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閑來無事的時候，我總喜歡找個僻靜之所，邊欣賞周遭的美景邊品評李白的詩歌，沉醉其間，既被詩人的才華橫溢、豪放不羈所折服，又為詩人在仕途上懷纔不遇、壯志難酬的人生境遇而打抱不平。於是乎，往往不加思索、人與亦云地將李白仕途失意的板子打在不能識人、用人的唐玄宗身上，或者說打在所謂的腐朽、沒落的封建政治制度上，而絕少也不願意對此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追問。近日，筆者重讀史書，經細細品味，忽然發覺李白對自己仕途上的失意負有主要責任。

　　先從李白仕途當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境遇說起。天寶初年，四十歲左右的李白在遊歷完祖國的大好河山之後，與友人吳筠一道來到了當時的國際大都市——長安。經大詩人賀知章推薦，李白被唐玄宗在金鑾殿召見，唐玄宗禮賢下士，對李白的才學十分賞識，不但七寶牀賜食、親為調羹，而且給他封了個翰林供奉的散官。至此，李白實現了從一名社會閑散人員到朝廷官員的轉變。但是，李白並沒有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放蕩不羈的性格難改，時不時的與一幫酒友出入妓院酒肆，經常喝得酩酊大醉，與賀知章、李適之、李王進、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等人並稱「酒中八仙人」。有一次，唐玄宗坐在沉香子亭，忽然來了興緻，想要李白陪侍，急召李白入宮覲見，而李白早已喝得不省人事，結果可想而知，自然是龍顏大怒，掃了皇帝興緻。沒過多久，李白再次應詔陪伴唐玄宗飲酒、作詩，喝著喝著就喝高了，也不知道是真喝多了，還是為了顯擺，李白做了一件傻事，竟然讓高力士在大庭廣眾之下為他脫靴子，高力士當時迫於情勢沒辦法還真給李白脫了靴子。這一脫，李白在精神上是舒服了，可也把高力士徹底得罪了，於是，高力士就時不時的給李白暗暗使絆子，有幾次唐玄宗都想給李白放個實缺，高力士從中作梗，硬是給壞了李白的好事。後來，唐玄宗也煩了李白，李白自知在朝廷官場混不下去了，只得引退還山，就這樣，李白這次出仕就草草收場了。

　　按道理說，李白這匹千里馬有唐玄宗這個超級大伯樂的賞識，在仕途上應該是風生水起、前途無量，但實際情況卻正好與此相反，原因何在?如果從李白身上找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首先，李白對自身的定位有問題。李白被封為翰林供奉，唐玄宗對他的定位也就是娛樂界的高檔從業人員，當皇帝高興或不高興的時候陪自己喝喝酒、做做詩，僅此而已，並無意也不會讓李白擔任卿相之位治理國家，而李白自己反倒對這一問題是沒有清醒認識的，他總幻想著有一天能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其次，李白的性格有缺陷。李白在成為朝廷官員之後，本應該好好地改改他那天生的放蕩不羈、桀驁不馴的性格，但是他就是不甘寂寞，時不時的違反工作紀律，上班期間經常喝得酩酊大醉，這種情況拿到現在來說是嚴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的頂風違紀行為，即便是放在唐代的官場，這也是一種有違官體的惡習。再次，李白的情商有問題。這可以從李白讓高力士脫靴子這件事來佐證。高力士作為朝中權貴，倘若是換了一般人那肯定是巴結還來不及，李白作為一個初來乍到的官場新人不去巴結也就罷了，還用脫靴子去羞辱高力士，這不是作死又是什麼，這也難怪高力士後來給他使絆子、打小報告。筆者認為，李白作為一個有志於仕途的中年才俊，羞辱高力士的行為不僅不可取而且很沒有必要，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李白的情商實在是太低了。

