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政治經濟學評論》 期號： 作者： 張暉明 鄧霆 翁愷寧

字型大小：【大中小】摘要：馬克思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科學方法論，吸收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把經濟學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機地結合起來，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家從古典經濟學那裡歸納出來「理性經濟人」假定，作為經濟學的主要假定之一，用「自利理性」替換了斯密的「人文理性」，使經濟學走向數量化、工具化、「科學」化，取得了「主流」地位。金融危機表明，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物質主義幾乎不受節制地在全球的蔓延，與主流經濟學拋棄人文精神是密不可分的。當今全球經濟中存在的亂象，呼喚經濟學回歸人文精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充滿倫理的經濟學，我們應當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重新解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吸收東、西方的經濟學成果，紮根中國改革開放的豐富實踐，挖掘提煉鮮活的理論素材，給力於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2008年，爆發於美國的金融危機迅速席捲全球，給世界經濟體系帶來震蕩和衝擊，也給思想理論領域帶來震蕩和衝擊。主流經濟學在危機面前，暴露出其理論體系只是簡單地將人視作「經濟動物」的方法論缺陷，凸顯出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所具有的解釋資本主義經濟關係本質的「洞察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很好地吸收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分析經濟問題時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底蘊，因此，它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本質時，對於資本的貪婪刻畫得深刻且易於被理解，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根源有深刻地解釋力。處在這樣一個「事件透析」的認識檔口，聯繫這些年來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自覺主動引進西方經濟理論對於經濟管理創新和經濟體制改革所產生的諸多影響，需要我們客觀地加以評價；與此同時，也需要認真地檢討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和傳播應用中所存在的問題，重新溫故人文精神之於政治經濟學理論建設的豐富意義。紮根中國改革開放的豐富實踐，挖掘提煉鮮活的理論素材，給力於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人文主義對古典經濟學的影響人文意識是和人類歷史是同時起源的。動物也能表現出對「他物」的關懷，比如動物的母愛，種羣內的互相關心--保護幼崽，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等等，這些都是動物本能的反映。人，起源於動物，關心後代、關心羣體的意識是與生俱來的，可以說是「獸性」的本來反映。人類起源以後，隨著實踐活動的開展，人的意識開始和獸性相分離而獨立發展，逐漸發育轉變為人類的自覺意識，這是人文意識的起源。這時期的人文意識表現為對自然的反應，對自身的思考，對羣體關係的認識。人文主義起源於古希臘。在歐洲古希臘文化中已經孕育著民主、平等的人文意識，頌揚人的理性力量的人本思想。如古希臘智者學派代表人物之一普羅泰戈拉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著名命題1，「人是萬物的尺度，存在是萬物存在，不存在是萬物不存在」，把人從自然界、動物界分離出來，把人看作是萬物的核心和衡量萬物的標準，強調以人為中心，從人的觀點出發衡量一切事物，這無疑是對人的尊重和地位的提高。這樣的認識是樸素的，也是本質的。「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句古老的希臘哲學話語，完整的含義至少包括三個層面的解讀。第一，人身方面，人必須有人身自由，人不能成為他人的奴隸。把人從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也是啟蒙運動所倡導的。第二，精神方面，人必須有精神自由，人不能成為神及其代言人的奴隸，就是要把人從矇昧、矇騙中解脫出來，這是文藝復興所倡導的。第三，物質方面，人必須有物質自由，人應當追求理性，追求科學，用發展生產力來克服物質世界的限制，讓自然為人類服務，這也是啟蒙運動倡導的。這三個方面是一個整體，是人文主義的完整含義，可以歸結為人文主義的「三大原則」。馬克思所說的人類的解放和自由發展，正是體現人在這三方面的自由。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是人文主義發展的重要時期。人文主義者用各種文藝形式批判了宗教對人精神的束縛，表現了人的精神覺醒，還原了人的本來欲求，促使歐洲的社會意識從以神為中心過渡到以人為中心，把人從神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思想道路，也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取代封建生產關係奠定了思想基礎。與此同時，文藝復興所倡導的人文主義，在強調精神自由、回歸世俗的同時，也開啟了感官刺激、享樂主義和各類拜物教的大門。