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理想國》和柏拉圖的政治歷險 | 講座實錄
人的一切痛苦，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的無能的憤怒。——王小波
柏拉圖的「理想國」的問題，實際上是和哲學家本身如何在世俗生活中參與政治、倫理、社會的問題有關。我們通常認為像柏拉圖這樣的哲學家過的生活是一個相對比較理論的、脫離人生實際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從古希臘的傳統看，會認為哲學家和現實政治有或多或少的關係，這個典型的代表也是柏拉圖。
我舉一個當代的例子，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許多人認為是德國的海德格爾。在二戰期間，海德格爾曾經就任弗萊堡大學的校長，在弗萊堡大學的就職典禮上，他曾經發表過非常有名的《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這篇演講在二戰後被認為是海德格爾這位偉大哲學家政治上的失足。
而他的學生伽達默爾在接受一次採訪的時候曾經提到過這個事情，他講了一個故事，他說，當年海德格爾在卸任弗萊堡大學校長的時候，當時納粹還在臺上，他（海德格爾）很快就發現他在納粹身上寄予的所謂哲學家的政治理想失敗了，在他卸任弗萊堡大學校長之後，他回到了大學，而他的一個同事在街上遇上了他，就問他說：「你從敘拉古回來了麼？」這個講的故事實際上就是指柏拉圖的例子。
因為柏拉圖當年曾三次前往西西里的敘拉古，和敘拉古的僭主狄奧尼索斯一世和二世有過長達四十年的交往，這通常被認為是哲學家參與政治生活的傳奇故事。
但這個故事在某種意義上是非常糟糕的，因為它是一個失敗的事例。敘拉古的故事表明哲學家在參與政治的時候，雖然有非常高的理想、健全的政治藍圖和觀念，但最後當哲學家真正進入政治生活中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卻比起一個普通的政治家，比起一個官僚來說更不適應政治。所以海德格爾的人生經歷呢，被他的同事看做是哲學家又一次失敗的序曲或者尾聲。
但是伽達默爾講這個例子的時候，並沒有把它簡單地當做對海德格爾的批評。我們知道海德格爾這個人，他在二戰期間的政治抱負、其後的許多做法在二戰之後引起了非常激烈的爭論，特別是在他的猶太的學生中間。
海德格爾有許多傑出的學生是猶太人，許多人認為他在二戰中的表現是讓人非常難以接受的，不僅是他對抽象的政治，而且是對具體的他的老師、他的情人、他的學生，對待這些具體的人，海德格爾的許多行為都是很難讓人接受的。
但是伽達默爾講這個故事其實是想反過來說，如果我們真的去看待哲學家的政治經歷的話，哪怕他政治上是失敗的，我們能夠有理由否定他的全部思想嗎？
其實伽達默爾順便問了一句話說「柏拉圖自己在敘拉古又是一個什麼樣的遭遇呢？」，以印證海德格爾在當代的情況，當年，我們所有人都認為是最偉大的哲學家——柏拉圖——在敘拉古，在西西里的僭主的宮廷中，他自己有什麼遭遇呢？
這是我們回過頭把柏拉圖自己的政治遭遇與他的政治哲學中最重要的作品放在一起來相互印證的最主要的初衷。
在整個20世紀，學界對柏拉圖的政治作品，特別是《理想國》這部作品，其實是有相當嚴厲的批評的。
這個批評背後有非常深的學理上的動機，我們先不去管他，但直接和我們剛才說的海德格爾的經歷是有著內在的關係的，也就是說，最強烈地反對柏拉圖的政治理想、政治哲學的人呢，實際上認為，正是柏拉圖的政治哲學，影響力納粹、「東方集權主義」的思想。
這裡面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他寫過一本反柏拉圖主義的最集大成的書，叫《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特別是其第一卷，題目叫「柏拉圖的符咒」。
他的意思是說，整個西方哲學、特別是政治思想，受到柏拉圖的思想強烈影響，而這個影響其實是柏拉圖造就的一個幻覺，是哲學家投身政治的一個誘惑。
在這本書裡面，卡爾·波普爾曾經講到，柏拉圖存在的第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他並不只是一個熱心的真理追求者，而且也是一個強烈的真理的佔有者。
當然波普爾在這個方面的講法非常有意思，他認為在這個方面柏拉圖和他的老師蘇格拉底是不同的。蘇格拉底從來不認為自己真的知道真理，所以蘇格拉底總說自己是「無知之知」，自己唯一和其他人的不同在於，他知道自己是無知的，而其他人都認為自己很有知識。
換句話說，按照波普爾的描述，蘇格拉底最偉大的學生恰恰犯了蘇格拉底所批評的那個錯誤。
但這個在解釋上是不是成立還有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卡爾·波普爾描述的蘇格拉底形象，其實完全來自於柏拉圖自己的作品。其實是柏拉圖把他的老師描述成了這個樣子。
所以波普爾並不能夠很好地解釋，柏拉圖為什麼把他的老師描述成這個樣子，而他自己卻不是這個樣子。這是很成問題的。緊接著波普爾說道，柏拉圖這樣的哲學家之所以把自己當做真理的佔有者，是因為他想用真理來為自己獲得統治的資格。
這是波普爾在柏拉圖這樣的哲學家身上發現的第二個重要的問題：一方面對人類的經驗世界毫無知識（柏拉圖式的哲學家都是高高在上的，他們認為經驗世界人們獲得的常識的觀念都是意見，而真正的知識是關於永恆秩序的，而他們自己對人們的經驗世界卻毫無瞭解）另一方面這些哲學家反而認為自己擁有站在真理的角度來統治世界的真正資格。
這就是他發現的柏拉圖式的哲學家的第二個重大的問題：和蘇格拉底不一樣，柏拉圖式的哲學家有強烈的統治的慾望。在這個意義上，波普爾認為《理想國》是柏拉圖強烈統治慾望的突出代表。
但其實《理想國》這本書的主人公也是蘇格拉底，我們一會兒會看到這個問題。我念一下波普爾這段話：和所有偉大的文學作品一樣，其實《理想國》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作者經歷了對成功的極度渴望，及與此相伴的失望和悲傷。
也就是說，柏拉圖《理想國》這部作品，表面上講的是蘇格拉底的故事，其實是作者自己想要投身政治，卻遭受了失敗，而這次失敗給作者帶來了巨大的創傷。
