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是可追溯的最久遠、最古老的一本(唯一一本)出土文獻與「官方」史書。我得解釋一下我這段話,以免誤導:

1、最久遠,並不代表是我國最早的歷史,但是我國的書面文字史與書籍史確實爆發於春秋戰國期間,所以《竹書紀年》也確實是最古老的書籍之一;

2、出土文獻:凡是帶有文字與敘事性的出土記載的資料,都幾乎被考古與文化界視為最高級的歷史證物,最具價值。《竹書紀年》就當得上這樣的美譽!

3、《竹書紀年》是對中華民族起源與中華文明起源最有用的一本書,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太史公的《史記》裏,只記載了西周「共和元年」,即周厲王時的「國人暴動」的第二年的時間,亦即公元前841年算起。而之前的歷史《史記》中並未有系統性的時間記載。《竹書紀年》使用了上古的紀年方法「天干地支」法,因此有時間線條,這樣就可以給專家利用曆法推算及結合考古測年來進行斷代。因此《竹書紀年》成為「夏商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最重要參照藍本之一。

4、官方史書,不言而喻,因為它是記載歷史的,所以是一本史書(側面印證春秋戰國時各國都會有自己的史書,比如《戰國楚簡》)。但是,必須得強調一下,《竹書紀年》只是春秋時的晉國與魏國的官方史書,卻並不是代表當時中央政權的周王室的史書。因此,你能想像,可能出於不夠瞭解或帶有自身國家立場、與文化思想導致的看法不同等原因,你可以說《竹書紀年》代表了那時候的晉、魏兩國的官方史觀——這沒錯。

但你不能把它當成是整個春秋戰國時的周王室的史觀。

當然了,世上不存在100%真實與100%準確的歷史記載,就《竹書紀年》與我國現存的全歷史文獻(含出土與傳世文獻)來看,中國的歷史記載都是無比詳細豐富的,是人類史首屈一指的。

《竹書紀年》的真實性到底如何了?

前面說過,由於它是「出土文獻」,因此它的真實性帶有很大的「震懾力」,使今歷史愛好者幾乎對其瘋狂膜拜,因此也產生了幾乎不加辨析全盤接收的潮流。如下面這些:

1、舜囚禁堯,最後把堯殺死,奪取帝位;

2、舜大肆消滅堯的死黨,將其稱為四凶,其中包括禹的父親;

3、禹據夏地抗舜,終擊敗舜,將其流放到蒼梧,舜死在蒼梧;

4、禹死,啟即位,益密謀奪位,結果被啟殺掉;

5、伊尹篡權奪位,後被商王太甲複位誅殺;

6、商王文丁殺周文王父季歷;

7、共和元年。不是周公、召公聯合執政,而是諸侯國共國伯和代周天子執政,而稱「共和行政」。

8、周文王被紂王拘押,不是因為崇侯虎進了讒言,而是周文王與紂王發生軍事衝突,敗而受俘;

9、周武王乘紂王主力東徵東夷,進而偷襲商都;

以上這9大點就是現在網上流傳最廣的《竹書紀年》版之《史記》,並且越來越多的人利用它們來批評及批判太史公和他的鴻篇鉅著《史記》,諸如「儒生偽造歷史」、「美化歷史」等觀點也愈演愈烈,進而時常有全面否定《史記》之傾向。

其實,姑且先不論《史記》與《竹書紀年》真假程度孰多孰少,且說太史公司馬遷生時並未看過《竹書紀年》,因為《竹書紀年》是出自西晉鹹寧五年(前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縣)人「不準」盜發戰國時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而出土現世的。因此,太史公根本沒有可能引用《竹書紀年》來撰寫《史記》。

二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事實上秦火不焚卜筮書,如《山海經》《易傳》,連《歸藏》與《連易》這樣古老的巫書都保留,但是卻把原六國(含周王室)的史書都燒光了,從李斯那句:「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裏的「史官」與「博士」可推知,這兩類被坑的儒生,確實都是掌管天下藏書者。

基於以上,不管如何,司馬遷著《史記》時不太可能看得到太多先秦史籍。

再舉一個例子,如迄今為止,唯一一本被認為最有可能來自周王室史官編纂的史書《尚書》,在漢武帝年間由魯恭王拆除孔子故宅時從牆壁中戳出(因此又稱「孔壁書」),當時被發現後竟然被丟進了宮藏束之高閣,並未運用於太學,也未推廣普及,到西漢末年的劉歆父子重新編纂後,才開始普世。

這說明什麼了?