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對18世紀古典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也為古典經濟學的人文特徵奠定了基礎。亞當·斯密作為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在強調人的自利性的同時，也強調了人文關懷--同情的意義。斯密在1759年發表了《道德情操論》，在他的這部成名作中，斯密以同情為主要範疇，論證了美德的起源、重要性和可能性。在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中，斯密論證了人的自利性有助於社會發展的原則。斯密認為，個體在經濟活動中的自利行為一定會促進羣體的發展，導致整體福利的提高，促進社會的發展。斯密本人對於《道德情操論》無疑是非常重視的。儘管《國富論》為他贏得了巨大的聲譽，但斯密並沒有忽略《道德情操論》，他在晚年還對這本書作了大幅修改，在臨終前兩年推出了第六版。並且，斯密還做出了一個不尋常的舉動--臨終前將其他未發表的手稿資料焚毀了。因此，可以說，儘管後人把《國富論》作為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之作而高度推崇，但斯密本人並不偏愛《國富論》，而是把這兩本書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斯密認為，人是自利的，也是具有「道德、情操」的。在《國富論》的體系中，富有同情心的人的自利行為將促進社會的最大利益，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時候，也促進了別人的利益，兩者統一的基礎是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斯密進而認為，自利是符合社會道德的。「所以，由於每個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儘可能用來支持國內產業，都努力管理國內產業，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會的年收入盡量增大起來。確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麼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由於寧願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支持國外產業，他只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由於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的目的在於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象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儘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2可以這樣說，斯密的兩本書為自己的「自利人」加了一個約束條件，那就是「自利人」必須有「道德、情操」，需要遵守經濟原則之外的道德規範、良知規範。這是人文主義對古典經濟學形成時期的重要影響。另一方面，以配第、斯密、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通過創立勞動價值論，把價值的形成從自然領域轉向人的領域，在經濟學中把自然和人文兩個因素溝通起來。配第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命題，意識到了商品的價值來源於人類的勞動。斯密系統地論述了勞動價值論，指出創造價值的是生產商品的一般人類勞動。李嘉圖則指出，生產商品的勞動量決定商品的價值。在價值源泉的問題上，他比斯密前進了一大步，明確指出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儘管古典經濟學家的價值理論存在很多爭議，但在把勞動者和商品價值聯繫起來，從而使古典經濟學具有基本的人文精神這一點上，無疑貢獻巨大。古典經濟學不但科學地界定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確立了經濟學的人文精神，為馬克思建立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做了重要的準備。需要說明的是，斯密所開創的古典經濟學的人文精神和人的「自利理性」是分離的，而不是有機結合的。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雖然創立了勞動價值論，但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人文精神和經濟學相結合的唯一科學途徑。因此，古典經濟學的人文精神是不徹底的。人文精神和經濟學的有機結合最終留待馬克思去解決。二、「理性經濟人假定」--主流經濟學走向工具化、數量化的起點在《國富論》中並沒有「經濟人」這個概念，而是有道德約束的「自利」人。後人把斯密的「自利人」理解成「理性經濟人」，這樣的「理性經濟人」所遵從的「理性」，不是道德和良知，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所謂的「科學理性」，而不是「價值理性」。斯密之後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如帕雷託、馬歇爾等把「自利」人進行了抽象，剔除了古典經濟學對人的倫理、道德的討論，建立了「理性經濟人」的範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福利經濟學認為，使福利增加的就是「好的」，使福利減少的就是「壞的」。由於在均衡狀況情況下，交換雙方得到最大的滿足，而均衡狀況又是以完全自由競爭為條件，所以，自由競爭符合社會利益，也最具有道德屬性。馬歇爾《經濟學原理》把「理性經濟人」作為經濟學最重要的兩個假定之一加以確立，《經濟學原理》取得了主流經濟學的地位，從此，主流經濟學基本不再把價值理性--道德、情操、價值、尊嚴、平等等問題納入討論，經濟學徹底掙脫了人文主義的制約，在理性主義的軌道上越滑越遠。