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揭祕】南京保衛戰後蔣介石「嚴辦」孫元良

「永遠跑得掉」的「飛將軍」孫元良

（秦漢他爹），在南京保衛戰中拋棄部隊逃跑，導致八十八師全師崩潰，戰後收容不足千人。而孫將軍在躲藏月餘後，於1938年2月過下關渡江抵達武漢。為了規避責任，孫元良同他的「御用記者」曹聚仁（曹景行他爹）合謀，編造出了《孫元良在南京棲霞山打遊擊經過》的假新聞材料。不料此舉激起了八十八師倖存官兵的憤怒，以八十八師二六四旅旅長廖齡奇（後調七十四軍五十八師任師長，為張靈甫

上級。第二次長沙會戰後，作為替罪羊被槍決，張靈甫因此扶正）為首的以全體官兵名義電請蔣介石槍斃孫元良，指出他在平時剋扣軍餉，私刻印章假造報銷，一貫過享樂腐化生活，在戰時貪生怕死，在南京抗戰中，沒有接到撤退命令，就擅自離開師部逃到公使館，祈求帝國主義保護，不顧全師官兵生命危險。蔣介石為保住孫元良，玩起了「假辦真放」的把戲，結果孫無罪釋放，而且還官升一級。

時任八十八師軍械處主任兼南京通訊處主任的葛天，在《我所知道的孫元良》一文中，詳細回憶了這一段歷史。近些年，隨著孫本人及其粉絲四處「闢謠」，孫的這段醜史變得面目模糊，而今對岸公佈了一系列與此有關的原始材料，有力的佐證了葛天的回憶，所謂「棲霞山打遊擊」的謊言，終於被實錘。

葛天的回憶如下：

預謀逃奔武漢存心不守南京
1937年11月，國民黨軍從上海大潰退，孫元良亦從上海到了南京。大約是11月20日左右，我們在八十八師駐京通訊處見面。我對他說：「最近委員長（指蔣介石）發給本師犒賞費五萬元，此款是否馬上發給各團？」他說：「目前本師人數不足，此款暫緩發給。」我跟著問他：「八十八師是否能夠繼續作戰?」他說：「部隊到了南京應有一個整訓機會，看樣子日本鬼子不會允許我們這樣做，這就很難保證部隊能繼續作戰，尤其是到今天，委員長還沒有派定指揮作戰的將領（當時國民黨將領對南京作戰喪失信心，不願擔任這個職務，後由唐生智
自告奮勇承擔這個職務）。依我看來，堅守南京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你馬上去找交通工具，把本師南京倉庫的所有被服裝具武器彈藥等運到武漢，你就在那裡設立留守處，辦理後方事宜。」我又問他：「現在委員長怎樣打算呢？」他說：「在上海戰事發生後，委員長以及其他中央要人都認為只要上海能打三個月，那英美必然參戰，但到目前為止，英美還沒有一點表示。現在中央雖決定遷都重慶繼續抗戰，但前途不能樂觀。」我當時想不通為什麼孫元良打上海那樣高興，打南京又這樣悲觀。

真的不能打嗎？依當時士氣，尤其是民氣，是可以打的。但一些國民黨將領沒有這種想法，孫元良就是其中之一。依理，他也知道自己部隊需要整頓，那應該盡一切力量來補救這個缺點，可是事實又不是這樣。孫元良到南京後，用全付精神到夫子廟（這裡是他熟悉的地方，他的小老婆楊某原本就是夫子廟唱戲的）聽戲嫖妓，很少在師部做打擊敵人的準備工作。我記得是在11月下旬，蔣介石臨時電話通知孫元良，要他陪同到雨花臺看國防工事。孫元良非常著急，因為他只知道雨花臺是八十八師防守區域，而沒有到雨花臺一帶看過防守工事。他找我去並對我說：「今天老頭子（指蔣介石）要我陪他到雨花臺視察工事，你在南京多年，情形比較熟悉，我們先到雨花臺去看一遍，然後到下午1時再到總理陵園接老頭子一起到雨花臺來。」我們立刻乘車到了雨花臺八十八師二六二旅旅部，孫元良命該旅參謀主任趙定星根據日前憲兵司令部移交地圖帶我們去看。結果，有的工事還沒有找到地點，有的個別工事因鎖打不開，而無法進去。孫元良一面要趙定星繼續依圖去找，另一面大罵趙定星等：「你們到這裡幾天，只知道去南京去玩，連工事地點都沒有弄清楚，你們這是亡國奴的動作」等等。他發怒以後，我們就到總理陵園蔣介石住所接蔣到雨花臺去看工事。這些事說明，不是南京不能打，而是當局對抗戰是開玩笑的態度，花了人民許多血汗錢，構築所謂國防工事，但一旦需要，反找不到地點，真是千古笑話。
