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8年12月16日星期日14：00——16：30

　　地點：梅園書房

　　主講：李恭忠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與談：李裏峯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一、《喚醒中國》一書的重要性：

　　此書英文版出版於1996年，兩年後獲得了美國亞洲研究協會的“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此獎是爲紀念中國近代史研究巨擘Joseph R. Levenson而設立的，獎勵在美國出版的對中國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研究做出極大貢獻的傑出學術著作。中譯本出版後，在史學界以及其他一些人文研究領域，比如藝術史、戲劇史等領域，都受到了關注，在國內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二、翻譯緣起：

　　翻譯此書之時，正值兩位老師博士在讀期間，一方面忙於博士論文的寫作，另一方面開展此書的翻譯工作。正如恭忠老師所言，剛接觸這本書的時候，由於學力尚淺，不容易跳出此書的框架、論證邏輯，從更大的背景去把握此書的意義。而今再讀此書，特別是對書中論及的相關領域有所研究之後，還是有些不一樣的體驗。

　　三、該書的主題和思路

　　該書討論的主題是現代中國的“覺醒”。爲什麼討論這個主題？作者的兩份自序講得很清楚。一是中譯本自序，提到了英文版出版前後的中國“說不”系列書籍，及其反映的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興起。這就引出了本書的基本問題：中國的“醒過來”、“站起來”、“飛起來”，從自我和他者的角度而言，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過程、體驗？從歷史學研究的角度，作者關注的是第一個階段“醒過來”。爲此，作者梳理了“中國睡獅（睡龍）”論的淵源，並且從曾紀澤1887年的文章《中國先睡後醒論》，找到了一百多年以來直至今日中國“覺醒”話語的先聲。以上是該書選擇“覺醒”作爲研究主題的客觀背景。

　　二是英文版自序，提到了作者個人的經歷。六七十年代越南戰爭期間，費約翰正在讀大學本科，作爲一名左翼青年，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越南的民族解放鬥爭感興趣，收聽“中國之音”廣播，有過一段獨特的“個人覺醒”經歷。剛剛改革開放，費教授就作爲進修生，來到南京大學學習。這樣的個人經歷，對他後來的中國歷史研究也有深刻的影響。

　　“覺醒”的主題明確了，作者是如何處理這個主題的？縱觀全書，雖然涉及了許多方面的素材，如日記、自傳、文學、藝術、倫理、教育、歷史、考古、科學、醫學、建築、地理學和人種學等等，但全書邏輯分明，線索清晰。從啓蒙邏輯（第一章）、世界觀和民族觀（第二、三章）、國家觀（第四章）到政治觀（第五章），再到國民革命的宣傳（第六、七章），讀者被帶領着從普遍的啓蒙秩序，先後走向一個民族的理想，一個強大、統一國家的理想，一個政黨的理想，直至一種統一聲音的理想和實踐，觀察的視野一步一步收緊，焦點越來越具體。

　　四、全書內容要點

　　第一章，主要從理論層面，討論了啓蒙作爲個體和羣體的覺醒機制，涉及啓蒙與理性、啓蒙與支配、啓蒙與喚醒等理論問題。“啓蒙”是一個極具全球性、普遍性的議題，不同的國家與地區，有着獨特的發展脈絡。歐洲的啓蒙運動生髮於17-18世紀，是繼文藝復興後的又一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運動，其核心思想是“理性主義”。這次運動有力地批判了封建專制主義、宗教愚昧及特權主義，宣傳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爲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做了思想準備和輿論宣傳。相比之下，中國的啓蒙運動卻晚了近一百年，而所謂的“喚醒”，正是得益於中國式啓蒙運動的深入發展。作者對於“拿破崙”的解讀比較有意思。拿破崙預告了中國的覺醒：“注意觀察中華帝國。讓它沉睡吧，因爲當這頭巨龍甦醒時，全世界都將發抖。”他是否說過那句話，現在無從考證，但並不重要。就算他沒有說過那句話，別人也會將它說出來，因爲他描繪的圖景和喚醒的力量並不只是歐洲的專利。“拿破崙”的意義也不在於他本人，而在於他是一個代表性的英雄形象，彌合了大衆的覺醒和被喚醒之間的張力，成爲逐漸被喚醒的民族的認同對象。中國非常缺乏拿破崙這樣的形象，中國人民更有必要重新組織自己，推出新的民族英雄形象。

