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發：5月17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週刊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李勇、張桂林、劉恩黎

這座城池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延長宋祚20餘年。正如明代人鄒智所說“向使無釣魚城，則無蜀久矣；無蜀，則無江南久矣。宋之宗社，豈待崖山而後亡哉”。

而且，由蒙哥之死引起的蒙古內亂，直接導致了元朝的建立，蒙古大規模擴張的勢頭也基本結束，在某種意義上，間接影響了中古時期的世界格局。

釣魚城南水軍碼頭航拍。袁東山供圖

公元1260年，席捲西亞，先後攻滅阿拔斯王朝、佔據敘利亞，兵鋒直指埃及的蒙古大軍，突然勒馬不前，主力軍團揮戈東返。

前一年，在相隔萬裏的東亞大陸，南渡長江圍攻南宋鄂州(今湖北武昌)、震動江南的忽必烈大軍，於破城在即時，遽然退兵北還。

氣勢如虹、橫掃亞洲的蒙古鐵騎，幾乎在同一時期如潮水般退卻。

而這一切都因爲自中國西南嘉陵江畔傳出的消息：率軍進攻四川，意圖順江東下滅亡南宋的蒙古大汗蒙哥，在合州釣魚城遭到頑強抵抗，於1259年農曆七月身亡。

蒙哥死後，汗位空虛，蒙古諸王紛爭遂起，各軍團匆忙從亞、歐戰場回撤。命懸一線的南宋王朝，暫時得免滅國之禍，亞歐大陸的格局也因此改變。

700多年後，在重慶合川嘉陵江畔的釣魚山上，一條攻城地道、幾段禦敵城牆、數十枚鐵火雷殘片，尤其是一座完整的宋代衙署遺址的發現，使這裏躋身“2018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在考古工作者的發掘研究下，一段塵封的歷史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這座曾改寫亞歐歷史的傳奇城堡逐漸揭開了神祕的面紗。

西南一柱：防禦體系關鍵支撐

自長江、嘉陵江交匯的重慶朝天門碼頭西折、北進，溯嘉陵江上行90餘公里，就來到了古稱合州的濱江之城重慶合川。在合川城東部，一座最高海拔近400米的釣魚山，佇立在嘉陵江、渠江、涪江交匯的半島之上。

釣魚城南麓全景。袁東山供圖

依山就勢的釣魚城巍然屹立於山巔，北、西、南三面峭壁懸崖據江而立，險絕異常。這裏曾見證波及亞歐大陸的金戈鐵馬、滾滾烽煙。

1235年，蒙古大軍在西征東歐、東徵高麗的同時，大舉出兵南下攻宋。自此，雙方在西起川陝、中抵荊襄、東至江淮的三大戰場，展開數十年攻防。因地處長江上游，東扼夔門天險，順江可趨吳楚，巴蜀地區在相當一段時期裏成爲蒙古攻宋的首要目標。

爲穩固“西門”“後戶”，1242年，南宋朝廷以淮東制置副使餘玠升任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主持全川防務。鑑於成都已失陷，川中殘破，餘玠兼知重慶府。重慶由此成爲全川抗蒙的軍政大本營。

遏阻蒙古軍繼續南下據長江破夔門，成爲餘玠到任後的頭等大事。他“集衆思，廣忠益”，充分運用巴蜀山險對抗蒙古的騎兵優勢。1243年，命人築城於嘉陵江下游三江交匯、重慶正北的合州釣魚山上，並遷合州治所、興元(今陝西漢中)戎司於此，駐以重兵。

同時，相繼在川東各山隘建山城數十座，最終形成以嘉陵江、長江爲依託，以重慶爲核心，以點控面的四川山城防禦體系。地處“蜀口形勝之地”、屏障夔渝的釣魚城，則成爲這一體系的關鍵支撐。餘玠帥蜀期間，多次以釣魚城爲前線指揮中心，聯動各山城，率領宋軍與蒙古軍在四川開展攻防，“多有勞效”。

此後數十年間，來自秦、隴、蜀地的數萬南宋軍民據險堅守釣魚城，“春則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則收糧運薪，以戰以守”，使這裏成爲拱衛南宋“西門”的堅強堡壘，並在蒙古第二次大規模進兵滅宋的緊要關頭，奮起抗擊，扭轉乾坤。

