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音室說墨盒

本文作者周繼烈先生是刻銅文房收藏的奠基人，周先生2004年出版的《銅匣古韻》是第一本深入系統研究梳理銅刻藝術的專業書籍，是收藏愛好者必讀的入門讀物，書中周繼烈先生提供了大量文字資料、相關考證縝密，諸多內容具有填補空白之功。特藉此公眾號陸續轉載周先生過去發表的一些文章，進一步推動刻銅文房收藏。

鄉公按：此文草成於九十年代初，其後屢次增刪改動。至2004年拙作《銅匣古韻》一書出版，事實上仍有增刪餘地。在這段時間中，不同含量的此稿，分別發表在《收藏》雜誌、《榮寶齋》雜誌、《中國收藏》雜誌、臺灣《大成報》、《典藏》雜誌、國際民航航刊等多家報刊上。每次都有不同，但總體架構、主要論點沒有改變。今貼此稿，乃2003年作之準稿。但仍有待充實之處，且待以後再說吧。

一、墨盒的起源

墨盒本是清代同光時期經民國至解放初期使用非常普及的一種文具。當各種硬筆普及以後，它就慢慢地淡出了歷史舞臺。沉寂了幾十年後，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有收藏者注意到墨盒的工藝、文化和歷史價值，到九十年代中期，已形成一個不大不小的收藏熱潮。因為有關墨盒的史料比較少見，又有一些憑傳說或想當然的說法誤導，致使關於墨盒的起源眾說紛紜，但誰也沒有拿出強力證據，故我們不能不首先探討一下起源這個問題。

討論問題，首先要尊重歷史、尊重科學，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作學問。

一是不可道聽途說，把編出的故事當作史實，二不可牽強附會，如有人硬要把木工拉線用的墨斗也當作墨盒，甚至把沾上墨汁或盒子都要扯進來，似乎不把墨盒的發源抬到幾千年前，不足以證明墨盒之「貴」。三是故抬自己藏品身價，目的不在探討史實，而是熱炒價格，以便賣個善價，是為惡俗。四是不懂裝懂，張冠李戴，想當然。這些作法都無益於我們搞清史實，必須予以排除。

首先我們來證明明代沒有墨盒。

說明代就有墨盒的人，大多憑猜測。常讀《文物》雜誌的人，就會例舉出《南京明代吳禎墓發掘簡報》一文，因文中提到「銅墨盒1件，出於左壁龕。銅盒外加木盒。出土時盒中殘存吸過墨汁的乾絲綿。」但是我們只要按其「簡報」所報導之物分類看，就會發現：該墓室內左壁龕內所設之物，都是修飾面容用品，右壁龕內所設均為炊飲用品。左壁龕中所謂墨盒，實應為「黛盝」，即一種裝修眉染髮顏料的小盒子。其盒內裝之物，亦非墨汁，而應是「膠青」。《宣和遺事》載：「以膠青刷鬢」即染髮也。所以，此所謂明代「墨盒」，只是現代用語中的化裝盒之一種，屬香奩類，與文具無關。

唐宋明清以來，文人們對身邊百物，莫不觀察細微，對文房用具，更是記載得滴水不漏，明清兩朝尤甚。

文人的好事，為我們提供了更多證明明代沒有墨盒的信息。明人屠隆著有《文房器具箋》所記之器具達45種，唯沒有墨盒。明人高濂《燕閑清賞箋》記載了文具匣、硯匣、筆格、筆牀、筆屏、水注、筆洗、水中丞、硯山、鎮紙、壓尺、貝光、書燈等數十種，甚至連糊鬥都記錄在內，唯獨沒有墨盒。明人文震亨著《長物志》也是人所共知的一部著作，所載文房用具甚豐，亦獨無墨盒。明代其它相關的筆記類書均無墨盒記載，這隻能說明一個問題，即那時確實沒有墨盒！

