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杨国忠家族祸乱大唐是没有根据的，杨国忠不是什么忠臣，但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奸臣，他和唐玄宗时代大多数的宰相一样，喜欢玩弄权术，也贪财，这是玄宗时代所有手握大权的宰相们的共同特点，比如姚崇、宋璟，号称开元年间的好宰相，但他们其实也经常玩弄权术，打击异己，并且也都不是什么廉洁的人，而天宝年间比杨国忠还要臭名昭著的是李林甫，号称口蜜腹剑，但事实上，排除道德上面的评价，姚、宋和李林甫包括杨国忠，都是属于具有某一方面的非常突出的行政能力的人才，用古文说叫「吏干」。杨国忠的发迹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他自己突出的理财能力，而不是他跟杨贵妃的关系，当然他的上位过程中投靠李林甫，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这些做派跟之前的宰相上位的那些权利斗争，程度有不同，但性质也是差不多的，要说杨国忠有什么缺陷的话，他在理财能力之外的行政才能方面，特别是处理大量日常纷繁复杂的政务的能力，比不上姚、宋和李林甫等人，史书上记载他，专权以后，权力虽然很大，但是却缺乏行使这种权利的才干，很多时候办不成事情，造成政务不畅，但这是能力不足而又权力太大的人掌权的通病，但不能说他有意要去祸害大唐，安史之乱的爆发，也有更为深层的原因，这不是因为杨国忠和安禄山不对付，才搞得安禄山造反的，那是后来的人让杨国忠为这个事情背了黑锅，因为杨国忠不得不背这个黑锅，他不背的话，就成了唐玄宗来背了。最后需要纠正的是，杨贵妃的杨氏和武则天的母亲的杨氏，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虽然两者都姓杨，但中间的亲戚关系已经隔得非常远了。唐代的世系表里面通常会把他们俩家扯在一起，说他们都源出于隋代杨雄一系，但也不没有证据表明两家很亲，实际上两家隔得很远，世系表中已有很多附会的成分，还不明把两家的亲系作实，显然是很难说杨国忠与武则天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的，从这个逻辑上来说杨国忠跟李唐皇室有仇，完全是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

杨国忠，本名杨钊，唐朝宰相。东汉太尉杨震之后，张易之之甥，杨玉环祖兄。

我个人认为说杨国忠家族霍乱大唐，是没有正当理由的:

1.众所周知杨国忠发迹是因为族妹杨玉环的关系。他专政期间虽然国事日非，但是却没有像李林甫一样嫉贤妒能、诛逐大臣，甚至还搜罗奇才提拔重用。

2.唐玄宗一个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君主，他不可能是一位昏聩慵懒、是非不分的庸人。对于朝臣的进言，他有独立分析能力。对于杨国忠进言安禄山会造反，他先是没有理睬，杨国忠第二次劝说，却被安禄山蒙混过关。先不说杨国忠出于什么目的，至少唐玄宗在识人之明上就有所欠缺，或者说是他对政事的漠视。

3.杨玉环虽然是杨国忠组妹，但杨国忠说劝唐玄宗安禄山有谋反之心，在调查安禄山时是她偷偷给安禄山报信，这说明她跟杨国忠的关系并非毫无间隙。若说杨玉环祸乱大唐，也说不过去。她一没陷害忠良二没扰乱朝纲，唐玄宗不理朝政那是他的事，一个贤明君主绝不会做出这等事，只能说明唐玄宗堕落得很彻底。大唐衰落，天子应负主要责任，与一女子何干。

杨国忠（？－756年），本名钊，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唐朝宰相，张易之之甥，杨贵妃族兄。[1]

杨国忠出身于弘农杨氏河中房，早年落魄，在杨玉环得宠后飞黄腾达，直至升任宰相，身兼四十余职。他任相期间，专权误国，排挤忠良，起用奸佞，败坏朝纲，与安禄山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天宝十五年（756年），杨国忠随唐玄宗西逃入蜀，中途在马嵬驿被乱兵所杀。

本名

杨国忠

别称

杨钊

所处时代

唐朝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地

蒲州永乐

去世时间

756年7月15日

官职

司空、右相

爵位

卫国公

人物生平 听语音

早年经历

杨国忠年轻时放荡无行，嗜酒好赌，受到亲族的鄙视，三十岁时前往西川从军。他从事屯田工作，成绩优异，虽受节度使张宥厌恶，仍被授为新都县尉。任期满后，杨国忠更加贫困，只得依附蜀地大豪鲜于仲通，后又担任扶风县尉。[2]