說明西漢初年時,人們對西周的歷史是不太關心的,而且其史學體系很可能是自成一派的,因此不需要聯繫先秦史籍都可以建立。

而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記》的奠定者,由他的經歷與太史公的經歷聯繫在一起,不難發現,《史記》得以完成最主要是太史公父子兩人用盡一生與雙腳走完了大半個西漢帝國,其中大量參照金石刻勒與古器銘文和走訪親歷者後代及收集民間遺籍是父子倆最重要的手段。

綜上所述,《史記》不可能參照過藏於地下的《竹書紀年》,因此,片面把《竹書紀年》的觀點奉為圭臬及用其鄙夷太史公和《史記》是既不客觀又屬無理取鬧。

太史公參考的金石刻勒與古器銘文一樣是出土文獻。正如《說文解字》的許慎沒有看過殷墟底下的甲骨文一樣,但是他的詁訓卻驚人的準確。也所以,《史記》經過幾千年來的無數治史者與後世出土文物對比考證,是經得起考驗的。

說到考驗,《竹書紀年》有一點必須強調清楚,今天我們看到的《竹書紀年》其實已經不是西晉出土時的那一份原本,因為在唐「之安史之亂」後,正本與考本均告佚失。到了明朝時方由嘉靖年間天一閣主人範欽重著了一本,此書即為我們今天所說的《今本竹書紀年》,而被專家們定義為出土文獻及運用在各種權威場合的《古本竹書紀年》則是由清末民初的兩位國學大師朱右曾與王國維嘔心瀝血地從各種傳世文獻中挖掘出來的西晉正本之遺留輯錄的片章段句彙編而成的。

因此,《古本竹書紀年》本身也已經不是第一手資料——當然,沒有參照是不可能「偽」得出來的,因為那就變成了憑空想像了。所以,朱、王二位的編纂彙編是大體可靠的。但即便如此,由於它已經不完整,是拾掇的,故也不能100%保證與正本一模一樣。

好吧,說了那麼多,終於是時候舉例說明瞭,看看《竹書紀年》的真實度到底有多真實,以上述引用的第5、與第9為例,即「伊尹殺商王」與「周武王趁紂王伐東夷而襲殷」。

伊尹奪權?後被商王殺?

如果《竹書紀年》所記屬實,則伊尹在商王室的眼裡一定是個十惡不赦的壞蛋,是名符其實的亂臣賊子,但是事實呢?

甲骨文VS《竹書紀年》:出土PK出土!

「酉彡」為商代祭祀禮儀,而「牢」則是指牛,用了4頭牛,這是當時非常「壕」的規格。

伊尹甚至與商先王一個地位,如:

上甲(微),是殷商第9代君主,可見伊尹的地位是何其尊貴!

而那個一個寶蓋頭「宀」+一個「方」字再+一個「正」字底是「配享」的意思,就是說祭祀的人們認為伊尹已經享受到了祭品,「上甲歲,伊X(打不出)」的就是說「我們祭祀了上甲先王,同時,伊尹也享受到了」——充分說明殷人的牽掛之情!

還有:

「大乙」,即商湯(成湯),眾所周知,湯乃殷商的締造者,伊尹之重要不言而喻!而且其中的「貞其羌卯」就是指用活人(古羌族)來祭祀商湯與伊尹,這就是天子皇帝才能享受的待遇!

除了同享廟號以外,商人還把伊尹當成了神,如求雨:

大板甲骨祈求!

這一段甲骨文裏的「示於祖丁」(商朝第16任君主)、「執伊」、「於祖丁」,此處的語境,祖丁與伊尹是並列地位的。

毫無疑問,伊尹不可能如《竹書紀年》記載的那樣,因篡權奪位而被殺,顯然,《史記》要更加靠譜真實。

周武王「撿漏」???

