分子都不會去罵雷震，因為是國民黨蔣介石獨裁嘛，錯不在雷震。結果他的《明報》卻是罵雷震。為什麼罵雷震呢？原因只有一個，因為美國人是非常支持雷震這個人的，既然如此那就要罵雷震。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從1949年到2003年，一如既往的堅定的反對美國。他不喜歡美國，為什麼不喜歡美國，他主要說是不喜歡美國的霸道，但骨子裡，我看他是不喜歡美國的自由價值觀念、美國的民主制度，這是他的美國觀。

1999年10月，在浙大西溪校區召開全國新聞業體制改革的研討會，金庸長篇書面發言，非常強烈的反對美國，他認為美國是一個被軍火商所控制的國家，所以它一定要有一個假想敵，過去是蘇聯，現在的假想敵一定是中國。既然中國是它的假想敵，它就要不惜一切的尋找打擊中國的時機，比如轟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就是其中一個證據。那他講了，我們現在沒有辦法，一定要忍讓。不忍讓不行啊，現在打不過人家，人家比你強啊，你去打，不就是雞蛋往石頭上碰，不就完蛋了。所以小平同志講了要韜光養晦，這四個字是傳統中國的精華。這麼做就沒錯，等到哪一天，我們兵強馬壯，打得過人家，我們就把它幹掉。所以用他的話說，2030年中國的綜合國力就有可能達到美國一樣了，如果不行，2050年一定是差不多了，那個時候，我們再來收拾他。（大意如此）

9-11後，他大罵美國出兵阿富汗的不合法，講「三個代表」好，然後說《南風窗》正好體現了「三個代表」的精神。你美國不是講人權嗎？那你怎麼可以去打阿富汗呢？本·拉登也是有人權的，不管是不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他也是有人權的，你不能去抓。

有位新聞界的朋友，筆名胡一刀。2001年5月28日的《南方都市報》，把金庸批得狗血噴頭，他說金庸，金是金錢上的，庸是政治上的平庸。說他既不是郭靖郭大俠，也不是喬峰喬大俠，而是韋小寶。他所說的俠義精神是要等到你力量強大打得過人家時才去主持公道，那個時候需要被你拯救的人都死光了。俠義不是要在危難時出手嗎？你要等到你強大才去講俠義，所以你這個俠義是滑頭的韋小寶式的。（大意）即便這樣批評金庸，他也沒有回應，可能沒法回

1999年，那時他已經售出《明報》了，他到浙大召開新聞業研討會上，他的長篇講話，就有一條最核心的內容：什麼是新聞，新聞和人民解放軍一樣就是保衛祖國，跟軍隊一樣的功能。這個觀點一出，在大陸當然是不會有任何的反響。但是在海外，在香港批評他的人很多，其中有兩個，一個是董橋，是金庸的故交，曾經在明報集團工作了15年，前7年擔任《明報周刊》的總編輯，後8年擔任《明報》的總編輯，跟他有非常好的交情。董橋是一個文質彬彬的君子，他看過這樣的講稿後，也坐不住了，在他主持的專欄裡面，寫了一篇文章《金庸在杭州講話》，題目非常輕描淡寫，裡面的批評也非常委婉，只是說查先生辦報47年，關於新聞的事情，隨便講句話，那都是很大的事情啊。今天他這麼講，說新聞跟解放軍一樣也是保衛祖國，我讀了卻有了咫尺天涯之感。他說得很委婉。但是另一位不是搞新聞，跟金庸本來也是關係很親密的，應該說他也是金庸小說的讀者，張五常，搞經濟學的，他也坐不住了。他也寫了一篇，這篇文章已經收入《老人與海》，在大陸也是公開出版。他一條一條地把金庸的新聞觀進行了清理，把他批評了一通。所以緊接著金庸到台灣去訪問的時候，記者窮追不捨，問新聞為什麼跟人民解放軍的功能是一樣的？他一開始不回答，但人家追問不舍，他只好說了，台灣也一樣，新聞跟國軍一樣。有人認為，他這個話是一種應付，一種表面上的看法。其實不一定是這樣，2000年他在湖南嶽麓書院開壇講學，在那樣一個莊嚴的場合，當記者問他對新聞什麼看法的時候，他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在浙大的時候，新聞系同學問我現在搞新聞怎麼搞，他的回答是「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人民服務。」我們如果把這些話連起來看，他的新聞觀從最早保持公正客觀，尊重事實到後來報紙是老闆的私器，到最後報紙是跟解放軍一樣，那麼它的新聞觀也是一步一步演變過來，有這麼一個幾十年的漫長過程。到他晚年達到了新聞跟解放軍一樣這麼一個深刻的認識，完成了一個否定之否定。