再談我離開南京的情形。我接到孫元良的指示後，喜出望外。我不管南京命運怎樣，自己不久就可逃到武漢了。於是我就命軍械上士徐自立等到下關一帶搶劫小火輪和民船，並告訴他們，如遇到不聽從的船隻可開槍射擊。結果，不到三天，就拉到小火輪三隻，民船22隻。到東西上船完畢準備離開南京的時候，我又到師部去見孫元良（這時八十八師師部移到夫子廟附近的內政部內），我問他：「我馬上可以離開南京到武漢，你還有什麼事要交待？」他很久沒有回答我的話。我明白，孫元良心裡很難過，因為他在南京有價值50萬元的房產。尤其是在七七事變後，還叫我代他花了20萬元法幣在南京新街口建築五層樓房一座而沒有造成，不久都將落到日本鬼子手上了。不僅如此，當上海八一三戰事發生後，他認為上海戰事同過去一二八一樣，打了一個短時期就可以結束，不料日軍侵佔上海以後，又繼續向南京推進，他這一願望沒有實現，所以難受到無話可說。我瞭解這個情況後，就對他說：「關於南京房產問題，已託南京親戚就近照料，對目前時局依我看來，很快會有一個轉變的。」（我當時認為蔣介石政府既無法打敗日本，那到某種情況下會投降的。）他說，我們對時局估計錯誤了，我以為日本鬼子同過去一樣，目的在東北，所以七七事變後，仍要你在南京建築房屋。這一次，我想敵人對南京勢在必得。他話沒有說完就停下來。我接著說：「我到了武漢以後還有什麼指示？」他仍沒有說什麼。又問他這批武器如何處理（數年來，孫元良要我向軍政部補充一個多師的武器，偷藏在南京倉庫，沒有拿出使用），他亦沒有話說。過了片刻，他就把從南京曉莊新村楊傑家裡搶劫來的徐悲鴻畫的幾張駿馬圖，另外二個紙盒裝好的法幣五萬元交給我（即蔣介石所發的八十八師的犒賞費），要我帶到漢口轉交他的妻子吳懿輝。我就在這死氣沉沉的情況下離開師部到下關上船，並帶著悲喜交加的心情離開南京到了漢口。不久，在漢口看報知道南京又落在敵人手裡，孫元良所說的南京不能打的說法成為慘痛的現實。苟且偷生藏身公使館胡亂捏造遊擊棲霞山我從南京到漢口途中，始終不安。這並不是擔心抗戰前途，而是關心孫元良個人問題。因為我在南京同他多次接觸後，已看出他對抗戰的悲觀情緒，但我做夢亦沒有想到他會這樣懦弱無用，競恬不知恥的投靠外國公使館祈求帝國主義保護。我到了漢口不久，忽聞軍隊從南京大潰退的消息，想到孫元良的安全問題，競到寢食不安。我想，孫元良一旦發生問題，那我的前途亦將同時告終，以後再亦無法找到孫元良這樣相信我的長官。正在這時各方紛紛傳說孫元良生死不明的消息，我聽到以後，更加著急。約過了五天，我在漢口湖南會館八十八師收容處遇到剛由南京逃漢的八十八師補充旅旅長吳求劍，我非常高興，因為他是孫元良的親戚，關於南京情況和孫元良的下落一定很清楚。我急忙問他：「師長（指孫元良）的情況怎樣?」他帶著失望怨忿的口氣對我說：「在12月11日下午3時左右，防守南京光華門的桂永清部被日軍突破，敵人的先頭部隊已進到明故宮飛機場，這時我還同孫師長通電話一次，並問他如何應付，他告訴我見機行事，從那次通電話以後，就失了聯絡。我看到當時混亂情況，也就到了下關渡過長江，並多方打聽他的行蹤亦沒有結果。依當時情況看來，他無論如何可以渡過長江平安到達後方。