700多年後，當人們走近釣魚城時，眼目所及，山險依舊，但城下纏綿環抱、波瀾不驚的江水，城裏茂林修竹、清幽宜人的山色，讓人很難將這裏與蒙宋古戰場相連。幾經復建的城門、城牆、馬道、校場，也難辨年代和真僞。

釣魚城依山而建的城牆。新華社記者劉潺攝

歷史的烽煙，似乎已不可觸摸。人們難以想象，眼前這個彈丸之地，在13世紀，何以能阻遏所向披靡的蒙古鐵騎36年，及至南宋滅亡，仍然屹立不倒？

即便在專家學者看來，釣魚城戰役和山城防禦體系的相關研究雖然不少，但多囿於史料，缺乏考古實證支持，還有諸多困惑與疑團待解。

“一場具有世界意義的戰爭卻活在許多無從考證的典故和傳說中，真正的歷史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遠。”癡迷於蒙宋之戰的重慶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袁東山暗下決心：不能讓人們之於釣魚城的疑惑繼續無解。

2004年，釣魚城考古發掘全面啓動。此後15年裏，袁東山和同事們踏遍釣魚山方圓20餘平方公里，試圖找出掩蓋在歷史迷霧裏的“英雄釣魚城”。

史料顯示，元軍最終佔領釣魚城後，對其進行了系統性的拆毀。清代，當地爲抗擊白蓮教，局部利用蒙宋戰爭期間的釣魚城址進行了復建。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一批專家結合文獻研究復原了釣魚城，但遺憾的是，他們沒有區分釣魚城的宋代城垣和清代城垣。上世紀80年代，當地爲發展旅遊又新建了部分城牆和設施。這些都給前期考古工作帶來一定影響。

“我們首先就要辨識宋代石料開採加工、城牆砌築方式等留下的痕跡，在此基礎上，探尋蒙宋時期的釣魚城。”袁東山說，加上釣魚山範圍很廣、險峻崎嶇、植被茂密，踏勘和測繪難度很大，“大概花了五年時間，才完成釣魚城城牆的平面分佈圖。”

通過時代甄別和空間重構，考古工作者們發現，南宋釣魚城比保留至今的清代城體系宏大很多。

“不僅守山而且控江。”袁東山說，這就打破了長期以來的誤解——認爲古釣魚城就是現在看到的釣魚山頂2.5平方公里的核心遺址範圍。“事實上，蒙宋戰爭時期的釣魚城，是一個‘山、水、地、城、軍、民’六位一體的大縱深多重防禦體系。”

“釣魚城之妙首先體現在‘地利’上。”袁東山說，它既利用了山江之險，又有溝通之便。城池選址於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匯流處，南、北、西三面環水，是控扼長江上游的咽喉要道；其山峯突兀聳立，相對高度約200餘米，唯一與陸地相連的東面則有塹溝阻隔。釣魚城四周山麓田地廣闊，還有四季不絕的豐富水源，使之具備了蓄積人力物力、長期堅守的基礎。

最爲關鍵的是將人力與天險融合，防禦體系精心巧妙。考古隊發現，南宋築城者們沿釣魚山南北山麓，修築了兩道奇特的“一字城牆”，分別延伸至山腳江邊的水軍碼頭，如同從山頂伸出的兩隻手臂，拽住長達20公里的嘉陵江，形成了“控山鎖江”的堅實屏障。

釣魚城防禦體系示意圖（點擊可查看大圖）。袁東山供圖

“一字城牆完全隔斷了釣魚山東西交通，有效阻礙了城外敵軍運動；通過拱衛水軍碼頭，又將宋軍的水軍優勢最大化，壓制擅長陸路作戰的蒙古騎兵，同時也保障了釣魚城的水上後勤補給線。”袁東山表示。

在考古人員一鍬一鏟發掘下，南宋釣魚城防禦體系的“拼圖”逐漸清晰：以釣魚城山頂環城和南北一字城爲核心，利用三江交匯形成的半島地勢控扼三江，北西南三面環繞的江水形成天然護城河，東面則利用山岡、塹溝、城牆阻隔。南北水軍碼頭築起水上防線和補給線。

釣魚城防禦體系示意圖2（點擊可查看大圖）。袁東山供圖

於是，釣魚城延伸成爲10餘平方公里的半島防禦整體，從而有效擔負起屏障重慶、控御東川作用。恰如南宋蜀人陽枋賦詩所言：“吳門捍蔽重夔渝，兩地藩籬屬釣魚。自昔無城當蜀屏，從今有柱壯坤輿。”