這個是近幾年最惡毒的一則虛無歷史案例,由於翻案風的盛行,商紂王近十幾年幾乎被徹底洗白,那麼隨之帶來的必然是其死對頭周武王被「洗黑」。

平心而論,紂王確實不失為一有為君主,因為他的諸多舉措都是為了鞏固商王室統治而做的,而且他還大力改革,打擊控制朝政的宗教勢力,似乎有使商制脫離「政教合一」走向文明政治的傾向。但是,不可否認,連年徵戰、窮兵黷武且好殺予奪是商人的本性,殷商是一個殘暴的政權,終究要被歷史淘汰推翻。

而所謂「周武王趁殷紂王討伐東夷時偷襲」則全然是一虛構捏造的歷史「發明」!

甲骨文PK《竹書紀年》!

根據甲骨文的記載,大規模的討伐東夷早在紂王的老爸帝乙時期就已經完成了!(同時,見於商王帝乙時期的「攸侯喜」,即現在很流行被解讀為印第安人嘴裡的「hosi」,因此而稱印第安人是殷商人的後代,是「攸侯喜」帶過去的,這根本就是一個張冠李戴好麼?純粹笑話!)

到了紂王時期,大規模伐東夷不見於甲骨文,只有一件青銅器有相關記載:《小臣尊》

裡面有銘文4行27字:「丁巳,王省夔京,王錫小臣夔貝,隹王來徵人方。隹王十祀又五,日。」

僅從這段文字無法推測年份,但是該青銅器經測年鑒定為商朝末年,那麼,結合甲骨文無載,我們當然可以判斷,這不是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事實上,《史記》與先秦史籍都明明寫著周武王第一次伐紂時,雖然率領了「八百諸侯」,卻只到達了盟津(今河南孟津)就撤了回去。

一個月後周武王才終於壯起了膽子在「鮮原」再次會師,並於「牧野之戰」中一舉大敗殷軍以代商。

紂王的軍隊從頭到尾都好端端在那,沒任何證據能證明那時候殷軍和東夷在東方大打出手。

以上兩例表明,《竹書紀年》雖為出土文獻,但是並不一定就會比傳世文獻真實。

因此,我們切不可盲目迷信考古而不顧史學,反之亦然。

必須具體內容具體分析,辯證性考辨。


謝邀!

《竹書紀年》主要記載夏商周至戰國時期的歷史,其中關於晉國和魏國的歷史可信度比較高。

《竹書紀年》對於研究夏商周歷史有重要的意義,此前有學者一直認為夏朝不存在,因為現有的書籍資料,關於夏朝時期的少之又少,歷來的史書記載的也比較模糊。但是《竹書紀年》裡面有對於夏朝的描寫,是很好的參考資料。

近些年來,我國開展的「夏商周斷代史」研究,頗有成果。

關於《竹書紀年》的真偽,一直從唐宋爭到今天,也無法蓋棺定論。

一是因為《竹書紀年》把已定的歷史年代又往前推了一千多年。二來也因為其中很多的歷史記載與儒家所描繪的有所衝突,比如對於伊尹放甲:

在《竹書紀年》中:「伊尹放太甲於桐,尹乃自立,暨及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但是儒家卻說是因為太甲無道,伊尹將太甲幽禁,後來太甲改過自新,伊尹又歸還了皇位。

還有就是關於堯舜之間的讓位,竹書紀年中記載舜放堯於平陽,但是在別的史書中記載卻是堯自願讓位與舜。


竹書紀年的流傳和版本

《竹書紀年》相傳乃是戰國時期魏國史官的作品,內容主要是夏商周至戰國時期的歷史,體例採用的是編年體。

在晉武帝太康二年,汲郡盜墓賊不準在盜墓的時候盜出竹簡數十車,字體早於西晉時期,史稱"汲冢書"或者"汲冢紀年"。由於當時的知識分子已經基本上不識古文,而其竹簡的先後次序已經被盜墓所破壞,所以當時的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用當時的通用文字對竹簡進行次序恢復和文字轉寫,形成了《古本竹書紀年》荀和本。但是在這一修訂過程中,荀勗、和嶠對於竹簡內容的最早時期有所爭議,荀勗認為竹簡從夏代開始記載,而和嶠認為從黃帝開始,最終荀勗的意見佔了上風。到了晉惠帝時期,祕書丞衛恆、佐著作郎束皙對荀和本繼續考正,形成了衛束本。

