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成都市文聯指導，《草堂》詩刊與成都商報社共同設立和打造，於今年1月正式啓航，長達3個月之久的徵集與評選工作於日前落幕。

　　4月13日，第二屆“草堂詩歌獎”頒獎典禮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隆重舉辦，四大獎項逐一揭曉。其中，王小妮斬獲年度詩人大獎，獎金5萬元。

　　王小妮摘得年度詩人獎

　　王小妮，生於長春，後居住深圳，曾做過電影文學編輯，擔任過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教授。出版有詩集《月光》《落在海里的雪》，隨筆集《上課記》，小說《1966年》等三十幾種。

　　王小妮

　　評委會認爲：王小妮一直以本真的寫作狀態，用良好的直覺與語感，用質樸、率真與灑脫的性情，爲我們不斷帶來審美的愉悅和如何存在的思考。她的詩從對具體生活經驗入手，常常能穿透事物的本質，再現生活的酸甜辣苦，表達人生的諸多況味。她敏銳的觀察能力，使詩歌的想象力豐富且顯示詩歌的陌生化，並在陌生化中獲得一種恍然大悟的共鳴。在她這裏，詩是最日常的部分，卻又日常中呈現新奇，觸及時代的病竈，在光明和幽暗之間，在集體和個人之間，在生活和寓言之間，在個人和個人之間達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

　　獲獎後，王小妮接受了紅星新聞的專訪，從敏銳旁觀的作家到傳道授業的老師，王小妮分享了她的創作心得以及真切的生活感悟。

　　紅星新聞：此次你獲得草堂詩歌獎年度詩人大獎，有怎樣的感受？談談你對“草堂”二字的理解。

　　王小妮：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來成都，分別去過草堂。據記載，當年的草堂在杜甫離開後就“不存”了，現在保留的是在舊址上重建的。

　　其實，即使它有過最妥善的保留，我們也可以預想，一座“茅屋”也不可能留存太久。我更願意想象那裏有一座非常簡樸的茅屋，而“草堂”這本雜誌是對“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理想的追念。將近1300多年過去，這句詩某種程度上還停留在“詩”的表述上，還有相當多的人得不到一片茅草屋檐的蔭庇。

　　紅星新聞：你的獲獎作品是《冬天預先私藏了更多珍寶（組詩）》，能否與我們談談這組作品創作的背景和感悟？

　　王小妮：這是兩組詩，有新整理的7首和過去的5首。

　　過去的詩，有上世紀80年代末到這個世紀初的。

　　比較新的詩是近幾年的，最晚是2018年初。它們雖然都屬於“致另一個世界”，但在這個大題目下寫詩有十幾年了，每一首都有不同的背景。

　　比如《致地鐵上抱着長棍的保安》的創作，是我曾經在地鐵上遇到一個保安，在最後一節車廂了，那個保安可能下班了，樣子很疲倦，一坐下就睡得很沉，而他手裏的那根棍子又黑又長，一直跟着車廂上下顛着。就是這樣一個場景，促成了這首詩的寫就。

　　而《致落在海里的雪》寫的是個虛構的場景。深圳的四季是沒雪的，但是，見過南海遭遇強颱風時候的黑浪滔天。我當時想，假如這時候有雪落下來會是哪般景象，我循着想象寫下了《致落在海里的雪》。

　　《致光榮了的詩人邵春光》則是致敬詩人邵春光的一首作品。邵春光，是一個民間詩人，一個幾乎被遺忘的自發的特立獨行的先行者，於2010年病逝。

　　紅星新聞：此前你已經獲國內外詩歌大獎無數，如何看待詩人與獎項之間關係？詩人應該怎麼面對這些獎項？

　　王小妮：它就是生活中的一件事。每天繞在我們身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很多，它是它們中間的一件，不必特別地強調和在意。