天宝四年（745年），杨国忠的从妹杨玉环被册为贵妃，她的三位姐姐也日益受宠。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与宰相李林甫不睦，便让鲜于仲通前往长安，欲结交杨家，以为援助。鲜于仲通却推荐杨国忠。章仇兼琼见杨国忠身材高大，又有口才，便征辟其为推官，让他到长安进贡，并馈赠价值百万的蜀地财货。[3]

到长安后，杨钊把土特产一一分给杨氏诸姐妹并说这是章仇兼琼所赠。于是，杨氏姐妹就经常在玄宗面前替杨钊和章仇兼琼美言，并将杨钊引见给玄宗，玄宗任他为金吾兵曹参军。从此，杨钊便可以随供奉官随便出入禁中。

深得帝宠

杨钊在长安立脚之后，便凭借贵妃和杨氏诸姐妹得宠的条件，巧为钻营。在宫内，他经常接近贵妃，小心翼翼地侍奉玄宗，投其所好；在朝廷，则千方百计巴结权臣。每逢禁中传宴，杨钊掌管樗蒲文簿（一种娱乐活动的记分簿），玄宗对他在运算方面的精明十分赏识，曾称赞他是个好度支郎。

不久，杨钊便担任了监察御史，很快又迁升为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便身兼15余职，成为朝廷的重臣。

天宝七载（748年），杨钊建议玄宗把各州县库存的粮食、布帛变卖掉，买成轻货送进京城，各地丁租地税也变买布帛送到京城。他经常告诉玄宗，「现在国库很充实，古今罕见」。于是，玄宗在八载（749年）二月率领百官去参观左藏，一看果然如此，很是高兴，便赐杨钊紫金鱼袋，兼太府卿，专门负责管理钱粮。从此，他越来越受到唐玄宗的宠幸。

天宝九载（750年）十月，杨钊因为图谶上有「金刀」二字，请求改名，以示忠诚，玄宗赐名「国忠」。随著地位的升迁，杨国忠在生活上也变得极为奢侈腐化。每逢陪玄宗、贵妃游幸华清宫，杨氏诸姐妹总是先在杨国忠家汇集，竞相比赛装饰车马，他们用黄金、翡翠做装饰，用珍珠、美玉做点缀。出行时，杨国忠还持剑南节度使的旌节（皇帝授予特使的权力象征）在前面耀武扬威。

接任宰相

杨国忠在与宰相李林甫的关系上，起初，二人一唱一合，互相利用。杨国忠为了向上爬，竭力讨好李林甫，李林甫也因为杨国忠是皇亲国戚，尽力拉拢。在李林甫陷害太子李亨时，杨国忠等人充当党羽，并积极参与其活动。他们在京师另设立推院，屡兴大狱，株连太子的党羽数百家。由于杨国忠恃宠敢言，所以每次总是由他首先发难。杨国忠与太子李亨的矛盾也由此愈结愈深。

后来，李林甫与杨国忠由于新旧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产生了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待王𫟹的问题上。因王氏的宠遇太深，本是李林甫和杨国忠共同嫉妒的对象。但是为了牵制杨国忠，李林甫则极力提拔王氏；当杨国忠陷害王氏时，李林甫又竭力为其开脱罪责。由于杨国忠做了手脚，玄宗便开始疏远李林甫，王氏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致于死地。王氏所兼职务全部归杨国忠。

玄宗之所以如此信任杨国忠，除了取悦于杨贵妃之外，主要是借以牵制李林甫的专权。同时为取代已经衰老了的李林甫做准备。终于在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一月，李林甫死后，玄宗派命杨国忠担任右相，兼文部尚书，判使照旧。杨国忠以待御史升到正宰相，身兼40余职。

祸乱朝政

杨国忠执政期间，曾两次发动了征讨南诏的战争。

天宝十载（ 751年），杨国忠上任京兆尹不久，遂乘机推荐自己的老友和党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并命其率兵攻打南诏，结果大败，士卒阵亡六万人，南诏投附吐蕃。对此杨国忠不但没有处罚鲜于仲通，而且还为其大叙战功。接著，杨国忠又请求第二次发兵攻打南诏。玄宗便命令在长安、洛阳、河南、河北各地广泛招兵。杨国忠派御史到各地去抓人，把他们带上枷锁送到军营。父母、妻子哭声遍野。

