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國軍軍官棄武從文遠赴美國

　　獨創“大歷史觀”

　　1950年，“中華民國”駐日本軍事代表團的團長朱世明將軍，因爲官場失意而被解職，從此，這個二戰勝利後中國駐日本的軍事團體隨之形同虛設，他們面對的，是大陸回不去，臺灣難容身的尷尬境地。

　　團長朱世民與許多團員就此留在了日本，也有的去了別的國家，其中朱世民將軍的一位副官去了美國，多年以後，這位副官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一起傳遍了中國，他就是黃仁宇，他那本成名作就是《萬曆十五年》。

　　黃仁宇，1918年生於湖南，18歲那年考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僅讀了一年之後，抗戰爆發，“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黃仁宇和當時千千萬萬的青年學生一樣，投筆從戎，加入到了抗戰的隊伍中去。

　　他先是考入軍校，後歷任國民黨陸軍步兵第14師的少尉排長、中尉代理連長，新編第一軍代理參謀，在抗戰的前線爲國家民族捨生忘死，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抗戰勝利之後，黃仁宇獲得了赴美國陸軍指揮與參謀學院學習的資格，學成回國後任國防部第五廳科員，後被派往日本。等到1950年駐日軍事代表團人事變動之後，黃仁宇對於官場已經心灰意冷，又想起了少年時求學的夢想，於是，憑藉這之前在美國陸軍指揮與參謀學院的學分，報讀了密歇根大學的新聞系，開始了自己的美國學術生涯。

　　正是因爲這樣的轉變，華人世界少了一位平庸的軍官，而多了一位大師級的歷史學家。

　　在美國拿到新聞學碩士之後，黃仁宇發現自己的興趣在歷史學，於是又報讀了密歇根大學的歷史系，成爲了著名學者餘英時的關門弟子，獲得博士學位。求學期間，他沒有正式工作，只能靠打N份工來養活自己，經濟狀況一度窘迫。

　　畢業後，他開始在美國大學任教，期間參與編寫了《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劍橋中國史》這兩部著作，有了正式的工作之後，生活才逐漸沒那麼窘迫。

　　1976年，他的《萬曆十五年》已經寫好， 但因爲他用了獨創新穎的“大歷史觀”進行寫作，導致許多出版社一時無法接受，紛紛不願意承印。輾轉好幾年之後，終於遇到了識貨的耶魯大學出版社，1981年，《萬曆十五年》出版，次年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等多個獎項。

　　在這本後來一版再版，至今仍然銷量最多的中國歷史書籍，黃仁宇用前人從沒有過的視角解讀了中國歷史，併爲我們揭開了中國兩千年大敗局的謎團。

　　02

　　大歷史觀：

　　揭開中國兩千年大敗局的謎團

　　中國文明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我們的儒家道德和文官制度，曾經令西方折服。但從明朝開始，這一套制度就開始走向下坡路。當西方文明開始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時候，古老的中華文明，實行了兩千多年道德教化的文官制度，開始無可挽回地走向了大敗局。究竟我們做錯了什麼呢？

　　萬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在黃仁宇之前，從來沒有人重視過這一年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但只有黃仁宇看出這平平無奇的一年，正是明朝走向衰落的轉折點。

　　這一年，萬曆皇帝成爲了“真正的皇帝”。在此之前，他認爲阻礙他乾綱獨斷的人有兩個，一個是自己的老師張居正，一個是自己的生母李太后。五年前，張居正去世，這位讓萬曆皇帝從小到大都懼怕的老師，如同他心中一個巨大的陰影，無時無刻不戰戰兢兢。當張居正一死，萬曆皇帝開始了瘋狂的報復，將張居正的後人殺死，家產沒收，張家一些老弱婦孺因爲來不及搬離被封的府邸，困在裏面活活餓死。

　　等到了萬曆十四年，年邁的李太后已經無力再管束兒子，徹底地放飛了萬曆皇帝。所以到了萬曆十五年，當以爲自己終於成了“真正的皇帝”，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萬曆皇帝，卻遇到了更大的阻礙。

　　這個更大的阻礙，就是文官集團和儒家道德體系。萬曆皇帝想要改立太子，把繼承人改爲自己喜歡的小兒子。這本來是他的家事，但在文官集團們看來，皇帝的家事既是國事，以不合祖制，不符禮法爲由極力反對，萬曆皇帝經過與羣臣的幾次交鋒，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這個皇帝真不是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連想立誰爲太子都說了不算。

　　於是，萬曆皇帝開始了20年的罷工，從此身居後宮，20年不上朝，以此來對制度進行報復。

　　萬曆皇帝的困境，如果放在更大的歷史和空間裏來看，實際上是整個中華文明和制度的困境。依靠着儒家道德和文官制度建立起來的中華文明，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這種文明不僅對萬曆皇帝掣肘，也對當時社會另外一些人物起到了悲劇性的作用。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還講到了張居正、戚繼光、海瑞這幾個人物，這些人儘管地位、思想各不相同，但都與萬曆皇帝一樣，因爲深陷在傳統文明的困境之中，成爲了悲劇性人物。

　　比如說張居正，他的改革新政本來很有效果，讓明朝的國家收入大增，有了十年的糧食儲備。

　　但當他去世之後，新政就徹底瓦解，表面上看，他是觸動了利益集團，死後遭到清算。更深層的原因是，他突破了傳統的制度。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想要統治一個如此巨大的帝國，只能依靠傳統道德的約束和地方官員的個人素質，中央就算再集權，也沒有能力處理每個州縣的事情。