「理性經濟人」奉行的是經濟規則--誠信交易並獲得利潤最大化，而不是價值理性--經濟活動中的人文關懷。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大危機，給了馬歇爾所創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當頭棒喝，凱恩斯主義為代表倡導的市場失靈和國家幹預的宏觀經濟學理論逐漸發展起來。戰後，薩繆爾森將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融合起來，把主流經濟學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教科書體系。在這個體系裏，「理性經濟人」獲得了更加嚴格的形式化表達--人都是利己的，而且在面臨兩種以上選擇時，總會選擇對自己更有利的方案。作為解決人類社會生產問題的學科，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既有共性也有個性。自然科學強調工具性，方法主要是實證分析，求證世界的客觀性、肯定性、系統性、普遍性、檢驗性，有所謂「工具理性」之說，最根本特點是實證性，與價值觀無關。而人文學科則強調目的性，方法主要是規範分析，求證人的價值，最大特點是非實證性，即主觀性、個別性、模糊性、難以量化等，有所謂「價值理性」之說。經濟學既是關於人和人的關係，也是關於人與物的關係。既然是與人相關的學科，必然同時兼具「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主流經濟學把人文主義的三大原則進行了分解：人的精神自由被物質自由所替代，而人身自由則交給憲政制度去保障，經濟學自己只探討物質自由，即經濟學的理性和科學。經濟學的三大命題--為誰生產，怎樣生產，生產多少，實際上包含了工具性和價值性。顯然，對人類社會而言，為誰生產這個命題是第一位的，這個命題所蘊涵的價值理性更強，而第二、第三個命題的工具理性更強。但在主流經濟學看來，這三個命題都是工具性的-- 「為了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本身就是一個工具性的命題而不是價值性的命題，這個問題是交給市場去解決的。怎樣生產的問題，是通過企業組織這個形式去把要素結合到生產過程中；若聯繫到「企業的性質」，則社會怎樣生產，也是由市場來決定的。至於生產多少，則更是由市場去決定，自有一系列的方程去達到「均衡」。因此，主流經濟學最後把三個命題全部工具化，全部交給了市場。因此，主流經濟學中只剩下了人與物質的關係，沒有了人與人的關係。這就為主流經濟學的工具化、數量化、「科學化」奠定了基礎。在主流經濟學中，「理性經濟人」追求的是效用的最大化，達到效用最大化的途徑是方案最優化，而方案要達到最優化，就只有使用數量化工具。因此，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定」基礎上的主流經濟學，就徹底地數量化了。隨著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經濟人的「自利理性」日益膨脹，作為研究人類經濟活動的學科，經濟學不僅研究生產的組織，也研究人的關係，因此，經濟學本身就是價值性和工具性的結合。經濟學的數量化趨勢（工具理性）是理所當然的，但前提是經濟學必須具有價值理性。若不能解決生產的目的性問題，則工具越先進、越複雜、越有效率，離真正的目標就越遠，主流經濟學追求數量化、工具化、「科學化」越來越越成為「沒有道德」內涵的學科，越來越像形式邏輯。「想想只拿單啞鈴的運動員會是什麼樣子！想想看單臂發展的情形；很快，他就有脊椎彎曲的危險！」3人文主義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但資本主義的發展拋棄了人文精神的內核。在資本自身的發展中，資本所代表的物質逐漸成為生產的目的，而創造物質文明的人則成了工具，人異化為資本的工具，人文主義所倡導的自由，在這裡只剩下了人身自由，物質自由只剩下部分人的自由，而精神自由則破產了。「經濟人」的倫理因素一旦被經濟學所剝離，在社會生活眾多層面多姿彩的人就日益退化成為完全自利，完全理性的非人化主體。既然如此，為了實現個人的效用最大化，實現企業的利潤最大化，競爭作為唯一的工具和手段，也就可以無不用其極了。因此，可以說，主流經濟學發展到這裡，基本上已經「達爾文主義化」，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個人是如此，企業也是如此。三、主流經濟學的達爾文主義化與教條化「理性經濟人」是主流經濟學拋棄人文精神，拋棄價值理性，走向工具化、數量化、「科學」化的起點。主流經濟學因其「科學理性」而取得主流地位，而倡導價值理性的其他學派則始終處於非主流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新古典主義的主流經濟學的中心是歐洲大陸，理論影響則覆蓋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歐洲早期經濟學的達爾文主義傾向一直存在，但歐洲的價值多元化土壤並沒有讓經濟學達爾文主義化，這與歐洲大陸經濟強國基本處於勢均力敵狀態不無關係。兩次世界大戰導致人才、資本、科技創新不斷向美國轉移。隨著美國科技、經濟的強盛，美國逐漸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中心，美國科技和經濟的強盛為經濟學達爾文主義化提供了現實條件，隨著美國經濟學成為西方的主流經濟學，經濟和經濟學的達爾文主義化同步了。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和移民社會競爭價值觀的形成，為全球樹立了一個競爭價值觀的榜樣，這就是所謂的「美國夢」。「美國夢」可以說是與美國經濟和主流經濟學達爾文主義化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兩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科技和經濟的強盛證明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命力。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美國的價值觀強調通過個人努力可以獲得資源。