　　任何誇讚獎勵都是從外面來的，而詩只能源於自己，這兩件事之間沒有必然關聯。

　　紅星新聞：你的作品除詩歌外，涉及小說、散文、隨筆，哪一種題材是你最得心應手的？哪一種題材又是你覺得最有難度的？詩歌是否在這中間佔有的分量是最大的嗎？

　　王小妮：哪一種形式都有更契合它的內容，用什麼形式來寫更適合，是內容決定的，或者說是自然而然的選擇。每一種形式都有它特定的長處、侷限或者說特點，或者說難度。

　　紅星新聞：談談你最近在寫的東西、你的關注點、以及計劃出版的作品？

　　王小妮：在寫一段1967年的故事，一部長篇小說。很慢，也不着急寫。

　　有幾組短詩，還沒完成，慢慢改，也是不急。

　　也有給騰訊大家的專欄寫文章，比如不久前的三月底寫下的關於坐成昆鐵路綠皮車經過大涼山的記錄。目前，沒有什麼明確的出版計劃。

　　紅星新聞：在你眼中，一個優秀的詩人需要具備怎樣的品質？

　　王小妮：敏銳和篤定。不限定自己。不拘一格。

　　紅星新聞：一個詩人在創作中往往會遇到諸如靈感枯竭、無法突破自我等問題，你覺得最常遇到的難題是什麼？最難克服的是什麼？

　　王小妮：我是守株待兔式的，感覺不對的時候就不寫。沒有誰規定說我們必須要寫，好像到這世界上就是來寫作的，不是這樣的，生活裏有各種各樣的樂趣，不是非寫不可。

　　最初的感覺和最鮮活的發現很重要，它是原初的啓動，有它做保證，纔可能有後面不斷的展開。

　　紅星新聞：在書評網站中你的作品最受歡迎的是《上課記》你知道嗎？你覺得這是什麼原因？

　　王小妮：其實，兩本《上課記》不是我寫的接近日常生活的全部。

　　它受關注，是因爲記錄了我們身邊看來普通又瑣碎的人和事。這些從2006年到2012年間的記錄可能未來還會呈現出於今不同的意義，因爲它是貼近當初現實的原始記錄。

　　我一直用我的方式和角度關注現實，只是《上課記》成書了，除它之外，從2015年以來，寫給騰訊大家的幾十篇專欄，也是類似記錄風格的延續。

　　紅星新聞：未來你是否還會寫《上課記3》，寫上課的故事、體會？

　　王小妮：目前沒有打算，因爲我已經不上課了。目前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上課記3》。

　　紅星新聞：在海南大學任教這些年，你認爲與學生交流最重要的是什麼？如何看待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這個身份與寫作之間的聯繫？

　　王小妮：和學生交流最重要的是平等和傾聽，不是高高在上的說教。我對這個的理解是漸進的，從《上課記》的開始到《上課記2》，能看出我對老師這個角色的矯正和改變。

　　既然在那個崗位上，當然首先得做一個負責任的老師，而寫作，是在它之後的另外一件事，是我私人過後的回想和沉澱。

　　我在上課的學期不寫東西，除了每天記筆記，其他的幾乎什麼都沒寫。學期結束以後，纔開始寫作。

　　我最初上課是2005年，而《上課記》是從2006年開始的，2005年沒有寫，因爲當時完全沒有想過寫上課的經歷。如果拿《上課記》的開頭和《上課記2》的結尾來比較，讀者會發現它們很不一樣，像不同的兩個人寫的。除了跨度有七年之外，描述角度、文風、體例、關注點，都不同，這兩本書的寫作，是從完全無意識到逐漸有意識的變化的過程。

　　紅星新聞：你不太喜歡被關注，所以一直遠離熱鬧，不去融入任何派別和圈子，對各類詩歌活動也關注不多，更願在家養花種菜、讀書寫作，這樣的個性、生活方式給你寫作帶來怎樣的滋養，是否也會覺得應該多一些關注與深入社會中的機會才能獲得更多養分呢？

　　王小妮：個性不同吧，不喜歡人聲鼎沸的，說不好是什麼滋養。不過，這絲毫不妨礙我對社會現實的關注，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關注現實的切入點。

　　比如我的微博，它最開始是爲方便和同學們的課後交流的，後來，不教書了，也常常有更新，它能反映到我平時的關注。

　　我理解寫詩是一件非常個人的事情，但它所含納的紛雜和開闊，與我們存在的現實之間的聯繫，不是太少而是太重又太多。

　　紅星新聞記者 陳謀 攝影記者 陶軻

　　編輯 楊渝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