所以作者一方面認為哲學家非常了不起，差不多可以夠得上天上的星星（這是波普爾說的，在文本上沒有任何根據，我們只能認為他用的是修辭手法），但是他其實最後並沒有實現這樣的統治。
我再念波普爾的另一句話，他說：哲學家很有意思，哲學家儘管註定要統治，他卻是最不想統治的那個人，為什麼呢？因為柏拉圖給哲學家的理由是，他的地位太高了。
實際上他要去統治，他就要從能夠接觸神、能夠接觸星星這個高位上走回到洞穴裏去，和那些凡人接觸。但其實哲學家並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要靠城邦來強迫他做這件事情。
這是柏拉圖在《理想國》裏勾勒的他的形象。而波普爾認為其實柏拉圖真正想的就是統治，只不過他把自己放在了這個位置上，所以柏拉圖式的哲學家自己兜售了這樣的符咒，這也是波普爾第一卷的標題的由來：哲學家把自己祕不可傳的本領作為自己統治的根據。
波普爾這個講法當然有許多修辭上的攻擊，但他也包括對《理想國》這部著作最重要主題的非常精確的理解，他甚至比我們在二十世紀看到的某些對柏拉圖思想的辯護和闡釋更準確地把握到了《理想國》這本書裡面最核心的主題。
在《理想國》這本書裡面描述的「理想國」在什麼意義上是一個理想的國家，或者理想的政治？在這樣一個理想的政治中有一個最核心的要素，被柏拉圖概括為「哲學家王」的主題，哲學家要做統治者，但是為什麼哲學家要做統治者呢？
因為哲學家最不想去統治，正因為他不想去統治，所以他最適合做統治者。這是《理想國》這本書非常奇怪的地方，而波普爾認為，哲學家其實心裡是想統治的，但是他又不好說出來，所以希望所有人去強迫他。在這個背後呢，是波普爾對柏拉圖的整個政治哲學的非常根本的批評：脫離經驗現實，但又想要去幹預現實；不瞭解人的生活，但卻想要支配人的生活。
這是哲學家最大的毛病，既是哲學的弱點，更是政治的危險。他認為整個20世紀所有的政治災難，都是源於這些哲學家王真的下凡了，來到人間實行統治。
所以20世紀之前，如果人有真正幸福的政治生活，就是因為人沒有幻想讓哲學家來統治，20世紀真的讓哲學家去統治，結果帶來了災難。這是波普爾的看法。
波普爾的看法並不是特殊的，我們找到了一個表面上跟波普爾觀點完全不同的觀點。我們知道波普爾是二戰中跑到英國，支持經驗主義的一個立場的哲學家，他目睹納粹在德國的面貌，反過來把20世紀的政治災難追溯到西方政治思想的起源處，追溯到柏拉圖那裡。
但是我們看到，波普爾這些批評，驚人地再現了另一個德國人很久之前作出的批評，那就是尼采。尼採在他的著作中同樣對柏拉圖提出過非常類似的批評，如果你仔細看一下，你會發現波普爾幾乎是在抄襲尼採的觀點。而尼采通常又被認為是納粹的政治理想的重要的來源。
尼採在他的書裡面怎麼說的呢？尼採在他的《人性的，太人性的》這本書裡面有這樣的說法：其實柏拉圖這個人呢，是強烈統治慾望的化身，什麼樣的統治慾望呢？
即成為最高的哲學立法者和國家的奠基人。但是在柏拉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這種慾望恰恰因為自己在本質上不能實現而痛苦萬分。這個說法聽起來跟波普爾說的一模一樣：柏拉圖的靈魂啊（尼采經常能夠非常刻薄地把一個批評寫的非常精彩）因為充滿了這種慾望而充滿了憂鬱的黑膽汁。
尼采認為，柏拉圖代表了希臘哲學衰敗的一個階段。希臘哲學越是因為它喪失真正的權力，就越是在這種黑膽汁和誹謗欲的作用下心如刀絞。
與修昔底德和荷馬相比（在尼采看來，荷馬和修昔底德代表了希臘思想中更強有力的自信和力量，當然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即柏拉圖和修昔底德——在什麼意義上是不同的），柏拉圖在現實面前完全是一個懦夫，所以他退回到自己所謂的理想之中，柏拉圖的整個思想實際上（用尼採的著名的表達是說）是生命的大詆毀者，柏拉圖其實是一個不敢真正生活的人，他的全部哲學都是對生命的誹謗和詆毀，但實際上在這個詆毀背後是一個政治鼓動家的形象，這一點，你看《理想國》就是這樣。
然後他接著批評（這下面的政治批評幾乎和波普爾是一樣的），柏拉圖的社會主義完全是專制主義的一個繼承者，完全試圖消滅個人，追求大把的國家權力，而柏拉圖這樣的一個典型的老社會主義者，就出現在西西里僭主的宮廷之中，這是他全部哲學和政治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幕，但是最深刻地暴露了希臘哲學中喪失真正力量的地方。
而關於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樹立的政治理想和教育理想，尼采做了一個非常奇怪、在文本上看起來甚至是非常不成立的表達：整個這本書代表了最害怕精神的發展，也最害怕教育發展的東西。整個柏拉圖的《理想國》追求的完全是精神和教育的衰退。
這個和《理想國》表面上的講法恰恰相反。我們看《理想國》，如果這本書作為一部政治哲學作品有非常奇怪的地方，我和我的同學討論的時候說過，你仔細看這本書講的政治，這個國家就只有一個最重要的部門，教育部是最重要的部門，其他的部門都不重要。
但是尼采恰恰在這一本完全以教育作為政治最核心的著作中發現的，恰恰是希臘人對教育理想的喪失，發現了柏拉圖對整個教育的恐懼和貶斥。
當然尼采對柏拉圖的閱讀構成了他思想中非常複雜的線索，其實早期和晚期他對柏拉圖有完全不同的解釋，不過在《人性的，太任性的》這部著作裡面，我們看到尼采對柏拉圖政治理想，特別是《理想國》裏的政治理想的批評，和我們剛才說的卡爾·波普爾的批評構成了非常好的呼應，它所代表的對柏拉圖「理想國」的懷疑，實際上有著根深蒂固的傳統。
這個傳統我們可以上溯到希臘化時期和柏拉圖的這個學園還在的時刻。柏拉圖當年在敘拉古的宮廷中和僭主的關係成了早期柏拉圖傳記中廣泛爭議的主題。