我們不能因為自己喜歡墨盒，就非要把它產生的年代往前推。正如我們收藏速食麵包裝袋，就非說漢代時喫麪就裝在口袋裡，因而速食麵袋發源於漢代，這是十分可笑的。

墨盒不僅明代沒有，清代前期也沒有。乾隆時人姚培謙曆數十年功夫，編成一部《類腋》，姚自言「類腋一書，部以天、地、人、物，自始迄今，應數十年。」在他這部茫茫類詞中，小至耳挖勺都有記載，唯獨沒有墨盒。同期的相關物類書籍、筆記小說等均未發現有記錄墨盒的，因而我們說，清代前期也沒有墨盒。

那麼，何時纔有墨盒的呢？

我們先看看現代辭書怎麼說的。《現代漢語詞典》「墨盒」條雲：「文具，多用銅製，方形或圓形，象小盒子，內放絲綿，灌上墨汁，供毛筆沾用，可省臨時研磨的麻煩。也叫墨盒子。」這裡只說了什麼是墨盒，但沒說到它的起源。而有900萬字的《中國古代名物大典》在序言中稱：「讀者可根據各自意願，在相應的類目中預先檢索到所需名物，獲悉其得名淵源及其後的異名流變。」

當我們查到「墨盒」一條時，它是這樣寫的：「盛放墨汁的盒子，多用銅製，形狀或方或圓，內放絲棉，以墨浸透。《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七十二回：『被他這麼一招呼，倒不好意思空手出去了，只得揀幾個墨盒筆套等件。』」這裡他引用的是吳研人的小說。顯然這是當時編者找到最早提到墨盒的文字，但與其序言中所稱「獲悉其得名淵源」不付。因為該小說之上半部是光緒33年出版的，其下半部，亦即辭書引用文字所在部，是宣統元年纔出版的。顯然，宣統元年的文字不能當作墨盒淵源的證明。

筆者讀書不多，認為最早最詳盡記載墨盒的人是謝松岱。

謝松岱生卒年不祥。清同治四年（1865年）在北京宣南琉璃廠創辦「一得閣墨汁店」，其當年手書的匾額與價目表現仍保存在一得閣。光緒十年出版了《南學制墨札記》，光緒十九年出版《論墨絕句》二書均有關於墨盒的論述。

謝在《論墨絕句》中說：「古用硯，無所謂盒。墨盒者，因硯而變通者也。塊而硯、硯而盒、盒而汁，古今遞變，亦其勢然歟。」此說明墨盒源自硯，而非它物。接下來他說：「然求始於何時，創自何人，終無確據。」這說明在謝松岱讀的書中，亦未見有載墨盒者，其所以如此，實因「此固歷朝所無，獨為我朝創造。」那麼，「我朝」創製何時呢？請看他下面所說：「乙酉冬同學阮申重大令閑談及此，因謂家藏墨盒，以文達重赴鹿鳴、旗匾銀所制者為最先，前此蓋無有也。」按阮元重赴鹿鳴為道光丙午（1846）年，此話是阮氏後人對謝所言，自然要小打折扣，不一定「前此蓋無有也。」因為接下來是：「祐臣先生自謂，道光癸已（1833）入塾即見父友有墨盒，然用硯尚多。及已亥（1839）開筆作文，先中憲即賜以墨盒。」這是從有墨盒而未普及到逐步普及的一個過程。謝松岱最後的結論是：「（墨盒）是始於道光初年無疑。」

當今的墨盒研究者多持「墨盒創始於嘉道年間。」是可信的，是貼近史實的。

筆者也確實見過刻有康熙年款的銅盒，但那是硯盒而非墨盒。亦收過打有鋼印「道光三年」款的墨盒，但它明白無誤地是個贗品。我們目前所見到最早的、實實在在是墨盒、且有年款的真品，是同治年間的產品。