「美國夢」看上去尊重個人價值觀，強調個人奮鬥以獲得一切的原則，注重個人的潛能，而不講什麼與個人競爭能力無關的元素--家世、種族、膚色。這和戰國中後期的秦國多少類似--敞開胸懷以廣泛吸納一切社會精英。4 「理性經濟人」奉行的原則是形式上的「理性」--「自利理性」，而不是「價值理性」，奉行「自利理性」的主流經濟學與美國的價值觀相結合，就是達爾文主義化的經濟學。如果說亞當斯密把經濟學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放在了並重的地位，或者說人文價值在斯密那裡還存在一席之地，那麼斯密之後的經濟學則用「理性經濟人」來概括經濟活動中的一切人，經濟學逐漸偏離了人文價值。在主流經濟學中，「理性經濟人」追求的唯一目標就是通過競爭達到利潤最大化，因此資源（包括「人力資源」）配置就成為經濟學的全部內容，人的價值、尊嚴、平等、權利等人文因素都被排斥在外。與此相聯繫，為瞭解決資源配置的效率從而資本利潤的最大化，經濟學義無返顧地走向數量化、工具化、「科學」化。既然主流經濟學「抽逃」了價值理性，那麼經濟學就只剩下了工具理性，經濟學的任務則被簡化為構建數學的「理性的均衡」，用數學的方法去求解社會生產過程。於是，競爭取代了一切成為經濟活動的主宰，資本與資本之間弱肉強食，企業與企業之間弱肉強食，人與人之間弱肉強食，叢林法則成為經濟生活的主宰法則（微軟和英特爾的不正當競爭案例很好地說明瞭資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兩家公司都已經成為超級的壟斷者，但它們所期望的不是超級壟斷，而是獨佔）。經濟學的這種趨勢也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重視，個別經濟學家如繆爾達爾、哈耶克等都在反思人文主義精神，但對主流經濟學並不能有很大裨益。一則廣泛報道的消息說，「2007年，香港的GDP總量也才1600億美元，但是這些國際投行出售的累股期權值就高達1000多億美元。是Accumulator在2007年養活了在香港的國際投行，當時香港最有錢的員工就是那些歐美銀行的私人銀行家們，當投資者損失慘重欲哭無淚的時候，這些拚命推銷Accumulator的私人銀行家，卻在享受著天堂般的生活。……這個激勵機制到了一定的份上，投資銀行員工連朋友都可以賣了。……當時分獎金的話，領幾千萬美元獎金的人有不少，幾百萬美元的更是多如牛毛，出現了排隊買法拉利的現象。」5 CAPITAL CEO（網站）的一則報道引述法拉利CEO Amedeo Felisa的話說，「以香港為例，其實是我們難以理解的，豪華跑車市場好像不受金融海嘯影響，2008年更創下歷史最佳銷量，而今年的銷售預算，也無需重新部署，最起碼是頭兩個月份的表現，都不受影響，我們仍照原定計劃於5月在香港推出California。另一個需求表現下跌的區內市場是日本，不過其需求量仍超過我們的對該市場的產能供應。」6這兩則報道足以說明，達爾文主義已經深深地滲透到全世界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釀成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推手。2009年7月11日《紐約時報》刊出康乃爾大學經濟學家弗蘭克（Robert Frank）的文章《達爾文戰勝無形之手？》中指出，個體競爭通過「無形之手」惠及大眾，只是特例而非常規。當個體獲得的好處依賴於他相對於羣體的表現時，個體和羣體之間幾乎總是發生利益衝突。投資經理的收入主要依靠他所管理的基金規模，而資金規模又反過來依賴於基金錶現。為使基金更具有吸引力，有的基金經理就創造了包裝良好但嚴重危害社會的衍生證券。但當所有基金經理都如法炮製時，他們的努力就會相互抵消，結果誰都撈不到好處，而金融危機的風險卻因此而急劇上升。7資本作為物質，既沒有人性也沒有獸性；資本作為生產關係，既具有人性也具有獸性。資本具有天然的打破一切封鎖、實現自身增殖的動力，不受人文價值觀約束的資本，天然地要滑向獸性。競爭作為自然界的法則，淘汰了落後種羣，促進了優秀種羣的發展，也促進了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是有自覺意識的羣體，如果競爭是為了人類自身的發展，則競爭是有益的；如果人類對競爭充滿宗教式崇拜，則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必然泛濫，國家間的競爭、種羣間的競爭和人之間的競爭必將回歸叢林法則。「理性經濟人」假定一旦被主流經濟學確立為主要前提，它就日益地教條化。美國作為經濟強國和經濟學強國，自然要推廣達爾文主義化的經濟學，將其作為真理或正確的單一標準，其意圖是為了維護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什麼推廣普世的價值觀。弱肉強食的經濟生態反映的是叢林法則，資本不受節制的逐利，金融資本的掠奪，與主流經濟學所倡導的理念是相符的。金融危機的發生，與日益達爾文主義化、教條化的主流經濟學所倡導的理念是分不開的。金融危機作為迄今為止人類所經歷的最高形式的經濟危機，主流經濟學難辭其咎。四、如何評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所產生的作用我們揭露和批判主流經濟學過度張揚「工具理性」，並不是忽略或者是否定人的「自利行為」可能促成驅動主體行動能力的積極意義，也不是忽略或者是否定在自利行為驅動下的人際競爭關係對於激發人的創造力的積極意義。如前所述，改革開放三十三年來，我們自覺引進吸收西方經濟理論，一項重要的變革就是推進「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改革所釋放的蘊藏在億萬民眾中的創造能力轉換成為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動力，使得我國經濟保持了連續多年的接近兩位數的增長速度，GDP總量已經邁進全球第二位，人均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人均GDP已經跨過5200美元8，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如何說明發展的緣由、如何揭示發展的動力來源，有人將此歸結為是西方經濟理論的貢獻和作用。對此需要展開討論。必須指出，我國經濟建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績，與改革開放中對經濟學理論的取捨是分不開的。