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天，英國一度似乎終於將其難以擺脫的後帝國時代的神經質拋諸腦後。一個曾統治世界近三分之一疆土的民族定位了自己作為熱情東道主的新角色，並對自己的多元化感到十分愜意。倫敦奧運會是一場新「英國性」(Britishness)的慶典：多元化、外向型、銘記傳統卻也渴望擁抱未來。的確，金融危機過後的緊縮挫傷了士氣，但是「大不列顛之隊」中的傑西卡·恩尼斯(Jessica Ennis)、莫·法拉(Mo Farah)等許多本土運動員所贏得的獎牌，照亮了前方的路。

那一時刻已然過去。2015年的英國體會到一種困難重重而又支離破碎的境地。對多元化的自豪之情已經為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反移民的民粹主義讓路。經濟再次實現增長——增速甚至比歐洲其他地方快得多——但繁榮地區和弱勢地區之間巨大的鴻溝似乎也在進一步加深。表象背後，英國舊體制的支柱已經出現裂縫。

儘管去年經過投票繼續留在聯合王國之中，但蘇格蘭仍有可能決定自謀出路。在2012年仍是全球中心的倫敦和較不繁榮的英國腹地之間，政治和文化鴻溝已經拉開。主導戰後政治的兩個黨派——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領導的保守黨以及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領導的工黨——正退守至區域陣地。聯合王國很少出現過如此分崩離析的情景。

民族自信心

英國失去了國際支撐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沉重地打擊了英國的民族自信心。削減赤字和降低債務的必要經濟舉措又加強了英國向內向型的轉變。從伊拉克巴士拉(Basra)和阿富汗赫爾曼德(Helmand)的戰場失利中返回的軍隊，又遭遇軍費預算被全面削減的前景。面對國內升溫的歐元懷疑主義，卡梅倫玩弄著退出歐盟(EU)的概念，讓海外盟友均困惑不已。米利班德對國際事務一味保持沉默。英國著名智庫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又名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編者注)的一份報告稱，英國人仍然希望能在世界上昂首挺胸，但他們對自己是否能帶來決定性的影響沒有把握。

外交官出身的間諜機構首腦、最近才卸任英國祕密情報局(SIS)局長的約翰·索厄斯爵士(Sir John Sawers)稱，英國從世界舞臺撤回，就像美國在越南戰爭中脫身而關注本國事務一樣。在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領導的俄羅斯進軍烏克蘭時，美國當局一位高級人物公開質疑華盛頓和倫敦之間傳說中的「特殊關係」是否只剩下空殼。他稱，「英國在維護國際和平中作為夥伴國的承諾和信譽」確實值得懷疑。

在其他環境下，定於5月7日舉行的英國大選可能已經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討論，不僅是關於國內經濟和政府構成，還關於如何最好地適應一個更嚴峻、更不穩定的世界。

選舉應該是各路人馬提出競爭性的發展願景和不同的未來選擇。然而，目前為止競選活動已經暴露出過時的政治主張與選民的關切和期待之間的嚴重脫節。社會和政治的步調不一致。卡梅倫年輕時在牛津大學(Oxford)的導師——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政府學教授韋農·波格丹諾(Vernon Bogdanor)，就指出了「早期憲法和政治形態與當今社會和經濟現實之間日益擴大的差異」。

工黨已經失去了曾由傳統工業輸送的成員，保守黨成員的身份牌也不再能給有望向社會上層流動的中產階層賦予社會聲望。

無法適應現代世界

今年是《大憲章》(Magna Carta)問世800週年，這份英王約翰與中世紀貴族之間的妥協文件常被視為英國民主的基石。在自大的時候，英國人會告訴你，法治不僅是《大憲章》為莎士比亞筆下的「權杖之島」(Sceptered Isle)帶來的靈感，也是《大憲章》對民主世界的饋贈。紀念活動本應突出這個國家不成文憲法中的慣例與制度的恆定性和穩定性。

然而，當代的景象卻是：英國的政治體制和憲法規則無法適應現代世界。英國的政治已經落後於這個國家。在二戰後的多數時間內，兩黨制（有時是兩黨半制）締造了穩定的一黨攬政政府。2010年大選後，當卡梅倫不得不與尼克·克雷格(Nick Clegg)領導的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組建聯合政府時，這被視為對歐洲式多黨政治的臨時借鑒，而英國人所熟悉的兩極政治體制會很快回歸。然而，如今看來，未來會再次出現非決定性的選舉結果，說得再遠一些，少數黨政府或聯合政府將成為長久的政治景象。

人們很容易把這種支離破碎——蘇格蘭國民黨(Scottish Nationalist Party)和綠黨(Greens)已經同英國獨立黨一道挑戰傳統秩序——當作一種短暫現象。威斯敏斯特的政壇老手認為，面對經濟困難時期以及格外平庸無能的一代政治領導人，這種支離破碎是自然反應。

他們說對了一半。生活水平確實下降了。卡梅倫是一位想要名垂青史的首相。米利班德渴望的是一個左翼政客不必再向骯髒的資本主義妥協的神話時代。他們的政治綱領均缺少雄心壯志和樂觀精神。而克雷格所領導的自由民主黨為生存鬥爭而精疲力盡。聯合政府中較弱勢的一方很少有過得好的。

然而，除了週期性趨勢的影響外，還有更深層次的趨勢在起作用。兩黨制正淪為社會和經濟動蕩的犧牲品。正如波格丹諾在為英國憲法學會(UK Constitution Society)所寫的一篇論文中所稱，英國正在從「20世紀50年代基於職業和階級的大型社會經濟集團所主導的封閉社會，向在社會和地理層面更為碎片化的社會」轉變。