還有些事情，可以透視他的金錢觀。

杭州高級中學，也算是金庸的母校，把金庸的畫像放在校史陳列室。學校里有一個學生前兩年得了很大的病，要50萬治療費，社會紛紛捐資，甚至聽說楊振寧也都捐了錢。他的同班同學都是武俠愛好者，想到一個辦法，我們不是還有一個貴人校友，一個有錢大俠嗎？那給他寫信求援吧，全班同學聯名給大俠寫了一封信。大俠很慷慨，大筆一揮，送了他們一套武俠小說作品集。拿去賣吧，很值錢的。杭州非典，要搞一個雕塑，社會各界都慷慨解囊。金大俠遠在台灣，聽到這個消息，送了一套香大字本的《書劍恩仇錄》，拿去拍賣吧，據說賣了一千多。這樣的事啊，太多了。

2003年7月26號大夏天40度高溫，他來杭州為他的《金庸茶館》做宣傳、推銷。有一個記者馬上問了：「金大俠，我以前很崇拜你，是你多年的讀者。我覺得你80歲了，還飛來飛去，挺辛苦的，到處奔波，我就想問你一個問題，是缺錢花呢還是名氣不夠大？」這個問題也是屬於比較尖銳的問題，但大俠自有妙手空空的本事，他沉思了一會就說了八個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實大搞「金庸」產業，金庸茶館，金庸小說做成動畫片，並做成遊戲軟體，卡通人物等金庸產業，金庸不僅是顧問，而是是佔了很大股份的。

最後再簡要說下金庸的武俠小說。他在《笑傲江湖》後記里寫了一句話：歷史上大多數時候都是壞人當道。無論東方不敗也好，任我行也好，誰掌握了黑木崖至高無上的權力，誰就必然地腐敗。

他的另一作品《倚天屠龍記》，中的主角張無忌，人品不錯，但是他說這樣的人在永遠不可能當權，所以他只能是退隱江湖，把權力讓給朱元璋這樣有陰謀的人。幾個女主角，趙敏也好，周芷若也好，雖然都很美麗，有武功，也有心計，但本質來說，從人性的角度來說，她們都不可愛。

看到金庸早期武俠作品，或許還有一點點現代社會的認識水平。不幸的是他的最後一部封山之作《鹿鼎記》把他前面十幾部作品的認知砍斷了。《鹿鼎記》表面上主角是韋小寶這麼個丑角，但實際上，它的主角是康熙皇帝。他力圖說明，再好的武功的俠客也拯救不了黎民蒼生，只能靠開明君主來救國。這個觀點在現實中也是有對應的。

大陸作家二月河把康熙、雍正、乾隆這三位皇帝寫得是多麼英明，康乾盛世這麼光輝燦爛，簡直時光倒轉五百年，活到那個世界去，我們就幸福死了。金庸和二月河一樣，認為靠開明君主是可以解決問題的。在武俠小說這一層面，可以說他已經完成了從最初的否定權力到最後肯定權力、從否定皇權到肯定皇權這樣一個輪迴。

　金庸自己講過一句話：要我捨棄錢我做不到，要我捨棄兒女我做不到，要我捨棄名利我也做不到。好了，這三句大實話一講，金庸還是一個有幾分真誠的人，說了實話，「做不到」本來是常事。現實中的金庸他同時代的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相比，是缺少俠義精神的。金庸1948年3月離開大陸，沒有經歷後來發生的思想改造運動，以及反胡風、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災難。他生活在有自由的殖民地香港，在思想上沒有什麼東西對他構成制約、干擾。他擁有億萬財產，擁有幾億讀者，擁有廣泛的金迷，他要成就現代人格，傲然獨立，做一個具有獨立品格的知識分子，條件是最成熟、最具備，他完全可以對一切說不，可以保持它的獨立思考、獨立批判，也可以退出江湖，真正的退出江湖，住在一個別人不太知道的地方，不做公眾人物，頤養天年，但是他沒有選擇這些東西。

他的母親死於抗日戰爭，他的父親1950年被當作大地主槍斃了。他有這樣一個家世背景，對那些事情他內心都是很有看法的。但是歸根結底，他最終還是變成了這樣一個人，到了晚年還是要到處忙碌，飛來飛去，一會華山論劍，一會西湖論劍，哪兒都少不了，哪兒都不拉下。所以從這些方方面面來看，他顯然沒有達到一個知識分子現代人格的高度。　

　　金庸最終為真正有良知的、有獨立思想的人所小看，那是他自找的。因為他要什麼都有了，他不需要什麼，不需要你賜給他什麼，他要錢有錢，要名有名，但是他最終還是要這麼走。所以說這裡面有很複雜的原因，其中包括個人內心深處的一些文化因子在起作用。他的文化密碼裡面還帶有傳統中國讀書人往往無法超越的皇權情結，而清官情結、武俠情結無非只是它的補充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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