我們放棄了與戰爭動員的資源集中體制相適應的斯大林主義傳統經濟理論，引入西方主流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所倡導的資源約束條件下的微觀自主選擇原則，對於刺激我國處於閑置狀態的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極大地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此外，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的引進，也為我國制訂緩和的經濟政策做出了貢獻，避免了傳統形式的直接行政措施的管控行為，改變了我國經濟政策喜好急轉彎式的變化對國民經濟的負面影響。在積極學習和應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同時，我們獲得西方價值觀上的某種程度的認同。但是，將發展的績效說成是西方經濟理論的貢獻顯得過於簡單膚淺。我們肯定西方經濟理論的作用，重視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學理科學性，尤其是在與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對比研究中更需要吸收借鑒和學習接受其重視實證的研究方法。實際上，馬克思主義並不排斥「經濟理性」的地位，早在1837年，馬克思就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強調指出「人們所奮鬥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經濟理論十分重視商品所有者主體的經濟理性和自由主權，以及在這種主權前提下的商品生產者相互之間的競爭博弈關係；它所揭示的價值規律作用機理對於價格信號如何引導資源流動、優化配置同樣是生動而具有普遍應用意義的。歸根到底，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恰恰是我們選擇自覺改革開放的主要指導思想，正是基於這種科學精神，纔有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和這種決策的科學性。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需要我們去挖掘，既往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簡單化教條化，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迷信」；把改革開發以來經濟快速發展就說成是西方經濟理論指導帶來的，也是一種對於西方經濟理論的「迷信」。這兩種迷信都是要不得的。實際上，大量研究表明，2008年最先爆發於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實際上也暴露出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自身的致命的缺陷，也面臨著經濟學理論自身如何發展的諸多挑戰9。具體說，首先，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價值觀面臨挑戰。古典經濟學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統一體。新古典經濟學將這個統一體進行了分解，捨棄了價值理性和人文精神，保留並片面發展了經濟學的工具理性和「科學精神」，使經濟學掙脫了倫理的束縛，為經濟學的達爾文主義化打開了「潘多拉之盒」。其次，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缺陷。追求理論表現形式的數理嚴密，理論不能客觀、完整地反映現實世界的複雜性，結構嚴謹的數學模型，使得經濟學理論達到「深奧而漂亮的新高度」。但是，現實經濟活動的豐富性、多樣性和易變性使得數學理性方法只能近似反映現實；再次，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主要假定即「經濟人」假定，已經落後於現實世界的發展。在現實社會經濟活動中，由於分工細化和專業化水平提高，使得社會總體功能日趨集中，而每一個單獨功能又更加有限細緻，系統的任何一部分出現問題都會引起整個系統失靈；最後，西方主流經濟學刺激消費主義並進而導致人與環境的矛盾。遵從主流經濟學指導的人們在經濟活動中暴露出嚴重的消費主義，導致人與自然的不和諧。我們在肯定「主流經濟學」對於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的前提下，也要客觀、公正地看待其內在缺陷，看到主流經濟學對於彌補這些缺陷所做的努力。如何不偏執、無成見地彌補主流經濟學的缺陷，使其更客觀、準確、完整地反映現實世界，反映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本質，應當成為當下中國經濟學家面對的課題。回答這一課題任務需要有一定的學術勇氣和歷史眼光，也要有哲學思考的習慣和人文主義精神。五、檢討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和傳播應用中存在的缺陷理論來源於實踐，又高於實踐、指導實踐。伴隨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理論體系的分工也逐漸發育，從籠統的哲思和廣義的哲學逐漸分化形成哲學社會科學和技術科學。哲學社會科學又細分為哲學、歷史學、文學，法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門類學科理論體系。其中，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以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發表為標誌。政治經濟學不僅研究財富生產、流通，還要研究財富的分配，涉及到分配問題就會與是否公平的追問相關聯，因此不能迴避經濟倫理，可見，經濟研究擺脫不了道德的審問。正是這樣，亞當·斯密曾經將自己的兩部著作《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形象地比作是自己的左手和右手。