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一生》（上、下）

傅雷，我國著名的文學翻譯家；其子傅聰，當今世界一流的鋼琴家。當傅雷被打成右派後，傅聰於1959年前後出走英國，這不但讓傅雷在政治上揹負了更大的負擔，也讓這對父子從此天涯遠隔。由於兒子遠走異鄉，父子間只能靠書信交流，鴻雁往返，信函交馳，家書傾訴着父子之情，更拉近了父子之間的距離。

傅聰出生於1934年，他是個幸運兒，傅雷用他深厚的父愛，爲傅聰的成長創造了良好的家庭環境。傅聰心中音樂的種子，是傅雷親手播下的。傅雷曾經這樣寫道：“傅聰三歲至四歲之間，站在小凳上，頭剛好伸到和我的書桌一樣高的時候，就愛聽古典音樂。只要收音機或唱機上放送西洋樂曲，不論是聲樂是器樂，也不論是哪一樂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靜靜地聽着，時間久了也不會吵鬧或是打瞌睡。”

傅聰一九三四年生於上海，是中國著名文學家兼翻譯家傅雷之子，以其在藝術上的造詣被美國時代雜誌稱爲“當今最卓越的中國音樂家”。

由於傅聰對音樂的熱愛，再加上傅雷的精心培育，終於在1954年8月，傅聰受中國政府的派遣到波蘭學習。1955年在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上，傅聰獲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績，成爲第一個在國際性鋼琴比賽中獲獎的新中國的音樂家。就在傅聰的耳邊響着一片讚揚聲的時候，傅雷在家書中爲兒子敲響了警鐘：“遇到極盛的事，必定要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格外鄭重危懼、戒備的感覺。”傅聰在寫給父母的回信中，也訴說了自己對祖國的深情：我在波蘭，波蘭人愛我愛得那麼深，那麼熱；我也愛波蘭，愛得一樣深，一樣熱。他們都說我是一個波蘭化的中國人，中國籍的波蘭人，但我究竟還是屬於我最親愛的祖國的。我想念祖國，想它的美麗的山河……

歷史的誤會

時間到了上世紀50年代末，傅雷被錯劃成右派後一直深居簡出，閉門謝客，但其摯友周煦良教授卻時常來坐坐。1959年初的一天，周煦良帶來了一個爆炸性的消息：上月，傅聰從波蘭乘飛機出走英國！頓時，傅雷像一座木雕似的一動不動坐在那裏，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樓適夷(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對筆者談及傅聰出走的一些內情：那次傅聰回國，時間緊，只在北京逗留，不能回上海。傅雷打長途電話給我，告訴我傅聰住在馬思聰家裏，要我替他去看一下傅聰。那次我發覺傅聰思想比以前活躍得多。他在閒聊中跟我談到了蘇聯問題、波蘭問題。我當時就勸告他，你作爲留學生，不應該去談論這些問題。回去後，我遇見周巍峙，向他反映了傅聰的情況。周巍峙又把情況轉告了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錢俊瑞便把傅聰找來，批評了一頓，並說再這樣下去，就把你調回來，叫你下鄉勞動去！傅聰回到波蘭之後，就接到回國的通知----離他畢業還有半年。其實，這個通知與錢俊瑞無關。可是，這使傅聰心中產生很大的誤會，彈鋼琴的手一旦拿鋤頭種地，就會大大影響他的琴藝。這個誤會，也是使他產生出走念頭的原因之一……

最終在一位英籍音樂教師的幫助下，傅聰悄悄買了從華沙飛往倫敦的機票，決定出走英國。傅聰坐在班機上時，正遇倫敦有霧，班機推遲起飛。這時，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已經察覺傅聰的動向，正要採取措施，但霧散了，班機起飛了。傅聰還在空中時，外國通訊社便發出了關於他出走的消息。傅聰剛剛飛抵倫敦機場，外國記者便包圍了他，但他一句話也沒有說。

是出走，不是叛國

傅聰出走之後，本來家書頻繁、借筆長談的父子倆，斷絕了消息。就在傅雷最困難的時候，夏衍、柯靈捎來了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的話：“祖國的大門，任何時候都對傅聰開着。只要願意回來，歡迎！”傅雷不由得打開妻子親筆摘抄的《聰兒家信摘錄》，其中傅聰1957年1月28日寄自波蘭的信中說：“周總理見了我，就像老相識似的，親熱得很。這回周總理在波蘭受到空前的熱烈的歡迎，我想最主要的是周總理的作風太謙虛、太樸素了，使人覺得可親，一點沒有架子，對於像波蘭這樣一個受慣外族欺壓的民族，這是使他們最感動的……”後來經過上海市有關領導的批准，傅雷父子中斷了10個月的通信聯繫終於又恢復了。傅雷的一封又一封長信，飛往倫敦。“孩子，十個月來我的心緒你該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萬語多說，以免增加你的負擔。你如今每次登臺都與國家面子有關：個人的榮辱得失事小，國家的榮辱得失事大！你既熱愛祖國，這一點尤其不能忘了。”爲此，傅聰爲自己制定了“三原則”：不入英國籍；不去臺灣；不說不利祖國的話，不做不利祖國的事。他決心靠自己的藝術立足、謀生。