　　第二、三章，主要討論民族。“民族”是什麼？“民族”就是覺醒的自我找到的新的認同形態。傳統中國人有着深厚的“天下”觀念，這種天下實質上等同於現在意義上的文化中心主義。從這個層面上講，西方國家對中國發起的戰爭不僅僅只是單純意義上的軍事征服，應該還有試圖摧毀對方那種特殊的文化中心主義的用意。到了清末民初，民族已經成爲一種新的認同形式的思想基礎。那麼，“民族”何以可能？第三章主要是關於“民族性”的探討。在外國人眼裏，中國人身上充滿了毛病：說謊、欺騙、不誠實、懦弱、腐化，沒有能力管理好自己，需要外國來加以文明化。這種印象從馬戈爾尼使團的John Barrow開始到20世紀，不斷被強化。民族要覺醒，就要擺脫這種形象。民族主義者首先需要發現中國人的真正特性，與外國人的人種話語競爭。五四前後，知識青年走向民間，學者走進歷史，民族學家走向社會，掀起了一場“發現中國人”、改造國民性的運動。幾經探索後，最後發現鄉土社會中的農民纔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的“毛坯”，可以通過革命將他們鍛造成新的“人民”。

　　第四章討論國家。民族認同得以確立起來，但民族究竟以什麼樣的國家形式作爲載體，卻有着不同的選擇。中國古代的大一統帝制維持了兩千多年，有其內在的客觀理由和自身的運行機制。進入近代以後，大一統帝制之弊日益凸顯，無法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一統帝制瓦解，需要有新的形式來對當時的分裂割據格局加以整合，由此衍生了學界對政治、文化、思想等多重整合路徑的思考。這些思考集中表現爲究竟是選擇中央集權，還是聯省共治。孫中山晚年主張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地域、語言、人羣等差異都應該被統一化，服從於中央權威。可是，從清末地方自治延續下來的聯省自治，1922年前後在湖南、雲南、廣東也很流行，以胡適爲代表的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時也支持這種模式。最終，中央集權路線逐漸佔據優勢，聯省共治的政治理想則被逐漸冷落。在此格局下，“封建”一詞獲得了新的含義，與保守、落後、迷信、反中央集權主義等意義相連。軍閥（包括陳炯明）、地方精英（士紳）被視爲封建勢力的代表，成爲革命的對象。

　　第五章討論的是政體，也就是覺醒過來的國家的運行機制。國家形式問題解決了，但在政治體制的選擇上，又有着不同的意見。中國應該選擇自由主義的憲政，還是選擇集權式的黨治國家模式？國民黨與自由主義的聯繫很深，不少黨內元老支持自由主義憲政理想，抵制現實政治的腐敗和獨裁，也抵制新興的社會革命思潮。孫中山前期走的也是憲政道路。但歷次失敗和五四運動改變了他的思想，轉向集權式的政治理想。改組中華革命黨時要求黨員忠於他自己，1920年修訂黨章時加上訓政這一條，就是他的嘗試，但都爲黨內元老所反對。1922年再次失敗後，孫中山反思自己對自由主義憲政的認同，籌備改組國民黨，吸收新鮮力量，打破老派國民黨人在黨內的優勢。俄國人和共產黨人也批評孫中山只依靠變化無常的政客和議員，建議他重視大衆宣傳。三方面的理想一定程度上匯合。於是，孫中山從 1923年1月開始重視廣東的黨治問題。1924年，國民黨一大通過了“一黨建國”的綱領，孫中山那種高度紀律性的黨治國家理想，得以確立權威地位。民族主義革命者與其他政治派別、團體在自由主義政治框架內的協作終結。