可見，經濟學研究需要有人文底蘊。自亞當·斯密以降，政治經濟學理論不斷得到豐富發展，經濟思想史學家普遍將這種理論的演進概括為兩個軌道分化，即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以效用價值論為基礎的經濟學。後者經過了多階段演化，在1890年有一個比較大的突破，這就是英國的著名經濟學家A·馬歇爾將他的代表性著作命名為《經濟學原理》。反觀從「政治經濟學」進化為「經濟學」學科名稱的變化，一方面是因為社會再生產活動的分工關係深化、勞動生產力的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漸走向成熟，決定影響經濟活動的因素逐漸得到釐清，歷史的、傳統的、政治的、社會倫理的因素，得到梳理逐漸被看作是經濟活動的外生變數，由此有助於經濟學研究更多地引入數理分析，使經濟學向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靠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經過了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後社會實踐對該理論的豐富發展，特別是列寧在探索「戰時共產主義」和「過渡經濟」實踐中有了新的思考並留下不少文獻。「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指導又有了在中國的實踐施展的機會。但是，總體上看，它所經歷的時間不長，存在著明顯的侷限性。聯繫既有的實踐，今天檢討起來，可以看出存在以下問題：其一，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理解掌握缺乏全面準確性，戰爭背景下步入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階段後，難有從容的學習研究積累，制訂適閤中國國情的建設方案，許多知識只能是從蘇聯照搬過來。比如，對斯大林主持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學習引進，斯大林式的理論思維必然直接影響了我們的幹部隊伍的理論素質；受蘇式思維的影響，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掌握，缺少對於原著的系統閱讀和準確理解；其次，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左傾」思想總是像個幽靈揮之不去，最為典型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對待經濟工作任意「上綱上線」，甚至有「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社會主義的苗」之說。本來作為闡明社會再生產原理和規律的政治經濟學科學理論，被歸納為幾條幹巴巴的說教，政治經濟學理論被過度「意識形態化」、教條化，表現為範疇內涵凝固,研究方法保守,理論體系僵化,必然失去了對社會經濟運行的解釋能力和指導能力；再加上出於對經濟相對落後這一事實的認知，在主觀上必然存在一種加快追趕英美髮達經濟水平的衝動，以至於人們的主觀願望總是相信和依賴理論和精神的能量，形成主觀主義的「唯意志論」傾向；此外，1979年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方針，西方經濟理論被全面引進、尤其是作為「主流」的新古典綜合經濟學，基於其強調經濟理性、張揚競爭機制激勵，能夠藉助數理方法相對精確地揭示經濟運行的投入產出關係、產業部門關聯關係等長處，與已經被教條化了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形成鮮明反差，恰恰能夠彌補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缺陷，更何況加之經濟發展績效反差對人們感觀的刺激，進一步加強了人們對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懷疑，導致政治經濟學理論被邊緣化，在相當長時期裏不受重視，甚至是處在完全停滯和「被拋棄」的境地。深刻檢討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在理論和傳播應用上所存在的問題，有助於我們清醒頭腦，振作精神，在新的認識起點上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六、堅持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統一，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重視人的實踐活動，認為人的生活和科學是統一的。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從工業生產入手論述了自然科學和人的關係。在馬克思看來，「工業是自然界同人之間，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同人之間的現實的歷史關係，因此，如果把工業看成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那麼，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學將失去它的抽象物質的或者不如說是唯心主義的方向，並且將成為人的科學的基礎，正像它現在已經--儘管以異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礎一樣，至於說生活有它的一種基礎，科學有它的另一種基礎--這根本就是謊言」。10馬克思這句話表明，人的生活和科學的基礎是統一的，統一於人對自然的認識和改造，即人類的實踐活動。馬克思在哲學上確立了人的解放和自由發展的命題，把人文精神放在了物質利益和社會生產的基礎上，使其擺脫了唯心主義的束縛，也就是樹立起了科學的人文精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堅持了人文精神。