而我們今天想看的是，在什麼意義上，柏拉圖的「理想國」確實像這些批評者所說的，代表的是哲學家想要從天上統治人間的一個幻想。第二點，柏拉圖自己的政治經歷在什麼意義上證明瞭這種幻想在根本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因為柏拉圖自己的經歷非常少，柏拉圖成功地掩蓋了自己。我們知道的最偉大的哲學家形象是蘇格拉底，而關於蘇格拉底的形象，波普爾在這點的理解並沒有尼采更一貫、更徹底，尼採在批評柏拉圖的時候，會把他與蘇格拉底這個希臘思想衰敗的開端放在一起批判，而波普爾卻認為蘇格拉底不錯，這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因為其實我們瞭解的蘇格拉底的形象，完全是柏拉圖對話所塑造的，而柏拉圖把自己完全掩蓋在對話的背後，柏拉圖從來沒有在自己的對話裏說過一句話。我以前經常說，我們芝大有一個教授寫了一本書，叫做《柏拉圖說了什麼》，然後我的一個老師經常說，這本書的題目就寫錯了，柏拉圖一句話都沒有說過，你怎麼知道柏拉圖說了什麼呢？
柏拉圖在他的對話裏只出現過兩次，一次是在《蘇格拉底的申辯》這篇對話裡面，是說柏拉圖願意出錢替蘇格拉底來贖罪；在另一次對話裡面，在《斐多》這篇蘇格拉底死前重要的關於靈魂不朽的對話裡面，很奇怪柏拉圖沒有來，有人說，因為柏拉圖病了。
這是柏拉圖在他自己寫的所有對話裏出現的唯一兩次，某種意義上，柏拉圖非常奇怪的、完全籠罩著神祕色彩的性格就來自於他在作品中，完全把自己掩飾在蘇格拉底的面具之後的做法上。
但是柏拉圖傳統留下了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東西，這就是柏拉圖的書信。在古典語文學的傳統中，對書信到底是什麼性質有很大爭議。
其中最重要的一封信就是所謂柏拉圖的第七封信，這封信談的是柏拉圖自己在西西里敘拉古的僭主宮廷（他去過三次敘拉古的宮廷）經歷的整個的僭主和他在政治和哲學上結盟的可能性，如果說柏拉圖有什麼東西真的接近《理想國》呢，那就是在第七封信裏描述的柏拉圖在敘拉古的經歷。
當然整個古典語文學史，對這封信究竟是真是假一直有持久的爭議，這個爭議一直到今天也沒有結束。但是在這封信裏，似乎柏拉圖第一次露出了他真正的面目，好像是講述了他最重要的人生故事。
所以說，在第二點我們要看的是，在第七封信中裏描述的，即柏拉圖自己所講的（假設這確實是柏拉圖的信）一個政治歷險中的動機和考慮到底和他的政治哲學究竟有什麼關係，這是我們今天的目的。在詳細討論這封信之前我們可以講一下這個故事。
非常麻煩的是，如果第七封信是假的的話，其實我們對柏拉圖到底在敘拉古做了什麼就幾乎知道的很少。因為關於這個故事的最主要的或者最戲劇性的描述是出現在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中的狄翁（Dion）的這篇傳記，普魯塔克把希臘的狄翁與羅馬的布魯圖斯放在一起做了一個比較的傳記，把狄翁看做是所有的哲學家曾經遇到的最好的學生，也是這個最好的學生真正試圖把「理想國」的理想付諸實踐的失敗的嘗試。
但是普魯塔克的這個傳記除了少數地方，主要是柏拉圖的第七封信的基礎上寫的。而其他的古典學的傳統，比如第歐根尼·拉爾修的《名哲言行錄》裏對柏拉圖的三次敘拉古之行就語焉不詳，談的很少。
當然我們知道，在古代還有其他的歷史著作談過類似的東西，但是今天都已經佚失掉了，所以我們所能知道的就只是第七封信中講的。
這個故事本身非常清楚。柏拉圖曾經去過三次敘拉古。最早去的時候，大概是在柏拉圖四十歲的時候，敘拉古是由狄奧尼索斯一世統治。狄奧尼索斯一世是希臘著名的僭主。
但是關於他和僭主的關係，在柏拉圖傳記中，好像是最具有政治污點的部分。很大原因是因為狄奧尼索斯在希臘代表了非常糟糕的政治形象，人們通常認為狄奧尼索斯壓榨了整個西西里，這種僭主政治代表了希臘統治裡面最糟糕的一個政治形式。
在柏拉圖四十歲左右第一次去西西里的時候，他結識了狄翁，狄翁是老狄奧尼索斯家族裡面非常有權勢的年輕人。
柏拉圖發現狄翁和所有西西里人的生活方式都很不一樣，柏拉圖自己講到義大利的生活方式（這一點似乎兩千年來一直沒有變化）從來都是每天歡歌宴飲到深夜，晚上從來不會一個人睡覺。
只有一個人和所有周圍人生活方式不一樣，他就是狄翁。他性格非常嚴肅，肯去過一個哲學家建議的有德性的生活。所以柏拉圖第一次去西西里，建立了和狄翁的長達三四十年的友誼。
在這之後，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大概在柏拉圖六十多歲的時候，老狄奧尼索斯死了，狄翁給柏拉圖寫信，說現在終於有一個機會，可以實現你的理想。
老狄奧尼索斯的兒子，就是狄奧尼索斯二世，我們叫做小狄奧尼索斯，他非常喜歡哲學，非常適合成為一個哲學家。如果你想要教導一個人既能做哲學家又能做統治者的話，現在是最好的時機。所以他力勸柏拉圖來到西西里，實現其哲學和政治的雙重理想。
柏拉圖在各方的勸服下，同意到西西里。這次出行是非常失敗的，去了以後發現不僅哲學教育沒有成功，甚至狄翁本人也受到小狄奧尼索斯懷疑，小狄奧尼索斯周圍的人告訴他，狄翁之所以把柏拉圖請來，是想讓你去搞哲學，他自己去搞政治，而你成天去搞哲學，把權力交給了狄翁，豈不是正好遂了狄翁的願？
結果小狄奧尼索斯就把狄翁驅逐出境，流放到了雅典附近。整個的教育是完全失敗的，甚至柏拉圖自己都不能倖免，他在朋友的幫助下才離開了西西里。
問題更加糟糕的是，過了幾年之後，小狄奧尼索斯再次邀請柏拉圖。柏拉圖的朋友告訴柏拉圖，這次小狄奧尼索斯是真的喜歡上了哲學。柏拉圖又一次去了西西里。
這個故事非常奇異的地方是在於，難道哲學家失敗一次還不夠嗎？為什麼還要嘗試第二次失敗？這一次很重要的理由呢，是狄翁也勸告柏拉圖去。
狄翁希望柏拉圖在他和小狄奧尼索斯之間做一個調解人，希望小狄奧尼索斯把狄翁的財產還給他，然後把他從流放中召回到西西里的宮廷。
這一次的結果當然也是極端糟糕的失敗，不僅狄翁沒有被召回，而且小狄奧尼索斯把狄翁的所有財產都充公了，當然所謂充公就是完全歸小狄奧尼索斯自己。
這直接導致了過了幾年之後，狄翁召集一批軍隊反攻西西里，輕而易舉地推翻了小狄奧尼索斯的統治。但是在推翻了僭主的統治之後，狄翁也沒有在西西里建立他所希望的德性和法律的統治，他自己被兩個朋友刺殺了。
整個信呢，是狄翁的朋友在狄翁死後寫給已經回到雅典的柏拉圖，希望柏拉圖能夠在道理和行動上幫助他們，給他們建議。
整個故事在任何地方看來都是哲學家的失敗，它不僅是現實的失敗，某種意義上，也讓我們要麼懷疑柏拉圖自己對世事的見識，要麼懷疑柏拉圖三次（尤其是後兩次）前往西西里的真正動機。
而且這個失敗呢，因為後面的成功而更加糟糕。如果大家知道的話，過了幾年之後，整個西西里被一個叫提麥隆的人統治，而且這個人呢，在八年時間內成功地在西西里建立了一個非常良好的政治秩序。
所以我們知道英國著名的研究希臘史的大家格羅特（George Grote）就說，事實證明柏拉圖主義者，即政治理想主義者，花四十年搞不定的事情，一個經驗主義者可以花八年搞得非常好。