現雖有人傳說他業已渡江時而死，但這一消息不一定可靠。」我聽了他這段毫無結果的話，競為孫元良流出悲傷的眼淚，根本沒有想到他事先預謀逃躲到外國公使館。1938年5月中旬，孫元良已到武昌珞珈山中央訓練團黨政班擔任副主任。這時候該班有一個祕書盧則文，他同孫元良在蘇州東吳大學同學，盧則文在抗戰初期曾在一個外國公使館工作，有這個關係，孫元良就事先同他接頭，一到南京緊急時候就偷偷摸摸隻身逃躲盧則文事先為他接好頭的某國駐華公使館。他去的時候連他的衛士亦不知，恐怕這個可恥消息被別人知道。到孫元良已由南京到武漢並在武漢坐牢問題告一段落，盧則文認為他不會再發生其他問題，就吞吞吐吐的把孫元良不可告人的事告知他的知己張柏亭（張是當時八十八師參謀長），以後別的人亦就知道了。孫元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他是想到了自己被蔣介石假槍斃的事。1926年農曆八月十五日，他任國民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的時候，奉令防守南昌，結果擅自撤退。當時第六軍軍長兼江右總指揮程潛又令他防守南昌附近的奉新縣，他又不遵命行事，因此，使整個戰役受到嚴重損失。這時程潛等向蔣介石要求槍斃孫元良，蔣介石在無可奈何中只好在表面上通令槍斃孫元良，在背後，又偷偷摸摸給孫3000元送他到日本士官學校。孫元良想到這裡害怕起來，於是他就決心暫時逃躲南京再說。很清楚，他這個決定不是怕日本鬼子，而是怕人民的正義呼聲，怕蔣介石逃避責任應付輿論，嫁禍到自己頭上。1938年他離開南京到了漢口被控入獄，我在獄中同他見面時，曾怪他為什麼不同別人一樣逃到後方呢？他回答我說：「當時想錯了，我以為委員長對南京失守一定要懲辦幾個人做做樣子給國人看的，不真正槍斃人亦要來一個應付輿論的措施。」這就很明顯的看出他真的是怕死的了。如同狐狸一樣狡猾的孫元良，這一次算錯了。他住在公使館知道了守南京的將領從唐生智起到各師長止，沒有一個人受到懲辦，於是他就離開公使館躲到雲南路336號（即鼓樓四條巷5號隔壁，這二座房子都是他的私宅），準備離開南京。他化裝成一個馬車夫，通過下關離開南京到了蘇北韓德勤部，然後轉到漢口（他離開南京時曾由原八十八師師部一個伙伕裝作馬車夫，孫裝作助手，到下關時該伙伕故意打孫一個耳光，使敵人沒看出是孫元良）。當時我在漢口，曾接到孫元良從蘇北來電，說他不久將到漢口，我真是喜出望外，但我絲毫沒有想到他在南京的可恥勾當。1938年3月初，我接到孫元良要到漢口的消息後，預先為他在漢口一個旅館開好房間，並日夜守候在旅館中。某日，孫元良由漢口顧祝同辦事處的一個職員陪他到太平洋旅館。我一見他高興得說不出話來。他問我：「委員長對唐生智以及其他守南京將領是不是沒有懲辦一個人？」我很愉快的告訴他說：「從唐生智到各師下級幹部止，都平安無事，不僅如此，宋希濂已升任七十一軍軍長。」他聽了以後，忽然由緊張神態變為平靜的樣子對我說：「目前八十八師情況怎樣？全體官兵對我的態度怎樣？」我沒有馬上回答。我想，如以實情相告，他一定要驚惶失措，因為當時全體官兵都知道他怕死而恨之入骨，尤其是二六四旅旅長廖齡奇曾多次對我表示，如孫元良逃到後方的話，一定要同他拚命。如果我欺騙他的話，那以後發生問題，我又怎樣辦？我考慮後告訴他說：「凡是和我接觸的人，或我瞭解的情況，八十八師官兵都關心你的安全，有的人競同我一樣，經常為你流淚。」他聽了這些話後，就叫我去買信紙一本交給他，同時，要我另開一間房間作為會客室，如有人找他可到會客室見面，不必帶到他住的房間，因為他有重要事情要寫。