傅聰來到倫敦之後，記者們蜂擁而來，他閉門不見。有一位外國記者說，只要他同意作爲該刊的封面人物報道，可以付他一大筆錢，但是傅聰卻一口回絕了他。開頭那幾年，傅聰過得很艱苦，彈琴爲生，收入甚微。他對祖國和家人的思念，也只能傾注在家書上。父親在信中寫道：“聰，親愛的孩子，每次接讀來信，總是說不出的興奮，激動，喜悅，感慨，惆悵……我看了在屋內屋外盡兜圈子，多少的感觸使我定不下心來。”“最近三個月，你每個月都有一封長信，使我們好像和你對面談天一樣，這是你所能給我和你媽媽的最大安慰。父母老了，精神上不免一天天的感到寂寞。唯有萬裏外的遊子歸鴻使我們生活中還有一些光彩和生氣。”最使傅聰感動不已的是，父親竟然“每天抄錄一段，最後將近一個月方始抄完”，專爲他“特意抄出丹納《藝術哲學》中第四編‘希臘雕塑’譯稿六萬餘字，釘成一本”，遠渡關山，寄到兒子手中。然而，1964年傅聰的一封信又傳來了爆炸性的消息，他決定加入英國籍，因他是鋼琴家，一年到頭要“跑碼頭”，不入英國籍，在籤領出國護照時諸多不便。傅聰把此事告知父親，傅雷心亂如麻，幾個月不給傅聰回信。後來，直到傅聰的長子凌霄出生，傅雷才於1964年10月31日覆函。

他們做着骨肉團聚的美夢

1965年5月，傅聰路過香港，終於打通了離家後的第一個長途電話。那天，是媽媽接的電話。傅聰只喊一聲“媽媽”，喉頭便哽住了，雙方都激動萬分。傅雷在家書中這麼寫道：香港的長途電話給我們的興奮，簡直沒法形容。5月4日整整一天我和你媽媽魂不守舍，喫飯做事都有些飄飄然，好像在做夢；我也根本定不下心來工作。尤其4日清晨媽媽告訴我說她夢見你還是小娃娃模樣，餵了你奶，你睡着了，她把你放在牀上。她這話說過以後半個小時，就來了電話！怪不得好些人要迷信夢！

6月5日，傅聰又路過香港，兩度打長途電話給父親，他的心情還是那樣激動，以致忘了喊“爸爸”。傅雷覺得這是極大的憾事，他在家書中十分鄭重地對兒子說：“電話中你沒有叫我，大概你太緊張，當然不是爭規矩，而是少聽見一聲‘爸爸’好像大有損失。媽媽聽你每次叫她，才高興呢！”

他們做着骨肉團聚的美夢。1966年4月，傅雷在信中告訴兒子：近一個多月媽媽常夢見你，有時在指揮，有時在彈協奏曲。她每次醒來又喜歡又傷感。昨晚她說現在覺得睡眠是樁樂事，可以讓自己化爲兩個人，過兩種生活：每夜入睡前都有一個希望----不僅能與骨肉相聚，也能和一二十年隔絕的親友會面。我也常夢見你，你琴上的音樂在夢中非常清楚。

1966年11月，傅聰得知了父母去世的消息。一些外國記者得知傅雷夫婦的死訊，馬上趕來，要傅聰發表談話。他們的用心不言而喻。在那樣的時刻，傅聰仍是堅定地恪守他的原則。爲了表達對雙親的悼念之情，傅聰只是在一次獨奏音樂會上，向觀衆說了一句話：“今天晚上我演奏的節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愛的。”傅聰用他的琴聲，寄託着深切的哀思。這是他在公開的場合之中，對父母離世唯一的表達方式。

1978年11月，傅聰的老朋友、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吳祖強率領中國藝術教育代表團訪問英國，兩人終於見了一面。得知傅聰想回國看看的願望後，吳祖強要傅聰給鄧小平寫一封信，這是當時他要回到中國必須辦的手續。1978年12月28日，鄧小平在傅聰的信上寫下批示：“傅回國探親或回國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辦理。”他終於得到諒解。

1979年4月，傅雷的沉冤得到昭雪，上海市文化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爲他舉行追悼會，傅聰決定回國。這次回來，傅聰住了10天。這10天裏，傅聰的眼裏一直噙着淚水！從祖國回到英國，朋友們都說傅聰像換了一個人。他平靜了，20年心神不安的遊子生活已成爲過去，他又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從那以後，傅聰差不多年年回來一次，他講學、演奏，盡一切力量爲祖國做一點有益的工作。每次回來，傅聰都深深地體會到祖國對他的慈母心腸。

本文來源：語言的盡頭是音樂

轉自：dang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