永嘉之亂,竹書紀年的原簡亡佚,後來到了五代十國時期,荀和本、衛束本也亡佚了。

元明之際,突然出現了竹書紀年的刻本,因為採用的是元明之際的文字所以稱為《今本竹書紀年》,後來被清代學者考證為偽書。

而《古本竹書紀年》雖然亡佚,但是在亡佚之前有很多書籍引用了其中的內容。清代道光年間的學者朱右曾,遍覽古籍,將這些引用的內容摘錄下來予以編輯,形成了《汲冢紀年存真》,而後王國維以此為基礎寫成了《古本竹書紀年輯校》,這是目前所看到的比較完備的版本。

真偽與史料辨析

《今本竹書紀年》是偽書,不足為訓。

《古本竹書紀年》的《汲冢紀年存真》《古本竹書紀年輯校》是從其他古書中輯較出來的,由於原簡不存,無法確認其他古書的引用是否完全正確。而原簡為盜墓所發現,一開始盜墓賊不識貨,將一部分竹簡用作火把;而竹簡被盜發後前後失序,後世的整理和考證,也未必是100%的正確。這部分論述,說明現在所見的古本竹書紀年與原來的竹簡,可能會存在一定的差異。不過這些都是文本領域的錯訛。

內容與意義

竹書紀年相比傳世經典,有兩個特性,一個是魏國史官所書,反應的是魏國的政治價值觀念;一個是埋葬年份比較早,所以可以說沒有經過後世歷代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修正。當時往往都是史官寫史,生產力水平比較低,各國對不同的歷史事件可能會有自己獨特的看法,所以現代人可以綜合這些史料來考證研究當時的歷史真相。再有,古本竹書紀年的成書距離上古也有很長得時間間隔,所以必須和史記這類傳世文獻、歷年新發現的出土簡牘、考古出土的甲骨文金文以及其他成果相對照綜合才能進行學術研究。

歸根結底,《竹書紀年》是一種史料,也必須經過研究和辨析,才能指向歷史的真相。


古本與今本:

《竹書紀年》是《汲冢書》中的一種,分為今本和古本兩個版本,它是晉武帝時期一個叫不準的人在春秋時期某位魏王的墓地裡面挖出來的,據說當時出土的竹簡有「數十車」之多。《竹書紀年》記載了五帝及夏商周的歷史,對於中國上古史的研究非常有價值。《竹書紀年》在晉朝和唐朝時期是完整的十三卷本為「古本」,到了宋元時期,這十三卷本已經基本不存在了。明代又出現了完整的兩卷本,被稱之為「今本」。

自清代以來,關於《竹書紀年》的研究很多,對於《竹書紀年》真假的討論也很多。

現在基本上形成共識的是古本《竹書紀年》為真,今本《竹書紀年》乃是後人根據古本《竹書紀年》的殘本進行的補充輯錄,可以在充分辨別的情況下加以使用。

舉例說明:

小編基本上也是認同這樣的觀點,實際上不論《竹書紀年》最後的成書時間怎麼樣,只要《竹書紀年》關於歷史事件的記錄與真實的事件相匹配,基本上就可以認為它的內容是具有一定正確性的。下面小編就簡單舉幾個例子來證明一下:

其一:比如《竹書紀年》曾經「周自受命至穆王,百年。」要弄清這條記載的真實性,首先要弄清楚周朝什麼開始,周穆王什麼時候即位的。根據《尚書》等史料的記載,武王克商即周朝建立的時期為公元前1106年,而根據《吳彝》曆日可以推知周穆王即位的時間在公元前1006年,剛好是一百年,因此《竹書紀年》的這條重要記載沒有誤差。

其二:比如《竹書紀年》曾經記載:「穆王十五年作重璧臺。」而根據《穆天子傳》及其他資料分析,這條記載也是可信的。

因此,小編認為《竹書紀年》中的大部分記載還是屬實的。


請大家多重視《竹書紀年》的戰國部分!請大家多重視《竹書紀年》的戰國部分!請大家多重視《竹書紀年》的戰國部分!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竹書紀年》分古本《竹書紀年》和今本《竹書紀年》,一般認為古本是真作,今本是偽作,我們這裡就說古本。《竹書紀年》據說是魏襄王或魏安僖王墓出土的編年史文獻,因為其是戰國人寫的,所以相對秦漢以後編纂或修訂的史書,比如《史記》等,《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更高。