這封信寫的非常有意思，在這封信一開始，作者回憶了自己第一次前往敘拉古之前思想的變化。這段文字不長，我覺得它非常重要。無論它是不是柏拉圖本人寫的，我覺得都代表了對柏拉圖政治成長的一個重要的解釋。
柏拉圖自己描述說：我從年輕的時候和所有人一樣，都有一個強烈的統治的願望，就是希望自己一旦到了成年人，就一定要進入公共生活。
但當時城邦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當時城邦的政治已經非常糟糕了，傳統的那個上一輩人所相信的原則和基礎都已經完全崩潰了。這很像是中國今天的情況，就是說老一輩人相信的政治理想在年輕人這裡頭已經不再有效了。
大家如果讀《理想國》的話，這也是《理想國》第一卷一開始描述的，當蘇格拉底下到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遇到一幫年輕人的時候，所有人都認為政治很糟糕。
最重要的是，不僅是現實政治的實踐很糟糕，而且是傳統上支持政治的法律和習俗已經沒人相信了。這個時候，在所有人都在罵政治時候，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動。
希臘人說發生了變動，我們今天就會說發生了一場革命。在這場革命中，上臺的是三十個人，通常被稱為「三十寡頭」的政治。日後正是由於這個巨大的政治變動，也構成了蘇格拉底被審判的原因，因為這「三十寡頭」上臺的這些人，其中有一些是在柏拉圖的對話中你經常會看到的。
通常古代是把柏拉圖的《理想國》、《蒂邁歐篇》（Timaeus）、《克里提亞篇》（Critias）放在一起，一共有四篇對話，這叫做四聯曲。柏拉圖的作品一共有三十六部，一共是有九個四聯篇。與《理想國》一起構成四聯篇中的《克里提亞篇》其實就是由三十寡頭中的一個「克里提亞」命名的。
另外一篇《卡爾米德篇》（Charmides），也是以「卡爾米德」命名的，而「卡爾米德」也是三十寡頭之一，而他是柏拉圖的朋友。克里提亞是柏拉圖的叔叔。
用柏拉圖自己的話說，當時的主事者，也就是三十寡頭，其實都是他最熟悉的親人、他自己的朋友。柏拉圖當時還很年輕。他想，我看著這些人上臺，相信他們一定會將雅典的政治加以刷新，把那些不正義的生活改造成正義的生活。
但不久就發現，完全不是這回事，三十寡頭做的事情比之前的統治更加糟糕，他們做的事情更加不正義。其中一件不正義的事情，是柏拉圖對話經常描述的，他們強迫蘇格拉底去逮捕一個根本沒有做過非法事情的人，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蘇格拉底牽涉到這個統治之中。
這個統治並沒有持續多久，很快就垮臺了。這個時候，柏拉圖的描述自己的想法說：三十寡頭垮臺之後，再次激起了我對公共政治生活的熱情，但是這時候已經減弱了很多。
新的政治家上臺了，雅典轉化成為一個比較偏向民主的政治。這個時候又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對柏拉圖的一生影響很大，這件事就是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遭到訴訟，理由是敗壞青年和不信城邦的神，蘇格拉底被城邦判處死刑。
這件事情對柏拉圖的影響是所有讀過柏拉圖對話的人都會看到的。我們在第七封信裏看到，柏拉圖有這麼一個表述：我觀察這件事情，以及在政治上做事的人，以及所有的政治和法律、習俗，隨著年齡的增大，我越來越發現以正確的方式處理政治是極為困難的事情。
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沒有可信賴的朋友和夥伴，你不可能做事。但是因為城邦習俗很糟糕，所有人都生活在糟糕的習俗和法律之下，你很難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所以正確地管理政治對於一個敗壞的城邦，幾乎是不可能的。
然後柏拉圖自己講，最初我雖然充滿了統治的熱情，希望在政治上做事，但是現在儘管我還在考慮怎麼去扭轉這個事情，怎麼去改變這件事情，但是我真正的統治熱情已經很小了。
柏拉圖通過觀察政治，並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政治經驗的成熟，以及經歷了兩次政治變動中和他直接相關、並且都和他的老師蘇格拉底有關的事件，他做出了一個結論說：所有的現有的城邦政治都完全是敗壞的，它的法律幾乎完全不可救藥，除非有某種命運的神奇安排才能將它扭轉過來。
所以在我現在讚美正確的哲學的時候，我被迫宣佈，只有那些真正從事哲學的人成為政治事務的統治者，或者那類在城邦中掌權的人出於神意成為哲學家，否則人類就不可能脫離壞的政治。
這是第七封信描述他第一次前往西西里之前的感受。這個結果當然指的就是《理想國》中最重要的「哲學家王」的觀點。但這個結論是非常奇怪的。
在柏拉圖這封信中，在柏拉圖自己看來，這是他從20多歲渴望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經歷了兩次政治變動的影響，在對所有希臘城邦政治進行考察之後得出的結論：除非有某種神意的安排，使政治和哲學結合在一起，否則政治根本就不可能改變它不可救藥的惡的狀況。
所以在我們去檢討柏拉圖的敘拉古之行之前，我們要回過頭看一下在《理想國》中，蘇格拉底是如何從道理上論證，「哲學家王」何以成為現實政治的最重要的治療方案。
如果我們看《理想國》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主題的引入是非常奇怪的。如果大家讀過理想國的話會知道，從第一卷開始，蘇格拉底帶著自己的一些朋友在比雷埃夫斯港進行了一場關於什麼是正義的討論。
這裡有一個叫色拉敘馬霍斯（Thrasymachus）的人站起來說，你們大家有關正義的各種說法，助友損敵啊，欠債還錢啊，這些其實都是受了別人的騙，其實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而越是不正義的人生活越幸福。整個色拉敘馬霍斯講的最形象的例子是，你們大家以為一個牧羊人去養一隻羊，是希望為了羊好嗎？