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對資本主義進行了分析，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賦予了經濟學科學的人文精神。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是人」。馬克思主義不能接受人成為神的奴隸，不能接受人成為人的奴隸，也不能接受人成為物質的奴隸。馬克思吸收了自古希臘以來的人文精神，在批判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發展了配第、斯密、李嘉圖所創立的勞動價值論，區分了勞動與勞動力，價格與生產價格，解決了勞動與資本相交換和價值規律的矛盾，澄清了各類拜物教對物的崇拜的起源，得出了人的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的科學結論。馬克思創立了剩餘價值理論，指明瞭人異化的原因，並為消除人的異化提出了方案。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具有鮮明的人文精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文精神是科學的、徹底的。馬克思強調他所創立的政治經濟學是科學，而沒有突出強調其人文精神，但這絲毫不影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統一。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性和人文性相統一的關鍵。馬克思從商品入手，分析了商品和勞動的二重性，創立了剩餘價值理論，全面論述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價值、剩餘價值的生產、實現以及分配，把資本主義經濟納入了唯物的、辯證的、歷史的分析體系。從分析方法而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科學的，也是理性的。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隱含了人文精神，這就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勞動是一切價值的源泉，勞動是人的勞動，人類社會的生產目的，就是為了人自身的物質自由和發展和人類自身有尊嚴地生活。顯然，在以資本為中心的體系下，在人和物的對立中，人和人的勞動是不可能不異化的；人文主義所倡導的人的自由、平等、博愛、民主，在物的面前是孱弱的；只有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基礎上的人才真正擺脫了物的控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是社會生產目的是為了滿足人的生存和發展需要。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文精神是科學的、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要解決的，就是人的主體地位、自由狀態如何在經濟體系中得到實現，換言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但不迴避人是生產的目的，資本是生產的工具，反而將這一點鮮明地提出來，把勞動作為它的邏輯起點。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立場是要素創造價值（人也是要素之一，即「人力資源」），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生產的目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場是勞動創造價值，人是生產的目的，這是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因此，勞動價值論是打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大門的鑰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統一的基石。在主流經濟學覆蓋之下，非主流的經濟學仍然存在微弱的人文精神。歐洲的競爭程度不及美國，對人的價值尊重程度則高於美國（例如，歐洲大商業就有在週末歇業以「禮讓」小商店的傳統）。而北歐和西歐對勞動者的尊重程度遠高於美國。在歐洲，資本也是逐利的，但多少受到價值觀的約束。從歷史的角度看，歐洲社會意識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人文精神，非主流經濟學的不同派別，如奧地利學派、羅馬俱樂部等，也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人文精神的很大影響，這和當今的主流經濟學有著顯著的區別，是不可忽視的。時代呼喚把人文精神帶回經濟學。伴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主流經濟學的「科學」化、工具化和數量化，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縱慾主義、物質主義幾乎不受節制地在全球蔓延開來，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空前對立起來，現在，不僅是哲學、社會學等人文科學領域在思考如何把人文關懷重新帶回我們的社會生活，經濟學也在思考如何在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重新恢復經濟學的人文精神。馬克思發揚了文藝復興所倡導的人文精神，為我們勾勒的不僅是意識形態的邏輯，更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解決方案。回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的立場，還原人在生產中的目的性和資本在生產中的工具性，是經濟學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確途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僅適用於社會主義建設，同樣也適用於資本主義改良。