早期的（比如道光）墨盒因尚未普及，應用的人不多，所以盒面不加裝飾是可以理解的。當從鹹豐後期到同治光緒，墨盒大盛於天下，因此開始有人在墨盒面上作文章，則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這就是刻銅墨盒產生的原由。那麼刻銅墨盒始自何時呢？我們還要看看謝松岱怎麼說：「聞琉璃廠專業墨盒者始萬豐齋。刻字於蓋者，始陳寅生茂才。店與人尤在，實盛行於同治初年。」這裡我們應注意的是，謝松岱與陳寅生是同時代的人，陳的萬豐齋與謝的一得閣都設在北京琉璃廠，萬豐齋開張三年後，一得閣也開張了，所以謝的話要遠比後人說三道四可靠的多，謝說刻銅墨盒「實盛行於同治初年。」沒說「盛行」之前就沒有刻銅墨盒，所以如果我們那天發現有鹹豐年款的刻銅墨盒，當在情理之中。另外陳寅生如果在開店前沒刻過墨盒，他就不知道開這麼個店會不會受歡迎，能否維持生計。也就是說他在開店前肯定已刻過不少墨盒，因受到人們的喜愛，他才開了店。所以可以說刻銅墨盒始於清鹹豐後期，盛行於同光及民國時期。消沉於上世紀五十年代。

首創在墨盒上刻銅之人就是陳寅生。

二、墨盒的發展

墨盒的歷史不長，如果我們從清道光元年算起，到現在只有180餘年歷史。刻銅墨盒從清同治元年算起，至今只有140年歷史，其中，實際上，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末墨盒已經消沉。那麼刻銅墨盒的真正繁榮期只有90年。在這90年中，有二次前後銜接的刻銅藝術昌盛期，那就是以陳寅生為代表的清同光時期，時間長達約50年。其後為張氏同古堂為代表的民國時期，時間幾達40年之久。

刻銅源自鏨花，鏨刻之藝早已有之，西周「三年疒壺」上鏨刻有精緻線條，戰國之「圓壺」的腹部兩道弦紋間刻有五十九行一百八十二字銘文，鏨刻技藝已相當成熟。唐宋時代的金銀器皿上鏨花更趨於精細，以上種種均系鑄造、碾拓工藝之輔助工藝，鏨刻未成為獨立藝術品種，至明而清，鏨刻日臻成熟，刀刻如寫，始獨立成為刻銅藝術。至陳寅生首次將此藝施於墨盒，其「蓋上或鐫篆楷，或鏤花木，字有作蠅頭楷者，如蘭亭敘，如柏廬家訓。」（引《光緒順天府志》）方寸之間，無不精妙。

餘舊藏「戊子」款（光緒十四年）楷書墨盒一件，底打有「萬豐」鋼印。此件作品，可作鑒定真贗寅生墨盒之依據。陳寅生當時不僅為自己的萬豐齋刻墨盒，亦代松竹齋（包括之後的榮寶齋）、清祕閣等南紙店、墨盒店刻銅。熟知陳之書法刀法，則無須憑其姓名款認定真偽，無款者不一定不是陳的作品，有款者未必是陳的作品（時人多有仿冒寅生款者）。

陳寅生所以成為清代刻銅代表人物，盛極同光時代，是因其自身文化素養較高，使刀如筆，明書之法理，鋒迴轉折一如紙上揮酒，行雲流水，無一絲勉強之處，他刻的幾百字長文，從頭至尾，無一字用巧處，其藝之高，聲播海內外，凡知刻銅者，必知陳寅生，致使後人稱「他所刻的墨盒，可以和陳曼生壺並傳」、「成為清代刻銅藝術珍品，亦屬珍貴文物」。《北京繁昌記》把北京刻銅墨盒、南昌象眼竹細工、湖南刺繡，並稱為「中國之三大名物」。

同光時期著名刻銅者還有韓子固、竹庵、濮又翎、陸子康等人，吾舊藏韓刻之《蘭亭修禊圖》、竹庵所刻人物等墨盒可見一斑。

應提及的是，在刻銅實踐中，達官貴人、文人墨客逐步參予，由於他們的社會地位與藝術修養，也使刻銅墨盒提高了表現力與聲譽。筆者舊藏的同治狀元書法家陸潤庠親筆書贈友人的白銅墨盒，便是書家與刻家共同完成的佳作。這點在其後的民國時期有更好的發展。