　　於是想要把新政在全國推行，張居正就必須培養自己的人，而這些人爲了向張居正邀功，會想方設法完成交待下來的硬性指標。比如一年要求收多少稅，幫助多少戶貧困戶，抓住多少盜匪，打掉多少黑惡勢力……可想而知，爲了完成這些任務，會有多少冤假錯案，瞞報謊報。

　　張居正的新政，對於只能適應小農社會的中國傳統文明和道德體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衝擊，本來皇帝就要靠地方官才能統治全國，而當地額稅收本來是要被地方官剋扣的，現在張居正要把全國可以交稅額土地都統計清楚。沒錯， 張居正得勢的時候，確實可以這樣做，讓朝廷的稅收翻倍，國庫充盈，可當你一死，強大的傳統立即會讓你和新政灰飛煙滅，社會又換新回到傳統制度上來。

　　這就是張居正之流改革家註定的悲劇結果。

　　同樣悲劇的還有戚繼光，這位軍事天才，抗倭名將，通過一系列改革讓明朝軍隊的戰鬥力大增。在此之前，70餘名倭寇就可以在南京周圍屠殺4000人，而南京地區的明朝守軍有十幾萬，可見當時軍隊的機動性和戰鬥力有多差。

　　戚繼光改革軍隊，要求士兵能夠精準完成每一個配合動作，然後再將這些士兵組成一個又一個的鴛鴦陣，這種陣法每組12人，拿着各式武器，其中還有一人拿着火銃，他們分工清晰，有人負責扛住第一波猛攻，有人負責用毛竹攻擊敵人下盤，有人負責一擊致命。倭寇遇到這樣的鴛鴦陣，大敗而歸。

　　但是，倭寇一般都是海盜，只有登陸之後戚繼光的鴛鴦陣才能起到作用，而其餘時間明朝的邊防都要嚴防死守倭寇入侵，花費巨大。當時有人就向戚繼光提出，爲何不打造一隻海軍，在海上將倭寇的船隊一舉殲滅，另外，火銃這樣的先進武器，安全可以量產，組成火銃隊，比鴛鴦陣額殺傷力大多了。

　　這些道理，戚繼光又何嘗不懂，但他更明白的是，中國自宋朝以來，重文輕武，對於軍人的提防之心始終沒有放鬆。如果他去向朝廷提出建造大型海軍，量產火銃的建議，必定會引來無數猜疑甚至殺身之禍，文官集團絕對不會允許一個軍人做大。

　　所以戚繼光爲了能夠生存，不得不去依附當時的首輔張居正，後來張居正一死，他也被牽連，一代名將就這樣鬱鬱而終。

　　還有海瑞，這位以道德、剛正聞名的官員，犯了一個大忌。儒家的道德只不過是統治工具而已，大家嘴上雖然仁義道德，背地裏卻結黨營私，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點事情。而只有海瑞把道德聖人那一套當了真，這註定了他的悲劇。

　　03

　　世間已無“黃仁宇”

　　在黃仁宇的大歷史觀下，中華文明兩千年的大敗局早已註定，不是某個皇帝，某個忠臣能夠逆轉的。

　　他指出：中國在幾千年前爲了對抗外族侵略，早在二千多年前已完成大一統。爲了方便治理這個大一統國家，不斷以意識形態用作統治國家的工具，整個政治架構由文官集團主導，而皇帝的權威亦不過是由道德上的基礎維繫。

　　他還提出了中國近代落後的主要原因：“傳統中國之所以落後，是因爲金字塔式的傳統社會和道德評價爲中心的文化結構，壓抑了需要超越道德和感情的數目字管理。”

　　所謂的“數目字管理”，黃仁宇曾經舉過一個生動的例子：明朝5000名皇帝的護衛的工資，並不是由國庫調撥，而是由官員指定5000個納稅人，把他們應交的稅直接送到這5000名護衛的家裏。這種以贏補虧而不由上級機關總攬收支的財政制度，缺乏統一的管理和組織，在當時的明朝處處皆是，由此產生的一大筆爛賬和貪污腐化，無法清除。這就是“數目字管理”的反面教材。

　　黃仁宇還提出了要實施“數目字管理”的前提環境：“統治大衆的方法不出三途：一、精神和道德的激勵，以宗教或黨義主持之；二、警察權逼迫就範，以軍力和法庭爲後盾；三、是在法制上依循各人私利觀，使公私利害凝合爲一，各人在爭取名利時，也無形中增強了國家社會的組織與結構。前兩者是古代社會的統治方式，不能在數目字上進行管理，而後者是現代社會的統治方式，是可以在數目字上進行管理的。”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現在說的依法治國，尊重人權，國家利益與私人利益不衝突，國家不與民爭利，人民有主人公的意識和責任。

　　2000年1月8日，黃仁宇在紐約病逝，他的《萬曆十五年》自從被引進到中國大陸之後，一直都是“譽滿天下，謗滿天下”。除了學術上的爭議能夠理解，還有一些是無法接受中華文明時代侷限性的人，感覺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打擊，連黃仁宇的書都沒看過，就開始一通歪批。

　　世間已無黃仁宇，但他的作品和“大歷史觀”還在，希望我們能夠從“大歷史觀”中認識到我們文化的侷限和不足，不要再爲腐朽的思想和制度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