難道不是把羊養肥了喫羊嗎？不過我們認為，嚴格來說牧羊人養羊都不是為了喫羊，而是為了賣羊，也就是說好處並不是歸牧羊人自己的（當然這個我們不去管他）。
這個挑戰構成了《理想國》真正的動力。周圍的年輕人希望蘇格拉底為在場的年輕人證明，正義是一件不是出於給人帶來的後果，而是出於正義本身值得選擇的生活。
所以對正義的讚美，也就是在第七封信裡面講的對哲學的讚美，它指的是《理想國》中全部蘇格拉底的努力。這個努力實際上是要證明，一個正義的人，哪怕所有天下的人都認為他是不正義的，他仍然生活得最好、最幸福。這是《理想國》最重要的動機，為了做到這一點，蘇格拉底和他的對話者做了一個嘗試。
但是直接的讚美是非常困難的，為什麼呢？因為沒有人能夠知道人的靈魂是什麼樣子的，人的靈魂是不可見的，所以只能通過建立一個可見的城邦來幫助我們理解不可見的靈魂。
所以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和他的對話者一起建立了他們心目中最好的城邦。我說城邦就是靈魂的「PPT」，它投影在世界上，讓人看到人的靈魂是什麼樣子。然後他們首先建立了一個儉樸的城邦，這個城邦稱為真的城邦，或者健康的城邦。
但是柏拉圖的兄弟，充滿了政治熱情，在理想國中很像是柏拉圖在第七封信中描寫的自己的樣子，格勞孔（Glaucon），柏拉圖的兄弟，對這個城邦很不滿意，他覺得這個城邦是一個單調乏味的城邦，他迫使蘇格拉底建立了第二個城邦，在第二個城邦中真正有了護衛者的需求，也就是說需要護衛者來保衛城邦和打贏戰爭。
正是面對護衛者，色拉敘馬霍斯的挑戰又一次出現了，如果城邦中有一羣人並不是具體的各種木匠、農夫、工匠，這些人去統治城邦的話，怎麼能夠保證不像色拉敘馬霍斯描述的那樣，利用城邦的力量來謀取自己的好處呢？
蘇格拉底做了兩次努力：一個努力是高貴的謊言。就是要告訴這些護衛者，其實真正對你們來說，最重要的東西是城邦的公共利益。你們不是你們的父母生的，而是從地裏長出來的，這是希臘非常重要的神話。
蘇格拉底說，你們都是從地裏長出來的，你們的靈魂中有的都是真正的金子和銀子，不能要現實中的金銀了，這是講給護衛者的神話。但是更重要的呢，柏拉圖讓蘇格拉底提出，這幫人一定要有最低限度的私有財產，也就是像希臘人所說的，朋友要一切公有。
正是這個主題，使蘇格拉底的對話者非常感興趣，這究竟指的是什麼？這實際上就是對城邦的統治者，也就是護衛者階層要共產共妻。
這是《理想國》裏非常著名的主張，蘇格拉底認為，這個主張其實非常不可行，要讓它可行的話，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現實中的政治改造成我們理想中的政治，就是讓哲學家做王。
哲學家做王，是要解決蘇格拉底在第二個城邦中所提出的幾乎不可行的「共產主義」方案。但是其實這個共產主義，主要講的不是共有財產，而是「共妻」要重過「共有財產」。
如果大家看理想國後面的段落的話，其實柏拉圖是想要消除家庭對政治的危險。正是這一點，引起了對話者的笑話。如果你看過阿里斯托芬（Aristopanes）的《雲》，看過《蘇格拉底的申辯》（Apology）中的故事，這麼一個蘇格拉底的形象，成天幾乎不洗澡，穿著草鞋，經常在街頭走在半路上就直瞪瞪看著天上的奇怪的人，說城邦要搞好全要看他來做王，是一個巨大的笑話，即使這不是一個惡意的笑話。蘇格拉底當時的對話者就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可笑的事情，然後蘇格拉底就向他們討論，為什麼哲學家做王是整個政治統治的前提。
我們不討論整個《理想國》這段最重要的討論，但我們把它最重要的想法拿過來。為瞭解決色拉敘馬霍斯面臨的統治者的悖論（統治者的悖論是，統治者要想實行統治，需要給他權力，在什麼意義上，當統治者擁有權力的時候，他不會通過統治來謀取個人利益呢？
這是所有統治從古至今難以迴避的根本問題），只有一個可能，其實蘇格拉底認為，找到這麼一個人當統治者，而這個人他自己根本就不想統治。這樣的統治者，因為在他看來，真正有價值的生活是更高的生活，是哲學家的生活。
政治的生活在他看來是他不得不承擔的，一個迫不得已的必然的結果。而並不是他的主觀願望。只有找到這樣一種人，這個政治纔有可能真正解決統治者的困境，才真正有可能成為一個好的政治。
這個就是我們在柏拉圖理想國第七卷描述的洞穴的故事，他講所有人都被牢牢都束縛住面向牆壁看「PPT」，其中有一些人在放PPT，而所有人都以為PPT就是他的現實。
其中有一個人站起來，轉過頭髮現世界不是他原來看到的那樣。他以前看見的所有真實的東西，包括財產、權力、金錢、甚至外面的樹和樓房，所有這些都是非常逼真的PPT，是洞穴牆壁上的幻影。
當他轉過頭走到洞穴外面，纔看到真正的樹木、陽光、太陽。問題是這個走出洞穴的人（當然所有人都認為他是哲學家）只有當他回到洞穴裏去統治的時候，這個政治纔是好的。
這是整個這個故事的奇妙之處，令人困惑的是，為什麼這個走出洞穴的人還要回到洞穴裡面。這是整個柏拉圖的故事和他自己敘拉古故事一樣的東西，柏拉圖為什麼要去敘拉古的宮廷，他為什麼想把他哲學生活的理想傳遞給一個僭主？
這個與為什麼哲學家走出洞穴以後要回到昏暗的洞穴一樣。這就好比有一個人，以前視力非常差，他發現所有他看的東西都是模糊不清的。後來他配了一個漂亮的眼睛，看到了原來有這麼美的綠色，然後讓你選擇選擇看模糊的東西。
這個關於洞穴的故事，從古代開始就有激烈的爭論，直到今天學者還在爭論，哲學家為什麼要回到洞穴之中。當然有人認為一個重要的理由，我認為是中國式的解釋，認為哲學家的幸福生活是包含了作為城邦統治者的一部分。我想這是中國式的回答，但不見得是柏拉圖和蘇格拉底的回答。
因為按照這個回答，實際上意味著哲學家是真的想要去統治的，而我們看到的《理想國》裡面反覆討論的真正好的政治一定是哲學家不想去統治但又不得不統治的政治。這個「被迫」，或者「被必然性驅使」究竟是什麼，這是我們回過頭看第七封信最有意思的地方。
在第七封信後面，柏拉圖在描述完自己年輕時候經歷之後，開始講自己第一次在敘拉古結交了狄翁，在第二次老狄奧尼索斯死後，他收到了狄翁的信和狄奧尼索斯周圍的人，勸他去西西里實現所謂的理想。
柏拉圖這時候是非常猶豫的，因為他覺得年輕人對哲學的熱情是稍縱即逝的。這封信寫的故事，如果說與普魯塔克寫的不同，就在這個地方。
普魯塔克故事是說，當柏拉圖去到西西里宮廷的時候，小狄奧尼索斯確實很喜歡哲學，所以有一段整個宮廷就像是數學學校，所有人都在那裡算幾何，這個宮廷簡直成了真正的學園。所以我經常讓同學們想像一下，在這個宮廷的奴隸包圍的環境下，柏拉圖和他的學生算幾何的圖景。