但是,必須要注意到,最高的那部分是《竹書紀年》的編修時代,也就是戰國時期,所以楊寬先生《戰國史》多用《竹書紀年》去校正《史記》的錯誤;但是春秋史呢,有更翔實準確的《春秋左傳》,所以一般以《春秋左傳》為準;至於商周史呢,還是以甲骨文、金文吧;至於史前史,那隻能以考古學結合民族學了。

所以,要籠統問《竹書紀年》是否屬實,我只能回答你,越接近戰國的可靠性越高,所以我覺得應該多重視戰國。我也知道,很多人想知道的是堯舜篡奪可靠不可靠,肯定認為什麼堯舜篡奪符合人性。但只能說無可奉告,堯舜作為傳說人物,存不存在都不知道,誰知道是禪讓還是篡奪?而且篡奪是在禪讓之後起的。

至於禪讓,看似有點原始推選制的意思。但實際上不管禪讓還是篡奪,學說本身強調的是個人之間權力交接,符合的是戰國時期社會形態。但是上古是氏族社會而不是個體家庭,所以諸子百家更多是宣傳一種政治學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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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簡的內容更符合人們的推論,如果堯和舜時代天子的權力還這麼大,仍然是太平盛世,國泰民安。那麼到禹這突然就家天下了,這其實並不太說的過去,當然我們一直說這是以禹的巨大威望為前提的。可是,有一點我們必須得說,堯舜選擇下一代天子時,都是有人提出了他們的子嗣做為候選人的。

這就使我們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誤解,認為當時還是部落聯盟時代,明確的說,不是。

從各個遺址發掘內容來看,當時的文化,葬禮和祭禮與社會分工和發達程度都表明,至少從黃帝所處的時代起,就不再是單純的部落聯盟,而是保有部落聯盟特徵的國家芻形的存在。

而由黃帝一直到堯舜時期,是國家制度不斷的豐滿完善的時期,也是家族,血統觀念形成的時期。所以,史料中堯舜禹都與黃帝存在血緣關係,我們講,這一點可能性並不是很大,但這種觀念產生的很早,是黃帝所創立的國家晚期的一種血統和家族觀念上的攀附。這種行為產生的很早,所以後世人們也能當真事記載。

凡易姓而王 ,封梁父者七十有二。這是史記中管仲所言,但我們想,易姓而王有幾人?我們知道的,也不過數人,司馬遷也總結出十二家。不過要按司馬公的統計,那又把開頭提前很長時間。可再怎麼算也才十二個,顯然七十二再是虛數也是與十二有區別的,那麼這幾十個易姓天子是腫麼來的?

那就是前一統時期,黃帝吞併了炎帝,又驅逐了蚩尤勢力。以曠世的武功建立了中國範圍內第一個統一時期,那麼黃帝也是鑄了鼎的,也就是說規矩產生了,很可能黃帝對於歸附的方國和有功之臣也進行了策封。也規定了他們的統治範圍和進貢的種類。在這個時期,黃帝還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就是命人將各方國原有的文字進行了整合再加工,形成了統一的文字,然後推行到了各方國。

黃帝應該是留下了一個禪讓的制度,仙逝了。留下了一個啥局面呢,禪讓的標準不再是賢能而是拳頭硬不硬。一個前戰國時代。天子寧有種乎,唯兵強馬壯者為之耳?這一時期的古城遺址大多是有完整的城防工事的。也從側面印證了當時方國間戰爭的慘烈程度。

這種方國間的兼併,使得實力強勁的國主取得天子之位,從黃帝至堯有數十位之多。這也很好的解釋了,為什麼舜會流放堯,而禹也同樣對待了舜。而禹則認為家天下,可以終結這種兵強馬壯者為之的局面。從而開啟了家天下的時代,但這個想法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可的,實力強勁的國主還是認為可以名正言順的搶到天子之位,纔是正途。所以,纔有了太康失國。