　　李白離開長安後，寫了一首流傳千古的長詩《夢遊天姥吟留別》。其中的詩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被許多人解讀為李白蔑視權貴，不願與權貴同流合污的體現，其實，筆者認為與其說是體現了李白蔑視權貴不願與權貴同流合污的清高，倒不如說是李白在仕途失意後所產生的一種喫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心理。如果說上面的實例印證的僅僅是李白性格的缺陷，情商不高等問題，那麼下面的這則事例則直接體現了李白政治上的短視。

　　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李白暫時避居廬山。這時候的李白五十多歲，已經進入了人生的暮年，但是此時的他始終在退隱林泉與濟世安民之間搖擺、徘徊，想要濟世安民可惜沒有舞臺，想要退隱林泉而又心有不甘。恰在此時，發生了一件影響李白晚年的大事。天寶十五年，因安史之亂逃離長安的太子李亨在甘肅靈武城南樓即帝位，史稱唐肅宗。因唐肅宗即位是在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身兼山南東路、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的永王李璘並不臣服這位新皇帝，打算在江陵起兵謀亂。永王李璘在謀亂的過程中，為了擴大政治影響，邀請李白、蕭穎士、孔巢文、劉晏、高適等飽學之士入幕共舉大計。此時正在江南的蕭穎士、孔巢文、劉晏、高適等名士都以各種理由婉拒，而李白也許是出於政治投機的考慮，欣然前往入幕，拼力一搏。不久，李璘敗北，李白隨之受到牽連，被系潯陽獄。

　　也許有人會說，單憑參與永王李璘謀亂就斷定李白在政治的短視是一種成王敗寇的思想。其實，如果李白當時在政治上清醒的話，他是不應該參與李璘謀亂的，試想，當時唐肅宗佔著天時、地利、人和的三重優勢，永王李璘此時謀亂，無異於以卵擊石，蕭穎士、孔巢文、劉晏、高適等人在當時天下大亂的情形下之所以拒絕參與永王李璘的陰謀活動就是因為他們清醒地認識到李璘的謀亂根本不存在成功的可能性。對於參與永王謀亂這一人生的污點，暮年的李白後來也曾作過深刻反思。

　　當然，李白在參與永王謀亂後的悲慘遭遇卻曾產生過一個出人意料的成果，那就是促成了一首不朽詩歌的創作。話說永王謀亂活動敗北後，李白被流放夜郎，在取道四川趕赴被流放的夜郎的過程中，當船行至白帝城這個地方的時候，李白忽然得到皇帝赦免的喜訊，驚喜交加的李白在慶祝劫後重生之餘，文思如泉湧寫下了那首膾炙人口的詩歌《早發白帝城》。

　　李白在詩歌創作上無疑是成功者，但是在仕途上他卻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其實，詩人(特別是浪漫主義詩人)與朝廷官員這兩種職業之間具有截然不同的風格和要求。浪漫主義詩人所具有熱情奔放、放蕩不羈的氣質與朝廷官員這種身份所要求的的內斂、妥協、忍耐的風格具有內在的緊張關係，浪漫主義詩人在踏入仕途之後，如果不能妥善處理這種緊張關係的話，往小了說有可能導致仕途失意、誤人誤己，往大了說則有可能上負皇恩、下害黎民。除去其它的因素，李白性格上的缺陷，情商上的問題，再加上他政治上的短視，註定了他在仕途上既不可能走遠，也不可能走得順暢。

　　古語說，國家不幸詩家幸，其實詩歌創作更多的是詩人個體化的情感體驗、表達，因此，國家的這種不幸應當轉化為詩人個體的不幸，才能為詩歌的創作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撐，才能為詩歌的繁榮創造出更好的條件。李白的仕途失意對他而言無疑是一種苦難、折磨，然而正是這種特殊的人生境遇，既為李白的詩歌創作留下了豐富的素材，也為詩人自身留下了更多的情感體驗，從而最終造就了一代大詩人李白。因此，李白仕途上的失意無疑讓他引以為憾，但是對於唐代詩歌的發展而言何嘗又不是一件幸事、好事，也許真是應了那句話「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