但很快在僭主周圍的吹捧者的鼓動下，小狄奧尼索斯疏遠了柏拉圖，而普魯塔克的故事證明，小狄奧尼索斯確實是有哲學天性的。只不過在第七封信裏出於各種理由，我們看到柏拉圖並沒有對小狄奧尼索斯抱有過高的希望。
真正促使他去的是什麼呢？是他想像中的一個對話。假設有一天，狄翁犯了錯誤，被僭主驅逐出了西西里的宮廷，然後他會來跟柏拉圖說，當時只有一個人，你說服了他就可以讓政治獲得一個命運的安排、天賜的良機，而你是善於教育和說服人的，你沒有去，所以你不僅背叛了你的朋友，即辜負了我（狄翁）對他的希望，而且你背叛了哲學。
然後柏拉圖在第七封信裡面說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話，說我之所以帶著這個想法去冒險，離開了我的家，離開了我在學園中的研究，是怕我只是一個空談者，永遠不可能有行動。
他用的這兩個詞，是他的書信和理想國中最重要的一對概念，也就是說，柏拉圖最後前往敘拉古僭主宮廷，接受狄翁的勸告，真正的理由是一個極大的顧慮，哲學是不是隻是一番道理，而根本不可能成為現實。這對範疇是希臘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對概念，我們也許有必要檢討一下這對概念。
這當然是公元前五世紀下半期，希臘思想最繁榮時期的一個對立，它有各種各樣的表達，我們可以說這是語言（logos），這是言辭，是空言，所有這些都表明，柏拉圖當時想的是，哲學是不是一個不能落到實處的東西，只是一番懸在空中的道理，而不可能成為政治行動的真正力量。
這對表達如果我們把它放到最重要的兩個文獻，希羅多德（Herodotus）的《歷史》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我們會看到這兩個詞的重要意涵。
早在希羅多德的《歷史》中非常關注logos和ergon這兩個詞的對立，希羅多德在具有史詩色彩的開篇中，描述的是希臘人和野蠻人的偉大神奇的事蹟。
希羅多德看來這個詞是事蹟的意思，希羅多德把自己與荷馬（Homer）相比，他想要創造一個不朽的聲名。這個到底是「事」還是「跡」？這裡面講了兩類，一類是古代的遺存、神廟，像今天還有的巴特農神廟、埃及的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就是古代人留下的ergon。另外同樣重要的是人的行為。
因為希羅多德的《歷史》真正的主題並不是金字塔，是希波戰爭，是希臘人和野蠻人之間打仗。希羅多德認為，人的行為纔是比所有的神廟、金字塔更重要的遺跡。即使我們考察金字塔這樣的東西，我們覺得它神奇，是因為我們想通過它來瞭解建造它的人，所以這個遺跡是負載這樣一個值得紀念東西的功績和傳奇。
因此，希羅多德認為，所有稱之為事蹟的東西，是一些偉大的、神奇的、能夠融入歷史傳統的、能夠被記憶的東西，它並不是單純的世人所能做的事情。它是能夠給公眾展示的，讓所有人看的。而希臘人和波斯人的戰爭正是這樣一個東西，是永遠展示希臘人德性的歷史的事蹟。
所謂歷史的事蹟，是指能夠融入歷史傳統的人的偉大的行為。因此ergon這個詞並不是一般的私人的行動，而是類似於公共紀念物的、值得紀唸的、具有聲名的東西。
我們的歷史傳統要記住的不是一些小事，而是這些東西。這當然也正是尼采說的作為「紀念碑意義上的歷史」。所謂ergon就是作為紀念碑意義上的歷史，這樣的東西是希羅多德講的最有價值去談的東西，相比於這個東西而言，logos是次要的。
修昔底德與希羅多德的重大的不同，在於他強調logos的重要性。根據美國一個非常重要學者亞當·帕瑞（Adam Parry）的研究（當然他最重要的貢獻是研究荷馬，不過他當年的博士論文做的是《修昔底德的道理和事蹟的對應》（Logos and Ergon in Thucydides）），在修昔底德這本書裏，這對對立出現了四百多次，幾乎整本書都是以它為主題的。讀過這本書的同學都知道，在某種意義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整個主題可以說是雅典的一個悲劇，它從最高的高峯一步一步不可挽回地喪失了對希臘世界的教師和領導者的地位。
最初大家都是聽道理的，但最後大家發現logos還是比不過動手的力量。雅典的悲劇就是希臘精神中道理的力量被ergon打敗了。而這本書中最輝煌的地方，是體現在伯里克利（Poricles）的演講之中，這是所謂最輝煌的一刻。如果大家讀這本書的時候就發現，講完這個演講之後，雅典就發生了瘟疫。
瘟疫之後，雅典的力量就直線下滑。而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修昔底德筆下的ergon喪失了希羅多德的ergon所具有的歷史紀念物的值得珍視的事蹟的價值意涵，而變成了人的赤裸裸的力量和權力，而logos是他（修昔底德）真正擡出來的東西。
在伯里克利的演講裡面，在最重要的段落裏，我們都知道，他講道，雅典的生活方式是全希臘的典範，雅典是希臘的學校。我們雅典人愛美但不奢華（當然這裡的美是廣義的，希臘人說美指的是高貴、典雅），我們愛智慧但我們不軟弱。
我們使用財富，但更多是用在實處。然後接著說，我們從事政治的人照看城邦，同時也關注自己的私人生活。而所有其他的人，當他們去關注自己私人事務的時候也從來不忘了參與政治。對於那些完全不參與政治的人，我們不認為他們是不管事的人，而是無用的人。
他講的是雅典民主政體中所有公民的參與對於德性的塑造，然後他說我們從不將logos看做是行動的絆腳石，而是看做明智行動的準備。而這個是雅典在最高狀態的時候，伯里克利描述的雅典的力量。雅典的哲學為什麼不會讓他們過上軟弱無力的生活呢？
是因為他們的logos從來都是明智行動的準備。在雅典看來道理是行動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弱點。但是，我們會看到，這個logos本身慢慢會帶來重要的問題。
我們看到在著名的密提林（Mytilene）的爭論，我不詳細討論這對對立這本書的過程，雅典民主政治有過一個非常大的的辯論，當時雅典的一個重要的城邦叫做密提林（Mytilene），在戰爭最緊迫的時候背叛了雅典，投奔了斯巴達。