大汗殞命：鐵火雷所傷致死？

1251年，成吉思汗之孫蒙哥繼承汗位。雄心勃勃的蒙哥大汗，決心建樹功業。在相繼派出諸王西征西亞、東徵高麗、遠徵大理國後，又謀劃以左、右兩路大軍，會同已佔據雲南的軍隊，大舉攻宋。

蒙哥決定親率右路軍經關中進攻四川，企圖攻取重慶，東下夔門，與左路軍和南翼軍會師於鄂州，再順流東下，直搗臨安，滅亡南宋。

1258年農曆七月，蒙哥統精兵四萬、號稱十萬大軍，自六盤山揮師南下。此時主持四川防務的一代名將餘玠，因受疑於南宋朝廷已自殺身亡多年。由於宋廷政治腐敗，繼任帥蜀者，皆無大的作爲，四川山城防禦力量大爲削弱。

蒙哥一路過漢中、入利州，取苦竹隘、拔長寧山城，降大獲、青居、大良諸城。1258年底，沿途彙集而至的約7萬蒙古軍，沿嘉陵江南下進抵合州，兵鋒直指重慶。

在攻破合州舊城，切斷釣魚城與周邊山城聯繫後，1259年農曆二月，蒙哥以“困守環攻”戰術，督率水、陸諸軍持續圍攻釣魚城。但在南宋守將王堅的帶領下，釣魚城守軍據險抗擊。蒙古軍圍城數月仍不能克。

據《元史》記載，農曆二月三日，蒙哥督諸軍戰釣魚城下。七日，蒙古軍從東面猛攻一字城。九日，猛攻鎮西門，均不克。農曆三月，從東、北、西三面對東新門、奇勝門和鎮西門外的“小堡”發起強攻，再次失敗。農曆四月，接連20天大雨，暫停攻城。二十二日，強攻護國門，敗歸。二十四日夜，繞道西北進攻外城，一度登上城頭，但最終被打退。入夏後，暑熱至，蒙古軍“軍中大疫”“士馬不耐其水土”。農曆六月，徵蜀前鋒將汪德臣在戰鬥中受傷身死，蒙古軍銳氣大挫。農曆七月，轉戰東西、縱橫南北的一代驕子蒙哥大汗，也“崩於釣魚山”。

喪失主帥的蒙古軍迅速北撤。同年農曆九月，南宋朝廷宣佈“合州解圍”，釣魚城戰役結束。

蒙哥大汗的死訊輾轉傳往長江中游及西亞後，蒙古軍的征伐頓時失去了勢頭。徵西亞的旭烈兀、攻鄂州的忽必烈等部軍隊，陸續回撤。

但釣魚城之戰中，蒙哥大汗到底因何而死？史料記載莫衷一是。

據《元史》記載，蒙哥汗自農曆六月起即“不豫”，至七月癸亥“崩於釣魚山”。拉施都丁《史集》記述，蒙哥因水土不服而得了赤痢，爲對付病症，他堅持飲酒，使“健康狀況惡化，病已到了危急之時”，終於死於“那座不祥的城堡下”。

病死說之外，也有受傷致死的說法。明萬曆《合州志》所引無名氏《釣魚城記》稱，蒙古軍在“西門外築臺建橋樓，樓上接桅，欲觀城內之水有無”。城內宋軍“俟緣桅者至其竿末，方欲舉首，發炮擊之，果將桅人遠擲，身殞百步之外”。親臨現場督戰的蒙哥，“爲炮風所震，因成疾”。在去重慶縉雲山寺途中，“過金劍山溫湯峽而崩”。

蒙哥之死，由此成爲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難解之謎。

十多年來，袁東山和隊員們在釣魚城古戰場上，也爲解開這個歷史謎團，尋找着蛛絲馬跡。

2005年，在釣魚城西北的古地道中，考古隊員發掘出80餘片弧形鐵器殘片，經確定是鐵火雷爆炸後的碎片；2013年，釣魚城範家堰遺址出土一枚鐵火雷爆炸後的彈片，2017年又在該遺址出土鐵火雷殘體一枚。

結合技術測定和史料分析，考古人員認爲，釣魚城戰役中，蒙古軍開鑿地道想以“地突”戰術攻城，而宋軍則以鐵火雷禦敵。由發現小彈片的數量推測，當時投入戰鬥的鐵火雷，可能數以百計。