約過了兩小時，他又叫我去找中央通訊社特派記者曹聚仁同他見面。曹到後，他就把他所寫的重要文件一份，即《孫元良在南京棲霞山打遊擊經過》親手交曹，並對他說：「請你在文字上修改後，馬上送中央社發表。」我記得內容大意是：去年（指1937年）我師（指八十八師）奉令參加堅守南京的任務，到12月10日左右，因敵軍兵力優勢，火力強大，我軍遂於某日奉令突圍到某地集結，我除令所部想盡辦法渡過長江到指定地點集結外，我個人因情況不允許通過下關的挹江門，於是又折回城內，在城內收容本師散兵一部分通過和平門計劃到下關渡江，但這時下關已被敵人佔領。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就潛伏在曉莊新村，並先後收容士兵計3000名，然後克服種種困難，帶到棲霞山一帶稍加整編，就同南京附近的日本鬼子展開遊擊戰爭，計先後襲擊某地，擊傷擊斃敵人多少，每次均給敵人以嚴重打擊，等等。當時曹和我看了以後，一點沒有看出這個躲在南京公使館的孫元良又在自欺欺人。曹除把這個所謂在南京打遊擊的經過稍加修改，並說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在南京完成任務後，已於某日到達漢口，不久將向最高當局報告經過的，還當面讚揚他說：「孫師長，你真不愧為抗日英雄。」到第二天，我就很早買了《武漢日報》、《中華日報》查看，各報所登載的內容同孫所捏造的事實基本相符。可是孫元良並沒有表示愉快心情，好像心裡有一件事沒有解決，默默無言。當曹聚仁離開太平洋旅館後，孫元良又重新抄了一份在南京棲霞山打遊擊的經過，附在一個給蔣介石的報告裏，要我送武昌軍事委員會侍從室主任錢大鈞轉交蔣介石親閱。到第二天下午蔣介石召見了孫元良，地點在武昌湖北省政府內。這天孫元良的心情前後顯然不同，他在未見蔣介石以前，特別沉默，一言不發，一路垂頭喪氣，好像有一件不可告人的事被別人發現一樣。我當時以為他身體有病，就問他：「今天是不是有病？」他說：「沒有，我感到當軍人劃不來，一文亦不值。」到了見過蔣介石以後，則特別高興，好像小孩拾到自己遺失的心愛的玩具一樣，簡直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弄得我莫名其妙。到了太平洋旅館後，我沒有等他坐下來，就問他見委員長詳細情況怎樣？他笑著說：「我見了委員長，首先將自己沒有依照唐生智命令跟隊伍過長江的原因和自己在南京棲霞山打遊擊經過分別詳細向委員長報告，他聽了我的報告以後，對我慰勉有加，並要我在漢口稍稍休息幾天，就去擔任七十二軍軍長。」他又加重語氣地說石安（系葛天的號），我們從今以後，一定要好好的幹，纔不辜負委座的培植。」等等。我聽了這些話後，真是高興萬分，我們兩人互相哈哈大笑，雖然打算不同，但快樂一樣。他之所以這樣高興是因為逃躲南京，不僅沒有受到責難，反升了官。我呢？只要他陞官，那自己的升官發財亦不成問題了。

孫元良在南京的情況據我所知，蔣介石是瞭解的。1938年1月間，我確實知道孫元良沒有死的消息，是由侍從室傳出來的。後來侍從室一個盧書記（名字忘記，他是我的同鄉）亦告訴我這個情況，說孫元良確實沒有死，這個消息是第六科（侍從室一處六科）根據戴笠情報彙報委員長的。但他沒有詳細告訴我孫在南京的地點，我聽到這個消息，曾到重慶面告孫的老婆吳懿輝。