民國初期產生了以張樾丞張壽臣（臣亦作丞）為代表的一代刻銅大家。

據現仍健在的樾丞之子幼丞先生見告，其父生於一八八三年，歿於一九六一年。先生系河北新河縣人，十四歲晉京，曾就藝於益元齋、來薰閣、明遠閣等，民國元年獨資在琉璃廠西街路南開設了同古堂。張壽臣系樾丞之堂弟，刻銅技藝二人難分仲伯。張氏刻銅在技法上創造瞭如同竹刻的沙底留青陽刻法，又因與時賢如嚴復、楊守敬、傅增湘、陳師曾、姚華、吳湖帆、金北樓、袁寒雲、齊白石、張伯英、陳半丁等先生多有交誼，故其墨盒大量採用這些名家畫稿，藝術品位之高，使當時的文人墨客即視為文房雅品而珍愛之。餘舊藏一件行書墨盒，上刻二十字，刀法遒勁，每筆每畫交待極為清晰，刀功之力度、之美感一直反映到字畫的深處。張氏作品或署名款，或不署名款，大多在盒底打有「北京同古堂」鋼印。

張樾丞尤善治印，曾有《士一居印存》於民國二十四年出版。孫殿起稱張氏一門篆刻「鈍刀淺刻輕輕拓，鐵線文成細細欄」。倫哲如將張氏與明人米紫來並稱「那知麟鳳希為貴，三百年來兩紫來」。張壽臣則更多精力放在刻銅上，《湖社月刊》、《舊都文物略》等書刊上多印有張壽臣刻銅作品。

吾友遺箴堂王氏藏張氏刻銅作品舊拓片一冊，其中有墨盒三十七方，鎮尺二對，書畫稿均出自袁寒雲，陳師曾、姚華、章浩如之手。袁書法蒼勁，陳畫小品淡遠，壽臣刻來一一能表達出原作風格，是為《北平旅行指南》稱其「仿名人書畫精妙入神」。

雙影樓主李穎霖兄贈餘金禹民先生的舊拓墨盒一冊，均陳師曾手繪張壽臣所刻，枝枝葉葉無不傳神。

清代同光時代是第一個刻銅墨盒的輝煌期，民初到四十年代末是第二個輝煌期，此後墨盒實用價值日漸被新型文具取代，刻銅墨盒幾近消亡。

民國時除張氏外，尚有不少刻銅高手，如姚鍚九、孫華堂、石父、松泉、魏長青、徐煥榮、李文新及王景華等人。惜少有留下詳細事蹟者，還有更多的是連姓名都沒有留下。但收藏者手中實物卻留下了他們精美的作品。如吾舊藏周肇祥家人鶴侶所用墨盒，上刻蘇東坡「前赤壁賦」全文，連上下款共五百五十八個蠅頭小字，精工可愛。又雲南王竹村（九齡，曾任全國教育總長）之「朱子家訓」墨盒，亦刻工楷五百餘字，盒底為「寶源」印記，十分精彩。又榮寶齋所制「愛蓮說」白銅圓墨盒，面刻花卉一圈，中刻愛蓮說全文，字畫均精，如此等等，諸多實物留下了一時盛況鴻爪。

退出歷史舞臺的刻銅墨盒，近十年來被一些收藏人青睞，這不僅因為它曾經造就過許多刻銅高手，還因為墨盒與身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內涵，與墨盒存在同樣長的那段時間裡，幾乎所有識字的人都要用它，人因物用，物因人貴。遺留下來的墨盒可發掘出許多故事、人情、友誼、藝文、政治、愛情等等，包涵內容廣泛。

刻銅墨盒除其本身的工藝美之外，還因為在它普及的年代裡與眾多社會名流、文人墨客之間的不解之緣。這又不僅如我們上文所談到的，他們參予墨盒的設計、書畫之作用，更多的是，因為這些人物的置辦、互贈、使用之中滲入了深厚的人文內容。在各類金屬質藏品中（如青銅器、銅鏡、手爐、各種古今金屬幣等），沒有一種如刻銅墨盒那樣，常常帶有明確的上下款、紀年款，因而在刻銅墨盒的收藏中常會發現名人遺物。這也是為什麼刻銅墨盒在沉寂了半年世紀後，又被人們重新重視起來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