記者日前在考古現場看到，2017年出土的這枚鐵火雷殘體呈圓球形，直徑11釐米、壁厚約1釐米，差不多有一個臍橙那麼大，採用硬度非常高的白口鑄鐵作外殼，內腔用於填充火藥。“這些鐵雷外觀設計精巧，內置藥線引爆，有着相當威力，在當時的戰場上可謂是安全、精準、高效的先進武器。”袁東山說。

釣魚城發掘出的鐵火雷。新華社記者劉恩黎攝

袁東山介紹，作爲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到宋代已演進爲初級火器。北宋出現火藥箭和火球，南宋創製出鐵殼火球——鐵火炮和各種火槍。刀光劍影的冷兵器戰場上，開始瀰漫炮火與硝煙。

據文獻記載，南宋理宗寶祐五年(1257年)，荊湖南路安撫大使李曾伯提及，荊州每月生產“鐵火砲”在1000-2000件，庫存多達十幾萬件；開慶元年至景定二年，建康府知府馬光祖提到，建康府在兩年時間內，生產火攻器具6萬餘件，其中各種規格鐵砲殼3.5萬餘件，平均每月也有1000多件，“由此推斷，宋蒙戰爭期間的山城，鐵火雷產量也應是非常大的。”

“此前發現的宋代火器實物少之又少，釣魚城的這些發現，爲宋代火器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實物材料。”袁東山說，更重要的是，鐵火雷的發現，也爲蒙哥死因的學界爭議，提供了新的解讀視角。

據明萬曆《合州志》記載，“憲宗爲炮風所震，因成疾……次過金劍山溫湯峽而崩。”既往認爲，“炮風”爲發射的礌石所致。元代人周密在《癸辛雜識》中，記載1280年揚州炮庫爆炸事件時，也提到“炮風”“守兵百人皆糜碎無餘，楹棟悉寸裂，或爲炮風扇至十餘裏外……”袁東山認爲，從文中推斷，“炮風”應指爆炸產生的衝擊波，“結合釣魚城發現的球形鐵火雷，蒙哥大汗有可能是被鐵火雷類火器炸傷後死亡。”

“護國城頭飛炮烈，溫泉寺內大王橫……”火器在釣魚城之戰中發揮出意想不到的作用，在袁東山看來並非偶然。他表示，通過多年考古發掘，重慶地區的南宋球形鐵火雷遺存不斷被發現，說明這種火器並不是曇花一現，而是有着成熟的製造技術，且在戰爭中得到普遍應用。這種先進的武器對當時局部戰役有着重要影響，甚至改變了戰爭的走向。

百戰彌堅：長達36年堅守的祕密

巍巍釣魚山，碧血映煙雲。當年那場使蒙古大汗殞命，牽動亞、歐格局的戰役中，乃至在長達36年的堅守中，釣魚城的政治軍事樞紐和指揮中心在哪裏？他們又是如何指揮若定，以弱勝強，創造奇蹟的呢？

史載，蒙哥大汗攻蜀時，合川釣魚城守將爲南宋興元都統制兼合州知州王堅。王堅自1254年蒞任後，對釣魚城進一步加固，築南北一字城，興修水師碼頭，在城內建池鑿井，同時利用釣魚山良田千畝“保民練武”、且耕且戰，聚集秦、隴、蜀地退守而來的軍民十數萬人，“人物愈繁、兵精糧足”。

“釣魚城之戰堪稱世界戰爭史上要塞防禦、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但遺憾的是，一直沒找到作爲防禦指揮中心的州治、戎司衙署。”袁東山說。

2012年，考古人員在對釣魚城南一字發掘中，發現城牆隨山勢升高到半山後，變成垂直高起二三十米的斷崖，而斷崖之上又發現東西兩道城牆，與斷崖面一起，形成南一字城的內城。

釣魚城南一字城示意效果圖。袁東山供圖

按照常規，內城東邊的城牆迎敵面朝東，西邊的城牆迎敵面朝西，但考古隊員驚奇地發現，西邊城牆迎敵面仍然朝東。這似乎在提醒，南一字城內城以西的區域，纔是防守的重心所在。

