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的終身教授陳志武2010年出版一本新著《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這本書的書名實則是中國一大歷史性的「天問」。在這本書的自序裏，陳志武談到：「在我的老家湖南，農民每天早出晚歸，甚至把老少留在家鄉，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日復一日，一年到頭就是為了一份餬口的收入，沒有剩餘財富，在溫飽的邊緣上活著。」

我和陳教授算是湖南大同鄉，湖南鄉間成長時代的回憶，使我對陳教授這段話深有感觸。我的父母、我的祖父輩和父老鄉親，幾乎都是異常能吃苦耐勞的人，我的外祖父又是其中尤為突出者，其勞作的辛勤程度，若非親眼目睹而由人複述都難以相信。在人民公社時期，他早晨4點多就出去捕魚蝦拿到集市上叫賣，賣完後回村和生產隊一起出工。傍晚收工後又奔赴自留地勞作，直到天漆黑纔回家吃晚飯。年復一年如此，除了春節幾天難得有休息的時候。即便如此，我的外祖父和其他鄉民一樣，過著的生活仍然是孟子兩千多年所說的那樣，「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已是人生難得的幸福了。

戰國時期另一大思想家、略晚於孟子的荀況，在其《王制》一篇中說過的一段話，我認為可以和陳氏的「天問」對照來分析，可知如何解決「民富」與「國強」之間的平衡關係，中國的賢哲之士已經思考了幾千年。荀子說：「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而百姓貧，夫是之上溢下漏。」荀子所言的「民」和陳志武所說的「中國人」，所指範圍基本上是重疊的，即是指大多數普通的民眾特別是生活在底層的百姓。荀況所處的戰國時期，尚有西周封建制殘餘，因此社會有著民、士、大夫的明顯分層。民，當然不包括人身權都從屬他人的奴隸，而是指庶人，以農民為主；士則是特權日益喪失，比「民」更高一層而比貴族低一層的中間層，基本上不是靠農耕而是靠武藝或智力為生，小官吏亦屬於這一階層。而「大夫」則是高級官員了。至於荀子所說的「實府庫」，指的就是各國諸侯掌管的國庫，並非是全體國人的公產。「王者」指行「王道」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在禮崩樂壞、戰爭不斷的春秋戰國時代，僅僅是儒家聖賢對所謂的「堯舜禹三代之治」一種想像，中國歷史上是不存在的。而靠武力霸道立國的國家，富的是士這一階層。而苟延國祚的僅存之國，是當大官的富有。如果財富都集中到國君的倉庫裏，那麼就離亡國不遠了。這樣的國家貧富懸殊過大，上面的階層富得都溢出來了而下面的多數百姓則那點財富不斷地漏走了。

應當說，荀子所言的「富士」、「富大夫」、「富筐篋，實府庫」，在中國不同的歷史階段存在過，但惟獨「富民」，考諸歷史，很難肯定地說有過這樣的時代。即使是被後世稱讚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也只能說社會的總體財富增加，類似「士」「大夫」等階層的富裕程度強於其他時期，而「民」僅僅是日子稍微好過一些。因此康熙執政多年後，看上去天下太平財富增多，然後猶有「康熙康熙，吃糠喝稀」的民謠，這民謠說明的是大多數庶民真正的生活狀態。

中華民族的祖先是靠勤勞堅韌創造了偉大的文明，也曾在這個星球上創造過足以傲世其他民族的巨大財富。但無論是西周確立的「封建制」，還是始皇帝一統天下後，「百代多行秦政法」，從來沒能從政治制度上解決財富集中於少部分人手中特別是官府手中這一痼疾。從根本上說，就是庶民的權利幾乎沒有制度性保障，他們只有勞作來創造財富繳納賦稅供養官府的義務，而沒有權利和他們要供養的那一方坐下來談判財富的分配方式。統治者階層如果有某些「清官」「明君」，無非是不希望竭澤而漁以求保持剝削的可持續性，這種做法就是許多人稱頌的「仁政」了。

對財富分配的不平等，西周時期的先民已經認識得很清楚了，他們知道自己創造的財富究竟哪去了。「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詩經·豳風·七月》）農夫是何等的辛苦，可他們要供養的統治者，「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詩經·魏風》）「三歲貫汝，莫我肯顧。（同上）」對這種勤勞而不能富有的處境，不堪承受時只能造反，通過改朝換代來進行利益的重新分配，但分配的方式不變，無非一方面「天街踏盡公卿骨」，另一方面「王侯宅邸皆新主」。少數原來處在底層的幸運兒大難不死，在以無數人做炮灰為代價的基礎上，變成了掌握社會財富分配權的上等人。每次這種利益的再分配，帶來的是死者枕藉，是血流成河，是生產力受到了極大的破壞。「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是中國不同時期繁華皆如曇花一現的真實寫照。

在相對和平時期，對財富分配不均，普通勞動者多半是消極地反抗或者被動地適應這種利益分配格局。如《詩經·齊風·甫田》所唱道：「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甫田」就是貴族擁有而由庶民、農奴去耕種的「大田」。農人們說，不要去耕種那些老爺的大田，讓裡面長滿稗子吧（「莠」即稗草）。這一幕和上世紀6、70年代中國「人民公社時期」是何等的相似，農民們在生產隊的「甫田」裏想方設法磨洋工，而在自己的小塊自留地裏精耕細作。當多數人在人民公社那種體制下，無論怎樣辛勤勞動，卻不能得到公平而合理的報償時，怎麼能要求他們「大公無私」呢？靠政治權力來倡導「狠鬥私字一閃念」必定會成為一種自欺欺人的鬧劇。在帝制時代，沒有戰爭和動亂的時候，中國的多數老百姓無法改變那種不公平的分配體制，那麼多數家庭把培養子弟應科舉從而步入仕途作為頭等大事。儘管「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對多數農家來說，比中彩票大獎的概率還低，但畢竟還是有中大獎的。於是乎，整個社會的優秀青年，都把進入官場掌握社會財富作為人生最重要的目標，而進入創造財富的「農、工、商」領域，則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此，從古至今，優秀人才都想考「公務員」，成為既得利益階層的一員，而不願意去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這就是幾千年來特別是近600年來，中國人聰明勤勞，卻沒有發展出現代工商業，現代科技創新也很貧乏的重要原因。

這樣的社會結構，沒有公平的制度，無法使「民富」而進一步「國強」，多數勞動者對管制自己的那個權力機構不可能有什麼忠誠度。因此荀子說出了「上溢下漏」必然導致的結果：「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中國的歷史，就陷入了一輪輪治亂興亡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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