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杨国忠又命令留后、侍御史李宓率兵，再次攻打南诏，结果又遭惨败。两次攻打南诏，损兵折将近20万人。杨国忠专权误国，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动辄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用兵，不仅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士卒暴尸边境，给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了灾难，而且使内地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杨国忠为了笼络人心，发展自己的势力，让文部选官不论贤不贤，年头多的就留下来，按照资历有空位子就接官。按惯例，宰相兼兵部、吏部尚书，选官应交给侍郎以下的官员办理，规定的手续十分严格，须经三注三唱，反复进行，从春至夏才能完成。杨国忠却自示精敏，先叫胥吏到自己家里，预先定好名单，然后把左相陈希烈及给事中、诸司长官都叫到尚书都堂，读—名便定一名，一天就完了。当全部结束之后，杨国忠便当著大家的面说：「左相和给事中都在座，就算经过门下省了。」于是，选官大权就这样由杨国忠一人垄断。从此门下省不再复查选官，侍郎仅仅负责试判，致使选官质量下降。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杨国忠迎合和满足了一些人的权欲，因而颇得众誉。为此，杨国忠的亲信京兆尹鲜于仲通、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等授意选人，请求玄宗给杨国忠在省门立碑，歌颂其选官有「功」。玄宗让鲜于仲通起草碑文，并亲自修改了几个字。鲜于仲通为了向杨国忠献媚，便把这几个字用黄金填上。

杨国忠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天宝十二载（ 753年），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灾和严重饥荒。玄宗担心会伤害庄稼，杨国忠便叫人专拿好庄稼给玄宗看，并说：「雨水虽多并未伤害庄稼。」玄宗信以为真、以后，扶风太守房（王官）奏报当地出现水灾，杨国忠便叫御史审问他，从此再没有人敢汇报实情。

安史之乱

天宝十四载（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发动叛乱的借口是讨伐杨国忠。杨国忠与安禄山都是天宝年间的新贵，同样受著玄宗的宠爱。但是，杨国忠的发迹要比安禄山晚得多。当杨国忠尚未担任高官要职时，安禄山早在天宝元年（742年）正月就升任平卢节度使，以后又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御史大夫，稍后又兼河东节度使。天宝九载（750年）又封为东平郡王。杨国忠虽有外戚关系，但迟至天宝七载（748年）始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

安禄山在朝中对老谋深算的李林甫还算惧怕，而对杨国忠则根本瞧不起。杨国忠接替宰相后，看到不能制服安禄山，便经常向玄宗说安禄山有谋反的野心和迹象，想借玄宗之手除掉安禄山。可玄宗认为这是将相不和，不予理睬。杨国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奏请让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以便排斥和牵制安禄山。

天宝十三载（754年）春，玄宗按照杨国忠的意见召安禄山入朝，试其有无谋反之心。安禄山由于事先得到杨贵妃的通风报信，故将计就计，装模做样地向玄宗诉说自己的一片「赤心」，赢得玄宗更加信任，打算让安禄山当宰相（加同平章事），并令太常卿张垍草拟诏敕。杨国忠知此立即劝阻道：「安禄山虽有军功，但他目不识丁，怎能当宰相。如果发下制书，恐怕四夷皆轻视朝廷。」玄宗只好作罢，任安禄山为左仆射。

至此，安禄山与杨国忠以及唐王朝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以至于后来一触即发。加之杨国忠任宰相后，官吏贪渎，政治腐败，民怨沸腾，终于使安禄山发动了以讨伐杨国忠为名，行夺取皇位之实的叛乱。

兵变族诛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叛军攻陷潼关，长安危在旦夕，玄宗根据杨国忠的建议，决定逃往四川避难。当走到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时，将士们又累又饿，加之天气炎热，拒绝继续前进。此时，杨国忠的政敌太子李亨、宦官李辅国和陈玄礼一致认为，除去杨国忠的时机已成熟，并由陈玄礼出面对将士进行煽动，说这场叛乱全是由杨国忠引起的，杀了杨国忠就可止息叛乱。