結合此前在釣魚城西北發現的蒙古軍爲突襲攻城挖掘的地道，袁東山意識到，釣魚城西部山腰處的範家堰，可能是一個“被嚴重低估的區域”。

2012年8月，袁東山順着尚未發掘完畢的一字城城牆朝西走，在人跡罕至的範家堰，他舉目四望，這裏位於釣魚山二級臺地上，背倚山頂，面朝嘉陵江，整體隱藏在主峯之下的山坳中，臺地之外即是落差近30米的陡峭懸崖。可以想見，當時蒙古軍隊從山下仰視很難發現這一區域，這裏也處在炮火、弓箭的射擊死角，易守難攻，正是指揮中樞的理想之地。

釣魚城範家堰遺址考古發掘現場。 新華社記者劉潺攝

“那天是19號，經過探勘和試發掘，建築殘垣逐漸露出，我興奮得中午飯都沒喫下。”袁東山說。

隨着範家堰的發掘工作接近尾聲，展現在世人面前的，是一組氣勢恢宏的南宋大型建築遺址。

釣魚城範家堰衙署遺址佈局圖（點擊可查看大圖）。袁東山供圖

記者在面積約2萬平方米的發掘現場看到，這一遺址主要由東部的前、中、後三進院落，及西部水池亭榭等兩部分景觀建築構成。院落依山呈階梯式構築，整體高差達16米，設計巧妙。巨石壘砌的圍牆、精美的水池、細緻的浮雕、厚重的礎石隨處可見。

考古現場負責人王勝利介紹，已經發現了宋元時期的廂房、儀門、道路、排水溝等遺蹟144處，出土宋代瓷器、鐵器、炮彈殘片等標本1100餘件。園林景觀部分還發現了水池、石燈，藝術價值相當高，其中一座在當時只能建於皇宮和孔廟中的烏頭門遺址，更凸顯出範家堰在當時的重要地位。

釣魚城西北部發現的古地道。袁東山供圖

“通過發掘出土的文物和建築遺蹟信息，可以認定，範家堰遺址就是蒙宋戰爭時期南宋合州衙署、興元戎司所在地，也是釣魚城的政治軍事指揮中心。”袁東山說，範家堰衙署遺址也是目前國內唯一經大規模科學發掘、保存較爲完整的南宋衙署遺址，價值重大。

“大軍壓境之際，釣魚城軍民還能修築如此宏大精美的衙署，不僅體現了宋代能工巧匠們的建築造詣，也彰顯出當時人們沉着應戰強敵的自信和決心。”袁東山感嘆道。

釣魚城範家堰遺址考古發掘現場的古代衙署府庫。新華社記者劉潺攝

據史料記載，釣魚城之役，在長達5個月的攻城戰中，蒙古軍雖然“凡攻城之具無不精備”，卻“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只能派出小股人馬履崎嶇以登，冒險強攻，結果不是因爲士卒傷亡慘重而“苦戰不前”，就是由於後軍不繼而敗退。據《元史》記載，儘管蒙古軍有幾次攻破外城，甚至一度登上城頭，“傷宋兵甚重”，但始終無法突入釣魚城核心區域。

反觀釣魚城守軍，則是士氣高漲、鬥志正旺。萬曆《合州志》引《釣魚城記》記載，宋軍一度發炮，向城外拋擲各重30斤的鮮魚二尾、蒸麪餅數百，並諭以書曰：“爾北兵可烹鮮魚食餅，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守將王堅更是白天率軍抵抗，夜晚不時派兵襲擾敵營，使得蒙古軍夜不安枕。

“如果說釣魚城是山城防禦體系的‘皇冠’，那麼範家堰衙署遺址就是皇冠上的‘明珠’。”袁東山說，正是憑藉高超的指揮藝術、精良的防禦佈局，釣魚城守軍才能在對抗蒙古大軍的戰鬥中創造出奇蹟。

落幕與迴響：探尋仍然沒有止步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後，改變先取巴蜀的滅宋戰略，逐漸把進攻重點轉移到長江中游的荊襄戰區。蒙宋雙方在四川戰場進入相峙狀態。

作爲重慶前哨的釣魚城，與嘉陵江、長江沿岸諸多山城相互支持、依存，足以控扼東川，因而仍是蒙宋爭奪的焦點。

1268年起，忽必烈先後調集近十萬大軍圍襄陽，開始了長達5年的襄樊之役，也揭開了蒙古第三次徵宋的序幕。

爲牽制南宋從巴蜀調兵援助襄陽，蒙古軍在四川開展大規模襲擾，尤其加強對釣魚城的包圍，並在釣魚城與其他山城之間“築城進窺”。但釣魚城守將張珏戰守有力，“往往出奇制勝，斬獲累捷。”直至襄樊戰役結束前，蒙古軍在釣魚城只能“春去秋來，出沒無常”。