我們在旅館裡高興一陣後，他又開始寫給顧祝同、孫震、韓德勤、王敬玖等等的電報稿，這個電稿內容是：我已於3月某日由南京到了漢口，某日曾見委員長，委座對我慰勉有加，並囑我在漢候職等等。寫好後，要我分送他們漢口辦事處譯發。孫元良將電報發出後，以為萬事大吉，只等七十二軍軍長命令發表就是了。於是他就離開太平洋旅館到漢口法租界一個同鄉李嶽陽的家裡，託李代找女人。這就是孫元良「在南京棲霞山打遊擊」的真相，亦是蔣介石政府在抗戰初期所發生的百醜怪聞之一。坐牢原是把戲罪魁又獲脫身孫元良到了漢口以後，事情的發展並沒有如上面所說的那樣稱心如意。從報紙上發表孫元良到漢口的消息後，就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和憤怒。他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紛紛向蔣介石提出控訴。首先，有上海南京一帶逃難到武漢的人民控訴孫元良在上海搶劫棉紗書籍，在蘇州無錫等地搶劫商店的物資，以及強姦上海學生慰勞代表等等；第二，有八十八師二六四旅旅長廖齡奇為首的以全體官兵名義電請蔣介石槍斃孫元良，指出他在平時剋扣軍餉，私刻印章假造報銷，一貫過享樂腐化生活，在戰時貪生怕死，在南京抗戰中，沒有接到撤退命令，就擅自離開師部逃到公使館，祈求帝國主義保護，不顧全師官兵生命危險等等；第三，有宋子文、陳誠等，他們過去同孫有矛盾，亦利用這個機會控告孫元良在京滬一帶搶劫棉紗汽油機器等等罪行。蔣介石接到各方控訴後，並沒有真心要嚴辦孫元良，而是為了應付當時各方的責難，來一個假辦。我記得是3月中旬的一天，蔣介石召見了他，地點仍在湖北省政府內。據孫元良回來對我說：「今天委員長(指蔣介石)一見我就怒氣沖沖大罵我一頓，並責備我為什麼要躲在南京，為什麼不跟隊伍到後方？並說到了後方的話，那同別人一樣什麼事都不會發生。他罵了一陣後，又比較和氣的用手指桌上控訴我的材料說，你看，各方控告你的文件有一尺多高，你馬上回去根據這些主要問題找人研究研究，並依照要點設法申訴，考慮好以後，你自動到軍法總監部報到。」很明顯，這是蔣介石玩弄的把戲。孫元良說完後問我：「這件事怎樣辦呢？我是一點主張都沒有了。」我說：「等接到正式公文知道內容再說。」他又說：「對，等正式公文來再說，我再去快樂一下。」於是他又到黑貓舞廳去過他的荒淫無恥的生活，好像沒有事一樣。我呢？非常著急。我心裡明白，不說別的，單是廖齡奇為首的八十八師官兵對他的仇恨，就很難應付了。聯想起1937年上海八一三戰事前夕，廖齡奇（當時是八十八師五二七團團長）為了一筆貪污買馬費用分贓不均的問題，準備將五二七團開到江蘇無錫圍攻師部，置孫於死地，後雙方要我出來調解，結果，由我代給廖法幣5000元，並由我擔保在3個月內由孫保廖當旅長，這個糾紛纔算解決。今天乘孫無實際工作機會攻擊孫元良，處理這個問題的困難可想而知。我愁悶終日仍沒有得到結果，忽然接到蔣介石的一個指令，內容是歸納各方控訴的主要罪行，約有七條，事實就是上面所提的問題。並要孫接到這個指令後，即日到軍法總監部自行報到。我接到這個指令後，就到漢口法租界旅館裡找他，這時孫元良正在黑貓舞廳跳舞。我告訴他有要事相商，請他到旅館一談，他卻說：「讓我舞跳完再走」。我說：「事情嚴重非馬上離開不可。」他在不得已情況下，就同我一起到了旅館。孫元良看了蔣介石的指令後，做賊心虛，驚惶失措。停了一下，對我說：「你馬上叫茶房為我開一客飯來喫。」他又想了一下，再對我說：「你馬上去為我買一張到香港的飛機票，我決定離開漢口到香港再說。決不去坐牢。」我說：「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要多加考慮後再決定，依我的意見，還是去為妙。」他氣惱地說：「要去你去，我已決心要到香港去了。」