这时，有20多名吐蕃使者在驿站西门外堵住杨国忠的马头，向他要饭吃。激怒了的士兵们立即将他们包围上来，大喊：「杨国忠与吐蕃谋反！」一箭射中了他的马鞍。杨国忠逃进西门内，军士们蜂拥而入，将其乱刀砍死。接著，杨贵妃也被缢死，杨国忠的大儿子大常卿兼户部侍郎杨暄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也一并被杀。杨国忠的妻子裴柔和幼子杨晞以及沈国夫人逃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市），裴柔在竹林中让虢国夫人用剑刺死自己。虢国夫人然后自刎，但没有死，被县吏押回狱中，后血凝至喉而死。

马嵬驿之变，表面上看来是一场士兵哗变，实质上是由太子李亨和宦官李辅国、高力士等策划的一场争权斗争。太子李亨自天宝五载（746年）遭李林甫和杨国忠的打击后，极为孤立；杨国忠任宰相后，又连遭倾轧；安禄山叛乱时，玄宗本想让太子李亨接替皇位，由于杨国忠及其姐妹的反对而未成事实；后又弃京幸蜀，如果到了蜀中，李亨在杨国忠势力的控制下就更无出头之日了。因此，太子李亨主谋，借机除掉了杨国忠。[4]

轶事典故 听语音

天宝十年十一月，杨国忠为右相兼吏部尚书。上奏玄宗请求在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两京选人授官，玄宗答应了。铨选那天，便决定任官。那天，无论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在杨国忠私宅里注册登记任官。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韩国夫人，贵妃妹秦国夫人在屋里放下竹帘看这些人，老、病、丑陋者都指名道姓取笑他们，即使是士大夫也免不了遭受她们耻笑取乐。依照过去的惯例，被选的官员，须在兵部、吏部登记、注册完了，再呈送给门下省。门下省长官侍中和助手给事中考核，考核认为不合格，退回，叫退量。杨国忠专权任官只一人说了算，叫左相陈希烈在边上坐著。门下省给事中出了行列到前边说："既然已经授职任官，就是经过门下省这道手续了。"陈希烈等（与选官有关人员），口中不说，心里不愿意，只是闷坐而已。门下侍中韦见素、张倚都穿紫衣和本衙署郎中等官员，在藩屏外并排坐桌案后，如有事叫他们还得快走向前回话。给事中对帘中的杨国忠说："两个穿紫衣服的主办这件事怎么样？"杨哈哈大笑。被选官郑怤阿谀奉承杨国忠，与二十余人拿著钱在勤政楼设宴，并且在尚书省南边给杨国忠立碑。杨国忠主管这件事，吏部三铨（尚书铨、中铨、东铨）授职、选拔、考绩等全免了。说吏部职务繁忙，不能亲自动手，皆委典史及令史、孔目官（低级官员）代替。杨国忠只是签个字而已，还不一定都签。[5]

人物评价 听语音

总评

杨国忠专权误国，积怨太深，终被乱刀砍死，落得遗臭万年，实为罪有应得。但是客观来看，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国事日非，但朝中未出现李林甫妒贤嫉能、诛逐大臣时的那种恐怖动荡局面，而在一时间内还曾搜罗天下奇才，迸拔淹滞，颇得众誉。杨国忠独揽大权，外戚跋扈，民怨沸腾，终不可收拾，爆发了安史之乱，使强大的唐王朝江河日下，一蹶不振。他作为宰相，自是难辞其咎。但是，早在李林甫执政期间，唐王朝就已经显露出趋向没落的种种迹象，只是到了杨国忠执政时来了个总爆发而已。[4]

历代评价

崔群：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6]

李绛：近代北齐任杨遵彦则理，用高阿那肱则乱；隋代任高颎则理，用杨素则乱；国家任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姚崇、宋璟则理，用李义府、许敬宗、李林甫、杨国忠则乱。[7]

刘昫：①禄山虽据河洛，其兵锋东止于梁、宋，南不过许、邓。李光弼、郭子仪统河朔劲卒，连收恒、定，若崤、函固守，兵不妄动，则凶逆之势，不讨自弊。及哥舒翰出师，凡不数日，乘舆迁幸，朝廷陷没，百僚系颈，妃主被戮，兵满天下，毒流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②杨国忠禀性奸回，才薄行秽，领四十余使，恣弄威权，天子莫见其非，群臣由之杜口，致禄山叛逆，銮辂播迁，枭首复宗，莫救艰步。以玄宗之睿哲，而惑于二人（李林甫、杨国忠）者，盖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财利诱之，迷而不悟也。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与夫齐桓任管仲、隰朋，幸竖刁、易牙，亦何异哉！[8]