但是密提林不幸又被雅典人打敗了，而斯巴達的援兵一直及時沒有趕過來。然後雅典人就召集大會處置密提林人。在第一天進行民主制投票的時候，雅典人都非常憤怒，表示一定要懲罰他們背信棄義的盟友（密提林人），決議是：所有的男人都要處死，所有的婦女兒童都要賣為奴隸。
決議做出以後雅典人就派使者到前線通知將士執行處置。但第二天他們就幡然悔悟了，民主政治心軟的一面就來了，於是他們又展開了爭論。當時民主派的重要人物克里昂（Cleon）說，雅典的後悔暴露雅典政治的弱點，即過多的Logos會破壞政治行動。
如果你去看修昔底德描述的過程，你會發現logos越來越成為對於行動而言不再有利的、明智的部分。因此我們看修昔底德對這個概念的描述，展現了這樣一對概念對於雅典生活方式的意義。
尤其是來自哲學的道理，在面對政治的現實特別是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面臨力量對抗時的困境。如果我們接著去看，這對概念一直延伸到普魯塔克時代，普魯塔克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叫做《亞歷山大的命運與德性》，在這部著作裡面，他說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話：誰是希臘最偉大的哲學家，是亞歷山大，是亞歷山大把整個希臘哲學帶到了全世界。我們不詳細去談整個這個故事。
這兩個概念，道理（logos）和事蹟（ergon）不僅在希臘歷史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且是理想國和第七封信共同的主題。柏拉圖第二次前往西西里，他真正對小狄奧尼索斯進行哲學教育，最重要的一個考慮是，如果不去的話就意味著他對哲學的背叛，在什麼意義上意味著對哲學的背叛？是因為這個行動割斷了Logos和政治行動的關係。
哲學家是不是隻是在學院裏思考道理而不能把這種道理轉變成實際的行動，而這個行動本身有雙重的含義，既指流芳千古的英雄事蹟，也指獲得政治權力來改變人的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力量。這樣兩個歷史性的主題，在柏拉圖的作品中產生了決定性的張力。
一方面恰恰是因為政治行動必然會牽涉到的權力使我們看到的這個教育面臨失敗，狄奧尼索斯宮廷中的這些小人，也就是希臘人說的諂媚者或者吹捧者，恰恰是在這裡挑撥了哲學家和僭主的關係，使得僭主猜忌哲學家進行哲學教育的動機：你讓我從事哲學難道不是為了讓我放棄政治權力來讓你（狄翁）謀求自己的政治權力嗎？
而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整個哲學的權力，也恰恰是把《理想國》中要把哲學家和王聯繫在一起的力量，在第五卷面臨重大的麻煩。因為我們要承認哲學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是兩種不同的力量。在希臘語裡頭是同一個詞，這些都是某種權力的力量。
其實都是權力的意思。哲學知識、智慧是一種力量，它是讓我們看到存在本來秩序的力量，而政治權力是另外一種力量。理想國的一個最重要的洞察力就是，承認哲學的力量不必然是政治的力量。這兩個是不同的。所以政治的權力與哲學的力量怎麼才能結合在一起？
它不是必然結合在哲學家那裡，而需要靠命運的一個偶然的原因給結合在一起。這個東西能否取得要靠命運。這個詞我們今天還用，只不過近代哲學的奇怪的一些做法使得它變成了動力學，動力學其實就是力量的物理學的形態。所以我們看到柏拉圖最初前往敘拉古（回到洞穴的動機），恰恰是為了通過教育造就二者的結合。
這無疑是一個困難，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存在根本矛盾的。這個矛盾早在《理想國》裏就有。很多人認為《理想國》是柏拉圖前往敘拉古宮廷之前寫就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這恰恰表明了柏拉圖對於哲學的力量與政治的權力結合的危險有敏銳的洞察。
他在那裡面講了一個哲學的墮落的故事，蘇格拉底講道，最好的天性是適合從事哲學，並且從事政治，以完成哲學和政治的結合，但是呢，擁有最好天性的人也最容易墮落成糟糕的人。
為什麼在希臘城邦哲學家的名氣這麼糟糕？阿德曼圖斯（Adeimantus）說，你（蘇格拉底）還讓哲學家統治，但是所有人都認為哲學家是非常糟糕的，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蘇格拉底說，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因為最好的天性也最容易敗壞。怎麼敗壞，這是《理想國》第一次論述這個東西。因為這些最好的天性，周圍也有一大幫人希望抓住這個天性，他們希望他去統治。
我們在蘇格拉底身邊看到的最好的例子是阿爾西比亞德（Alcibiades），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的最重要的理由，一個是不信城邦的神，一個是敗壞青年。
所謂敗壞青年是指蘇格拉底有一個最好的學生阿爾西比亞德，阿爾西比亞德是整個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失敗的關鍵性的人物。
當然這個問題怎麼去理解是一個非常麻煩的東西，但是如果你看歷史的話，雅典人因為阿爾西比亞德不遵守城邦的禮儀，做了一個很壞的選擇，又聽信了阿爾西比亞德的建議遠徵西西里，派他遠徵之後，軍隊出發以後，卻在城邦裏審判前線的軍隊，導致阿爾西比亞德毫不猶豫地跑到了斯巴達這邊，告訴斯巴達怎麼打敗雅典。斯巴達迅速採取了果斷的軍事行動，打敗了雅典。
從此之後，雅典再沒有機會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翻盤，因為它的全部的青壯年都死在了西西里的戰場。阿爾西比亞德似乎代表了哲學教育最糟糕的結果，哲學家教育了一個好的青年，但他不遵守城邦的任何法律，教育他擁有無限的才華，而他起初在雅典，後來跑到了斯巴達，後來又從斯巴達叛逃到了波斯，他在每一個宮廷裏，在任何一個地方都能按照當地人最好的方式生活。
