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恰逢淮海戰役勝利70週年。解放戰爭期間，淮海戰役規模最大，戰況最激烈，背景和決策也最複雜。

　　由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寫的《淮海戰役——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戰場記憶》一書，提供了豐富而詳細的史料，特別是以“敵方”視角對戰役的審視，增添了歷史探逸的樂趣。

　　其中，原國民黨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中將記述的《淮海戰役始末》一文中，“徐蚌會戰”計劃的來龍去脈浮出水面。

　　1948年10月22日，遼瀋戰役已經進入掃尾階段。

　　東北通往關內的門戶錦州已經被東北野戰軍封閉，圍困了半年之久的長春也已解放，國民黨東北“剿總”司令部所在地瀋陽成了一座孤城，而最後的王牌第九兵團約10萬人已經陷入東野的包圍圈。

　　就在這一天，南京國防部部長何應欽、參謀總長顧祝同召集作戰廳等部門開會，商討中原作戰計劃。此時蔣介石仍在北平督戰“遼瀋會戰”（國民黨方面對戰役的稱呼），並沒有參加此次會議。

　　國防部認爲東北大勢已去，又鑑於一個月前，華東野戰軍攻克濟南，繼續進攻徐州“剿總”轄區的可能性很大，應將兵力集中於徐州外圍，同時放棄隴海鐵路沿線的城市。

　　10月23日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飛赴北平向蔣介石做了彙報。

　　10月29日國防部在蔣介石缺席的情況下再次召開作戰會議，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張，產生了兩種方案。

　　第一種是“除以一至兩個軍堅守徐州外，所有隴海路上的城市完全放棄，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間津浦鐵路兩側，作攻勢防禦”；

　　第二種是“退到淮河南岸憑河川防禦”。

　　國防部傾向於第一種意見。

　　10月30日蔣介石從北平飛回南京後，擬定了一個“徐蚌會戰計劃”，內容與上述第二種方案類似，“集中兵力於蚌埠附近”，蚌埠位於淮河中游南岸。

　　11月3日蔣介石派國防部作戰廳副廳長許朗軒將“徐蚌會戰計劃”帶到葫蘆島徵求杜聿明的意見。

　　正在葫蘆島組織東北殘留國民黨軍海運南撤的杜聿明基本贊同這個會戰計劃，並對國防部倡導的“將兵力集中於津浦路兩側”的方案嗤之以鼻。

　　11月5日上午原本要去徐州做會戰部署的蔣介石臨時委託顧祝同代勞，而顧總長傳達的命令仍按第一種意見，並於6日正式下發。

　　國民黨最高軍事決策層的內部意見相左，蔣介石的態度並不堅決，“徐蚌會戰”的結局早早便註定了。

　　更耐人尋味的是，上述兩個並不統一的作戰方案，在實際中都沒能實施。

　　1948年11月6日，也就是顧祝同下發“徐蚌會戰”計劃的當天，華東野戰軍向國民黨第七兵團（黃百韜任兵團司令）發動了突然襲擊。

　　對此，徐州“剿總”總司令劉峙驚慌失措，急令原負責接應、掩護第七兵團西撤的第十三兵團向徐州收縮，坐視黃百韜被華野阻擊、合圍在碾莊。

　　中原地區的國名黨第二兵團、第十六兵團也向徐州靠攏，至此，國民黨在徐蚌間的會戰部署還未實施便徹底擱淺了，而且陷入了“被合圍、救援、再被合圍”的應激連環套。

　　先是黃百韜兵團被圍後，邱清泉兵團（國民黨第二兵團）、李彌兵團（國民黨第十三兵團）解救無果；

　　後來是黃維兵團（國民黨第十二兵團）被圍，杜聿明集團（邱、李兩兵團，以及孫元良的國民黨第十六兵團）在解救途中被圍。

　　此後，蔣介石再也無力抽調新的援軍，至1949年1月10日，國民黨中原地區的重兵集團灰飛煙滅。

　　作者簡介：趙剛（Andrew）

　　國際教育知名觀察員，北京城市廣播特聘教育專家，英國格拉斯哥大學MBA，獲評網易號“2018態度風雲榜年度耕耘作者”、騰訊教育“2017年度最具價值自媒體”、搜狐“2016年度留學類自媒體人”，撰寫出版《留學的邏輯》《到英國去》等書。