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良的聒噪果然沒引起商鞅的重視，至多只是當時有些不快。但他萬萬沒想到的是，趙良所預言的秦孝公的死，很快就成為活生生的現實。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享年43歲。據說，秦孝公在臨終前曾打算把王位傳給商鞅，但商鞅拒絕了。這是一種可疑的說法，畢竟最權威的《史記·商君列傳》中對此並無隻言片語。秦孝公死後，其子公子駟繼位，是為秦惠文王。商鞅可能以為，秦孝公的死。固然是極大損失，但自己既然成功地讓秦國這個落後國家一躍而成為大國，況且還大權在握，新主子不可能把自己怎麼樣。然而，事情的發展卻沒以商鞅的想法為轉移，他很快就遭遇了趙良所說的清算。

太子的兩個老師，早年因反對商鞅變法而被商鞅殺雞駭猴，等到太子繼位，他們終於熬出頭了。第一件事，就是報復商鞅：公子虔和公孫賈聯名舉報商鞅，宣稱他謀反。秦惠文王立即認同了這種說法，並派兵抓捕商鞅。

商鞅儘管貴為擁有十五個封邑的商君，但在他自己悉心制訂的嚴苛的秦國法律面前，也只能倉皇出逃。商鞅的出逃堪稱黑色幽默：在逃亡途中，商鞅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旅館。--他的改革措施中有一條就是廢除旅館，這家還在營業的，估計是經過政府特許的。旅館服務員不認識商鞅，要求商鞅出示身份證--那時候叫做驗。但如同喪家犬的商鞅壓根兒就沒把驗帶在身上。服務員於是非常嚴肅非常正確地警告商鞅：按照商君制訂的法律，如果接納沒有身份證的客人住宿，我就要負連帶責任。商鞅聽罷，仰天長嘆：沒想到新法的弊病，竟然把我弄到這般田地呀。後來有個成語叫「作法自斃」，就源自於此。

商鞅逃出都城後，向東邊一路狂奔，想去投奔他曾經服務過的魏國。但是，魏國人鄙薄他以友情為陷阱的可恥行徑，拒絕他政治避難。他又向魏國提出，只需借道魏國前往他國。但魏國仍然不答應，堅持認為這個曾帶兵攻魏的傢伙，乃是不折不扣的人民公敵。商鞅無奈，只得逃到他的封地，組織手下門客造反，--這反倒坐實了公子虔等人的指控。這支倉促之際組織起來的烏合之眾，當然抵擋不過每戰必須砍下額定人頭數的秦國政府軍。商鞅束手就擒。

商鞅遭到了最為慘烈的處罰--車裂。所謂車裂，就是用繩子套住商鞅的四肢及頭部，繩子的另一端，各系在一輛馬車上。行刑時，五輛方向不同的馬車同時向前沖，商鞅也就被巨大的力量撕扯成血肉模糊的幾大塊。至於完全無辜的商鞅的家人，也只有死路一條。一人犯法，全家抵罪。這條法令，也是商鞅親手制訂的。

商鞅曾經信心滿滿地自認是秦國人民的大救星，是他使得這個西部邊陲的弱國，搖身一變為頭號強國。但是，對商鞅的慘死，秦國人民的反應是：不憐。--雖然沒有拍手稱快，至少還有幸災樂禍和冷眼旁觀的成分。

以現代政治倫理來說，政府的所有舉措，激進改革也好，保守維持也罷，第一要義都是要讓人民富強。但商鞅的改革與此完全相反，它要的是國家富強；並且，僅僅國家富強還不夠，還必須人民貧困、弱勢。這樣的人民，君王奴役他們的成本才會降到最低。

也就是說，商鞅的改革內核就是損民眾以富國家，弱民眾以強政府，辱民眾以尊君王。在秦國這個大國崛起的背後，隱藏的是無數民眾痛苦的跟淚與無望的呼號。是故，雖然改革也曾讓一部分民眾嘗到過一丁點兒小甜頭，--比如通過殺敵而得到爵位，比如圍觀昔年高高在上的貴族和知識分子顏面掃地。但是，與這些小甜頭相比，民眾更多的是承受痛苦。

可以說，商鞅變法的本質，就是要通過把全國人民變成會說話的工具．來達到國家的富強和君主的獨裁的目的。因此，儘管商鞅表面上給了泰國民眾一個強大的、令其他國家聞風喪膽的祖國，但秦國民眾卻對他的橫死沒有絲毫憐憫。這說明，一場以犧牲民眾根本利益，把每個民眾都變為國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的改革，不可能真正得到民眾的擁護。對秦國民眾來說，這個國家再強大，再怎麼所向披靡，它又與我有什麼鳥關係？

秦國後來的另一個鐵腕政治家李斯的同學韓非子說：商鞅死，秦法未敗。的確，商鞅本人雖慘死，但他當年制訂的新法還在秦國沿襲，並直接為後來的秦始皇統一中國打下了基礎。其實。商鞅的新法不僅在秦國不滅，在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代，也隨時可以見到商鞅的影子。--雖然具體的法令條款不同，但商鞅總結出來的愚民、辱民和窮民的改革精神卻陰魂不散。

畢竟．對任何一個獨裁者來說，施行商鞅式的變法都是一種極大的誘惑。由於意識形態原因，長期以來，我們總是被告知，變法總是好的，就像改革總是積極的，而保守總是落後的一樣。其實，有時候，改革並不見得就是進步的；相反，甚至是歷史的巨大退步。衡量一場改革進步與否，其標準只有一條，那就是改革能否為民眾帶來歡樂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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