奈何歷史的車輪終歸無法阻擋。1273年，元軍進佔襄陽後，忽必烈下詔水路並進，大舉滅宋。四川諸多城鎮也相繼被元軍取得。1276初，南宋朝廷在臨安降元。元軍也加快了平定四川的步伐，一年多時間裏，先後陷瀘州、平東川。1278年農曆二月攻破重慶城，紹慶、南平、夔、施、思、播等州皆下。大廈將傾，獨木難支。1279年正月，釣魚城守將、合州安撫使王立，以不可屠城爲條件終止抵抗，開城降元。爲南宋堅守了36年的釣魚城，至此最後陷落了。同年，逃至崖山的幼帝趙昺，蹈海而死，南宋滅亡。

渝水悠悠，孤城無言。烽煙散盡的釣魚城，如今像一位英雄遲暮的巨人，靜臥在波瀾不驚的嘉陵江畔，任那驚天動地的熱血與炮火，掩埋於厚厚的塵土和時間的長河。

範家堰遺址的發現，無異於一次穿越時空的喚醒。讓這座創造歷史的英雄城再次鮮活起來。隨着考古和研究工作的深入，釣魚城的軍事、文化、歷史乃至世界性價值和意義，逐漸開始顯現。

“考古發現和歷史文獻相互印證，讓這座宋蒙(元)時期的英雄城，得到了有力的證實。”袁東山認爲，作爲蒙宋戰爭的重要節點，釣魚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功遏制住來自北方草原民族的進攻，彰顯出南宋軍民堅忍頑強、忠貞不渝的精神氣節。釣魚城不僅是一個考古遺址，也是一座精神寶庫。

這座城池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延長宋祚20餘年。正如明代人鄒智所說“向使無釣魚城，則無蜀久矣；無蜀，則無江南久矣。宋之宗社，豈待崖山而後亡哉”。

而且，由蒙哥之死引起的蒙古內亂，直接導致了元朝的建立，蒙古大規模擴張的勢頭也基本結束，在某種意義上，間接影響了中古時期的世界格局。

釣魚城的軍事價值也不言而喻。“釣魚城防禦體系是中國積極防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第三屆釣魚城國際學術會議上，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工程大學教授奚江琳認爲，作爲世界重要的軍事遺產，釣魚城集中體現了遊牧和農耕兩種文明的衝突與融合，展現了東方戰爭智慧和積極防禦的戰鬥精神。

釣魚城還讓人們見到了我國“火器鼻祖”的真實面貌。“中國最早期的鐵殼爆炸彈‘鐵火雷’，是古代中國在火藥火器領域最重要的發明創造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鍾少異表示，釣魚城出土的南宋鐵火雷殘片，不僅爲火藥火器發明史研究提供了長期缺乏的第一手實物資料，而且爲深入探討13世紀的戰爭史、軍事史提供了新的物證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如今，承載着厚重歷史的釣魚城古戰場，正在經歷“重生”。作爲國家重點文保單位、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釣魚城已經入選中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預備名單。2019年3月，重慶市向國家文物局提出釣魚城遺址申遺正式申請。今年下半年，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也將啓動建設。

但關於釣魚城的進一步探尋仍然沒有止步。“考古揭露硬遺址，解讀軟文化。”袁東山告訴記者，在繼續做好範家堰遺址研究的同時，還考慮對一些文獻記載不多的關鍵點位、矛盾點位進行勘探發掘。

對釣魚城歷史文化價值的發掘、展示和傳承，也越來越讓袁東山“操心”，“讓大衆可以輕鬆讀懂釣魚城遺址的空間特徵，理解蒙宋戰爭的歷史現象，感悟宋人的精緻生活，傳承釣魚城守將的忠勇精神，是下一步想着力做的。”

“釣魚城發生了直接影響中國歷史，和間接影響世界歷史的重大事件。關於釣魚城價值的研究，還應該深入和強化。”在第三屆釣魚城國際學術會議上，北京大學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主任孫華的發言，引起廣泛共鳴，“應站在更高層次、從全世界層面來審視這場戰爭和這座山城。”

(稿件中有關史實參考陳世鬆等所著《宋元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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