宋祁：玄宗初年，法行近亲，里表修敕。天宝夺明，委政妃宗，阶召反虏，遂丧天下。杨氏之诛，噍类不遗，盖数十年之宠，不赏一日之惨，甲第厚赀，无救同坎之悲，宁不哀哉！[9]

刘挚：古者任大臣，必用有德，不用有才。有德进，则行忠厚之政，以安天下；有才进，则为残刻之政，以祸天下。则德之与才，治乱之所系也。有德者廉静而重谨，故人难识之，有才者矜强而敏捷，故人多悦之；此历代人主所以多惑于忠邪之际也。杨国忠、李林甫、卢杞辈，其才皆过人，然终为唐室之乱，不可不察也。[10]

张珪：国之安危，在乎论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则治，后用李林甫、杨国忠，几致亡国。虽赖郭子仪诸将效忠竭力，克复旧物，然自是藩镇纵横，纪纲亦不复振。[11]

蔡东藩：① 杨国忠与安禄山，皆小人之尤，气类相求，宜欢好无间，乃始则亲近之，继则构害之，中以危法，冀其速败，彼狼子野心，宁肯伈伈伣伣，拱手就戮，始信君子能用君子，小人必不能容小人也。[12]② 国忠忌翰，促令陷贼，潼关不守，亟议幸蜀，陷翰犹可，陷天子可乎？惟国忠之意，以为都可弃，君可辱，而私怨不可不复，身命不可不保，兄弟姊妹，不可不安。自秦赴蜀，犹归故乡，庸讵知王思礼等之窃议其旁，陈玄礼等之加刃其后耶？[13]

家庭成员 听语音

宗族

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杨国忠出身于弘农杨氏河中房，是东汉太尉杨震后裔。杨震十世孙杨珍，出仕于北魏拓跋氏，担任上谷太守。杨珍曾孙杨顺，担任冀州刺史，徙居河中永乐。杨顺曾孙杨令本，杨令本曾孙杨国忠。

安史之乱无疑对唐朝影响巨大，可以说唐朝自安史之乱之后基本上是一蹶不振了，基本上是偏安南方一隅了，原来还能控制的河北和西北基本上丢光了，虽然安史之乱后唐朝还有240年左右时间，占据唐朝总时间（近300年）的绝大部分。而对于安史之乱的原因，很多历史学家给出解释更多是李隆基经过多年的勤政到了晚年变得怠政和慵懒，又有说什么任用奸臣李林浦之类的，还说什么政治腐败。其实这些说法，有的是封建文人出于自己被李林浦等压抑而没法当大官的原因，有的是出于封建角度出发。总之，是没有提到根本原因。个人感觉根本原因如下：

1，对边疆节度使的控制力大大降低

唐朝的一个极大的缺点是边疆各地节度使权利过大，据说当初是因为唐朝中央军队经过多次打战后极大削弱，而大臣看到唐朝文官管军队不如边疆将领管军队来的好使，而唐朝有急需打开向西的丝绸之路，而且唐朝边疆对手比较多，不仅包括突厥，还包括吐蕃原始社会，乃至西南的小邦南诏、突厥势力削弱以及西迁后北方的契丹部落等，为了更加有效地对付这些对手，唐朝中枢给边疆节度使更多权利，使其能临机应变。这个结果导致这些节度使不仅管军事而且管民政，基本上是一个独立小王国的土皇帝，而边疆距离唐朝中枢长安遥远，使得对节度使的控制力较弱。而李林浦之前的唐朝中枢还能基本上控制那些节度使，而那些节度使如安禄山那样嚣张者，见了李林浦都战战兢兢，可见李林浦在世之时至少还能基本上控制这些节度使，而这些节度使也基本上是按照唐朝的原先政策，当过一段时间后就升迁到中枢任宰相（唐朝是多宰相制度，而其中一个是最高）之类的。而李林浦死后的杨国忠显然能力差远了，根本就没法控制这些节度使。此后唐朝对节度使的控制力度明显弱了很多。让这些边疆的节度使权利越来愈大。到后来安禄山等居然不上报朝廷就私自撤换其手下的汉人将领，将其替换为契丹等胡人将领。