扯了這麼多,純是猜想,根據也不大經的起推敲。所以當段子看就可以了。

至於竹書紀年,雖然有出土年代和出土地點的紀錄,但一不屬於現代考古記錄,無法確定真偽,其次原件早已散失,可信度就更大打折扣,最後我認為是隻能用於參考和佐證,無法成為準確的歷史記錄。

就這些。


要討論《竹書紀年》,就要先說一說《史記》。《史記》的歷史地位毋庸諱言,就連魯迅都稱讚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但是,關於先秦部分的記錄,並不能全信。

儘管司馬遷是漢武帝時期的太史令,可以看到很多其他人看不到的史書,然而,經過秦始皇的焚書和楚漢之爭,先秦的書籍留存量估計並沒有多少。比如儒家經典《春秋》,《尚書》都是由倖存下來的老儒背下來的,所以出現了《左氏春秋》、《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以及關於《尚書》的今文經和古文經之爭。因此,《史記》所載的先秦部分不能全信,更何況《春秋》也是被孔子刪減過。

另外,我們看《史記.五帝本紀》的時候,堯舜禹的年齡也是有問題的。

《竹書紀年》是魏安釐王墓裏發現的,它之所以出名是因為它裡面所記載的史實和我們熟知的歷史有截然相反的地方,最著名的就是堯舜禹的禪讓和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這顛覆了我們幾千年來的認識。

那麼,《竹書紀年》的記載是否屬實,我個人傾向於是的。五帝時期,黃帝、顓頊、帝嚳和堯都是一家人,舜已經算是平民了。所以,我們說禪讓就是發生在堯舜禹的時期,那麼之前呢?沒有說,因為他們是一家人。

禹就更好說了,解決了當時最大的問題洪水,民望自然很高,再加上他本就身居高位,要想政變輕而易舉。在尚書中,有舜和禹的對話,從中可以看出禹對舜並不是那麼恭敬。

但是,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發現《竹書紀年》到現在也過了一千多年,所以,還需要更多的證據來進行證明。

就事論事,並無摸黑先賢的意思,請諒解。

求關注,求互粉~~


是否真實現在還沒有定論,只能說其與《史記》有所出入,而是否真實,還要看日後文獻資料出土的印證。

《竹書紀年》與《史記》的不同,爭議最大的,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竹書紀年·五帝紀》關於舜的記載,就跟史記等正史所載的有德之君舜的形象大為不同:「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竹書紀年·夏記》與《史記》只是記載「太康失國」不同,還記錄了羿的事情。讓羿代太康,成為夏王朝統治者的這些舊事得以重見天日。《竹書紀年·殷紀》顛覆了《史記》記載的歷史第一位賢相伊尹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而稱王,結果被太甲潛逃回來殺害。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壓,這似乎更符合歷史的真相。但是根據現代對不同地區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譯,發現整個商代伊尹都是師權的象徵,地位尊崇,並且有伊尹放逐與迎回太甲的記載,並且整個商代伊尹的後人都有很高的地位與權力,這足以《竹書紀年》的記載也許並不準確。《竹書紀年·周紀》與《史記》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記載。按照史記等正史所載,共和行政就是周厲王被國人趕走之後,周公、召公二相共同執政。而周紀則說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國的伯,名和者,攝行君位。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說法。另外,還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以及記載了周幽王死後,兩王並立的史事。《竹書紀年·晉紀》周平王東遷之後,竹書紀年以晉國紀年,而作晉紀。晉紀記載了晉文侯殺周攜王的舊事,詳細記錄了曲沃代翼的過程。是研究晉國歷史的重要史料補充。《竹書紀年·魏紀》魏紀自惠成王起,稱「梁惠成王」,這與其他典籍記載的魏國又稱梁國相符。更好地保存了歷史的原貌,對於研究魏國歷史也是很好的參考。

