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IMF提供的債務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底,全球公共和私人債務總額已經達到創紀錄的184萬億美元,這個數額相當於全球GDP的225%。以此計算,全球人均負債到達8.6萬美元,這是全球人均收入的150%以上。還有一個是Visual Capitalist(視覺資本)的統計口徑,它的統計顯示:截至2017年底,全球債務總規模已達創紀錄的247萬億美元,是全球GDP的342%。再有一個口徑是國際金融協會的統計:截至2017年底,全球的債務總量237萬億美元。

  爲什麼開篇就擺出如此之多的債務數據?其實是想提醒大家:我們正處在一個全球債務已經“無以復加”的時代,而一切經濟政策和經濟格局的演變,恐怕都離不開這樣一個真實而殘酷的背景。比如,美聯儲加息爲什麼嘎然而止?歐洲、日本爲什麼不敢停止或縮減貨幣量化寬鬆(QE)?從第一個角度上說,這是因爲經濟疲弱,需要通過QE拉動有效需求;但從第二個角度說,在發達國家民衆嚴重依賴透支消費的情況下,股權資本來源已經受到嚴重製約,而各國中央銀行必須依託自身的基礎貨幣發行,去充當“永遠不必償還的債務——國家股權資本”,藉以平衡債務水平,通過降低金融槓桿去降低全社會的槓桿水平。

  我們說,在債務無以復加的時代,站在第二個角度看問題顯得非常重要。因爲,我們必須儘快破解“經濟增長、債務規模、利率水平——三者間形成惡性循環”這個大麻煩。總體看,美國解決的最好,而歐洲、日本正在解決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提醒的是:中國尚被貨幣學教條捆綁着手腳,還沒有找到“既可以降低債務率(槓桿率),又能夠有效推動經濟增長”——這對矛盾的解決方案。

  我們認爲,如果自己找不到解決方案,那別人的成功經驗就應當是可供我們借鑑的方案。2018年9月,中國金融大家、國開行前行長陳元先生專門撰文指出:槓桿率太高,歸根到底是因爲股本金來源不足。而現在對股本金的來源也存在認識上的失誤——第一來源是財政撥款,第二來源是企業盈利,第三來源是資本市場——看到流,沒看到源。因此爲了讓企業降低槓桿率,我們採取的措施是減少借貸,切斷了槓桿鏈條。就算一些企業增加了股本金,但大多是槓桿式的——名股實債。

  陳元先生指出:過去有種說法,貨幣是央行以經濟爲抵押向全國人民發放的永不兌付的債券,這個說法雖未見諸於理論,但卻被廣泛接受。然而,央行卻認爲貨幣都是債務,這是一種錯覺和片面的認識。陳元非常讚賞“伯南克魔術”,他說:很多人認爲伯南克實行QE是希望通過購買不良資產,打通血脈,以緩和美國及世界經濟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但實際上,美聯儲發行的每一美元貨幣都是一份股權。伯南克通過QE投放的基礎貨幣最後到達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及個人部門之後都是股權性質,股權增加自然槓桿率下降。

  人物:陳元

  這件事我們已經說過多次,但爲什麼現在還要重複?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美聯儲停止加息,甚至開始考量全球經濟會不會再次出現衰退的時候,這給了中國央行一次重要的機會,或稱時間窗口。因爲,在全世界總需要都很疲弱的經濟背景下,適當投放基礎貨幣不會引發商品市場的物價上漲,而只會推高資產價格。這時候,我們只需要用結構性房地產政策抑制住房價,而以金融供給側改革爲股市注入制度的力量,那股市上漲就可以爲中國贏得重大股權資本機遇,在降低全社會槓桿率的同時爲中國經濟注入更多的創新活力。

  還有,全世界總需疲弱的經濟背景給中國利率“雙軌合一”帶來重要機遇,通過基礎貨幣壓低貨幣市場利率,實現銀行存款基準利率和貨幣政策市場利率的接軌,同時放開存貸款基準利率,以此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這同樣是推進中國金融長期化、資本化的過程。

  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去年下半年到年初,央行整體操作出現了積極的變化,股票市場也給予了高度認同,但現在不能“見好就收”,市場需要貨幣政策的持續性動力。總是“見好就收”會嚴重消磨投資者意志,使得政策邊際效應迅速遞減,這顯然是政策制定和執行者之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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