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價值觀作為普遍適用的經濟學的價值觀，吸收經濟學史上正確的學說，正確的分析方法，在經濟實踐中豐富並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時代的要求。結束語：我們還處在政治經濟學時代，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正逢其時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對中國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必須予以肯定和正視。這些年來，政治經濟學的「聲音」弱化了，經濟學界流行著「西方範式」，西方標準成為唯一「科學」的標準，甚至流行著「學人家怎麼說、說人家怎麼說、跟人家怎麼說」的風氣，流行著一種簡單地拿西方範式和模型檢討中國、評論中國的「學術幼稚病」。我國是一個具有長期封建文化傳統的國家，幅員遼闊，具有獨特的政治制度和獨特的二元經濟結構，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不少的體制性矛盾，解決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問題，不能迴避歷史因素和體制演進的「路徑依賴」，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地區經濟不平衡也是一個制約解決發展中存在問題的「政治」因素；建設市場經濟體制所覆蓋的就業、養老、醫療等方面的具體到社會階層和城鄉不同人羣的解決方案，必須運用政治經濟學思維。換句話說，我們今天仍然處在政治經濟學時代。理論創新的任務刻不容緩。只有建立符合本國國情的經濟學，才能解決當前及今後我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國的實踐已經積累了大量的案例和理論元素。農村土地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企業改革中的經濟責任制和經營機制轉換、承包制、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職工就業形式的合同制、下崗分流、「買斷」工齡，中央與地方財政的分竈喫飯、分稅制；「摸著石頭過河」，體制轉軌進程中的「雙軌制」、「增量改革」推進；區域改革推進中的特區體制、開發區體制，東部地區率先實現現代化、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地區振興，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在對外經濟交往中，中國從最初的自我封閉和被封閉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對外貿易、開放投資，到21世紀初加入WTO以完全融入既有的國際分工體系，從而在短短數年就迅速發展為第一貿易大國和最大的外資流入國、最大的外匯儲備國，等等。在中國的大地上，經歷瞭如此巨大、繁複的政策實踐和探索。這些豐富的實踐積累，經過多個階段性總結，以中國共產黨的歷次重要會議、重要文件所宣示的理論突破為標誌，給既有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注入新的元素，也為人類文明體系做出了新的貢獻，正是因為有如此豐富的實踐和經驗積累，為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提供充分的素材和案例，需要我們隨著時代的變遷在理論上加以再總結、再剖析，加以挖掘、提煉和升華，重視人文精神之於經濟理論的底蘊意義，在經濟學學科體系創新中注意處理好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關係、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關係，系統總結我國經濟實踐的成果，鞏固成功的經驗，有必要將這些實踐的經驗總結利用好，這正是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現實土壤，也正是經濟理論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主要參考文獻：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2．[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973．[英]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經濟學原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4．[美]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5．洪遠朋等，.經濟理論的軌跡，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6．侯鈞生，西方社會學思想進程，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7．趙修義，《道德情操論》究竟是一本什麼樣的書.？文匯報,2009年4月11日8．孫顯蔚，論馬克思哲學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統一，北京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8)9．何國平，馬克思經濟學的人文主義精神及其現實意義，學術探索,2003(10)10．朱成全，經濟學：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統一，自然辯證法研究,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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