《竹書紀年》出自戰國時的魏國,當時魏國以法家治國,而法家與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儒家的歷史觀有著很大的差異。就《竹書紀年》所記載的顛覆性史料,在一些法家學說中也有記載。如關於堯舜篡位,《韓非子·說疑》:「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關於共伯和攝政,《呂氏春秋》:「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關於二王並立,《左傳》:「攜王幹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記錄方式很不便利的古代,對於歷史的記載有所出入是很正常的。而且諸子百家為了印證自己的學說,往往也會選取有利於自己的記載或說法來進行闡述,儒家以禮治國,所以《春秋》就對堯舜禪讓大書特書,歌功頌德。而法家以法治國,《韓非子》記敘的就是赤裸裸的權力爭鬥。畢竟堯舜時代距離戰國也有一兩千年了,對戰國時期的人來說,那也只是傳說。畢竟權利鬥爭也是很複雜的,有桌面上的,也有桌面下的,有公開的,也有內部交易的,單純以一個記載去還原歷史原貌,難免會有失實。

顧頡剛先生對《竹書紀年》也有過論斷:「這部書的依據有三:一是傳說。西周以前的事,其實全部是傳說,因為沒有歷史的文字材料。這個部分,價值不太大。二是春秋時代的部分,因為有了《春秋》這部書,所以價值也不算大。三是戰國部分,由於是當時的紀年,所以價值之大,如同《春秋》一個樣。這部書,仍可以糾正司馬遷所著《史記》中關於戰國史事的錯誤。」可見《竹書紀年》的真實性,是越近的越真實,越遠的越不靠譜。在研究其記載是否靠譜的時候,得把這個客觀現實考慮進去。

還有一個,《竹書紀年》這本書本身的真偽性。東晉時期的考證水平未見得就有很高,而且還散佚了很多。到宋朝的時候,這本書乾脆消失亡佚了。不過到了明朝,又突然出現一個新的版本,有學者分析這個版本很明顯是有人偽造的。到了清中期,學者們才將古籍中記載《竹書紀年》的條文一條條整理出來,輯錄出一個《竹書紀年》版本,這個還稍微靠譜一點。

綜合這些靠譜的不靠譜的流傳故事,你還會覺得你所看到的《竹書紀年》的記載很真實嗎?也許很現實是真的,真實性嘛,就不好說了。


先說結論:現在的《竹書紀年》內容有真有假。

《竹》是春秋時晉國史官和戰國時魏國史官記錄的一本編年體史書。《竹書紀年》共十三篇,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歷史。其中最重要的是戰國史的部分。因為是編年體,一年一月詳細記錄。這部分的史料價值堪比《春秋》。

為什麼說《竹》半真半假?

原因一:《竹》雖然是史官寫的。相對客觀。但其中關於西周以前的事,基本都是傳說。

原因二:《竹》在戰國時期丟失,直到西晉初年(公元279年),被今河南汲縣的盜墓賊在魏襄王的墓中無意發現,政府收了該書,但在南宋時期,又丟失了。明代人設法收集起來,但加了個人的內容,所以重新命名為《今本竹書紀年》。(此時,因為重新收集,依然很多缺失和偽造內容,所以已經半真半假)後來到了清朝鹹豐年間,朱右曾重新編輯,再往後,民國時期的王國維再次編輯,名為《古本竹書紀年》。

所以在二千多年的輾轉中,《竹》一度失傳四五百年,後又無意中失而復得,在唐朝被讀書人喜歡,利用。後又失傳,和重新收集編撰。傳至二千年後的新中國,它是極少數避開了秦始皇,項羽和董卓火燒的古書,但也在輾轉中,失去了最初的味道。現在的《竹》只能說是真假參半。但因為他是戰國時史官記錄的編年體古書,連西漢時的司馬遷都沒見過,所以可以糾正司馬遷《史記》中關於戰國史事的一些錯誤和不足。史料價值非常高!

歷史記錄這個事情本身就是可爭論的,不要說幾千年前的就是幾十年前的改朝換代看了海那邊的記錄簡直就是暴秦在世人間地獄一般。這個問題的重點不在於是不是史實,在於我們2000年的傳承被證明是假的對我們自己的衝擊,進而引發我們自己的自我否定。特別是那些上歷史課時就睡覺,工作了不思考不理解,偶然遇到一碗滾燙的雞湯把自己燙傷了的人。沒有什麼,無論真假我們依然為自己身為中國人感到驕傲,為自己是炎黃子孫感到自豪,為祖先5000年不間斷的傳承感到自豪,這個世上能做到這點的除了我中華在沒有其他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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