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世变第028期】王奇生：暴力革命易产生专政难产生宪政-- 20130510
【观世变第028期】王奇生：暴力革命易产生专政难产生宪政-- 20130510
不妥协、不共享，是革命的本质特征。对抗性的革命与制衡性的宪政之间难以建立制度勾连。长期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心理，难以转化为共信共守的宪政理性。
强势革命党以革命建国 难完成政治转型
20世纪中国革命显示，弱势的革命党难以完成革命建国的重任；强势的革命党可以实现革命建国，又难以完成革命之后的政治转型。革命是一种非常政治，革命的成功，仰赖强势政党和强势人物领导，但革命成功后，强势政党往往不愿让其他政党分享治权，强势革命领袖更不甘于平庸，习惯于以革命手段和革命思维推行强权政治。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 必须靠暴力来维持
革命成功之后，要从武力对抗直接转变为议会竞选，终非易事。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必须借助暴力来维持。抗战后期，针对其他党派要求开放政权、实行民主的呼声，国民党内有人公开声称：「国民党之政权，为铁血争取而来者，他党要政权，亦除非由铁血夺去不可。」发动革命需要激情 结束革命需要理智
革命成功后，政治必须转入常轨，回归常态，尽快「去革命化」，建立常规制度。然而革命具有强大的惯性和「路径依赖」，难以该止即止，适可而止。革命过程越长、越激烈，惯性越大，余震时间也越长。革命擅长破坏，而不擅长建设；擅长破旧，而不擅长立新。
1 知识界追逐新潮 不考虑哪种革命适合中国
2 辛亥革命迅速成功 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
3 中共建国并非革命结束 而是更大规模革命的开始
4 国共两党的政治试验并存竞争 从1927年延续至今
核心提示：所以暴力革命容易产生专政，难以产生宪政。竞争双方力量均衡时，互不服气，容易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一方独大时，赢者通吃，容易形成专制垄断局面。不妥协、不共享，是革命的本质特征。对抗性的革命与制衡性的宪政之间难以建立制度勾连。长期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心理，难以转化为共信共守的宪政理性。
（王奇生教授 受访者供图）
本文系北京大学王奇生老师就以下问题答凤凰网历史频道，采访整理：唐智诚
1、1980年代知识界曾经提出要「告别革命」，但60多年前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将革命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使得当时思想界推崇革命？
2、在革命由精英走向大众之后，这种用激烈方式推进的社会转型也带来了血流满地、人头滚滚，您在回顾历史时如何评价革命带来的这种变化？您觉得用历史发展中「必要的恶」来解释是否就够了？
3、您认为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代表了辛亥一代，而共产党则代表了五四一代。那么「五四一代」发动的大革命，与「辛亥一代」发动的辛亥革命相比，有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对旧制度的破坏性也更大，这对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中的中国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您如何理解这一代人面对历史的选择？
嘉宾简介：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199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2003）、《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2006）、《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2010）。
革命重塑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伦理
20世纪革命几乎席卷了全球。对中国来说，20世纪更是革命的世纪。如果要为20世纪中国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恐怕只有「革命」最合适。避开革命而探讨20世纪中国历史几乎是难以想像的。革命不仅多次重构了最高权力结构，也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革命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强烈、最深刻的记忆。在世界革命史上，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一起，被并称为人类至今为止三大最具影响力的革命。而和另外两次革命相比，中国革命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涵也最为复杂。
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
国内外学界对「中国革命」没有一致的定义，其上限有的追溯到太平天国甚至更早，其下限延伸到文革结束，甚至认为改革开放也是革命。我倾向于将「中国革命」限定在辛亥革命至文革结束，并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视为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习惯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三次革命，而很少关注三次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来考察。传统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不同阶级性质的革命，相互之间有新旧之别，有高下之分，有鸿沟相隔。研究者习惯将三次革命切割开来，孤立地加以研究，甚至以部分否定前一次革命来论证后一次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实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中国革命是一场连续的、复合的、递进的革命。前一次革命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
中国革命的主力始终是知识分子
过去我们强调革命的阶级性，将革命区分为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或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三次革命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产物。革命的主导力量始终是知识分子。不仅革命，近代以来所有改革、救国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无一不是知识分子主导的。
近代中国的危机，源发于外，在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也最敏锐，故而成为变革的先驱和革命的先行者。晚清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救亡图存」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普遍焦虑。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危机感不断累积，救亡情绪日趋激烈，救亡手段日趋极端。
辛亥革命迅速成功 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
辛亥革命以前，实际上是两个救国派别、两条救国路线在竞争：一派主张在维持政权现状下求改革，一派主张推翻清廷实行革命。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给人留下革命非常容易而立宪改良行不通的印象，进而鼓舞和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
民国初年，民主共和的尝试不成功，政局却日趋分裂与恶化，革命的声音又逐渐高涨。帝制崩解后，政治制度和整个统治架构随之全盘崩溃。推翻一个皇帝，取而代之的竟是成百上千的小皇帝，政治与社会全面失序，各党派和知识精英阶层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根本解决」、「彻底解决」的口号，在五四之后几乎成为一种群体共识和时代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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