他在雅典過得非常奢華，在奧林匹克賽會上他自己就可以出幾匹馬，一家出幾匹馬。而他跑到斯巴達可以像所有最艱苦的戰士一樣去生活。他跑到波斯的宮廷，又完全可以按照東方君主的寵臣去生活。按照普魯塔克的話說，阿爾西比亞德就是一條變色龍，能夠適應所有的生活。而這是哲學家教育出來的。
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在《理想國》中做一個辯護，這個不是哲學的問題，而是哲學天性自身的一個墮落，因為這些最好的天性，周圍恰恰有人勸告他不要過哲學的生活，而要過政治的生活。越是最好的哲學天性，在某種根深蒂固的地方，有一種強烈的統治慾望。
這個慾望是某種自然的東西，它會自然地轉向這個方向，轉向政治的方向，背離了哲學的生活。小狄奧尼索斯的故事，不過是阿爾西比亞德的故事的更加糟糕的版本。
在他甚至沒有怎麼接觸到哲學好處的時候，他就回到了對政治權力的迷戀之中，這是柏拉圖所描述的故事。在他第三次前往西西里的時候，我們看到這一點表現的更加突出，這更加展現了這樣的統治會造就什麼樣的人。
他第三次去西西里的時候，小狄奧尼索斯表現得更加愛哲學，他想要表現自己比柏拉圖更像是一個哲學家，柏拉圖非常惱火的是，他還寫了一本書，把他道聽途說的柏拉圖的觀點拼湊成了一本自己的著作。
他想要像柏拉圖證明，我不需要你，同樣可以成為一位更好的哲學家，而且你連「學術專著」都沒有，而我還有一本學術專著。以至於柏拉圖專門在信裏寫了很長的一段證明，真正的哲學就是沒有著作的，哲學家是不利文字的。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哲學教育的失敗。
我們看到，當把道理的能力和行動的力量結合在一起，這個哲學家王的故事面臨一個巨大的困難。
這個故事並不是第七封信裏全部的信息，第七封信裏一開始就講，狄翁的那個朋友在他去世之後，希望柏拉圖給他這兩個方面的幫助，在道理和行動中的幫助。柏拉圖在信裏給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告誡，他其實檢討了整個在這個故事中完全被作為正面的形象——狄翁。
大家都覺得狄奧尼索斯一個愚蠢的僭主，是一個糟糕的、因為童年教育受到創傷的一個（因為老狄奧尼索斯在他小的時候經常把他一個人關在一起）君主，所以他長大以後很難信任另一個人，很難成為另一個人的朋友，這是哲學教育不能完成的一個重要的原因，這裡我們不詳細討論。
甚至柏拉圖也因為兩次去僭主的宮廷而被懷疑，但是狄翁，所有人都認為他是好的。但是其實第七封信隱含著柏拉圖對狄翁的批評。狄翁因為自己的財產被充公奪走，就召集軍隊去反抗自己的父邦。
對這個問題，柏拉圖一直有不同的意見，他雖然讚美狄翁是一個道德非常高尚的人，但也看到了狄翁行動中非常糟糕的部分，這個部分是狄翁在和他的朋友徵求柏拉圖建議的時候，柏拉圖反覆告誡的。
當你面臨一個政治不好的境況的時候，可能有兩個可能性的選擇，一個是力圖勸告統治者改變他的做法，就像你的父母做了不好的事情，而你對父母的勸告並未被聽從的時候，你應該怎麼辦呢？這個時候你只能祈禱，而不應該將暴力施加到你的父母之邦。
這個暴力最終會導致連鎖的結果，並最終敗壞你的行動本身。這是柏拉圖在第七封信中給出的表面上非常反《理想國》的政治的建議，許多人根據這一點認為第七封信是假的，因為這好像和大部分著作是不一樣的。但這恰恰是柏拉圖對他所謂的「理想國」的重要的線索。
無論在柏拉圖的著作中，還是在亞裏士多德討論古代的最佳政體的著作中，經常會把這樣的最佳政體叫做祈禱的政體。所謂祈禱是說，這個最好的政治能不能實現，某種意義上聽憑某種天意的安排。但是哲學家有一個巨大的誘惑和動機，是希望用自己的權力，自己從政治上得到的權力把自己的理想強加給自己的國家。
這是最好的哲學天性面臨的最大的危險，這也是《理想國》中談到的另一個哲學的墮落。在《理想國》中，除了談到，最好的哲學天性因為統治的原因中斷了哲學學習，因為成為一個政治的統治者，從而敗壞了自己的靈魂，他還談到了另外一個危險，所有希望成為哲學家的年輕人，他的靈魂有一個巨大的無法無天的慾望。
他舉了一個例子與第七封信是完全呼應的，蘇格拉底在《理想國》裏對格勞孔說，你不覺得這樣一個人，他有一個養父母，所有人對自己的養父母都很好，但他呢，很快就知道這個人不是他真正的父母。
在別人都還把他當做自己真正的父母來看待的時候，只有他，在知道他的父母不是自己真正的父母的時候，當他發現他只是名義上、習俗上把他當做父母的時候，難道他不最容易被周圍的人勸告去為所欲為地實現自己的慾望嗎？
難道他不是最容易把暴力施加到自己的父母的頭上嗎？當然他舉得例子不是所謂父母的問題，而實際上是說，一般人會覺得習俗和傳統非常值得尊重，而哲學家的天性呢，恰恰發現這些只是洞穴牆壁的幻影，所以他覺得根本無所謂，你做的幻影和我做的幻影又有什麼差別呢？
所以他認為最好的天性背後隱含的一個哲學家和僭主，最好的生活和最不幸的生活，最好的人和最不幸的人之間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這就是他們某種意義上都有一種無法無天的慾望，而這個慾望容易導致最大的危險，其實就是屈從於政治暴力的一個誘惑，然後希望通過暴力，而不是通過自己的朋友和生活慢慢去改變現狀。
這正是狄翁採取的政治方案，這個方案在兩個方案是非常糟糕的：一個是他帶領軍隊反對自己的國家，對自己的父母之邦施加了暴力；第二點他藉助的是非哲學的友誼。
他為什麼會被刺殺，因為他採取了世俗生活結交權力的方式來結交的朋友，替代了真正哲學的友誼。這是柏拉圖對整個狄翁悲劇的理解，這個理解包含了他對《理想國》中的理想的深刻的反思。
這並不是第七封信中才有的，這是《理想國》中有的，《理想國》在第九卷全部討論正義讚美結束的時候，有一段非常奇怪的話，蘇格拉底對格勞孔說，你看每個人都要看自己靈魂中的那個政治，那個最好的政體是什麼樣子，而這個政體就是出於道理的城邦，這個城邦並不是就在地上一樣，而是好像在天上一樣。這是《理想國》裏最接近理想國的地方。
當然是不是有一個天上的城邦是非常奇怪的地方。我們也許沒有辦法把它在任何地方落實到實處，但是我們可以使自己的靈魂更接近城邦。這是《理想國》中教育最後的動機。
本版編輯：小魚姑娘要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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