　　第六、七章，集中討論國民革命中的宣傳，也就是喚醒的具體行動和技巧。黨治國家理想一旦確立，隨之而來的，便是國民黨黨內宣傳紀律的強化，和統一權威的加強。第六章主要分析改組後的國民黨如何厲行宣傳紀律、強化統一的權威。國民黨內部本來就存在着矛盾和分歧，有意識形態上的，也有宗派上的。孫中山逝世後，意識形態分歧和宗派矛盾更加嚴重。如何協調既有的矛盾和分歧，用一致、權威的聲音來說話，就變得極爲重要。在這方面，不得不提及毛澤東同志的重大貢獻。從一九二五年十月開始，毛澤東擔任了八個月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先是代理) ，打開了宣傳工作的新局面。他建立了一套制度來加強黨內宣傳的統一和紀律。第一，創辦了《政治週報》，作爲黨內最高政治刊物，由中央宣傳部編輯、發行，毛澤東任總編輯；第二，創造了聯合委員會的形式，以促進各部門的合作；第三，完善宣傳手段；第四，建立一套監察和報告制度；第五，審查黨內各種出版物，剔除與中央觀點相違的內容，批評不當的觀點；同時監察黨外的出版物，批判與黨治國家的革命理想相對立的作者和編輯。作爲國民黨人根據地的廣州，宣傳工作與紀律的強化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第七章分析了廣州國民政府黨務、政府和軍隊系統內部的宣傳工作與紀律強化情況，具體呈現了黨治國家體系在實踐層面是如何逐展開的。

　　一部“喚醒中國”的政治文化史，就這樣在讀者面前徐徐展開。民族覺醒的觀念，從一種不成熟的衝動，演變爲一種鮮明的、紀律化的大衆政治風格，最後落實到廣州這個具體地域下的客觀實踐。一個宏大的主題，在作者的筆下逐漸變得清晰、具體、明確，充分顯示了作者的駕馭能力。

　　李裏峯老師評論：今日與恭忠兄共座於此，將我的思緒帶到了十幾年前，回想起那段一邊翻譯、一邊做博士論文的青春時光，那真是一段美好的回憶。在此，我就簡單地補充幾點內容：其一、此書的完整標題是：《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之所以重申它的完整標題，是想讓在座的各位書友明確此書不是聚焦於寫人，其核心在於政治文化，是在探討怎樣用一種嶄新的理念來實現喚醒民衆的目的。這本書的直接借鑑對象，就是美國學者林 亨特（Lynn Hunt）在1984年出版的《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後者被公認爲是一部新文化史色彩的政治文化史名著，着重探討了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政治表徵（representations of politics）模式，也就是大革命如何創造了一種近代的政治文化，包括革命的修辭、儀式、符號乃至謠言等等，以及這種政治文化如何被用於政治動員、政治實踐，重新構建和創造社會和政治關係。其二、國共兩黨並不是一種“對立性”的存在，1921年共產黨成立，1924年中國國民黨成爲核心力量，年輕的兩個政黨密切合作，它們所做的事情極爲相似。當我們從這樣一個彼此合作期去看那些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解釋似乎就覺得比較膚淺。有人說，國民黨和共產黨其實是長在一根藤上的兩個瓜，他們在政治文化、組織原則以及治國理念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他們都有自己的‘主義’在裏面。其三、爲何用‘喚醒’而非‘覺醒’：英文標題爲Awakening China，awakening可以當作不及物動詞，覺醒之意；也可以當作及物動詞，喚醒之意。這兩個意思背後代表着精英政治與大衆政治之間的辨證關係，包括喚醒的主動者、受動者以及喚醒的方式。從費約翰的相關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尤其強調知識分子的主體作用，強調“喚醒”這種精英政治的邏輯。相比之下，“覺醒”更多是一種自發、自覺的過程，不需要過多外在的、強加的力量，它體現的是一種大衆政治的邏輯。

　　李恭忠補充：裏峯老師說得對。這本書主要採用了政治文化史的路徑，有“新文化史”的意味。這本書借鑑了美國學者林 亨特關於法國大革命史的著作，而林 亨特的研究又受到法國學者弗朗索瓦 傅勒（Fran ois Furet, 1927-1997）、莫娜 奧祖夫（Mona Ozouf, 1931- ）等人的影響。1976年，奧祖夫出版《革命節日》一書，開啓了法國大革命的文化史研究，儘管沒有使用“新文化史”這個說法。特別是弗朗索瓦 傅勒，在1978年出版了《思考法國大革命》一書，提出了與法國主流的大革命史學不同的見解。這兩本書，現在也都有中譯本，對於理解費約翰這本書也有幫助。

　　（整理者：肖立志；覈定者：江海一蓑翁；本文稿經主講李恭忠老師和與談李裏峯老師確認；現場照片爲蓑翁和到場書友自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