一時無法決定，於是我就去找中央通訊社特派記者曹聚仁來商量，我們研究了這個指令後，將以下幾點告訴了孫元良。第一，如蔣介石認為你的問題嚴重，決定懲辦你的話，那他一定派人逮捕你，決不會讓你這樣自由，讓你自行到軍法總監部報到。今天他要你自行去投案，那一定是表面文章。第二，如依你的計劃馬上到了香港，那就說明你畏罪潛逃，這樣，沒有罪也變成有罪，事情就難辦了。同時，能否離開漢口，也多少是個問題。第三，你能遵令去的話，只要準備花幾個錢，就是有罪亦可變為無罪。孫元良有點動搖，但仍沒有明白表示。我準備好他到軍法總監部的行李後，就一推一拉的陪他到武昌軍法總監部。當即見到副總監王懋功，王就派人並要我一起陪他到湖北省監獄。到監時他身體發抖，面色蒼白，並怨我說：「我是決心不來，你一定要我來，現在坐牢的是我，而不是你。」我聽了他的話後，亦感到難受，感到事情難辦。雖然我心裡明白蔣介石的把戲，但蔣介石政府的科員實在不易應付，尤其是這些控訴人的氣憤，一時亦難平息，我帶著沉重的心情回到武昌八十八師留守處考慮這個問題。經過商量，我們決定首先買通經辦孫元良案件的軍法官和看管他的副官，以便隨時瞭解案情的發展，每天能同孫見面。我打聽到主辦孫案的軍法官和看守孫的副官名字住地後，就分別送了他們一份禮物。這份禮物表面上是餅乾香煙等，實際上換裝了國幣。他們收到這份禮物後，就樣樣事情如我所願。從那時起，那個副官就叫我每天以送飯給孫喫的名義同孫見面，並準自由商談一切。那個軍法官亦自動為我想了一些辦法。如八十八師官兵控告孫貪污等罪行，他就要我到各地醫院中買通幾個該師的傷官兵，等到手續辦好後告訴他，他就依我所告訴的醫院，要該醫院派人到武昌作證。我派人到湖南長沙一個軍醫院裡，買通了傷官傷兵各二人，到時該軍法官就電長沙該軍醫院派八十八師傷官兵各二名到武昌，他們出庭作證時，硬說孫元良從當師長以來，不僅沒有剋扣軍餉還多次給他們慰勞金多少等等鬼話，當時審判長何應欽問了他們幾次並說：「如以後查到孫師長有貪污證據時，你們亦要連坐。」他們均表示：「如查到孫師長剋扣軍餉，我們願意一起坐牢。」我還記得他們離開武昌時，我給他們每人國幣400元。這是其中一例。第二，用五萬元買通八十八師旅長廖齡奇。我用慰勞八十八師傷官兵的名義拿出五萬元，把這筆款用廖齡奇、葛天、宋尚魯（八十八師師部軍需主任）以及廖的軍需主任王彬（廖的親信）等四人名義存到漢口一個銀行裏，這是表面上的做法。我把錢存好後，就把我的圖章及存摺一併交廖並對他說，為了今後你們取款方便，需要這樣做，實際上就是給廖五萬元。此外，我根據廖的要求，又到湖北花園車站附近八十八師駐地重發該師官兵三個月薪餉（即1937年10月、11月、12月，那時實際人數不到3000人)。這樣，八十八師全體官兵控告孫元良的問題暫告一個段落。第三，除依照軍法官所提出的所謂各種證人一一辦妥外，我又要求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姚琮代向陳誠等說話，要求湯恩伯分別電請蔣介石、何應欽對孫元良案免予處分。經過上面這些花樣後，孫元良坐了29天的監獄，就宣佈無罪釋放。不僅如此，蔣介石在釋放他的第二天就派他任武昌珞珈山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副主任。一個月後，蔣介石又改派孫為第二十軍團副軍團長，這場滑稽戲因此而告結束。我記得這一次共花去20萬元左右，其中10萬元系孫元良的本家孫震交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