唐朝的这个节度使制度，显然是一把双刃剑，用的好自然可以达到有效对付边疆游牧部落的目的，用的不好就伤了自己。结果是唐朝用的很差。

2，过分重用胡人

中原封建王朝历朝历代，即使是武功强的汉、对武将防范严厉的宋代都有用胡人将领和胡人兵。当时这些朝代都有个特点就是对投奔的游牧部落胡人将领采用利用的同时，又加以限制，而且更多情况下是使用的同时通过文化方面融合和同化他们，让这些人自己感觉到是为自己民族作战一样，而且这些朝代依然是以汉人军队为主力的。所以这些朝代都基本上很少出现投降的游牧胡人将领反叛，更别说由于反叛带来巨大破坏；相反汉武帝时期俘虏的匈奴贵族金日䃅后来反而成了汉帝国的坚实拥护者。而唐朝就不一样了，作为农耕社会的唐朝居然用游牧胡人将领到了过分依赖，以及很少提防的地步；这样那些本来就没有心向唐朝的胡人将领，等到有了机会必然会反叛，而且这些胡人将领反叛时候必然带来大量游牧部落兵，那就不仅仅是改朝换代那么简单了，更多是烧杀掠夺，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看看唐朝对胡人的不限制以及大量使用，高仙芝是高丽人当节度使，安禄山是典型的白人杂胡（也称为粟特人，现在中亚人的特点，金发碧眼）后来却掌握了唐朝三镇节度使，掌握了基本上唐朝一半的军队。其实之前无论是李林浦还是杨国忠都认识到了安禄山的潜在威胁，而建议在安禄山进京述职的时候杀之，估计他们也多少了解到一些情况，如安禄山反叛前对三镇兵力进行大规模清洗，将大量忠于唐朝的汉人将领换成对唐朝毫无忠心可言甚至是对唐朝仇视等契丹部落胡人将领；而且安禄山在掌握大唐东北方面的军政大权（三镇节度使）后，将河北、山西等地大大地胡化——即让契丹势力大大深入此地；然而李隆基似乎不相信安禄山会反，居然无动于衷。

3，唐朝对外表现不怎么样、以及唐宫廷胡化习俗也让周边游牧部落看不起

这一点仅仅是个人论断，一家之言而已。之前的秦汉都不像唐朝那样整个上层宫廷胡化之风盛行，而是有自己特色，所以汉时期的周边部落是积极学习汉的，如匈奴等。而唐朝宫廷是反之的，这样情况绝对不能说成是什么自信的表现，因为现在美国够自信强大，但美国上层依然是白人文化，华人也罢，黑人也罢想融入美国上层社会，必须接受白人文化，如奥巴马是黑人（虽然有一半白人血统，但在美国只有超过90%白人血统才能算是白人）但不过是个披著黑人皮的白人而已，美国当然有黑人文化，但那都是不入流的。唐朝上层宫廷的胡化之风盛行使得周边游牧部落看了以后，觉得唐朝文化不怎么样，还是学自己的，更加鄙视唐朝。而同时唐朝对外战争的表现实在不怎么样，如对吐蕃基本上是败，很少胜利，让吐蕃进一步挤压丝绸之路通道空间；而且面对南诏小邦和契丹部落也是败多胜少，这样情况下游牧部落自然不会看高唐朝，一旦安禄山准备要反了，那么那些契丹部落必然敢于积极响应等必然来趁火打劫。

4，当时注意力被吐蕃吸引

安禄山叛乱前夕，唐朝和吐蕃争通往西域的通道。当时唐朝京城西安等腹地和唐朝在西域的势力范围安西军镇之间通过一条狭窄的丝绸之路通道联系起来。这样唐朝可以东、西、北从多个方面对吐蕃发起攻击，而吐蕃为了摆脱这个局面，大力发动进攻，为的是控制丝绸之路通道，切断唐朝内地和西域之间的联系。双方为此多次激战，结果是唐朝败多胜少，丢弃多处关键城池，不过后来夺回几处，吐蕃不甘心有想著夺回来，双方一触即发。这样出了安禄山的三镇之外，唐朝的很多军队集中在了安西以及丝绸之路通道上，准备和吐蕃进行进一步决战争夺地盘。如此一来，也在客观上给了安禄山机会。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本人知道有限，如果有朋友知道，不妨提出来让人了解一下。

感谢邀请！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唐玄宗得为唐王朝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看看他宠信的那些人，安史之乱的发生是必然的。杨国忠虽说是个小人，九分过尚有一分功！至少他不打压能人志士。他也没有阻止安禄山窜权的能力！安史之乱是在李林甫做宰相时就埋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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