1951年，英國下議院只有6名議員不屬於兩大政黨。而現在不屬於兩大黨的下議院議員達到了85名。基於階層的聯繫已經弱化，在蘇格蘭和英格蘭、年輕人和老年人、北部和南部之間，新的界線業已形成。

有一段時間，英國的很大一部分人口「生來」就屬於保守黨或者工黨。定期評審政治參與情況的英國議會議事錄學會(Hansard Society)表示，目前只有30%的選民承認自己堅定地支持某個政黨。67%的選民表示政界人士「不瞭解我們這種人的日常生活」。

保守黨現在成為了繁榮的南部地區的政黨。在曼徹斯特、利茲、伯明翰或者紐卡斯爾，保守黨議員無處可尋。倫敦是一個其他地方的大多數趨勢無法適用的地方，在倫敦以外的英格蘭南部地區，工黨努力爭取獲得不至於少得可憐的席位。超過25年以來，保守黨一直在努力爭取蘇格蘭地區的席位。眼下，在去年9月的獨立公投中落敗的民族主義者正威脅要在英國議會的席位爭奪戰中徹底打敗工黨。

不久以前，大選的獲勝黨還能得到超過40%選民的支持。而卡梅倫和米利班德如今正在努力不比對方輸得更慘，爭取讓支持率超過30%。

權威的喪失

面臨挑戰的不僅是人們熟悉的英國議會。在上世紀50年代擔任記者的亨利·費爾利(Henry Fairlie)發明瞭「建制」(The Establishment)這個詞，來描述由傳統、制度和處於英國社會頂點、權勢顯赫的人物們組成的關係網。過去，權力屬於有大量土地的人、英國財政部和外交部、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銀行家和經紀人、英國廣播公司(BBC)和媒體巨頭、以及主教和法官。決策發生在聖詹姆斯區(St James』s)紳士俱樂部裏裝飾著橡木飾板的客廳。

眼下，舊體制在某些地方依然興盛。儘管伊麗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的一些直系親屬的麻煩遭到廣泛報道，女王本人穩定人心的形象仍讓她得到了子民的愛戴，使君主制繼續成為國家統一的守護者。套用19世紀評論家白哲特(Walter Bagehot)的話，她沒有讓女王的魔力在日光下失色。

還有其他一些特權的存在：負責撰寫保守黨競選宣言的助手幾乎都和卡梅倫一樣，是英國貴族公學伊頓(Eton)的畢業生。然而，隨著英國的力量漸漸衰退，「建制」網路的權威也日趨式微。卡梅倫富有的心腹密友內圍集團與大多數選民格格不入。他自己政黨的一位議員把他叫做「託利黨公子哥」，稱他對國民們在餐桌上關心的事情毫不知情。金融危機和一系列洗錢和不當銷售醜聞讓倫敦金融城蒙羞。就在本月，滙豐(HSBC)被曝光幫助客戶逃稅。英國社會態度調查(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Survey)的記錄表明，在1983年，約有90%的選民相信銀行是管理良好的機構。到2012年，對銀行的信任比例已經下跌至19%。

至於議會，英國人一向對政治人士表現出一種良性的懷疑，但在一系列金錢醜聞後，這種懷疑已經變成了深深的不信任。本週，兩名前外交大臣——傑克·斯特勞(Jack Straw)和馬爾科姆·裏夫金德爵士(Sir Malcolm Rifkind)因利用議員身份謀取商業利益而引起大眾的憤怒。裏夫金德表示他將在選舉前辭職。

至於英國國教，聆聽主教們佈道的人羣正在逐漸減少。被18世紀的憲政主義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稱為「第四等級」(fourth estate)的新聞界也因為電話竊聽醜聞蒙上了污名。數次經濟危機以後，英國財政部更像是一輛嘎嘎作響的東德特拉貝特車(Trabant)，而不是一輛閃耀著傳統榮光的勞斯萊斯(Rolls-Royce)。英國外交部的外交官們曾一度處於倫敦政府系統的頂點，是展現英國國際影響力的強大使者。而現在他們的政治主人告訴他們，要把自己改造成英國企業的流動推銷員。

歷史的囚徒

許多人將依依不捨地告別永續特權最堅固的那些堡壘。不經思考就服從的年代已經過去。然而，人們在更大範圍上漸漸喪失對政治人士和體制的信任，引起了更不幸的結果。就像歐洲其他地方一樣，這催生了一種合法性真空，填補這種真空的正是那些「反對」陣營：反精英、反歐洲、反移民和反資本主義。民粹主義者抓住了這個時代的普遍情緒，向失望的選民提供了敵人，而非答案。卡梅倫和米利班德則驅使選民走向左或者右。

蘇格蘭民族主義的興起和英國獨立黨在推動英國身份認同政治方面的成功，呼應了這個正在失去「英國性」維繫的民族國家聯盟。一些人，比如歷史學家琳達·科利(Linda Colley)，表示事情總是會變成這樣。畢竟，英國是一個人為構造的國家，是在18世紀以後，通過帝國探險、共同信奉的新教主義和共同的敵人締結而成的國家。波格丹諾提出的答案是達成一種新的憲制安排——重新在這個由4個民族國家組成的聯盟之中，以及在各民族國家之間分配權力，以適應當代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現實。

他是正確的。英國需要一種新的治理方式，一種新的表述——對過去給予恰當的尊崇、但不受制於過去的約束性表述。2012年倫敦奧運會為我們指明瞭方向。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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